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缺乏人道，才是他们的命门，从孟子的一桩公案说起

近来，儒士们难堪受逼又无奈，我提醒一下他们就可以，不结合实际，也不想搅入什么“郑家栋”事件，从孟子一句话分析一下墨家人道与他们的本质区别。
　　 孟氏为战国时邹人，父母为墨门中人。身受墨家环境教育学影响的孟母为了教好儿子，曾三次搬家让儿子学好样做好人。孟轲就学墨门，却不思进取，专行投机取巧之事，最后转投儒家。嫁接墨家思想，自立门户。然而当时儒家并不是显学。他对自己的主张，尽管满腔热情地到处宣扬、口诛笔伐地到处游说，总让人觉得有点强词夺理的味道。比如他对杨朱的“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的“为我说”、墨翟的“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兼爱”说，深恶痛绝，便破口大骂道：“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此人堪称“中华第一愤青”。
　　 他简单地认为，杨朱派主张个人主义，有不对君主尽忠的倾向，这是目无长上；墨翟派主张同视天下，兼爱众人，不分亲疏，有否定对双亲尽孝的倾向，这是目无父母；既不忠君，又不孝亲，这种人就是禽兽。你看这孟老夫子，动不动就上纲上线，意见相左，便血口喷人，全没有一点宽容之心和仁者情怀，实在有失君子风度。他还自命孔子的信徒呢，孔子曾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咋就连这点儿涵养都没有了呢？孟轲可谓是中国一言堂堂主的始祖。他的这种动不动就要统一思想的搞法，是深受专制统治者喜爱的。西汉以后，为何统治者都热衷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孔夫子强调等级、孟子主张一言堂有很大关系；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人性本善，有利于统治者扮神作圣，愚弄百姓。
　　 近代学者于此多所议论，因为‘禽兽’一语给人的印象是极度的羞辱。汪中以为墨子‘以兼爱教天下之为人子者，使以孝其亲，而谓之无父，斯已枉矣！’为墨子申冤。沈刚伯认为墨家‘爱无差等，施由亲始’之说与孔子入孝出弟、泛爱众之主张无多大区别，孟轲驳斥墨子的真正原因乃因墨子将爱与利连在一起讲。所以沈氏亦以为‘那“无父”的重罪与“禽兽”的恶名确是判刑过重，应予平反。’梅贻宝更以‘墨子是大公无私，舍己为人，只当称颂，怎可批评？’‘说墨子兼爱即是无父，无父即是禽兽，不言而喻的墨子即是禽兽了！这实在不像讨论学术的口气，世间亦断没有这样的论理。’梁启超在民国十年着《墨子学案》中云︰‘说兼爱便是无父，因此兼爱便成了禽兽，这种论理学，不知从那里得来。’一年之后，梁氏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又修正以为孟子‘兼爱无父’之断案不为虐。但梁氏犹以兼爱为人类最高理想，只是‘虽善而不可用’。上述诸贤皆肯定墨子兼爱说是崇高的理想，或以为‘虽善而不能用’；或以为兼爱说与儒家泛爱众说无甚区别；而于孟子以禽兽喻墨子极表不满。近人为墨子申冤平反，多是以‘禽兽’为单纯的詈骂用语，有违“孟子”当有的泱泱风范。但是孟轲批评杨墨，无父无君，‘是禽兽也’，难道只是逞一时意气的侮辱？‘禽兽’一词在此脉络中，是否具有特殊涵意？则似乎一直被忽略了。
　　 古代儒家认为人与禽兽区别的最重要特质，是儒家所生活及认同的那套人伦秩序。同时他们认为这项足以分判人与禽兽的标准是具有普同性的（理义是人心之所同然；‘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因而他们不承认其他的人伦秩序的正当性。凡是异于其自认是普遍而必然的人伦秩序者，便斥之为禽兽。
　　 人伦秩序不只是一套外在的行为规范而已，当一套秩序出现时，代表的更是秩序背后的一套世界观，以及与其世界观相配合的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宇宙论....等庞大而繁复的生活世界。因此两种不同的秩序在时空上即使近若比邻，在精神上也许是遥不可及的。尤其当某些秩序的持有者，自认为代表普遍、必然而且永恒的真理时，秩序与秩序间便构成了敌对的关系。譬如有些人就称另一些人是禽兽。一群人认为另一群人是禽兽，他们也有种种对待方式可供选择以建立彼此的关系。也许是以暴力消灭对方；也许是以和平方式‘教化’对方。不管是暴力也罢，和平也罢，同样都是一种征服的行动，也依旧是一种敌对的关系。
　　 人的文化界说在生物性的人之中画分了若干范畴，也在各个范畴之间形成了敌对的关系。孟子说杨墨是禽兽，是一种敌对；君子告诉小人，我是劳心者，你是劳力者，是一种敌对；甚至圣人作为‘先知先觉’者，相对于‘后知后觉’的凡人，也是一种敌对。在具体的历史实践中，人的各个范畴的关联方式，决定了历史进展的主要方向。
　　 儒家的礼义人伦，是一种安排人际关系的特定模式。它规范了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的各种身分及其相对待的方式，同时也在人群中划分了圣人、君子、国人、野人等几个层次。人的身分虽然有改变的可能，但是当他正当于某个身分时，就必须依着那个身分所相应的规范生活。这样的典范，在历史的推移中，历经种种修正与变异（例如：国人与野人的区别后世当然没有了，但后也却有良民与贱民之别），而其基本精神与结构却大致持续下来。任何一种人伦秩序，也都有其产生的特定时空背景。然而一套秩序典范一旦产生，往往未必能随着时空环境的改变而变更为另一套秩序，因为作为‘一套’秩序，它是整体而有机的，时空环境的部分变动，难以引起秩序中相应部份随之修正。只有当变动的量累积到一定程度时，才可能由另一种世界观建立另一套秩序，取代原有的秩序。儒家伦常在现代中国的崩坏，亦是如此。
　　 先不说这人背叛师门早已不合儒家的所谓“道德”。这位“君子”为了排挤墨家，破口大骂墨子无父。欺人不知其父母也是墨家门徒，背叛墨家就是背叛父母。真正无父无母的应该是他孟轲，而不是墨子，禽兽不如！！！
　　 墨子是热心救世的人，步行千里止楚攻宋，留下了千古佳话。班固说“墨突不黔”，就是说墨子住的地方，烟囱还没熏黑，就跑去救世去了。 墨家的救世，比起儒家来，动人得多。孟轲一方面明知“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一方面却血口喷人，骂墨子“是禽兽也”。这未免太不公道，也太伪君子了。儒家高高在上，以不耕而食为君子、以学稼为小人，一心要“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生活起居，都要乘舆代步、从者众多的大排场，这样的救世者，比起“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的墨家来，是应该脸红的。孟轲不但不脸红，竟还骂墨子是禽兽，这又算什么呢？ 墨家的门徒很多，但他们过的，不是“有酒食，先生撰”的生活，而是“短褐之衣，藜霍之羹，朝得之，则夕弗得”的苦行生活。他们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群人物，他们比起儒家的门徒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来是没落了。但这种没落，是中国民众的没落，是中华文化的悲哀。
　　 自称构成“中国文化”或者所谓“国学”主体部分的儒家，其思想内容贫乏弱智的很，没有多少可以发挥的空间。儒家思想最能够迷惑人的一点就是它的“仁义”主张，只是一个承诺而已、一张空头支票。作为维系专制秩序的手段。它更为强调的是人民对于统治者的驯服和顺从。
　　　　黑格尔评价孔子学说是一种常识道德，任何一个民族都能找到这种常识道德，甚至还要更好，比如在希腊罗马人那里；西塞罗留给我们的《政治义务论》，便是一本道德教训的书，比孔子所有书的内容丰富而且更好。这一评论已为孔夫子简单肤浅的“思想”盖棺定论了。
　　　　儒家虽然在思想上乏善可陈，但是如果其目的是好的，而且在现实中起到了好的作用，那么仍然可能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可它的目的一开始就是而且一直都是：维系君主专制的统治秩序。现在有一些“学者”开始厚颜无耻地宣传孔孟学说中蕴含了“民主”的成分，根据仅仅就是因为孟轲随口说了一句“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
　　　　这完全是无耻的歪曲！他们拼命揪住一句心血来潮的呓语作为救命稻草，却完全不顾孔孟其他多得多的支持专制统治的言论。这件事本身就证明了儒教分子的虚伪无耻，以及儒家文化的伪君子文化本质。从儒家的原始典籍，到儒家主要创始者的历史言行，无一不证明了儒家的专制文化本质，这一点是无论如何也篡改不了的。
　　　　儒家文化是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传统最为深厚、性质最为残酷的专制文化。想靠复兴儒教来挽救道德败坏的新儒家分子故意忽略了一点：孔子也希望能借复兴古礼来恢复他心目中“尧舜之治”的幻想，他和他的徒子徒孙从来没有真正做到，他们只是把社会变得更加集权、更加专制、更加腐败、更加虚伪、更加堕落、更加黑暗、更加残酷、更加扼杀人性。
　　　　儒家的终极目标只不过是为了维系君尊臣卑的专制秩序，所谓“仁义”只是幌子而已。从来不曾真正施行过。一旦你不能满足统治要求，他们马上就撕下这个面具，动手杀人。
　　　　经常吹嘘中国是“礼仪之邦”的人从来就没明白：中国古代的所谓“礼”，根本不是我们现代意义上的“文明礼貌”、“平等待人”的意思，而是专指一整套君尊臣卑的秩序而已。中国从来不是什么“讲文明、讲礼貌、讲道德”的国度，而是充满了血腥、黑暗、阴险、残酷的宫廷斗争，野蛮的杀戮，令人发指的酷刑的国度。二十四史每一页都浸透了血泪。孔孟之道是“中国文化”反人性的一个主要根源。
　　　　实际上，中国早期儒家的贫乏弱智决定了它以后难有更大发展的空间，果然，这之后两千多年里，后代人反复地在这些弱智思想里面兜圈子，不能推陈出新。虽然也出现过程朱理学这样的重新包装，只是使它变得更坏，而不是更好。
　　　　儒家把民族扭曲成一个没有理性的民族。从古至今中华民族讲的不是“公理”，而是“人情世故”。一讲人情世故就复杂了。本该公事公办的，成了公事“情”办，公事“钱”办；而不是按程序解决问题，所以裙带风盛行。中国是人治大于法治，潜规则重于正式规则。在中国具有强制力的法律制度也可“变通执行”，法院的判决书也可成为“白条”，出现了制度虚置。
　　 墨家的“兼爱”的人道主张被孟子斥为“无君无父”的“禽兽”，说明在儒家那里，爱是有条件的，与身份有关；同时还必须表达为某种恰当的方式和程度，即“合乎礼”。由此看来，儒家思想是一种形式化的人道主义，它对人际关系的重视程度远远多于关注人的自身存在。“仁”和“礼”是表里关系，但我们发现“仁”的概念在儒家系统里总是阐述得非常随机，好像不大相信人有稳定的精神生活(除了圣人)。行为是可以观察和评判的，为此值得花费大量精力把“礼”的系统从祭祀仪式中扩展开来，成为一套极度繁琐的社交规则。大多数人无所适从，但是“君子”却应该从中感到无穷乐趣。
　　 这就是孟轲和他的徒子徒孙们被称为“伪君子”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