文章一 论秦始皇废分封立郡县王夫之著华季思注译  

【作者简介】王夫之（公元1619—1692年），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曾参加抗清斗争，失败后，在汀西石船山从事著述，学者称他为船山先生。他是我国明未清初的一位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在史学、文学方面也有贡献。后人把他的著作编为《船山遗书》这篇文章选自他的史学论著《读通鉴论》，题目是注译者加的。


两端争胜而徒为无益之论者，辨封建者是也。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

天之使人必有君也，莫之为而为之。故其始也，各推其德之长人、功之及人者而奉之，因而尤有所推以为天子。人非不欲自贵，而必有奉以为尊，人之公也。安于其位者习于其道，因而有世及之理。虽愚且暴，犹贤于草野之罔据者，如是者数千年而安之矣。强弱相噬而尽失其故，至于战国，仅存者无几，岂能役九州而听命于此数诸侯王哉？于是分国而为郡县，择人以尹之。郡县之法，已在秦先，秦之所灭者六国耳，非尽来源三代之所封也。则分之为郡，分之为县，俾才可长民者，皆居民上，以尽其才而治民之纪，亦何为而非天下之公乎？

古者，诸侯世国，而后大夫绿之以世官，势所必滥也。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而天之生才也无择，则士有顽而农有秀，秀不能终屈于顽而相乘以兴，又势所必激也。封建毁而选举行，守令席诸侯之权，刺史、牧、督司方伯之任，虽有元德显功，而无所庇其不令之子孙。势相激而理随以易。意者其天乎！阴阳不能偏用，而仁义相资以为亨利，虽圣人其能违哉？

选举之不慎而守令残民，世德之不终而诸侯乱纪，两俱有害，而民于守令之贪残，有所藉于黜陟以苏其困。故秦汉以降，天子孤立无辅，祚不永于商周；而若东迁以后，交兵毒民，异政殊俗，横敛繁刑，艾削其民，迄之数百年而不息者亦革焉，则后世生民之祸亦轻矣。郡县者，非天子之利也，因祚所以不长也；而为天下计，则害不如封建之滋也多矣。呜呼！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存乎神者之不测，有如是夫！

世其位者习其道，法所便也；习其道者任其事，理所宜也。法备于三王，道著于孔子，人得而习之。贤而秀者皆可以奖之以君子之位而长民。圣人之心，于今为烈。选举不慎，而贼民之吏代作，天地不能任咎，而况圣人？未可为郡县咎也。若夫国祚之不长，为一姓言，非公义也。秦之所以获罪于万世者，私已而已矣。斥秦之私，而欲私其子孙以长存，又岂天下之大公哉？

译文

主张分封制和反对分封制这两派的辩论中，凡是为分封制辩护的，都是在说废话。郡县制建立了将近两千年，不能改变，古往今来上上下下的人都安于这种制度，这是势所必然，若不是由于理，哪能够如此呢？

人类中必然会有君主产生，这并没有什么人做过有意的安排。最初，人们把德行高过常人的、为人们立下功劳的人推选为自己的领袖，然后又进一步推选出天子来。人们并不是不愿意自己显贵，然而一定要推出一个领袖，这是出于人们的公意。处在统治地位的人，熟悉治国之道，因而有世袭制的主张。那些世袭的统治者，虽然有的愚蠢、暴虐，但是还是比毫无统治经验的老百姓高明。人们几千年来就安于这种制度了。后来强国知并了弱国，完全改变了原来的局面。到了战国时期只剩几个国家了，怎么能使整个天下的人都服从这么少数几个诸侯国王呢？于是国划分为郡县，选择人去治理。郡县的设立，秦代以前就已经有了。秦灭掉的不过是仅存的六国，并不是把三代的旧封国都灭了。它把天下划分成郡，划分成县，使有才能可以管理百姓的人，都登上了统治的地位，以便发挥其才能而掌握管理百姓的法纪，这能说不是“天下之公”吗？

古时候，诸侯世袭为王，后来大夫也照着这个制度世袭为官。这样一来，势必泛滥不止。官的儿子永远当官，农民的儿子永远当农民，可是天产生有才能的人并不是根据这种情况来决定的，于是做官的人中有愚顽无能的，而农民中有才能优秀的。才能优秀的人不能永远屈居在愚顽无能的人的下面，就会乘机而起，势必又会发生冲突。分封制被破坏而实行选举，郡守、县令占据了诸侯的权位，刺史、牧、督掌握了方伯的职责，他们虽然有极高尚的德行和显著的功劳，也不能把官爵下传给他们的品德不好的子孙。由冲突而产生变化，世袭制的原则也就随之改变了。想来这就是所谓的天意吧！阴阳两方面都不能单独起作用，而仁义必须相互配合才行得通，即使圣人又怎能违反这种“理”呢？

选拔官吏不慎重，因而造成郡守、县令残害人民的事情；世袭者的德行不能保持永久，因而出现诸侯破坏法纪的现象。这两种情况同样有害，但是人民对于郡守、县令的贪婪残暴，还能够借着他们的降免或升迁而从困境中缓一口气。因此，秦、汉以后，天子孤立而没有分封的诸侯作为辅佐，国家的寿命也就没有商、周长久。但是若象周王朝东迁以后，那时候诸侯交战，残害人民，各国政令不一，风俗不同，横征暴敛，刑法繁重，摧残人民达数百年而不止，这种善也随着郡县制的确立而革除了，因而后来人民所受的灾祸也就减轻了。郡县制，对天子并不利，所以国家的寿命是不长久的。但是为全天下着想，那么它的危害远不如分封制的严重了。唉！秦出于永远统治天下的私心而废除诸侯，设立郡守，可是天却借助于他的私而实现了“大公”，事情的难以预测竟到了如此地步！

世代相传占统治地位的人熟悉治国之道，是有他的便利之处的。熟悉治国之道的人去管理政事，也是合乎事理的。但是，国家的法纪在三王时代已经全备了，伦理纲常已经由孔子加以阐述了，这是人人都可以学到的。凡是贤明优秀的人，都可以得到表彰而选拔去统治人民。古代圣人的理想。如今得以完满地实现了。选拔推举不慎重，以致害民的官吏不断出现，天地也不能为此承担罪责，又何况圣人呢！这是不能归罪于郡县制的。至于说实行郡县制后国家寿命不长，这是为一朝一姓说话，而不是从公意出发的。秦始皇之所以受到万世的谴责，不过是因为他有私心。斥责秦始皇的私心，而同时又想让他的子孙永远保持皇位，又怎能说是出于“天下之大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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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楼   文章二 秦政记 章炳麟著文予注译

【作者简介】章炳麟（公元1869—1936年）字枚叔，号太炎，浙江余杭人，资产阶级革命家和学者。曾创办宣传反清革命的《苏报》，发起组织光复会，并一度主持《民报》。他在不少论文中肯定了法家，肯定了秦始皇。


人主独贵者，其政平；不独贵，则阶级起。唐、宋虽理，法度不如汉、明。平也，亦有机偶，非较然一概者。明制贵其宗室，孽子诸王虽不与政柄，而公卿为伏谒；耳孙疏属皆气禀于县官。非直异汉，唐、宋犹无是也。汉世游侠兼并，养威于下，而上不限名田，以成其厚，武帝以降，国之辅拂不任二府，而外戚窃其柄，非直异明，唐、宋亦绝矣。

要以著之图法者，庆赏不遗匹夫，诛罚不避肺府，斯为直耳。

古先民平其政者，莫遂于秦。秦始负乙以断天下，而子弟为庶人；所任将相，李斯、蒙恬皆功臣良吏也。后宫之属，椒房之嬖，未有一人得自遂者。富人如巴寡妇，筑台怀清；然亦诛灭名族，不使并兼。

嗟乎！韩非道“八奸”，“同床”、“在旁”、“父兄”脱然也。秦皇以贱其公子侧室外，高于世主。夫其卓绝在上不与士民等夷者，独天子一人耳。天子以秉政劳民贵；帝族无功，何以得有位号？授之以政而不达，与之以爵而不衡诚宜下替与布衣黔首等。夫贵擅于一人，故百姓病之者寡，其余荡荡，平于浣准矣。藉令秦皇长世，易代以后，扶苏嗣之，虽四三皇、六五帝，曾不足比隆也，何有后世繁文饰礼之政乎！

且本所以贵者在守府，守府故亦持法。未俗以秦皇方汉孝武；至于孝文，云有高山大湫之异。自法家论之，秦皇为有守。非独刑罚依科也，用人亦然。韩非有之曰:“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夫有功者必赏，则爵禄厚而愈劝；迁官袭级，则官职大而愈治。”（《显学篇》）汉武之世，女富溢尤，宠霍光以辅幼主。平生命将，尽其劈幸卫、霍、贰师之伦；宿将爪牙，若李广、程不识者，非摧抑，乃废不用。秦皇则一任李斯、王简、蒙恬而已矣。岂无便辟之使、燕呢之谒邪？抱一司契，自胜而不为也。孝武壹怒，则大臣莫保其性；其自太守以下，虽直指得擅杀之。文帝为贤矣，淮南之狱，案诛长吏不发封者数人，迁怒无罪，以饰已名。世以秦皇为严，而不妄诛一吏也。由是言之，秦皇之与孝武，则犹高山之与大湫也；其视孝文，秦皇犹贤也。

尝试计之，人主独贵者，政亦独制。虽独制，必以持法为齐。释法而任神明，人主虽圣，未无不知也。惑于左右，随于文辩，已之措置方制于人，何以为独制？自汉、唐以下者，能既其名，顾不能既其实，则何也？建国之主，非起于帅茅，必拔于晋绅也。拔于晋绅者，贵族姓而好等制；起于帅茅者，其法无等，然身好踢跌，而不能守绳墨。独秦制本商鞅，其君亦世守法。韩非道昭王有病，百姓里买牛而家为王祷。王曰:“非今而擅祷，是爱寡人也。夫爱寡人，寡人亦且改法而心与之相循者，是法不立。法不立，乱亡之道也。不如人罚二甲，而与为治。”秦大饥，应侯请发五苑以活民。昭襄王曰:“秦法，使民有功而受赏。今发五苑之蔬草者，使民有功与无功俱赏也。夫发五苑而乱，不如弃枣蔬而治。”要其用意，使君民不相爱，块然循于法律之中。秦皇固世受其术，其守法则非帅茅、晋绅所能拟已。

秦政如是，然而卒亡其国者，非法之罪也。六国公族散处闾巷之间，秦以守法，不假以虚惠结人，公族之欲复其宗庙，情也。且六国失道不逮王纣，战胜而有其地，非其民倒戈也审。武王既殁，成王幼弱，犹有商、奄之变。周继世而得胡亥者，国亦亡；秦继世而得成王者，六国亦何以仆之乎？如贾生之过秦，则可谓短识矣。

秦皇微点，独在起阿房及以童男女三千人资徐福；诸巫食言，乃坑术土，以说百姓。其佗无过。

译文

帝王能做到独掌大权，就能出现公平的政治局面；不能做到独掌大权，内部等级纠纷就会产生。唐、宋两朝虽然治理得还好，法令制度却不如汉朝和明朝。说到公平，也总会有参差不齐，并非象用升斗量过的那样一律。明朝的制度特别尊重皇帝的宗族，那些封王的皇帝子孙虽然没有执掌政权，但公卿大臣还得去拜见他们，讨好他们；而皇帝的子子孙孙和远房的亲族，都由国家供养。这不但跟汉朝不同，也是唐，宋两朝所没有的。汉朝盛行交游任侠，互相吞并，在底下形成一种势力，而官府对他们占有的田亩又不加限制，这就是助长了他们势力的扩张。汉武帝以后，国家大事不是交丞相、御史大夫这些大臣办理，而实权却被外戚篡夺，这不但跟明朝不同，也是唐、宋两朝所没有的。
总之，法律要明文规定:该奖赏的即使是平民也要奖赏；该惩罚的，即使是皇帝的亲信也要惩罚，这才叫做公正。

上古的国君，能够做到政治公平的不能不推秦朝。秦始皇据有王位，统治天下，但他的子弟却都没有官职；而他任用的大奖和宰相，如李斯、蒙恬，都是有功勋、有才能的人。皇后妃嫔一类人，没有一个能够弄权以达到个人目的的。巴郡有个寡妇名叫清，靠经营祖业成了富人，秦始皇就为她修建怀清台，以示表彰。但对那些豪门大族，却加以镇压，不让他们吞并扩张。

本来嘛，韩非所说的“八种奸术”，包括了“同床”、“在旁”和“父兄”这三种。然而议论国政的人们，只是议论“同床”、“在旁”的弊害，却对“父兄”避而不谈。秦始皇压抑他的伯叔兄弟，不让他们争权，这一点就比其他帝王都高明。高高在上不跟官民相等的，只有皇帝一个人。皇帝因掌管国政、役使人民，所以才尊贵。皇帝的亲族没功劳，凭什么获得官位爵号呢？委任他们料理政事又完成不了使命，封给他们爵位，又不相称，确实应该把他们降得和老百姓一样。正因为把尊贵集中于一个人，所以百姓抱怨的就少，其余大体平等，就象用水平仪校正过一样。要是秦始皇活得久些，死后由扶苏继承王位，即使那些能够跟三皇五帝并列而成为四皇六帝的，也不能跟秦朝的隆盛相比，哪里还提得上以后那些讲究繁杂虚伪的典章礼仪的政治呢！

立国的根本最应该重视的在于守住先业，要守先业就要坚持法制。后世的人拿秦始皇比汉武帝。提到汉文帝，说是汉文帝好比高山，秦始皇好比深谷，高下差远了。从法家的立场看来，秦始皇是能够坚守先王法制的。不仅刑罚依据法律条文，用人也是这样。韩非曾经说过:“一个贤明君主的官吏，宰相一定是从地方官选拔出来的，猛将一定是从下层官兵提升上来的。凡有功劳的必定给予将赏，那末俸禄越优厚越能勉励自己；升官提级，那末官职越高就越能尽力办事。”（《显学篇》）汉武帝那时代，后妃的亲属富贵无比，因为宠爱霍光，就嘱托他辅助幼年的皇帝。平时委任将帅，尽是他所宠受的卫青、霍去病、李广利之流。有过战功的老将，象李广、程不识这些人，不是受排挤，就是被罢免不用。秦始皇则始终重用李斯、王简、蒙恬这班人。难道当时没有逢迎拍马的人物，没有亲信们的说情吗？秦始皇坚持按法律条文办事，克制自己不去做那类违法的事。汉武帝一理发怒，大臣们连自己生命都难保。太守以下的官员，汉武帝派出去巡视的“乡衣直指”就可以随意把他们杀掉。汉文帝算是好的了，淮南王一案，就杀掉了好几个不敢擅自打开囚车的县令，把恼怒发泄到无罪的人身上，以掩盖自己“杀弟之名”。人们都说秦始皇严酷，他却不会胡乱杀过一个官吏。由此说来，秦始皇和汉武帝相比，才真象是拿高山比深谷；比起孝文帝来，秦始皇还要胜过他哩！

试设想一下，帝王要是独掌大权，政治上也一定要实行专制独裁，虽然如此，也必定要依据法律来治理。不依靠法律而凭自己的聪明才智，帝王即使高明，也未必什么都知道。被周围的人所迷惑，听信那些花言巧语，自己的行动尚且受他人摆布，哪里还谈得上专制独裁？自汉朝、唐朝以后，只不过有专制独裁之名，而没有专制独裁之实，原因在哪里呢？建国创业的君主，不是出身于平民，就是出身于官僚。出身于官僚的重视名族大姓，而喜欢等级制度。出身于平民的，立法不讲等级，但是喜欢任意行事，不守规矩。只有秦国的法制开创于商鞅，秦国的国君也世代严守法制。韩非说过，秦昭王有一次生病，老百姓每个闾里都合伙买牛献祭，家家为秦昭王祈祷。秦昭王知道以后说:“没有命令而自发地为我祈祷，这是爱我啊。因为他们爱我，我说不定也要改变法令，体贴他们而互相迁就，这样法令就没法执行了。法令不能执行，就会导致混乱亡国。不如罚他们每人出两副盔甲，使大家都遵循法令，求得社会的安定。”有一年，秦国发生大饥荒，应侯范睢建议拿出五苑出产的东西来救济百姓，秦昭王回答说:“秦国的法律规定，老百姓有功劳的才能得到赏赐。如今要是拿出五苑的蔬菜瓜果给他们，就会使老百姓有功劳的和没功劳的都得了赏赐。与其给他们五苑出产的东西而导致混乱，不如扔掉那些蔬菜果实，而使社会得到安定。“归结他的用意，是要使国君和百姓不要相爱，而都刻板地依照法律行事。秦始皇就是继承了这种历代相传下来的做法，他坚守法制的态度，决不是那些出身平民或官僚的帝王所能比拟的。

秦国的政治是这样，然而终于亡国，这并不是法制的罪过。六国残存的贵族，散居各个角落，秦国因为坚守法制，不利用假恩假惠收服他们，这些贵族就企图复辟，这是他们的本性。况且六国的暴眶程度不及纣王，秦国是靠打胜伏才占有他们地方，并非他们的人民掉转枪头归服秦国，这是很清楚的事实。周武王死后，周成王年幼，那时尚且有商、奄的叛乱。周朝继承王位的如果是胡亥，也一定要亡国；秦朝继承王位的如果是周成王，六国又怎能够把秦朝推翻呢？贾谊责怪秦始皇，实在可以说是见识短浅。

秦始皇的微小缺点，仅仅在于兴建阿房宫，以及给徐福三千童男童女让他去寻佩求药；那一帮方士儒生欺骗了秦始皇，这才把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给活埋了，以快人心。其他都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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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楼   文章三 秦献记 章炳麟 著胡念贻注译

秦博士七十人，掌通古今。（《百官公卿表》）识于《太史公书》者，叔孙通、伏生最著。仆射周青臣用面谀显，淳于越相与底物，衅成，而秦燔书。其他，《说苑》有鲍白令之斥始皇行桀纣之道，乃欲为禅让，比于五帝，（《至公篇》）其骨梗次淳于。

《汉艺文志》:儒家有《羊子》四篇，凡书百章；名家四篇则《黄公》。黄公名疵，复作秦歌诗。二子皆秦博士也。京房称:“赵高用事，有正先用非刺高死。”（孟康曰:“姓正名先，秦博士也。）最，在古传纪略得八人，于七十员者，九一耳。青臣朴速不足齿，其七人或直言无挠辞，不即能制作，造为琦辞，遗令闻于来叶。其穷而在蒿艾与外吏无朝籍，烂然有文采论转者，三川有成公生，与黄公同时，当李斯子由为三川守，而成公生游谈不仕，著书五篇，在名家；从横家有《零陵令信》一篇，难丞相李斯。（皆见《艺文志》）秦虽钳语烧《诗》《书》，然自内外荐绅之士与褐衣游公卿者，皆抵禁无所惧，是岂无说哉？

或曰:“秦焚《诗》、《书》、百家语在人间者，独博士如故，将私其方术于已，以愚黔首。故叔孙通以文学征，待诏博士；而陈胜之起，诸生三十余人得引《公羊》“人臣无将”以对。（郑樵、马端临说，实本《论衡》。《论衡?正说篇》曰:“令史官尽烧‘五经’，有敢藏《诗》、《书》、百家语者刑，惟博士乃得有之。”近人多从其说。）或曰:秦火及“六籍”，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俱在，可观。（见《论衡?书解篇》）孟子徒党虽尽，其篇籍得不泯绝。（《孟子题辞》）

夫李斯以淳于越之议，夸主异取，故请杂烧以绝其原。越固博士也。商君以《诗》、《书》、礼、乐为“六虱”，（《靳令篇》）尽划灭之，而以法家相秦者宗其术。然则秦不以“六艺”为良书，虽良书亦不欲私之于博士。（其云:“非博士官所职，天下也有藏《诗》、《书》、百家语者”，倒言之，即是“天下也有藏《诗》、《书》、百家语，非博士官所职者”。自仲任误解，乃谓博士独有其书。郑、马之徒沿袭斯论，遂为今日争端。）即前议非矣。

斯以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为祸始。故夫滑稽便辞而不可轨法者，则六国诸子是也。不燔“六艺”，不足以尊新王。诸子之术，分流至于九家，游说乞货，人善其私，其相攻甚于“六艺”。今即弗焚，则恣其曼衍乎？诸子与百家语，名产一也。不焚诸子，其所议者云何？诸子所以完具者，其书多空言，不载行事，又其时语易晓，而口耳相传者众。自三十四年焚书，讫于张楚之兴，首尾五年，记诵未衰。故箸帛为具。验之他书，诸侯史记与《礼》、《乐》诸经，多载行事法式，不便谙诵，而《尚书》尤难读，故往往残破；《诗》有音均，则不灭，亦其征也。此则后议复非矣。

余以为工程师地法令者，自《秦纪》、《史篇》（秦八体有大篆，不焚《史篇》）、医药、卜筮、种树而外，秘书私窃无所不烧，方策述作无所不禁。然而文学辩慧单于人心，上下所周好，虽著令，弗能夺也。

烧书者，本秦旧制，不始李斯，自斯始旁及因国耳。韩非:商鞅“《诗》、《书》，明法令。塞私门之请，以遂公家之劳；禁游官之民，以显耕战之士。”（《和氏篇》）其验也。商君既诛，契令犹在，遗法余教未替。然张仪、范睢、蔡泽之伦，结轶义关，游谈不绝，亦数称“六艺”成事。及不韦著书，以县国门。秦之法令弗能绝也。后李斯者，汉初挟书之令未多，然娄敬以戍卒晚路，上谒高帝，亦引《大誓》为征。汉之法令弗能绝也。

夫帝祖则溺儒冠，秦之诸非能如李斯知“六艺”之归也。然其律令在官，空为文具，终不钩考，以致其诚。今始皇不起白屋，而斯受学孙卿，好文过于余主，此则令之之谏、零陵之难、成公之说，一切无所穷治，自其分也。又况标标羊、黄之徒乎？以斯委于用法，顾使秦之黎献因是得优游论著，亦其赞之矣。

若其咸阳之坑死者四百六十人，是特以卢生故，恶其诽谤，令诸生传相告引。亦由汉世党锢之狱，兴于一时，非其法令必以文学为戮。数公者，诚不以抵禁幸脱云。
译文

秦代有博士七十人，是掌握古今历史和文献典籍的，其中以《史记》上记载的叔孙通、伏生为最有名。博士仆射周青臣，凭着当而奉承秦始皇而得到重用。淳于越就和他发生的冲突。争端一开，引起秦始皇杰书。此外，《说苑》里记载鲍白令之指责秦始皇干的是桀纣的一套，却要象五帝那样让位于贤者。他的倔强可和淳于越相比。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儒家有《羊子》四篇，共一百章；名家有四篇，那就是《黄公》。黄公名疵，还作过秦歌诗。这两个人都是秦代的博士。西汉的京房说:“赵高掌权的时候，有一个叫正先的因为指责赵高而被处死。”（孟康注:“姓正名先，是秦代的博士。”）总计，在古代传纪中约略考出八人，对于七十个博士来说，不过九分之一而已。周青臣是小材，不值一提。其余七个人，不是能够直言不屈，就是能够写作华丽文章，名声流传后世。至于没有做官和在地方上做官的人里面，朝廷的名册上没有名字，却有文彩灿然的论著的:三咱郡有成公生，他和黄疵是同时代的人，在李斯的儿子李由任郡守的时候，他四处游说不作官，著有《成公生》五篇，列在名家学派；纵横家有《零陵令信》一篇，是非难丞相李斯的。秦王朝虽然控制 论，烧了《诗》、《书》，然而从朝廷内外的官吏到出入公卿这门的布衣平民，都对犯禁无所畏惧，这其中难道是没有道理的吗？

有人说:秦王朝焚毁私藏在民间的《诗》、《书》和百家语，只有博士可以照旧收藏。这是为了要把统治人民的方法掌握在自己手里，以便愚弄老百姓。因此，叔孙通才能够凭仗着博学能文被征召，在博士的行列中听候诏令。陈胜起义时，诸生三十余人能引证《公羊》传里的话，说“臣下不得有叛逆的意图”来回答秦二世的询问。（郑樵、马端临有这种说法，其实是从《论衡?正说篇》来的，其中说:“从事聆听史官把”五经“全部烧掉，有敢私藏《诗》、《书》和百家语的，要治罪，只有博士们可以收藏。”近人都相信这一说法。）又有人说:秦代只烧“六经”，不烧诸子著作。诸子的著作，文章都在，能够看到，（汉代赵岐说）孟子的党徒虽然完了，他们的著作却并未消灭干净。

李斯因为淳于越的议论是用错误的政治主张蛊惑君主，所以建议把他们的那些书一起烧掉，以杜绝那种思想来源。淳于越本来就是个博士。商鞅把《诗》、《书》、礼、乐等看成是“六虱”，要把它们统通铲除。那些用法家来辅佐秦国的人都遵循商鞅的办法。可见，秦并不是“六经”当作好书，即便是好书也不想让博士专有。（《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说的“不是博士所掌管的，天下敢有收藏《诗》、《书》和百家语一类书……”。自从王充把这句话误解以来，就说是博士才独有这些书。郑樵、马端临等人沿袭了这种说法，就成为今天的争端。）所以，前一种说法—即《诗》、《书》、百家语为博士所收藏，是错误的。

李斯认为，战国时诸侯相互争夺，厚礼招纳游学之士是祸乱的根源。那些善于诡辩、混淆是非、不能纳入法度轨道的，就是六国诸子那一伙。不把《诗》《书》之类儒家经典烧掉，就不足以尊崇秦始皇。诸子的学说，分流多到有九个派别，他们四处游说又互相剽袭，都说自己一派的学说最好，彼此之间的攻击比对“六艺”的攻击还厉害。现在若不把这些诸子著作烧掉，难道让它们继续闹下去吗？“诸子”和“百家语”，名和实都是一样的。如果说“不烧诸子著作”，那么李斯建议中所说的“百家语”，又是指什么呢？诸子著作的所以完整保存下来，因为这些书大多数是抽象的议论，不记载具体的史实，加上它们的语言明白易懂，口耳相传的人多。人秦始皇执政的第三十四年烧书，到陈胜起义，前后不过五年，记忆犹新，所以能够完整地记录在帛书上。看看其它的书，诸侯各国的史书以及《礼》《乐》等儒家著作，大多数是记载史实和一些制度、仪式，不便于记诵，其中《尚书》更是难读，因此往往残缺不全。《诗经》，因为押韵，便于诵读记忆，就没有消灭，这就是证明。所以，后一种说法——即不烧诸子著作，也是错误的。

我认为写明在法令上的，除《秦纪》、《史篇》、（秦代八种书体中有大篆，——《史篇》是用大篆写成的，所以不烧《史篇》）以及医药、占卜、种树方面的书以外，宫廷和民间藏的书没有不烧的，典籍著作也没有不禁的。不过，华丽的辞章和机智的论说，使人读了入迷，这是上上下下所共同爱好，尽管在法律上明文禁止，也是限制不了的。

烧书本是秦国的旧制度，并不是从李斯才开始，只是到了李斯才把这个制度推行到被秦所兼并的国家罢了。韩非说:“商鞅烧《诗》、《书》，公布法令。堵塞权豪们的徇私舞弊，以成全国家的大事；禁止人们出外谋求官职，表扬努力耕作和勇敢作战的人。”这就是证明。商鞅被杀害之后，他制定的法令条文还在，遗留下来的法度和规矩也没有被废除。然而张仪、范睢、蔡泽一班人，络绎不绝，进入函谷关，不断地来进行游说，也曾屡次征引“六艺”上的故事。到了吕不韦，写了书挂在城门上，秦国的法令也没有能够绝它。在李斯之后，汉代初年，秦国制定的“挟书律”还没有宣布取消，可是娄敬作为一个戍卒，拉着小车去见汉高祖刘邦，也曾引证《尚书?泰誓》作为依据。可见，汉代的法令也没有能够禁绝它。

汉高祖是一个往儒生帽子里撒尿的人，而秦国的历代君主，也不能象李斯那样懂得“六艺”的宗旨。然而烧书的法令只是在官府放着，作为一纸空文，始终不去查考，以求贯彻执行。如今秦始皇不是平民出身，李斯又跟荀子学习过，爱好文化超过了历代君主，因此，鲍白令之对秦始皇的直谏，零陵令信对李斯的非难，成公生的游说，都没有被查办惩处，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更何况无足轻重的羊子、黄公之流呢？因为李斯灵活地运用了法令，才使秦国的民间知识分子能够从容自在地从事论著，这可以说是李斯给他们创造了条件。

至于在咸阳坑杀了四百六十人，那只是因为卢生缘故。秦始皇痛恨他散布流言蜚语，命令儒生们互相揭发。这也和东汉时党锢之狱一样，只是一时之计，并非秦始皇的法令就是要杀戮儒生。上面所提到的几个人，的确不是触犯了禁令而侥幸得免的。

说 明

昔余读王余佑《五公山人集》，喜其为人，亦喜其师友孙奇逢、鹿善继、颜元、李塨、王源之为人。王余佑曾居献县，而硕学泰斗张岱年先生亦献县人，余因与先生家近，曾乘便请问王余佑事迹。先生初答不闻王余佑其名，余告王余佑自号五公山人，先生则曰闻矣，少时尝闻人言王五公王五公者，则是王余佑之余绪遗烈至民初尚有闻者。余因之有整理《五公山人集》之微愿，亦已请得张岱年先生之题签。然因冗杂，久不获成。今兹先假温厉先生网站，将所搜集之十五篇研究文献及一篇概述文章发布，以告同志。

张京华 千禧年之清明识于洛下风波子书房

一、王源：《李孝悫（1）先生传》

北方学者多闇晦，寡交游，著述亦不传于天下。以予所闻，孙徵君（2）而外，不过山右傅青主（3），关中李中孚（4）数先生而已。既与李刚主（5）、张文升订交，乃知有五公山人（6）及颜习斋（7）诸君子。

注解：

李孝悫：李明性，字洞初，号晦夫。李塨之父。
孙徵君：孙奇逢，字启泰，一字钟元。
傅青主：傅山，字青主。
李中孚：李颙，字李孚。
李刚主：李塨，字刚主，号恕谷。
五公山人：王余佑，号五公山人。
颜习斋：颜元，字浑然，号习斋。
二、王源：《居业堂文集·五公山人传》

五公山人，隐者也，隐于五公山，故号五公山人。山人王姓，名余佑，字介祺，保定之新城人。负王佐才，年七十不遇，卒，门人私谥曰文节先生。山人幼伟岸，有大志。初从定兴鹿太常善继游，既而受业于容城孙徵君奇逢，学兵法，究当世之务。习骑射、击刺，无弗工。甲申国变，归隐，更与徵君往来讲学，究经史，授生徒，教以忠孝，务实学，兼文武，远近从游至数百人。荐绅先生往往构讲堂，具安车，迎至受业。山人幅巾褐氅，须发皓白，数往来上谷、瀛海、嵩岱间，儿童野夫见其过，辄随观之，曰：“王先生也！”争相慰藉。山人时停车，问劳而去。家贫甚，府县长吏求见多不得。四方豪俊日造门，典衣剉荐接之，有急更为措置，百数十金无难。初，山人父延善，县诸生，尚义。天下乱，散万金产结客。三子，长曰余恪，次即山人，季曰余严。山人出继世父建善，建善以庚辰特用知山西临县，调繁河南鲁山，遣山人归。会闯贼陷京师，山人父帅三子及从子余厚、余慎与雄县马鲁建义旗，传檄起兵讨贼。徵君亦起兵，共恢复雄、新城、容城三县，擒伪官郝丕绩等数人，斩之。未几贼败，大清师入，山人父为仇家陷，执入京。余恪、余严谋曰：“父死，吾兄弟何面目视息人间？仲继世父，不可死，吾二人其死之！”乃赴难。夜驰至琉璃河，闻人唱《伍员出关曲》，余恪怃然曰：“阿弟误矣！吾二人俱死，谁复仇者？若壮，可复仇，我死之！”乃挥余严去，自赴京，大呼：“我起义生员王某长子也，来赴死！”遂父子毕命燕市。余严归，帅壮士入仇家，歼其老幼男妇三十口无遗。于是急捕山人兄弟，会保定知府朱甲、易州道副使黄国安力为解，乃免。山人于是奉鲁山公隐于易之五公山。山人学无不究，与太原傅山、同郡张罗喆、吕申诸子日相切劘，又执贽于定兴杜紫峰先生。常汇古人经世事为《居诸篇》十卷，《万胜车图说》一卷，《兵民经略图》一卷，皆霸王大略、兵机利害也。又《十三刀法》一卷，《涌幢草》三十卷，文三十二卷。其为文，数千言立就。书法遒逸。而感慨激烈之致，一发于诗。与人和易，从容简谅。至论忠孝大节，谈兵述往事，目炯炯如电，声若洪钟。或持兵指画，须戟张，蹲身一跃丈许。驰马弯弓，矢无虚发，观者莫不震慄色动，啧啧曰：“王先生命世才也！”乃隐居四十年卒。以不求闻达死，死之时甲子正月。又二十年癸未，大兴王源为之传。

王源曰：予久知山人名，特不详其生平。后交李刚主，始闻其详。而今乃得读其遗书，抚卷流涕曰：“此诸葛武乡之流也！天之生此人也，谓之何哉？既已生之，又老死之。天乎！吾不解其何意也。或谓文中子隐居教授，其造就之才，皆足以安民济世，功何必自己出乎？乃吾观天之生才日下，固未见后进中有卓卓具体用如前人者，其或山人之门有不同欤？然诵其诗，读其书，苟能私淑于山人，以造就其才，则虽数十百年之久，固无异于亲炙之者也，山人又何憾焉！

三、魏坤：《五公山人传》

明天启间，阉人魏忠良窃柄，贼害忠良。余从祖忠节公被逮诏狱，从父子敬公尾缇骑后，徒跣至京师。时逻卒如猥，昼行夜伏，匿定兴鹿太常家，大河以北相与周旋患难，奋不顾身者，有容城孙苏门徵君、范阳张果中布衣、杜紫峰处士、献县高斗南鸿胪、雄县李华五秀才，以及徵君之门人，五公山人其一也。

山人名余佑，字申之，一字介祺。其先小兴州人，本姓宓，八世祖某徙居保定之新城马头村，赘于王氏，遂因王姓。山人生而英敏，善读书，年十六，补博士弟子员。桐城左忠毅公视学畿辅，览其文，奇之。随继父恢婴公之任临邑，叹食禄者不能实心任事，条列时弊数千言上之，拂当事意，调鲁山，实困之也。时流寇充斥，山人见时不可为，劝恢婴公解组归。

未几，遭本生父维婴公之变，痛不欲生。又念恢婴公老，身死缺侍养，乃奉二亲庐于易州五公山之双峰村，躬耕荦确，给甘旨，暇则述作，不入城市者垂三十年，故世称五公山人云。

当鹿太常忠节公倡道江村，山人年尚少，从之游。自鲁山归，师事孙徵君，益阐性命学，徵君深器重之。后过范阳，又受学于杜先生。

其学以明体达用为宗，间邪存诚为要。原本忠孝，敦尚气节。凡古今成败治忽，事机得失，以至一名一物一艺一术，无不留心究析。始则盱衡时事，慕陈同甫之为人。垂老读史，至谢皋羽、郑所南诸君，又未尝不掩卷流涕也。

生平慷慨好施予，困者周之，危者拯之，殁者敛之。缩食节衣，无弗于友朋是力。及交游餽遗，介然不屑受，却金之节，世咸重之。

晚年应献陵书院之请，为生徒讲解，穿穴经史，剖抉性理，皆别出新义。每教人，躬行实践，不愧影衾。数月间，士习文风翕然丕变，献邑人争挽留，遂家焉。

所著有《居诸编》、《乾坤大略》、《诸葛阵图》、《通鉴独观》诸书，皆山中所辑也。

子二，长孚，次咸。咸早殇，孚亦寻卒。

孙超宗已弱冠，为诸生。山人殁后，门人银城李慎斋先生为之行状。诗古文若干，慎斋手抄录藏箧。衍乙亥夏，编定付刻，嘱余作传。余家与山人为先世患难交，余生也晚，而余父兄尝传述之，故能识山人生平，不敢忘。且夫灵均《九辨》、《九歌》，宋玉、景差之徒和之；《韩昌黎集》，门人李汉编之。今慎斋拳拳不忘其师如此，山人传矣！慎斋亦当与山人并不朽已！

魏塘后学魏坤禹平氏撰。

四、《大清畿辅先哲传·师儒传·夏峰弟子王余佑传》

王余佑字申之，又字介祺，新城人。父延善，县诸生。尚义好施，明末散万金产结客。生三子，长余恪，季余严，余佑其仲也。余佑生而聪颖，读书识大体。年十六受知于桐城左光斗，补诸生。游定兴鹿善继门，与茅元仪讲忠孝大节，论天下安危成败，学益进。继世父建善，随官临县，为条列时弊数千言上当事 ，拂其意，调鲁山。会闯贼乱，归里，从奇逢，学益研，极性命之理。

甲申，闯贼陷京师。余佑方校试易水，投笔走归，过奇逢，谋讨贼。延善率三子及从子余厚、余慎与雄县马于建义旗，纠众千人，攻复雄新容三县，禽伪官郝丕绩诸人，斩之。开仓库犒师，声北击逆贼。清师入，遁归西山。已为怨家诬陷，执延善赴燕市。三子将行，余恪以余佑后世父，不可死。偕弟余严至琉璃河，闻人唱《伍员出关曲》，余恪怃然曰：“吾二人俱死，谁复仇者？”挥之去。遂独身赴难。余严归，率壮士入仇家，歼老幼三十口，无孑遗。捕令益急，会保定知府朱嶔、易州道副使黄图安（应作黄国安）力为解，乃免。余佑招魂葬父兄易州坎下村，遂奉建善入五公山之双峰，躬耕养亲，不求闻达。

常往来苏门，与奇逢究心经史，教授生徒。奇逢语之曰：“余二十年始识一‘贫’字。我辈以贫贱之身，值流离忧患之际，典琴书，质簪珥，忍病停药，日不再食者屡矣。对妻子似难快心，对同志应无愧色。此字不明，终非真实学问。” 力砥流俗之意也。余佑因名其斋曰“共饥”。过定兴，复从杜越讲学，以明体达用为宗，间邪存诚为要。河北隰崇贷、张罗喆、高鐈、吕申、管青阳、刁包、张翼星、陈鋐、王之徵，山右傅山诸宿儒，皆慕与交，争以学问相砺。凡天文、地理、礼乐、兵刑、耕桑、医卜，无不穷析端委，上下数千载如指诸掌。

于是汇古人经世事为《居诸编》十卷。又集历代兵略为《乾坤大略》十卷，曰兵行先知所向，曰兵进必有奇道，曰遇敌以决战为先，曰出奇设伏，曰招降，曰攻取必于要害，曰据守必审形胜，曰立制在有规模，曰兵聚必资屯田，曰克敌在无欲速。杜越见之，叹曰：“此草庐中事业也！”教士务实学，为文武全才。时与弟子歌诗饮酒，骑射技击为乐。荐绅先生往往构讲堂，具安车，币迎受业，远近从游至数百人。

博野颜元素高伉，鲜许可，见余佑辄愧服，以父道事之。河间知府王奂结布衣交，为置宅于献，主讲献陵书院。副将孔毅买田二百亩餽之。时野巾牛车往来瀛海、嵩岱间，所至儿童野夫聚迎曰：“王先生来矣！”争相慰藉。四方豪俊，日造门，典衣剉荐。有缓急，更为措置，无难色。至达官长吏，有求一见而不可得者。

康熙二十三年卒，年六十九，学者私谥文节先生。

余佑喜通任侠，平生以砥砺品行、讲求经济为主，故立身孤介刻苦，有古独行之风。与人和易，从容简谅。至论忠孝大节，谈兵述往事，目炯炯若电，声如洪钟。或持兵指画，须戟张，蹲身一跃丈许。驰马弯弓，矢无虚发，观者莫不震慄色动，啧啧曰：“王先生命世才也！”好为诗古文词，下笔数千言立就。书法豪逸。然疏于考证，执笔多率意为之，盖余佑不以是为重也。

所著又有《万胜车阵图》一卷，《兵民经络图》（应作经略图）一卷，《诸葛八阵图》一卷，《涌幢草》三十卷，《文集》三十二卷，《十三刀法》一卷，《认理说》、《通鉴独观》、《前著集》诸书。

五、《颜李师承记·五公山人传》

五公山人名余佑，字介祺，新城王氏，明诸生。入国朝，隐居五公之双峰，因号五公山人。习斋尝偕王法乾往访问学，恕谷亦尝从习斋至五公山，五公闲亦过习斋、恕谷二人书斋，相与论学论治，质所著各书。

张涵白规习斋固执，兼轻信人，五公曰：“流丸止于瓯臾，流言止于智者。”习斋服为谠言。尝有书答五公云：“承诲真实经济，推广仁人孝子之心。又谓有心者当自喻。仆虽不敏，敢不勉力！窃思某自二十一岁，便弃八股业，专事经史及先儒语录。然地僻无书，而赋性粗浮，虽得见者，亦只涉猎大意。求于圣人之道，有一隙之明足矣。至二十四岁，忽得《七书》而悦之，以为《七书》之粹精在《孙子》，《孙子》之粹精在首章。于是手抄十二篇，朝夕把玩。凡兵家精粗事宜，亦颇留心。至二十五六，因所遇之艰，忧郁成疾。但看书思事卽心痛，或耳聋，或骨蒸。乃喟然叹曰：‘天限我也！’从事医学，以为可以养亲养身，毕此生已耳。至二十九岁，敝里之西，乃有法乾王子出，遂相深结，彼此以圣道相望。其治身心也，专以主敬为主。其于日用也，专以躬行实践为事。务求幽独，寤寐无愧，方可谓学。故迩来只尽其在我，一切忧郁俱释，颇得乐趣。但心不密，功不缉。时生作辍，过端踵出，喜怒哀乐四字尚不能当，何足言学？是以初见有惩忿之问，理明自不妄怒，先生真是格言。某欲亲见之，窃觉其难以为理，非可一日而明也。近者思，只须心常在，则自常明。一时不在，则一时妄喜怒。故不敬，则不能明，而不明又不能敬。敬则明矣，明则敬矣，先生以为何如？至于经济，某以为次第在《大学》一篇，施为在《孟子》井田王道诸篇。故近间每昼夜三复圣经，将求经济之本也。所撰有《存治》一书，将备经济之用也，未审是否？”

恕谷问“边外守边、河外守河、江外守江”之法，五公因出高阳孙文正诸书为赠，且谓之曰：“兵器须换，事须练。”恕谷又尝侍坐两先生，潜手搔痒，习斋责之曰：“ 侍坐尊长而觉痒，心卽不敬矣，弗待搔也！”

五公与人和易简谅，气度包罗，可资师法。习斋自谓生平不能及，尝语及门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介祺得其二，温良是也。”又曰：“予当和气包括、英气愤发时，则思王五公。”恕谷亦曰：“春风满坐，经济盈怀，吾不及五公。”厥后习斋评恕谷《日谱》曰：“气度多得之五公，亦善取于人矣。”其师若弟敬礼而倾倒之如此。而五公亦绝重习斋、恕谷。馆新兴时，恕谷遣车迎至其斋，传枪法、刀法。容物去繁仪法，已为移置其斋中位置，曰：“一室者天下之阶梯，一室不安置得法，况天下乎？”

恕谷尝以试如易州，从习斋会易州田治埏、安州冯绘生、新安管公式，三人者皆五公之良友也。因与五公子曙光望荆轲山，过源泉河，登太和峰，高歌畅饮。其后曙光将卒，使人招恕谷至献，尽以五公遗著付之，盖以恕谷能传其父学也。而五公之卒，亦尝寄恕谷以所为《绝命诗》，曰：“一天雷电收风雨，欲使乾坤暗里行。尚有高灵护残喘，争留面目见诸生。”其全与付托之意，概可想见。

恕谷既往，哭奠如仪，选《五公文集》，并为立传。其略曰：“山人少有才誉，长念明季多故，乃读孙吴书，散万金家产结士。甲申闯贼陷京师，遂从其父延善、兄余恪、弟余严、从兄余厚、余慎，及雄县马于等起兵讨贼，破雄县、容城、新城，诛其伪官。已而贼败，清师入，众散，隐居以终。所著书曰《廿一史兵略》十卷，曰《乾坤大略》。《万胜车阵图》一卷，《兵民经络图》（应作经略图）一卷，《居诸编》十卷。又有《认理说》、《通鉴独观》、《前著集》诸书。余厚字若谷，其卒也，习斋祭之以文，称为义士，谥曰壮誉。余严字柔之。父兄之被诬，赴燕市，五公以出后其世父建善，不行。行至琉璃河，闻人唱《伍员出关曲》，余恪怃然曰：‘“吾兄弟俱死，谁复仇者？’挥余严去，独身赴难。余严归，率壮士入仇家，歼老幼卅口尽。亡命至淇县，隐焉。习斋之南游，北归，过访之。老病，留金于其孙世臣，为养资。

六．尹会一：《北学编·王余佑传》

先生讳余佑，字介祺，保定之新城人，隐五公山，北地学者至今称五公山人。初，先生父延善，县诸生，尚义。当明之末，散万金产结客。三子，长余恪，季余严，先生其仲也，继世父建善令鲁山。会闯贼陷京师，先生自鲁山归，父帅三子与雄县马鲁建义旗，传檄起兵讨贼。容城孙徵君奇逢亦起兵，共恢复雄、新、容三县，斩其伪官。未几贼败，清师入，先生父为仇家陷，执入京。三子将行，余恪以先生后世父，不可死，挥余严为复仇计，独身赴难，父子毕命燕市。余严归，帅壮士入仇家，歼老幼三十口，无孑遗。于是急捕先生兄弟，会上官力为解，乃免。先生于是奉鲁山公隐于易州之五公山，此五公山人所由称也。

先生少有志，受业于孙徵君，学兵法。国变后，更与徵君往来讲学，究经史，授生徒，教以忠孝，务实学，兼文武才。缙绅先生往往构讲堂，具安车，币迎受业，远近从游至数百人。既隐五公，学无不究。尝汇古人经世事为《居诸编》数卷，《此书》十卷，《万胜车图说》一卷，《兵民经略图》一卷，《诸葛八阵图》一卷，皆霸王大略。又《涌幢草》三十卷，《文集》三十二卷。自少壮数十年，感慨激烈之致，一发于诗。目炯炯如电，声若洪钟。顾平居，与人和易，从容简谅。以讲学著书为事，隐居教授，不求闻达。年七十，卒，学者私谥文节先生。

尹会一曰：“吾观王或庵撰《五公山人传》，谓先王负经世才，其详得自吾邑李刚主，读其遗书至抚卷太息曰：‘此诸葛武乡之流！’嗟呼！吾尝怪世之人动以儒术迂疏为道学诟病，如先生者，隐而未见耳。使获见用于世，其不一雪斯言也与？望溪先生尝与余商订北学，亦为先生屈一指。余故采或庵所载，书其略以志向往，云《北学编》云。”

七、《清儒学案小识·夏峰弟子王先生余佑传》

王余佑字申之，又字介祺，晚号五公山人。直隶新城人，明诸生。父延善，尚义好施，当明末，散万金结客。生三子，长余恪，季余严，先生其仲也，出为世父鲁山知县建善后。会李自成陷京师，先生自鲁山归，父率三子与雄县马鲁起义兵讨贼，孙夏峰徵君亦起兵容城，同恢复三县，斩伪官。迨清师入关，先生父为仇家所陷，执入京。兄余恪以先生后世父，不可死，挥之去。独身赴难，父子毕命燕市。弟余严率壮士入仇家，歼其老幼三十口。于是急捕先生兄弟，上官力解乃免。先生招魂葬父兄，奉嗣父隐于易州五公山。游定兴鹿伯顺门与归安茅元仪，讲经世之学。继受业于夏峰，治兵家言。国变后往来苏门，相从讲学，复从定兴杜紫峰游。学以明体达用为宗，间邪存诚为要。究心经史，教授生徒，务实学，兼文武才，远近从游数百人。天文、地理、礼乐、兵刑、耕桑、医卜无不究析端委。汇古人经世事为《居诸编》十卷，集历代兵略为《乾坤大略》十卷。又有《万胜车阵图》一卷，《兵民经络图》（应作经略图）一卷，《诸葛八阵图》一卷，《涌幢草》三十卷，《文集》三十二卷，《十三刀法》一卷，《认理说》、《通鉴独观》、《前著集》诸书。康熙二十三年卒，年六十九，学者私谥文节先生。

参王源撰传、《北学编》、《国朝学案小识》、《先正事略》。

王余佑文献资料汇编（下） 张京华 编辑

八、《清朝先正事略·刁蒙吉先生事略附五公山人传》

五公山人者，字介祺，保定新城人也。父延善，邑诸生，尚气谊。当明末，散万金产结客。有子三，长余恪，季余严，山人其仲也。出嗣世父建善，令鲁山。会闯贼陷京师，山人自鲁山归。父率三子与雄县马鲁建义旗，传檄讨贼。时容城孙徵君奇逢亦起兵，共恢复雄、新、容三县，斩其伪官。未几贼败，大清师入，山人父为仇家所陷，执赴京。三子将从，余恪以山人后世父，不可死，挥余严为复仇计，遂独身赴难，父子死燕市。余严归，率壮士入仇家，歼其老稚三十口，无孑遗。名捕甚急，会上官有知其枉者，力为解乃免。于是山人奉鲁山公隐易州之五公山。少励志行，尝受业于孙徵君，学兵法。国变后，更从徵君讲性命之学，教人以忠孝，务实学。尝汇古人经世事，为《居诸编》十卷，《八阵图》一卷，《万胜车图说》一卷，《兵民经略图》一卷，又《涌幢草》三十卷，《文集》三十二卷。王崑绳、李纲主读其遗书，至抚卷太息曰：“此诸葛武乡之流也！”卒，年七十，学者私谥文节先生。山人与刁蒙吉为先生石交，静之游其门最久，语详尹少宰《北学编》。

九、《明遗民录》王余佑传

明王余佑，字介祺，保定新城人。父延喜（应作延善），诸生。尚义。天下乱，散万金结客。三子，长曰余恪，次即余佑，季曰余严。余佑出继世父建善。明亡，余佑父率三子及从子余厚、余慎，与雄县马鲁建义旗，传檄起兵。清兵至，余佑父为仇家陷，被击入京。余恪余严谋曰：“父国亡，吾兄弟何面目视息人间？仲继世父，不可死。吾二人其死之！”乃赴难。夜驰至琉璃河，闻人唱《伍员出关曲》，余恪怃然曰：“阿弟误矣！吾二人俱死，谁复仇者？若壮士，可复仇，我死之！”乃挥余严去，自赴京，大呼曰：“我起义生员王某长子也，来赴死！”遂父子毕命于燕市。余严归，率壮士入仇家，歼其老幼男妇三十人无遗。于是急捕余佑兄弟，会保定府朱甲、易州道副使黄国安力为解，乃免。余佑于是隐易州之五公山，号五公山人。与大原傅山，同郡张罗喆、吕申诸子，日相切劘。尝集古人经世事，为《居诸篇》十卷，《万胜车图说》一卷，《兵民经络图》（经略图）一卷，《诸葛八阵图》一卷，皆霸王大略，兵机利害也。又《十三刀法》一卷，《涌幢草》三十卷，文三十二卷。其为文数千言立就，书法遒逸，而感慨激烈之致，一发于诗。与人和易，从容简谅。至论义烈大节，谈兵述往事，目炯炯如电，声若洪钟。或持兵指画，须戟张，蹲身一跃丈许。驰马弯弓，矢无虚发，观者莫不震慄色动曰：“王先生命世才也！”

十、《清史稿·儒林传·王余佑传》（《清史列传·儒林传·王余佑传》）

余佑，字介祺，新城人。父延善，邑诸生，尚气谊。当明末，散万金产结客。有子三，长余恪，季余岩，余佑其仲也。明亡，延善率三子与雄县马鲁建义旗，传檄讨贼。时容城孙奇逢亦起兵，共恢复雄、新、容三县，斩其伪官。顺治初，延善为仇家所陷，执赴京。余恪挥两弟出，为复仇计，独身赴难，父子死燕市。余岩夜率壮士入仇家，歼其老弱三十口。名捕甚急，上官有知其枉者，力解乃免。余佑隐易州之五公山，自号五公山人。尝受业于孙奇逢，学兵法，后更从奇逢讲性命之学。隐居教授，不求闻达。教人以忠孝，务实学。卒，年七十。

十一、《清诗纪事初编·王余佑传》

王余佑，字申之，一字介祺。其先小兴州人，本姓宓，赘于保定新城王氏，遂为新城人，以王为氏。诸生，入清，卜居易州五公山双峰村，躬耕荦确，以养父母，暇则述作，不入城市者垂三十年，世称五公山人。少师事鹿善继、孙奇逢、杜越。其学以明体达用为宗，间邪存诚为要。凡古今成败治忽，事机得失，无不通晓。上自礼乐兵刑，下至耕桑艺植，医药卜筮，西洋语文，无不穷析端委。晚居献县。约卒于康熙二十三年，年七十。著《居诸编》、《乾坤大略》、《诸葛阵图》、《通鉴独观》。最自信者《茅檐款议》。门人李兴祖编其诗文为《五公山人集》十六卷。诗似谢皋羽、郑所南，文模陈同甫。然辞旨隐约，不作陵厉指斥之语。志传多有关系，《吴处士小传》纪吴鉏南北踪迹甚备，而不言其所图，知余佑必为共事者。谓鉏著《廿一史方舆考略》，署他人姓字刻之，然则鉏固未尝废学也。鉏字稽田，嘉兴人，吴昌时子，徐枋为赋远人之诗者也。

十二、李兴祖：《五公山人集·序》

从来讲理学者，弊在拘方而不适于用；读经济者，流为功利而不入于纯。二者交失，斯其人虽有言焉，徒枝叶耳，不足存也。唯本理学为经济，明体达用之道一以贯之无遗，则其见诸文词者皆性情所寓，粹然盎然，于于正直和平。用其身可以福主庇民，即不用其身，存其言亦可藏名山垂久远已。

吾师五公王先生，亲灸鹿忠节，受业孙苏门徵君，又从刁非有、杜紫峰诸公游，理日益明，学〔日〕益邃。天心月窟之旨洞彻无疑。盖信道笃而任道勇，近仁之质，得诸刚毅，徵君尝亟称之。于书无所不窥，上自礼乐政刑，下至耕桑艺植，医药卜筮，无不穷析端委，极纵横上下之识，数千百年间事如烛照数计。及指陈得失，蒿目时艰，真有坐而言可起而行者。呜呼！先生具有本之学，经纬之才，乃棲岩饮谷以老，老且赍志殁，不得见诸敷施，为可惜也。

余仰止先生，久浮沉宦辙，不获函丈追随。岁癸亥，遭先慈变，归安肃。谈礼之暇，间阅简编，念无以牖迪之者，徒步入山中，敦延先生至里门，遂得朝夕侍左右，请业请益，叩以大小，无不鸣也。自恨钝根浅识，于濂洛薪传全未梦见，即经济诸务亦茫然未晓，独声诗一道，略娴吟咏，微辨体格，古文不敢妄作，粗识源流，皆受先生之教于万一也。先生尝语及门曰：“诗本性情，必以忠孝为根柢。子美入蜀，子瞻海外，忠君爱国之念肫然于中，触景流连，逐咏歌嗟叹不已。学古文，先正心术，心术正则理足气昌，醇如董江都恺，切如陆敬舆，自无牛鬼蛇神之习。”余至今佩服不敢忘云。

先生编纂甚富，几重压牛腰，今藏于家，未及行世。生平诗文，每兴酣落笔，顷刻数纸，然随手稿辄散佚。年来搜辑，汇成兹集，特吉光片羽耳，未足尽先生之诗古文，且愿读是集者知先生此中微，尚更于楮墨外遇之也。

康熙岁次乙亥重九前三日银城受业李兴祖拜题于历下之鹾署。

十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五公山人集〉提要》

五公山人集十四卷，直隶总督采进本，国朝王余佑撰。

余佑本姓宓，先世为王氏，后因不复改。字申之，一字介祺，直隶新城人。明末避乱易州五公山，因号五公山人。后流寓献县，子孙遂为献县人。余佑在前明为诸生，受知于桐城左光斗，故喜谈气节。其学则出自容城孙奇逢、定兴杜越，以砥砺品行、讲求经济为主。故立身孤介刻苦，有古独行之风。然恒以谈兵说剑为事，又精于技击，喜通任侠，不甚循儒者绳量。其诗文亦皆不入格，考证尤踈。如谓西洋呼月为老瓦，杜诗“莫笑田家老瓦盆”即月盆也，如月琴、月台之类取其形似。按欧逻巴人至明万历间利玛窦始入中国，杜甫何自识其译语？又谓古诗“为乐当及时，焉能待来滋”，滋为草名，又名繁缕，易于滋长，即藤也。案古诗本作“来兹”，字本《吕氏春秋》，今兹来兹，犹今年明年，高诱注甚明，余佑殆见误本古诗，兹字加水，因生曲说。又题鸂水亭印薮，称本《说文》、《正讹》、《玉篇》诸书。周伯琦《六书正讹》论虽偏僻，犹是篆体。顾野王、孙强之《玉篇》则全是隶书，何与摹印之事？亦太不详检矣！

十四、李塨《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上甲辰（1664）条

五公山人，王姓，讳余佑，字介祺，保定新城人。父行昆弟皆宦于明。少有才誉，长念明季多故，乃读孙吴书，散万金产结士。甲申，闯寇据京师，遂从父延善及从兄余厚、兄余恪、弟余严、雄县马于等，起兵讨贼。破雄县、新城、容城，诛其伪官。已而贼败，清师入，众散。隐居五公山双峰，每登峰顶，慷慨悲歌，泣数行下。益博读书，尤邃于韬钤，尝集《廿一史兵略》，为《此书》十卷，曰兵行先知所向，曰兵进必有奇道，曰遇敌以决战为先，曰出奇设伏，曰招降，曰攻取必于要害，曰据守必审形胜，曰立制在有规模，曰兵聚必资屯田，曰克敌在无欲速。又著《通鉴独观》。工诗字，豪气清风，见者倾倒。

十五、王源：《居业堂文集·答五公山人王介祺（乙巳）》

承诲真实经济，推广仁人孝子之心，又谓有心者当自喻。仆虽不敏，敢不勉力！

窍思某自二十一岁，颇有愚志，便弃八股业，专事经史及先儒语录。然地僻无书，而赋性粗浮，虽得见者，亦只涉猎大意，求于圣人之道有一隙之明足矣。至二十四岁，忽得《七书》而悦之。以为《七书》之粹精在《孙子》，《孙子》之粹精在首章，于是手抄十二篇，朝夕把玩。凡兵家精粗事宜，亦颇留心。至二十五六，因所遇之艰，忧郁成疾，但看书思事卽心痛。或耳聋，或骨蒸。乃喟然叹曰：“天限我也！悠悠忽忽，欲以庸众终矣！”故又从事医学，以为可以养亲养身，毕此生已耳。

至二十九岁，敝里之西乃有法乾王子出，遂相深结，彼此以圣道相望。其治身心也，专以主敬为主。其于日用也，专以躬行实践为事。务求幽独，寤寐无愧，方可谓学。故迩来只尽其在我，一切忧郁俱释，颇得乐趣矣。但心不密，功不缉。时生作辍，过端踵出。喜怒哀乐四字尚不能当，何足言学。是以初见有惩忿之问也，理明自不妄怒。先生真是格言，某欲亲见之，窃觉其难以为理，非可一日而明也。近者思只须心常在，则自常明。一时不在，则一时亡喜亡怒。故不敬则不能明，而不明又不能敬。是以近有敬则明矣，明则敬矣。

之说先生以为何如？至于经济，某以为次第在《大学》一篇，施为在《孟子》井田王道诸篇，故近间每昼夜三复圣经，将求经济之本也。所撰有《存治》一书，将备经济之用也，未审是否？

外启者，前在祁，适刁先生为州守，制寿屏，谓前幅有戴沧州书。上用御赐图书，无可配者。傥得孙徵君诗文方佳，借此地无，王介祺、高蒍馨辈代为之。某问：“诗文可代如此乎？”刁先生曰：“伊行常事。”今观见示寿孙徵君代某有言，是刁先生之言不诬矣。如此则奉拜时先生谓专向诚实用功，或尚有不尽然者乎？惟以后改之，罪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