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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庆历史名人简介:方苞 刘大櫆 姚鼐 吴汝纶

方苞


　　方苞（1668—1749），字凤九，一字灵皋，晚年号望溪，祖籍今义津镇方皋庄。苞生于江苏六合之留稼村，自幼聪慧，24岁至京城，入国子监，以文会友，名声大振，被称为“江南第一”。大学士李光地称赞其文章是“韩欧复出，北宋后无此作也”。方苞32岁考取江南乡试第一名。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考取进士第四名。时母病回乡，未应殿试。后因给《南山集》作序案发，被株连下江宁县监狱。不久，解到京城下刑部狱，定为死刑。在狱中两年，仍坚持著作，著成《礼记析疑》和《丧礼或问》。康熙五十二年，因重臣李光地极力营救，始得康熙皇帝亲笔批示“方苞学问天下莫不闻”，遂免死出狱，以平民身份入南书房作皇帝的文学侍从，后来又移到养蒙斋编修《乐律》，康熙六十一年，充武英殿修书总裁。雍正九年（1731年）解除旗籍，授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次年迁翰林院侍讲学士。雍正十一年，提升为内阁学士，任礼部侍郎，充《一统志》总裁。雍正十三年，充《皇清文颖》副总裁。清乾隆元年（1736年），再次入南书房，充《三礼书》副总裁。乾隆四年，被谴革职，仍留三礼馆修书。乾隆七年，因病告老还乡，乾隆帝赐翰林院侍讲衔。从此，他在家闭门谢客著书，乾隆十四年病逝，享年82岁，葬于江苏六合。
　　方苞首创“义法”说，倡“道”“文”统一，论文提倡“义法”，为桐城派散文理论奠定了基础。后来桐城派文章的理论，即以方苞所提倡的“义法”为纲领，继续发展完善，于是形成主盟清代文坛的桐城派，影响深远，至今仍为全国学术界重视，方苞也因此被称为桐城派的鼻祖。其一生著文甚富，有《周官集注》13卷、《周官析疑》36卷、《集外文》10卷、《补遗》14卷等，另删订了《通志堂宋元经解》。


　　　　　　　　　　　　　　　　　　　　　刘 大 櫆
　　刘大櫆（1698—1780），字才甫，一字耕南，号海峰，今汤沟镇陈家洲人。
　　大櫆受教于同乡吴直，才华出众。20多岁以布衣入京，方苞见到他的文章，极其叹服说：“如苞何足算哉！邑子刘生乃国士尔！”并赞他是韩愈、欧阳修一流人物，一时名噪京城，士大夫多愿与其结交。雍正七年（1729年）、十年，两次参加考试都登副榜。乾隆六年（1741年），由方苞荐举应博学鸿词科，被大学士张廷玉压制落选。张后知大櫆同邑，深婉惜。乾隆十五年，张廷玉特举其参试经学，又未被录取。大櫆60岁后为黟县教谕。几年后告归，居枞阳江滨不再出游，以文学教授生徒。
　　大櫆师事方苞，深得方苞的推许；他又是姚鼐的老师，故为“桐城派三祖”之一。大櫆虽出方苞之门，但文风不同，方苞深于经学，对文章提倡义法，用笔严谨，简明确切；大櫆兼重古文的神韵，博采《庄》、《骚》、《左》、《史》、韩、柳、欧、苏之长，才气雄放，波澜壮阔。形成“日丽春敷，风云变态”的风格。不仅如此，大櫆对“阳湖派”的形成影响也很大。乾隆间，常州钱鲁斯受业于大櫆之门，后与大櫆弟子王灼一起以“师说”传诵于阳湖恽敬、武进张惠言。恽、张二人始尽弃骈俪之学，专治桐城派古文，传人日众，后称“阳湖派”。
　　大櫆修干美髯，性格豪放，纵声读古诗文，韵调铿锵，喜饮酒，好吟诗。大櫆著作有《文集》10卷、《诗集》6卷、《古文约选》48卷、《历朝诗约选》93卷等。逝世后，葬于今金社乡向荣村刘家苕箕地，墓为省级保护文物。


　　　　　　　　　　　　　　　　　　　　　姚 鼐

　　姚鼐（1731—1815），字姬传，一字梦谷，又名惜抱轩，祖籍在今义津镇姚王集，其十世祖姚之兰始迁居桐城城里。鼐幼嗜学，伯父姚范授以经文，又从刘大櫆学习古文，表现出非凡的天资。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中进士，授庶吉士。3年后，散馆改主事，分属兵部；旋又补礼部仪制司主事。后历任山东、湖南乡试副考官，会试同考官和刑部广东司郎中等职。清廷开四库全书馆，鼐被荐入馆充篡修官。书成，鼐乞养归里，不入仕途，时年44岁。
　　姚鼐在继方、刘已有成就的基础上，提出义理、考据、词章三者合一的主张，发展方苞的“义法”论，使桐城派的文论，更具有完整的体系和周密的理论性。鼐对传统文论的另一重大贡献是提出富有创见性的“阴阳刚柔说”，这对我国古代散文审美理论和风格特征是一次重大突破。鼐著有《九经说》19卷、《三传补注》3卷、《惜抱轩文集》16卷等。嘉庆十五年（1810年），姚鼐卒于南京钟山书院，时年85岁。嘉庆二十四年，与元配夫人张氏合葬于今义津镇阮畈村铁门口。今墓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吴汝纶

　　吴汝纶（1840—1903），字挚甫，今会宫乡老桥村吴牛庄人。
　　汝纶幼时家贫，刻苦读书，爱好古文辞，鄙弃俗学。清同治三年（1864年）中举，次年中进士，授内阁中书。曾国藩爱其才，留佐幕府，为“曾门四大弟子”之一。国藩死，又入幕李鸿章。在入幕曾、李期间，曾、李奏议多出之他的手笔。先后出任深州、冀州知州。汝纶每到一地，首先重视教育，后弃官从教，任保定莲池书院院长；光绪二十八年，清廷任命他为京师大学堂教习，并加五品官衔。
　　汝纶大力提倡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知识，为国育人，以求“富国强兵”。他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并深入探求西方的科学和哲学。在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后，即赴日本考察学制。在考察期间，深入数十处学堂，不分昼夜，手录备忘，编成《东游丛录》一书，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介绍日本教育的专著。在日期间，明治天皇还特地接见了他。由日本回国后，途经省城安庆，借巡抚衙门南院，办起了桐城学堂，自认堂长，并请日本学者早川东明任教。为勉励后人，他亲笔题写“勉成国器”的匾额和“后十百年人才奋兴，胚胎于此；合东西国学问精粹，陶冶而成”的楹联。这所学堂即今桐城中学的前身，它是安徽省创办的第一所新式学堂，是吴汝纶推行新式教育的实验园地，其影响巨大而深远。
　　汝纶博学多才，著述近50卷，是桐城派的后期大师。卒后葬家乡吴牛山，墓地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