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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与儒学

全球化与儒学

儒学从其创立者孔子算起,距今已有两千五百年了。历史上,儒学既被人们信奉为行为规范和道德指南,又曾被封建专制主义所利用与糟改。应该说,儒学体系作为中国中世纪的意识形态与制度性存在已经与时俱朽,不周世用。因而,近代历史上“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的激烈主张也就不难理喻了。然而,绵延千载的儒家学说无疑蕴含了先哲们对宇宙人生之真谛的感悟,沉积了历史上中华民族以及东亚“儒家文化圈”国家各民族的生活哲理与道德智慧,其中不乏古今之共理、之常道,它并不因历史的变迁与时代的久远而丧失其价值。这也恰是我们面对或贡献于全球化的一种文化资源。

关于全球化(globalization)概念,目前尚无一个普遍认可的定义,但用罗伯森(Roland Robertson)《全球化——社会理论与全球文化》(Globalization_Social Theory and Global Culture, London: SAGE ,1992)的经典表述来说,它既指世界的“压缩”(compression),又指认为世界是一个整体的意识的增强。全球化进程虽然渊源有自——西方有种极端的看法认为全球化启动于人类文明之初,但在今日世界它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与力度全面展开,“全球化”一词也成了时人津津乐道的流行话语。在这种扑面而来的全球化的大潮中,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主干的儒学,必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与冲击,但同时亦仍有其存在的价值与发展的机遇。当然,这里所谓儒学价值,并非时下商家开发的儒家的商业价值,如以“孔子”冠名的菜谱、糕点、啤酒之类,以及“让人想家”的孔府家酒。我们所说的是儒学在全球化中可能具有的精神价值。这点,似可从全球化的本质特征与发展方向上加以把握与展望。



一般讲来,全球化是指世界的“紧密化”过程,即全球的时空压缩或收缩。由于市场经济导致的世界性的生产与消费以及信息革命带来的传媒共享等这一切使得当今国际间地区间的相互影响与交往加大,地球似乎变小,像个“地球村”(global village)。就文化层面而言,全球化一个方面推动了不同文化间的渗透、杂交与整合,另一方面,面对外来强势文化的压迫又使一些民族国家或社会共同体本能地强调本土文化的认同。这种世界的“紧密化”为儒学提供了广阔的生长空间,儒学可以充分吸纳异质优秀文化以实现自身的现代转化以及全面走向世界去传播自己的有益的精神理念,也因此而将得到国人的越来越自觉的肯认与弘扬。当然,我们对本土文化的守护与拓展应避免或减少与外来文化的正面冲突与对抗,也应防止民族文化的凸显与民族主义的膨胀被利用为抵制现代文明的精神屏障。



全球化的另一重要特征是世界的“一体化”、“统一”、“趋同”和“同质化”,这是发端于西方的现代文明在全球推展的必然结果。当然,世界的一体化并不会最终导致全球只有一种文化的可悲结果。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之所以成其为民族的标志性存在,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不会因全球化的“同质化”而被“化”掉。吉登斯(Giddens)《现代性的后果》(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1990, P. 64)亦认为,全球化是个辨证的过程,并未带来方向一致的变化,“同质化”与“异质化”等二元对立共同构成了全球化的本质内容。而我毋宁认为,世界“同质化”就“同”在现代化、现代性,“异质化”就“异”在民族化或民族性。现代化的道路与模式并非西方之一种,现代化只有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民族文化惟有经过现代化洗礼才能发展,现代化与民族化二者的关系应是共相与殊相、一般与特殊的关系。有鉴于此,儒学作为“中国特色”中的一种文化因素必将而且正在参与到我国的现代化工程中来,也因此参与了全球化进程。



全球化是现代性的全球化或曰全球的现代化。一般讲来,现代化至少包括理性化、民主化、工业化、法制化、科学化与都市化等项内容。无可否认,现代化是我们时代的主旋律,是当今社会进步的价值坐标。但是,在肯定现代化作为先进文明所具有的世界意义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与之而来的一些负面现象。比如,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品经济的原则,无疑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物质产品的空前丰富;但是,它在极大地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的同时又制造了更大的不满足,个人主义在物欲的诱惑下恶性膨胀,金钱正在消蚀着人们心中怀抱的价值与尊严、理想与信念、崇高与神圣,滚滚商潮正在将人类从自己营造的精神家园放逐,有如迷途之羔羊,前途叵测,四顾茫然,缺少了道德感、目的感、使命感与归属感。现在已经到了把淹没于商品大潮中的人性打捞出来的时候,道德境界、理想追求与价值关怀永远是人类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又如,曾被人类视为无所不能的科学技术,一方面,既提供给了造福于人类的伟力又千百倍地放大了人类作恶的能量,如核技术、计算机技术、纳米技术与克隆技术等都有其两面性;另一发方面,在推进人类现代文明的同时又因生态环境的恶化而直接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如地球生命赖以存在的臭氧层因大气污染而变薄、物种灭绝加速、自然资源日益匮乏与森林草原急剧减少而沙漠化加剧等等,都是不争的事实。科学技术不应成为无缰的野马横冲直撞,而应使之在道德的指引下信马由缰,沿着建康的道路前行。当然,这里无意夸大现代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并由此得出反科学、反技术与反商品经济的结论——我们不像要消解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那样前卫,也没有以承续传统儒家道统为职志的“现代新儒家”那样怀旧——我们只是希望能从中华文化传统中提取一些积极价值,以使现代社会的发展更健康和更人道。为此,我们可以向与现代文明具有异质性的中华民族传统中寻求智慧与灵感,使其经过检验与筛选、诠释与引伸、价值的重估与再创造,对现代化的偏失与人性的异化起到某种修正作用。比如儒学的天人合一、重义轻利、仁者爱人、乐忧天下与民胞物与等精神理念就值得强调与提升,对这些理念的弘扬或许有助于缓解现代社会的一些偏颇。当然,就国情来看,目前我们的主要问题尚不是由于现代化走过了头,而是现代化发展不足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没有全面现代化所致。故此,我以为,如果说儒学传统对现代化确有某种修正作用的话,就空间维度而言,在海外大于国内;就时间维度来说,在未来大于当下。  



    目前,全球化的迅猛推进与人类共同面临的严峻形势,为全人类建立共同遵守的“全球伦理”(global ethics)提供了必要与可能。“全球伦理”是人类全体面对全球性问题所达成的人类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的共识,它只能经由不同民族国家与文化共同体间的对话与协商来建立,而不应由某个强权或强势文化来包办,无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惟其如此,它才具有广泛的可行性与操作性,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在“全球伦理”的建构中,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必将贡献出她的大智慧与真精神。如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已被世界上的不少有识之士视作处理人际间乃至国际间关系的准则,即所谓“金律”(golden rule)。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增强以及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不断发掘与阐扬,在未来诞生的“全球伦理”中,定能增加我们中华文化的份额,其意义不全同于中华健儿在奥运赛场摘金夺银勇获锦标,而旨在使“全球伦理”更周全、更合理与更具有普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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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度废除对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科举制度废除对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科举制度的废除是中国近代政治经济思想演变的必然产物,新文化运动的发生也是中国政治经济思想的必然结果.作为上层建筑之一的科举制度的废除对新文化运动有什么影响呢?作者认为如下几方面的影响:
一`科举制度猛烈地冲击儒家经典,打破就多少读书人”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和”朝为田野郎,幕登天子堂”的美梦,使许多普通读书人对儒家思想表示怀疑,再也不能用四书五经加强对劳动人民的思想控制.为新文化运动新思想的传播提供条件,为百家争鸣的局面形成提供了强有力的社会空间.科举制度废除后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思想控制不得不放松,1917年,蔡元培在北大任校长,提出”学术思想自由”和”兼容并包”的方针,反映当时思想比较松弛.
二`科举制度的废除宣告传统的私塾教育破产,新式学校广泛兴起,西方教育在中国成长壮大,并以猛烈的速度发展,而传统的儒学只作为学校的一部分,这为新文化运动提供输入人才的场所.和新思想的传播提供舆论阵地.科举制度废除后,从下面的数据就可以反映这一点,清末,全国各地学堂数量直线上升,学生规模急剧壮大。1906年为23,862所,计545,338人;1907年为37,888所,计1,024,988人;1908年为47,955所,计1,300,739人;1909年为59,117所,计1,639,641人,学堂数量仍保持在52,500所,学生总数高达近300万人。这显然是废科举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后果。
三`科举制度的废除对人才体制产生严重影响,传统的选拔体制以”学而优则士”.科举制度瓦解了”士”这个社会阶层.而士这个阶层在当时的中国具有相当的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影响,他们决不甘心因为科举制度的废除而影响自身的发展和利益.为了谋求新的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权益,他们凭借已有的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地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始关注新学新式教育,从广大的农村流入城市,从城市流入国外,接受新思想进一步推动西方教育的中国的发展,从而为新文化运动提供人才条件.
四`大批的”士”阶层从农村流入城市,从城市流入国外,就产生了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留学.留学成为当时人们的一种时髦.就统计,   第一波留学潮始自二十世纪初,以留学日本为主。其時虽也有留学英、美、德、法等国家,但数量和規模及对当时代中国的影响远不能和留日潮相提并论。一九○六年前后十年间,留日學生高达二万多人,上至七、八十岁的老翁,下至十来岁的幼童,紛紛扑往日本,留学求知。就以对留学生的派遣和放松控制来看,单留日学生,1901年只有280人,到1905年和1906 年,留日学生便猛增到每年8000人,此后几乎每年都有数千人。这无疑与科举制度的废除有重大的关系,大量的留学生出国对新文化的影响就不言而喻.他们带回先进的思想和科技,同时也反省传统文化成为新文化的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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