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同志对广州起义的回忆
聂荣臻同志对广州起义的回忆
（记录稿）
大革命失败后，我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起义以后，成立十一军，叶挺同志任军
长，我任党代表。南昌起义部队自五日以前陆续离开南昌，向广东进军。沿途没有注意群
众工作，许多群众对起义军的性质不了解，而得不到他们的支持。虽然把许多追击的敌人
打垮了，却没有注意到要把敌人消灭，而自己在行军和战斗中也伤亡很大。天气炎热，士
兵害病和减员现象相当严重。我军进入广东潮汕地区后，由于部队长途行军得不到适当的
休整和补充，而敌人却以逸待劳，集结了优势兵力向我军进攻。我军终于因众寡悬殊，在
揭阳、汤坑、流沙一带转战中遭受到挫折。失败后除董朗带一个团转入海陆丰苏区，留守
三河坝的第二十五师在朱德、陈毅同志领导下，经赣南转粤北，在发动了湘南起义后转上
井冈山与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之外，南昌起义大部分部队被打散。我和周
恩来等几个同志，则回到香港，找到了省委。
广州暴动前一星期，省委派我和杨剑英同志由香港来到广州，与原广州的黄锦辉同志
一起，参加起义准备工作。当时住在八旗会馆对面的一间房子里，晚上回去时，也不敢叫
门。第二天，房东看到报上消息登载，我们以米店作掩护的机关被敌人破获，搜出了手榴
弹。而这间米店正是我租房子时的铺保。房东趁机敲竹杠，要我另找铺保，或另给押金，
否则，要立即搬出。我给了他五十元港币之后，也就没有再提这件事了。
在大革命失败后，全国的革命形势已转入低潮，这时已不是以武装起义夺取城市的时
机。从广东来说，由于大革命时期党在群众中有着较深厚的基础，虽然经“四·一五”反
革命政变的打击，大批我党员和工人领袖被捕杀，黄埔军校和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的武
装被解除，党组织已被迫转入地下，但在农村中仍然保存着一些革命力量，但也不平衡，
当时东江的基础好，力量强些。因而，广东各地（主要是在农村）的革命运动仍然此起彼
伏地有着一定程度的发展。
在广州暴动前，广州的工人阶级为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斗争是不断高涨的。到
十月间，张发奎军阀部队开入广东，他们为了要和桂系军阀争夺广东地盘，正在酝酿军阀
战争。当时，广东的党组织自“四·一五”事件后，初步整顿了自己的队伍；我们在教导
团和警卫团有着相当大的力量。
尤其是在教导团方面，在一千三百多名下级军官中，有二百多个党员。教导团中有百
分之九十的人是同情工人阶级和土地革命的。这些情况，敌人是了解的。并且，已经准备
解除教导团的武装。面临着这种情况，应该怎样处理呢？从现在来看，在该不该及可不可
能搞暴动这个问题上，必须作具体的分析。当时的办法不外是两条：一条办法是继续潜伏
下去，待机而动，这条办法事实上是行不通，在我们发动之前，敌人已先下手，我们实际
上是等待敌人来捕杀；另一条办法，而且也只有这条办法，就是搞兵变暴动，给敌人来一
个措手不及的打击，然后，迅速把队伍撤出来，转移到农村（比如海陆丰）去坚持武装斗
争，这是完全有条件的，有需要也有可能的。中共“六大”决议上把广州暴动说成为“退
兵之一
战”这个结论，缺乏具体分析，不能解决当时的实际问题。我至今仍对这个结论有
保留。
广州暴动是以教导团为主力，警卫团也有一部分参加。暴动的决定虽然是省委会议通
过的，但实际上策划的灵魂是德国人威尔曼（是共产国际派来指导暴动的代表，一共派来
三
个，有一个叫何锡思，是位苏联将军，在背后指挥，没有出面，广州起义失败后，国民
党抄了苏联领事馆，何锡思被捕后牺牲了。另一个名字记不起来了）。这个人是不讲具体
条件的十足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者。在省委会议上，对暴动条件是否成熟，应如何进行
暴动产生不同意见，发动暴动的具体时间是在白天还是晚上，我们认为最好选择在晚上。
趁敌人戒备稍松懈，突然动作，胜利的把握较大，而他却坚持一
定要在白天，并且还要搞
工人总同盟罢工示威游行。没有看到广州的工人是分裂为两派的，我们直接领导的只是印
刷工人、汽车工人、手车夫等行业的一些工人。国民党掌握了大部分机器工人。在这种形
势下举行总罢工是不可能的。他以大帽子压人，批评我们是单纯军事观点。后来，在我们
坚持下没有搞总罢工，暴动也是在晚上举行的。
在准备广州暴动过程中，收藏手榴弹的米店被敌人破坏，敌人在已部署镇压起义，我
们决定将起义日期提前。
广州暴动的准备工作做好了，在起义前才通知叶挺同志他在暴动当天晚上才赶到广州
的。
发动起义的那天晚上，我没有到教导团驻地四标营。教导团攻下伪公安局后，我便进
入公安局，张瑞华同志是四军军医处的，她参加了起义，担任救护工作。暴动这几天，我
都在起义指挥部内，我当时是中共广东省委军委负责人之一。
我们办公的地方在伪公安局局长朱晖日原来办公的房子。楼下是一个大厅，我就在这
里工作，在这里工作的还有省委的一些同志。
十一日凌晨起义后，珠江北岸除了长堤的敌四军军部、文德路的一个敌军机关和国民
党检察队等少数机关没有攻下，大部分地区已解决战斗。珠江南岸仍为李福林第五军盘踞
隔江和我们对打。十一日深夜，我们在起义指挥部里开会分析了形势，叶挺同志看到形势
不好，认为不能再在广州坚持，主张向海陆丰撤退。这个主张本来是正确的，当时的国际
代表威尔曼不懂得打仗，主观武断，说搞暴动只能前进，不许后退，批评叶挺是主张去做
土匪。张太雷同志不懂军事只听国际代表的话，从此，叶挺同志不再讲话了。
暴动胜利后，缴获了很多武器，前来参加暴动的工人也很多，如果以这些武器把参加
暴动的工人全部武装起来，可以组成一支很大的队伍，有计划地转移到农村，是坚持武装
斗争的一支很大的力量。这样广州暴动取得胜利就会更大。
今天来看，广州暴动之所以失败，从我们自己本身来说，主要是没有经验。有秀才造
反的味道。太雷同志虽然是我们党内有威望的领导者，是一位好同志，但他是书生出身，
缺乏军事常识，缺乏领导武装斗争的经验。就以他在十二日中午去西瓜园出席工农兵大会
这件事来说，对警卫工作没有注意。结果却给敌人冷枪打死了。太雷同志的牺牲，是一个
严重的损失。
十二日黄昏，我和叶挺同志到财政厅的天台观察各处战斗情况，看到敌人从观音山下
来，形势对我们十分不利，我们认为再坚持只能是作无谓的牺牲，于是下决心撤退，因为
张太雷已在中午牺牲，省委已无人领导，我回公安局，找到黄锦辉同志，我们两人分头通
知撤退，我通知教导团，黄锦辉同志通知赤卫队。我在公安局看到恽代英、陈郁等省委同
志，告诉他们敌人已打进观音山向城内前进，赶快撤退。这时正好有一批敌人冲到公园前，
我和一个朝鲜同志在那里和敌人打了一阵，那人朝鲜同志是个机枪手，作战很勇敢。这股
敌人退去之后，在指挥部内找不到负责人，形势紧急，而暴动队伍又缺乏统一的指挥。教
导团是正规部队，队伍较容易集中，一接到通知，即开始撤退。赤卫队多数分散在各区作
战，较难集中，结果还有许多来不及撤出，最后在和敌人巷战中壮烈牺牲。十三日上午，
国民党军阀李福林部由河南渡江，各路反革命军队大举反扑，广州暴动终于失败了。
现在看来，广州起义，作为用武装斗争的实际行动来反抗国民党的武装镇压，在我们
党的斗争史上有重大的意义，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失败是很难避免的。
暴动失败后，敌人很嚣张，全市宣布戒严，晚上不准群众出门，敌人到处搜查，搞得
人心惶惶。暴动工人牺牲很多，外省籍的人牺牲也多，敌人凡捉到不懂广东话可疑的人就
杀。
我回到住处，不敢立即进门，坐到天亮才进去，我和杨剑英同志于暴动失败后还在八
旗会馆对面我暂住的那间房子呆了三天，然后化装成商人到香港。
我到香港后不久，省委要我去韶关一趟，任务是去和朱总司令所带那支队伍取得联系，
并通知他们广州暴动已失败，可向湘南一带转移。我到韶关马坝时，朱德同志已带队伍走
了。锦辉同志则被派去追寻教导团，经花县附近被捕牺牲。
广州暴动失败后，一九二七年底至一九二八年一月初，省委在香港召开全体会议，总
结和检讨暴动失败的原因。会议由中央派李立三同志主持，他指责这次暴动之所以失败，
是由于领导上犯了军事投机的错误，而采取惩办主义，处分了很多同志。省委把这个决议
送到中央后，中央对李立三同志这个做法不同意，派周恩来同志来处理这件事，对大批处
分同志提出了批评。以后，省委又重新作了一个决议。基本上接受了中央的批评。
广州起义，正处于革命低潮，广州市的许多群众组织受破坏，省港罢工工人很多已回
香港。在这种情况下，在敌人实行白色恐怖统治的形势下，企图以城市武装暴动而长期占
据广州建立广州苏维埃。显然是不可能的。如果作为一个军事暴动，发动了兵变之后，把
部队从城市撤出来，转移到农村去发展游击战争则是正确的，而且完全是可能的。广州暴
动时，对这一点是不明确的。暴动只坚持了三天，终于遭到了失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经
验教训。革命的人民，在一定的条件下，在城市发动了军事暴动之后，如何将斗争坚持下
去并取得最后胜利的问题，关键就在于必须将起义的队伍迅速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
弱的农村中去，发展有广大农民参加的游击战争，在坚持长期的武装斗争中，不断消灭敌
人，壮大自己的力量。从而，使暂时处于劣势的革命武装，以农村包围城市，经过长期斗
争锻炼，以取得敌我力量对比上的优势，最后将敌人打倒。这是毛泽东同志关于建立农村
革命根据地的中心思想。这一点，对于今天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武装斗争来说，仍
有着十分现实的意义。
（选自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广州起义资料》下，Ｐ２３—２９，人民出版社１９
８６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