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指以释道儒三家学问为主干、文学艺术戏剧音乐武术菜肴民俗婚丧礼仪等等为枝叶的传统中国文化体系。
整个二十世纪，是国学的空前（但愿不是“绝后”）灾难时期，因西方工商业文明的入侵，加上国内知识界人士的全盘西化努力（配合着“打倒孔家店之类”的口号），还有反右、文革的再摧残，使国学已趋于衰亡。
在西方文化的极端疯狂发展已使人类吃尽老天报应之苦头的今天，全人类精神痛苦剧烈、人为灾难深重，在这种前提下，重振东方文化、使之产生挽救人类、避免整体灭亡的重要作用，这已成国内外有识之士的强烈要求。
不能否认，在今天的教育体系里，对国学的普及教育还基本上是空缺的，大学文科博士竟然不通《论语》的现象并非杜撰的笑话，这些当然是国学衰微的重要原因。
儒家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为座右铭，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完美的人生理想，是尘世间最真、善、美的理想体系，是传统中国人在人间作为完人的行为准则。但是，对形而上的探讨，或者说对于宇宙终极真相和个人生命最终归宿的问题，则缺乏了解和研究。一句“子不语”挡住了多少灿烂的阳光！<BR><BR>而佛道两家则正好是对儒家理论空缺部分的有力补充，从作学问的立场上看就比儒家高明和精辟了许多。但是这二家人物因为智慧过高而都有厌离尘世的强烈倾向性，故对于红尘中之事往往不太关注。所以古往今来那些既要立身于红尘，又不愿老死于红尘而“终与草木同朽”的智者，往往都采用“阳儒暗佛”、“阳儒暗道”，或者说“内用黄老、外示儒术”的方法。用这种方法大隐于市。
佛道两家学者，往往都会赞叹儒家的精神、借用儒家的学说的精辟之处，好比鸟雀表扬飞得高的昆虫一般。而儒家学者，则往往会因其智慧之限而自认高明，排斥佛道二家为邪神野鬼，如井蛙之笑大鸟，最典型的就是韩愈和欧阳修
佛道二家，则是殊途而同归，只是佛家理论体系、实践方法都更多更完备，好比条条大路通山顶，而道家则有些类似于攀岩上山，与佛家的密宗颇相似，有些不便，有时还有一定的危险。<BR><BR>在明清以来，这三家其实更倾向于相互融合，正如某位高人说的“道释儒是谁分开”。而道佛两家的融合，大抵是道家吸收佛家的东西居多，比如说观世音菩萨被封为“慈航道人”、燃灯佛被封为“燃灯道人”，普贤菩萨被封为“普贤真人”等等。<BR><BR>我以为，释道儒三家结合在一起构成的东方文化，好比是一顶人类知识的皇冠，而佛道二家学说，则是这皇冠顶上的宝石。
如果先学通佛学或道学，再来学儒家，则势如破竹，相当容易。反过来学的话则大难！障（所知障）碍重重。

狭义的国学，则主要指意识形态层面的传统思想文化，它是国学的核心内涵，是国学本质属性的集中体现，也是我们今天所要认识并抽象继承、积极弘扬的重点之所在。
中国没有西方意义的哲学，有的是思想。从古到今，皆为此般！
今人之为“哲学”与思想古人称为“宋学”，世人说的“训诂考据”古人称为“汉学”。不是只有宋学是学，汉学也是学问。明代宋学发达，满街都是圣人，宋代宋学兴盛，而号称弱宋。所以有明末清初经世致用之说横行于世。有思想是好的，思想更要文献的支撑，才不是梦呓。
国学不是书斋里的学问，应当身体力行，所以才不应当仅仅是哲学，思想。而应当是兵刑钱谷，研究这些是离不开看书的，没有训诂考据行么？
国学是四书五经，是二十四史，是唐诗宋词，是红楼梦和三国，是老庄，是禅机，是数不尽的古代文献，当然也是贯穿在其中的精神

诚明（陈明）：国学院”成立的期待与疑虑

　　北京大学成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的时候，就声称要“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筹建北大国学研究院”。现在，十几年过去不见什么动静，这边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研究院”成立，今年秋天就要正式招生的校长宣示在各路媒体上高亢而响亮。这叫人自然而然地联想起八十年前的清华国学研究院，联想起清华国学研究院那风格独具影响深远的学生和导师、成果和思想。

　　“国学”这个词在清季民初曾经是知识界的热门话题，反映着传统文化在与西方思想相遇时的尴尬境遇。大致说来，清季以褒为主，作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模式里“中学”的同义语，“国学”被视为“国魂”之所系（排满的章太炎寄望“以国粹激动种性”）；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则以贬为主，被视为阻碍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国渣”，激进人士（如钱玄同等）要将它们扔进茅厕――平和一点的（如胡适等）则将它视为“国故学”的省略语，属于知识研究的对象和材料。后来，随着新式学堂的建立，西方学科分类在中国现代教育体系中生根发展，经、史、子、集的中国文化体系分别被划归哲学、历史学和文学诸学科。如此这般是否丝丝入扣若合符节？问题并不是习惯以为的那么简单那么理所当然。

　　作为工具性存在的文化，其整体上乃是一个集应物、治事、立命安身诸功能为一体的复合系统，如西方文化就是自然科学、人文学科和宗教神学三足鼎立支撑。经史子集之经，即儒学，是不是宗教另说，但千百年来主要是由它作为民族生命之意义提供者、作为文化认同之标志则毋庸置疑。将经学化约为哲学、文字学或者历史学、人类学，结果是造成方法的错乱、意义的遮蔽。方法错乱就是将兼具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文化彻底对象化知识化；意义遮蔽就是无视儒学作为民族性格之塑造者、国家理想之设计者的正面意义，反而据此要求其为我们在近代世界性的殖民运动中遭受的失败承担主要责任。新文化运动当然不容否定，但政治生病却给文化下药的做法显然也是大可商榷的。著名的科学玄学大论战，深层原因就是那些意识到生命意义问题之独特性的人们对科学主义覆盖一切之时势的质疑与不满。当然，在那种潮流下，他们被骂作“玄学鬼”落荒而逃也是不难想像的。

　　清华国学院是另一种风气。

　　四大导师除了语言学家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和陈寅恪都属于“中体西用”主义者。主张以历史激发爱国心的梁启超对国学教育的理解是让学生懂得“中国历史的大概”和“中国的人生哲学”。王国维昆明湖自沉后，陈寅恪反对“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的汹汹之论，而高标其“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人”的人格，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的事业。这其实也是陈本人的夫子自道。他主张吸收输入外来学说，但更强调“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他在清华时这样论述史学于民族之意义、大学于学术之责任：国可亡而史不可灭。今日国虽幸存，而国史已失其正统……学术之现状若此，全国大学皆有责焉，而清华为全国所最属望，故其职责尤重。此实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者！清季国学与民族的内在关系在这里被自觉不自觉地得到重构。正是有这种“道之将废也，文不在兹乎”的理念和担待，短短数年，清华国学院“几个导师培养出了很多人，开出了一个辉煌的历史阶段”；“他们的治学精神影响了中国人近百年的学术走向。”

　　现代性深入、全球化推进和意识形态调整等使社会对文化产生了新的自觉和需要，人大国学院的存在时间超过清华国学院不成问题。钱穆撰《国学概论》，前8章专言经与子，不及文史。那位校长对国学的理解应该说也大致到位：国学可以理解为是参照西方学术对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进行研究和阐释的一门学问；狭义的国学，则主要指意识形态层面的传统思想文化，它是国学的核心内涵，是国学本质属性的集中体现，也是我们今天所要认识并抽象继承、积极弘扬的重点之所在。但怎么也叫人看不懂的是，这样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事件一种兴废继绝踵事前贤的文化诉求又怎么可能寄望由一位八十多岁的红学家去引领实现呢？

　　刚升起的期待又被疑虑替代。

　　（《新京报》约稿，却又嫌太理论化，而要我就选冯当院长发“讥评”。正所谓“不贤者识其小”也。）

　　王达三： 这篇文章，给了人大国学院以高度的支持。

　　事情没有尽善尽美的，关键是做。有些人恶意的批评，有些人善意的批评。但我想，即使善意的批评，现在也要斟酌。别人做事，你那里发牢骚，这叫不尽人情。

　　诚明（陈明）：《新京报》的倾向是自由主义。这自有它不可替代的意义。但在文化上，短处也表现充分。这次国学院讨论就颇能反映出来。

　　剑气箫心：陈明先生对人大成立“国学院”事件的态度和看法可谓“即用见体”。陈明先生说“那位校长对国学的理解应该说也大致到位”，我是想知道陈明先生对“国学”含义的理解？

　　诚明（陈明）：“那位校长对国学的理解应该说也大致到位”－－话只能这么说啦。你想，否定它，岂不是求全责备？人家是校长，顶着各种各样的压力办国学院，首先当然要肯定、支持！这是一种历史主义。

　　实际他对国学的理解，“国学可以理解为是参照西方学术对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进行研究和阐释的一门学问”，这是胡适之意义上的“国故学”；“狭义的国学，则主要指意识形态层面的传统思想文化，它是国学的核心内涵，是国学本质属性的集中体现，也是我们今天所要认识并抽象继承、积极弘扬的重点之所在”；这种用语是政治性的而非学术性的，同时也未揭示文化与民族之间的内在关系。如果说后者有点过，则前者又有点不及。（人大的笔杆子显然还有待达三一辈顶上去才敷使用－－二三子，不要小看了自己！）

　　肯定动机、方向，是因为其他是具体做法，是专家的事。即使本就不过叶公好龙，那死马当活马医，也是儒者目前的首选。

　　书不尽言，言不尽意……

　　孔门闲人（彭永捷）：陈明兄的文章，简明清楚，国学的含义、历史和潜在的文化问题都点到了。不过，对院长的质疑则似无必要。

　　看诸位学者的评论，感觉一些朋友的道统（文化道统）意识太强烈啦。有学人指出，我们让传统背负了着太多的“原罪”，太多沉重的负担和宏大的意义。可是，诸位在解构这些“原罪”时，又再次让国学和国学院背负起这样一种负担。国学－－固故学，乃一国固有之学问。国学之谓学，系指对传统学问的研究。红学，系国故学的一个分支。胡适是著名的国学家，或曰汉学家，主要成就还是在红学和水经注研究，也并非是专门研究儒学。冯先生的研究领域是红学、汉画、西域地理等专门之学，并不意味国学院只把红学当作国学。国学院，旨在传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人文学术，并非专注于儒学一支。

　　现有的评论，依据的文献和信息有限。像纪宝成校长在国学座谈会上的报告，几位老先生（冯其庸、任继愈、戴逸、汤一介、张岂之、张立文）的发言，有许多具体内容，有许多深入思考的问题。可惜大家一时看不到。人大这边儿应当尽快做一个网站，把相关材料公布。

　　另：孔子研究院及马上要成立的ICA国际儒学院，也将划归国学院，专门从事培养儒学研究人材和开展儒学研究。

　　诚明（陈明）：“国学－－国故学，乃一国固有之学问。国学之谓学，系指对传统学问的研究。红学，系国故学的一个分支。胡适是著名的国学家，或曰汉学家，主要成就还是在红学和水经注研究，也并非是专门研究儒学。冯先生的研究领域是红学、汉画、西域地理等专门之学，并不意味国学院只把红学当作国学。”－－不对。

　　一国固有之学，在邓实处有所论及，虽语焉未详但其与一国之人的内在关系是确定的。“经”则当然与民族生命的意义目标关系最深最剧。20年代（？）某报刊请名人开国学书目，胡适就列了些“三侠武义”什么的。后来招致很多批评（印象中后来徐复观先生有过议论）。梁启超看重“经”“史”当然是对的－－别忘了胡适的立场和知识背景都是西化的。

　　“欲亡其国，先亡其史”，为什么？就因为二者间有内在关系（“国学者国魂之所系也”）。如果这都看不明白，将国学理解为红学、汉画、西域地理等专门之学，那真是荒天下之大唐！（李泽厚说把鲁迅胡适说成国学家，他们会气死。我虽不赞成其立场，但其逻辑是成立的。这是对我前面观点的反面证明。）

　　可怜、可叹、复可笑！

　　孔门闲人（彭永捷）：我说说自己的理解。国学院首先是一个传承中国传统学术，培育国学研究人材的教育和科研机构。国学院就是国学院，不会是儒学院，也不会是经学院。

　　“将国学理解为红学、汉画、西域地理等专门之学”？莫名其妙。国学理所当然地包括红学、汉画、地理等专门之学，但国学并非仅限于这些学问，就如同国学包括儒学，但不能说国学就是儒学一样。国学研究的对象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尤其集中于传统学术。无论哪位学者如何理解国学，他所重视的学问都会在国学院中找到位置，但国学不应溺于一端，国学研究也不应蔽于一曲之学。把国学院成立解读成为在当代文化中确立儒学正宗或儒学正统，显然会失望的，理由是国学院的成立无关于这一主题。儒学是传统学术主流或主体，但丝毫不妨碍国学院对中国传统文化做全方位的研究。况且学术是自由的，学者们的学术志趣起重要作用。在人材培养方面，核心是传统人文学术。我也支持复兴儒学，但如果眼中只有儒学而没有整个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人文学术，那才是真正的不识大体，那我只能说，一些学友太狭隘了。

　　国学院成立不再仅是一个学术事件，而正逐渐演变成一场文化论争，这本身或许就说明了中国当代文化仍然很不成熟。不管支持的，还是反对的，脱离开学术和教育本身来谈论，实际上都是以国学说事儿，以国学院说事儿。这些争论对于中国当代文化来说，是有意义的。但国学院－－一个教育和科研机构，不应把自己过多绑在这些文化论争上面。

　　陈明兄一并提到鲁迅和胡适，他们可不是一类人，对当代文化的意义也大不相同。李泽厚先生不是鲁迅，也不是胡适，大可不必去揣测这两位生不生气和生谁的气。

　　诚明（陈明）：“国学院成立不再仅是一个学术事件，而正逐渐演变成一场文化论争，这本身或许就说明了中国当代文化仍然很不成熟。”－－话应该这样说：国学院以这种形式这种理念开张，说明中国当代文化很不成熟；而批评声音的出现，则说明中国文化有了自己的自觉从而有了走向成熟的可能。

　　如果人大对国学的理解就停留在目前的层次，只会成为一个笑柄：西化派骂，传统派怒－－怒其不争。

　　不妨拭目以待。

　　孔门闲人（彭永捷）：陈明兄，你自己的观点也不过是你自己的一家之言，不要动辄说什么“可笑”、“笑柄”，这有点儿过了。与你观点相左者也大有人在，如此说来，你岂不就成了别人的“笑柄”，在别人眼中就成了“可笑”。我们从事学术研究的人，讨论一个问题，试图说服别人，要通过说理来实现，用一些轻蔑的字眼，不应是我辈学人的做法。既然是讨论问题，那就只能期望把自己的看法说出来，交流意见，如果骨子里总想着支配别人，要求别人一定要走上自己希望的轨道，岂不如缺乏反省了么？

　　至于“西化派”或“传统派”，都是些标签罢了，你老兄不也是“传统派”的代表人物吗，莫非暗示要“怒”了－－多支持才对，况且我觉得怒得也没道理。我们在这里讨论国学院的话题，是着眼于国学院成立对于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文学术可能有的作用和贡献，而不会去考虑让哪一派满意，重要的是大家一起去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

　　米湾：国学三辨

　　关于国学，本人比较赞成陈兄的看法。若彭兄那样的理解，则国学可能就是零碎的东西了。如是，把现在大学的文、史、哲系中的中文、中哲和中国史等有关中国古代学术的科目归并聚拢在一起，就是国学了。如此以来，国学院的成立，可能仅有“拼凑”、“聚拢”之功，其意义也就大为减杀至于倍蓰而无算了！

　　顾宁人《日知录》有言曰：“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窃以为，现在虽然没有亡国，但是蒿目时事，差不多已经“亡天下”了。天下既亡，国迟早难以久存。“亡天下”实际上就是指亡文化。兴国学，就是兴文化（这里的“文化”不能以时下的“精神文明”解之，自不待言），就是保教保国。应该把国学上升到这样的高度。

　　国学这么“高”，究竟作何理会它？初步想了一下，国学至少当有三辨。（辨者，别也。“三辨”即国学之三个与西学相区别的特点。）

　　一：国学以经史子集为研习对象。这四者中，“经学”的地位是首出的。有国教经典之意义。如此，儒学在国学中之地位，必然不同一般。其次为国史等。

　　二：研习方法重体证，重“博而通”，重知行合一、做人作学问合一。

　　逻辑解析、理论思辩等方法与国学并不是势若冰碳，但国学之方法，重在体证。悠游涵泳其中，滋润乎一心，畅达乎四体。其理论预设是承认国学中有其一以贯之之道，有其灵魂，不是零散的死东西。各别的具体细节研究是必要的，但应在此基础上由博返约，再由约而通而不隔。经学里面有人生之道，需要身体力行，知行合一，这点易明了。实际上，即使辞章等学，也要“知行合一”，比如，学一文体，就要能“身体力行”，能写出这样的文章来。（据说高步瀛先生在师大教中国诗词歌赋时，每讲一种，其考试方式就是写一篇这种文体。这正是国学的方法。若现在的中文系，则恐怕只是概念解析了。）

　　三：国学在办学体制上是“以人为本”。表现在：1，重视大儒之作用，不是技术官僚作主。大儒在教学管理上，具有举足轻重甚至是一言九鼎的作用。2，师生之间不是知识的买卖关系或文凭的交易关系，而是学问和人格的感格关系，精神是相通的。不仅交流学业，也交流人生甚至生活问题。3，国学在管理上，不是量化的、企业化的或官僚化的科层管理体制。其体制是比较自由的，比较重质、重内涵，重长远目标。如传统书院的一些体制。总之，其体制是有利于“百年树人”的体制。

　　有此三辨，大概就是国学真面目了。

　　（看了上面陈、彭两兄贴子，偶发感想，临屏拉杂书此。无庸讳言，我的看法是比较接近国粹派的观点的。老朽之讥，恐在所难免，然亦在所不辞也。）

　　诚明（陈明）：学术天下公器，谁都可以说；

　　国学国族之文化，大家有责任参与；

　　人大办国学院，从体制内部来说是一大转变（因此我才建设性提建议，而拒绝接受报纸意见对不当之院长人选嘲讽），但作为学者，我当然应该从自己的专业背景和文化立场指出校长讲话稿的浅薄矛盾。

　　这不是“总想着支配别人，要求别人一定要走上自己希望的轨道”（这种心态属于什么人，大家有目共睹），而是因为从知识讲有个是非，从效率讲有个高低，从价值讲有个好坏。况且，人民大学也不是印钞厂，国学院什么的，花的是纳税人的钱，用的时候应该想想到底要干什么？而我，作为与此相关的纳税人之一，当然有责任和权利出来多说几句！

　　真想把国学院办成文化振兴的基地，主导的人首先要虚心－－看看讲话那深一脚浅一脚的！抢山头捞政绩，那是官场做派，不是文化事业！

请问新国学的涵义是什么建立不同于西方的、却借鉴西方先进科学文化，基于传统中国哲学、文化、经济、科学体系的中国的知识系统。
以前曾有一段时间国人大喊拿来主义，可是现在基本上却是搬来主义了。现在还有什么人能够做到古代国人那种好的精神境界么？
新国学正是基于这个想法而努力的，以我为本，洋为中用。

国学是什么？  

　来源: 信息时报




　　儒学是一种典籍文化。在历史上，常常可见一个民族的文化典籍陈述的价值观是一套，而人们的行为文化可以是另一套。对这一关系不讨论清楚，关于文化问题的一切研究都可能走入歧途。2005年7月《中国新闻周刊》

　　儒学首先是一种典籍文化。典籍文化是经过学者系统化的符号文化，在过去大多数时代由官方提倡并反映在历史典籍中，特别由古代“圣人”所勉力传播。世界主要文明国家在历史上都遗留下了大量文化典籍，其中的一部分典籍由于官方或其它重要社会势力（如宗教）的推崇，对民族历史发生了较大影响。这些典籍的作者被尊为“圣人”，他们倡导的人类行为规则被当作（只是被当作，不一定实际上是）民族行为文化的代表。

　　典籍文化与实际的行为文化是不同的。在历史上，一个民族的文化典籍陈述的价值观是一套，而人们的行为文化可以是另一套。笔者认为，我国学者在文化研究方面存在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关于民族的典籍文化与实际的民族行为文化的关系问题。对这一关系不讨论清楚，关于文化问题的一切研究都可能走入歧途。

　　行为文化与典籍文化之间可以一致，也可以不一致。历史上的学者不一定将本民族的行为规则研究清楚，并将其真实地记录下来；历史上的艺术家的艺术创造也不一定反映民族的真实情感和社会的本来面貌；学者们的作品难免渗透自己和自己所在阶层的价值观，甚至使自己的作品成为其价值观的诠释；学者们不是圣人，他只愿意说出那些在他看来对他生前死后最有利的话；虽然某些学者对“真实”有特殊的偏好，但这仍不能保证他没有思想上的片面性。

　　所以，一个民族的典籍文化是否反映民族的行为文化传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这个传统，是极不确定的。但是，学者们很难这样看问题，他们倾向于把民族的典籍文化看作实际的、民族的行为文化。例如，梁漱溟先生强调中西文化的差别，并认为中国社会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便犯了以民族典籍文化替代民族行为文化的错误。实际上，儒家经典的伦理本位，并不等于中国社会的伦理本位。

　　儒学是一个大泥潭，人们一旦栽了进去，对信息的获取便永远得不到饱和，而其他信息便没有时间去获取。于是，一个儒生便愈发迷恋故纸堆，并由此幻觉出一个虚假的民族精神出来，而且，这个民族精神是绝不能与其他民族共同享有的。

　　民族文化差异的观念一旦形成，会反过来进一步影响人们的治学态度，要人们愈发热情高涨地去啃故纸堆，实证研究态度便到爪哇国去了。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不少学者在传统文化问题上妄自尊大（以当代新儒家为代表），似乎国外一切先进的东西祖宗都曾有过，而外国一切不幸祖宗都早已料定。一位著名学府的“文化大师”竟言之凿凿，说伊拉克的战败是因为不懂得中国古人讲的“兵不厌诈”，其无视事实、囿于纸面学问的拙劣，可以说，已是触目惊心。

瞭望新闻周刊：国学院引发“国学”之争  

中国网 | 时间：2005 年11 月1 日 | 文章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前言

2005年10月16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举行开学典礼暨揭牌仪式，著名红学家冯其庸先生受聘出任院长，58名新生组成2004级和2005级两个教学班，学制为六年本硕连读。

从今年5月人大宣布成立国学院之日起，社会各界关于国学的争论纷至沓来，国学院成了争论的起因，复兴国学成了争论的焦点。从表面上看，热热闹闹，但在内行人眼里，却难免肤浅轻飘。国学到底该不该复兴？此问题恐怕不争。国学到底该如何复兴？见仁见智。

报道一：国学院引发“国学”之争

报道二：对话人大国学院

报道三：他们为什么选择国学院

报道四：“文试班”：曾经 的尴尬

报道五：“轻浮的争论模式”背后

报道六：清华国学院：被追忆的“神话”

国学院引发“国学”之争

与“读经运动”、“甲申文化宣言”等一系列与传统文化有关的事件一样，人大国学院的创办也在第一时间引发争议，热闹程度丝毫不亚于前两者。从春天到秋天，京城各家报纸的文化版、时评版，持续不断地关注着这样一个话题——“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

５月２９日，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正式宣布在人民大学组建国学院，同时宣布已“聘请国学大师、著名红学家冯其庸为国学院院长”。在此前后，纪宝成接受多家媒体采访，并先后发表署名文章，阐释人大国学院创办的动机与办学方针。

与２００４年的“读经运动”、“甲申文化宣言”等一系列与传统文化有关的事件（详见本刊第７～８期合刊）一样，这个新中国成立后的大陆首家国学院也在第一时间引发了争议，热闹程度丝毫不亚于前两者。这样的首创又由前身为１９３７年诞生于抗日战争烽火中的陕北公学，一向有“第二党校”之称的中国人民大学提出，更是吸引了众多的关注。

这场争论的关键人物是７４岁的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袁伟时。

６月１日，《新京报》发表了记者对纪宝成的访谈《重倡国学，是为延续中国文脉》。６月９日该报以整版篇幅刊登了袁伟时的评论文章《评纪宝成校长的“重振国学”论》。文章分别从“史实错误之一：新文化运动摧毁了‘国学’”；“史实错误之二：所谓二三十年代‘国学热’”；“史实错误之三：‘国学’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以及“我们已经做了什么？还该做什么？”四个角度批评了纪宝成的观点。

纪宝成认为，“国学在近百年实际上是个衰微的过程”，原因在于“历史虚无主义和‘左’的思潮泛滥。中国受列强侵略，很多知识分子把中国的落后挨打归咎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他们对传统文化失去了自信，这种态度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人。”

袁伟时对此持异议：“中国文化的厄运源于国民党在上一世纪２０年代开始推行的‘党化教育’、‘党化学术’，以及后来在文化革命中登峰造极的‘兴无灭资’、‘全面专政’；归罪于新文化运动完全与历史事实不符。”

对于“国学”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袁伟时则写道，“窃以为中国传统文化非常庞杂，精华与糟粕并存，必须在学术自由的原则下，严格在学术层面进行深入的研究，然后才谈得上应该对不同部分分别采取什么态度。”

袁伟时认为，“其实，在现代化的国家中，文化取向是公民的私事。如何选取学科生长点、用什么方法进行研究，都是学者应有的自由，也是教授、研究员应有的能力。行政干预，有害无益。历史已经给我们留下太多的教训。大权在握的学术官员应该以史为鉴。”

事实上，在袁文发表之前，已有许多人针对国学院成立一事进行评论。大多数评论者之间的分歧，正如同袁伟时论及他与纪宝成之间的分歧时所言，“不在要不要研究、保护中国传统文化遗产，而是以怎样的态度去看待和研究这些遗产。”

这些评论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陈明的态度最为耐人寻味。被认为是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陈明十多年来坚持以同人刊物《原道》为阵地弘扬儒学。对于人大国学院的成立，他的态度是：“刚升起的期待又被疑虑替代。”他认同纪宝成对国学的理解，认为“狭义的国学，则主要指意识形态层面的传统思想文化，它是国学的核心内涵，是国学本质属性的集中体现，也是我们今天所要认识并抽象继承、积极弘扬的重点之所在。”但对于院长人选，他又表示了异议：“叫人一头雾水的是，这样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事件，一种兴废继绝、踵事前贤的文化诉求又怎么可能寄望由一位八十多岁的红学家去引领实现呢？”

就在中国人民大学宣布成立国学院不久，６月１４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研究中心”宣布正式成立，陈明担任秘书长，香港孔教学院汤恩佳院长在成立大会上发表了“孔教与民族伟大复兴”的专题演讲。

由儒学而儒教，这一事件同样引发了批评。上海学者徐来将人民大学国学院与儒教研究中心的成立看成是“双塔奇兵”：“纪宝成们与陈明们似乎正在做着儒教再次成为‘国教’的春秋大梦：在自己的鼓吹和推动下，儒教终于可以‘起八代之衰’，真正成为经世济民的国家伦理。儒教中兴，因此也就指日可待了。但我还是很难想象，一个与当代中国社会完全脱节的儒教，会成为被顶礼膜拜的社会生活规范，还是让国学回到书斋去吧，那才是儒教乌托邦的真正所在。”

对话人大国学院

“我们学校从校领导到做具体工作的人都不是闭目塞听的”，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常务副院长孙家洲拿出两本装订好的十六开资料，每一本都有约１．５厘米厚，封面写着“国学院成立相关报道专辑”，落款“人大党委宣传部”。

这是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宣传部搜集的媒体信息汇编。人民大学国学院成立的消息对外公布以来，各家媒体的报道、评论几乎都按照时间顺序尽收其中。对这份资料十分重视的孙家洲说：“其中相当多的是持批评意见的文字和言论。”

这样的情形是令许多人始料不及的。作为一个学者，孙家洲把这些争论看作是“一次中国文化的大讨论”。“就我个人而言，感觉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有话大家可以讲了”，孙家洲说，“比起过去的严格的舆论一律，这是一个国家和社会日益文明的象征之一。这种质疑和批评应该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

在孙家洲看来，围绕人大国学院成立一事，争论的焦点可以概括为：什么是国学？现在的环境下该不该办国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有无条件办国学院？针对这些问题，孙家洲接受了《瞭望新闻周刊》的采访。

“办国学院不是复兴儒学”

《瞭望新闻周刊》：就您的理解，“国学”是什么呢？

孙家洲：我愿意援引两位学者的话。一位是张岱年先生。他在９０年代为《国学今论》一书作序时，对国学有这样一个定义：国学是中国学术的简称。这里的“中国学术”，肯定是指中国本土的、传统的学术体系。

还有一位，就是８０年前清华国学院创办时担任主任委员的吴宓先生。吴先生认为，国学是一个国家学术的总体，是本国学术的整体。也就是说，它应该包容中国学术的方方面面。这两种定义都很简单，但都很有深意。

现在社会上，有人认为国学就是儒学，这肯定是不对的。非常有意思的是，有的人说人民大学办国学院就是复兴儒学，这种理解肯定不对。什么是我国学术的主体部分？我们不妨从传统的文献学的分类谈起。中国古代有经、史、子、集的划分，那么儒学只是其中的经部，当然在子部中也有一部分与儒学有关。从古老的文献分类来看，从来没有人说过，儒家就是中国学术的全部内容。

更何况按照章太炎先生对于国学的分类，他分作五类，第一是小学类，接近于我们现在所讲的国学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接下来是经、史、子、集。我想我们今天办国学院视野应当比古人更加开阔，它应该是中国固有传统文化的全部。“应该珍惜对传统文化的世纪反思”

《瞭望新闻周刊》：为什么要兴办国学院？

孙家洲：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了解本国、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本来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但同时，我们强调，应该是在多元文化的境界和视野之下办国学院。我们不是想办成一个宣扬意识形态的国学院，我们既无意，也不可能、更不应该。

文化上的开放，心态上的、意识层面的兼容并包是现在应该极力提倡的。无论是主张兴办国学院还是反对成立国学院，都应该在这样一种意识下去谈问题，切不可把兴办国学院简单地当作一种复古，当作一种对现代学术潮流的抵制。如果这样理解的话，肯定不符合人大办国学院的初衷。

过去一个时期，确实存在着否定本民族传统文化过多的现象。但是，对传统文化的反思是２０世纪留给中国的一个宝贵财富。２０世纪的文化反思，包括鲁迅先生在内，或许有的意见表达得比较极端一些，但其中的文化内涵是应该认真琢磨和吸取的。２０世纪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是非常有深度的，它将是国学院日后科研工作的重要起点。国学院不会走向否定２０世纪学术主导潮流的道路，此前对此有所疑虑的先生们完全不必杞人忧天。

我们对包括近代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是十分尊重的。我们的历史文化悠久，确实有许多宝贵的资源，但是我们对传统文化持有的应该是一种研究的态度：接触、理解、分析、升华、批判。这里的批判是一种学术式的批判而不是暴力式的“革命大批判”。我们不会把国学的知识体系当成一种崇拜的对象，它只是我们研究的对象。热情与理性并重将是我们作教学和研究时一种最基本的态度。

《瞭望新闻周刊》：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也曾有过一段时间，许多学校兴办国学院，在您看来，今天的情况和当时有什么异同吗？

孙家洲：那个年代，整个社会有一种对于传统文化的危机感。当时国势衰微，传统文化受到了冲击，整个民族都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威胁。１９２５年清华国学院创办时，国家内有战乱，在国际上地位很低，西方文化对于中国而言占有明显的优势地位，一部分忧国忧民的人希望强调传统文化借以唤醒国人的自尊、自强意识。在承受着强烈文化使命感这一点上，也许现在“重倡国学”的提出，和当年有些相似之处。但不同的社会背景在于，我们现在并不是国势衰微。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国家地位的提高，中国文化在国际上影响力的增强，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大多数人相信，中国的传统文化，首先应该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所应该有的一种素养，而且在今后有着进一步弘扬的价值。“不敢奢望培养国学大师”

《瞭望新闻周刊》：经常有人会将今天的人大国学院和当年的清华国学院作比较。

孙家洲：我们现在办国学院，社会上很多人自然地和当年的清华国学院作对比，这种对比不应该仅仅限于师资。当年清华的四大导师，就其学术水平而言，那都是一代天骄式的人物。客观公正地讲，现在不光人民大学没有那样的师资，全国其他相关的研究机构和高校，有哪个单位敢说，我们的教师队伍拥有了当年四大导师的水平？应该说，清华当年出现了四大导师那样的师资力量，是历史的产物，也是历史的幸运。比如说，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这样的人物，几乎都是不可再造的。如果谁要提出这样一种推论，说今天如果要办国学院就必须具备当年四大导师的师资力量，那么，恐怕我们只好说，谁也别办了。

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如果那个学校的领导或者教务事业的主持人，发现真正的人才，可以有权聘任。所以钱穆先生身为一个中学老师，可以直接受北大校长的聘任到北大做教授；顾颉刚先生，三十多岁的时候，就可以以一个知名教授的身份推荐别的先生到高校去任职。这样的事情，试想一下，我们现在按照常规大概是很难做到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就现行教育体制的调适空间而言，事实就是这样的。好在我们人民大学的领导，对国学院在人才引进的支持上是不遗余力的。我真心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国学院能够凝聚数量可观的海内外知名学者。

如果将人大国学院和清华国学研究院作对比，我更愿意提醒大家注意从学生素质方面作对比。当年清华国学院的招生是一个什么标准呢？是大学毕业和对“经史小学有根柢”的学生。在当时所讲的“根柢”，可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基本知识。清华国学院４年累计有学生７０人左右，日后成名的学者有３０多人。一个国学院只办了４年，其中四大导师俱在的时间只有一年多，如此短的时间，单靠四大导师的点拨就能造就那么多的人才？这不能单靠师资来解决问题。清华国学院当年学生素质之高显然也是至关重要的。

而我们现在选拔的学生是什么样的呢？是通过全国高考选拔出来的学生。当然，考入人民大学的学生肯定是现在学生中的佼佼者，这一点我们应该感到欣慰。但是，就国学修养而言，确实没有办法和当年清华国学院作比较。０５级的学生只不过是刚刚毕业的高中生，刚刚进入大学。在高中阶段，他们接受的是现行的应试教育。且不说国学根基，说一个最简单的，古代汉语的水平又如何呢？仅仅是在高考中成绩比较优秀而已。这个标准相对于学好国学，尤其是如果和当年的清华国学院作比较，我们不得不说，这个距离不可以道里计，距离拉开得太大了。

《瞭望新闻周刊》：在这样的条件下，国学院学生的培养目标是什么呢？

孙家洲：必须理性地来制订目标。我们既然认识到这种师生的既定水准，从教学计划的制订到教师队伍的配置，我们尽量提高层次。在学风建设上，我们会大力倡导“务实、笃实”之风。

我们希望出现一批高层次的国学教学与研究人才。但我现在依然愿意重申，不敢奢望培养国学大师。

他们为什么选择国学院

在众多涉及国学院的报道中，有一个人群始终缺席。

他们出生于１９８７年前后，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上升是他们成长的大背景；他们都是优等生，有着聪明的大脑，良好的学习习惯；他们分别在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５年经历了残酷的“考季”，并顺利挤过了独木桥；在大小媒体都在为“国学院成立”一事争吵不休时，他们却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国学”作为专业，并不约而同地表示：“就是喜欢！”

他们就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第一届和第二届学生。９月，国学院在全校各专业２００４级学生以及２００５级新生中进行二次招生，近百名学生报名，经笔试与面试，５８人组成了第一、第二届国学院班级。

魏寅：幸运的重点中学毕业生

“魏寅，魏征的魏，唐寅的寅。”这个北京籍新生在自我介绍里提到了两位风格截然不同的历史名人。选择这样的方式进行自我介绍很符合国学院学生的身份。此前，魏寅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文科实验班”。

１９９５年，北师大二附中创设了北京市第一个文科实验班。在许多中学纷纷设立各种理科实验班的时候，这种“为弘扬国学及为高校文科专业培养优秀生源”的“文科实验班”十分罕见。不能不说，这是魏寅的幸运。

在文科实验班，魏寅有机会从高一开始聆听各类人文讲座，其中传统文化又占了大多数。这些都激发了魏寅对人文学科，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

魏寅对于国学的理解，据他自己说，主要是“受了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国粹派的影响”，“我想国学是一个很庞大的系统，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思想的集合。”

魏寅觉得，国学是一个无法简单描述的学术，因为它包含得太广阔了，天文历法等等，无所不包。所以他希望国学院的教育能够有所侧重，他希望日后国学院在课程设置上要多给大家交流的时间，由优秀的老师来引导研读，使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地交流。

吴秦荔：“我不忌讳说复古”

“国学不仅仅是一些知识，知识只是载体，其核心是一些价值观。如果没有学到这些，只是获得了一些知识，那么充其量也只是孔乙己那样的人物。”和魏寅受“国粹派”影响所给出的答案不同，对于国学院笔试中的第一道题——“谈谈你对国学的认识”，吴秦荔在回答中尤其强调了“心灵”的作用。

吴秦荔是从２００４级新闻系转到国学院的。在她看来，国学的作用应该是让走在大街上心慌的人感到宁静，而不只是成为学习者卖弄自己渊博知识的工具。她说，学习国学应当成为“两个时代的人”的对话，必须“用心灵去感悟”。

谈起出生于上个世纪之初的“那代人”，吴秦荔无限神往：“我觉得离我们不远的那代人和我们不太一样。我是对那种价值观比较认同一些。”这种认同也触发了她的“使命感”：“像冯其庸先生那代人，或者像台湾作家罗兰那代人，他们都受过很好的国学教育，但是受过那种教育的人年龄都很大了，现在有些青黄不接。所以，我觉得我们如果再不接上去，基本上就会断掉了。”她说她不忌讳“复古”这样的一个说法。“我觉得我们现在已经不是新文化运动那个年代了，‘封建’那样的字眼好像很敏感。现在应该属于过火了之后往回收的时候。”

她说，不管是什么时候，即使是现在国学衰微，喜欢它的人也很多。但是真正要推广还是有一定难度。比如说高考。“‘高考考什么’就不可能一下子改变。我们学的许多东西——英语、自然科学——都是西方的。”

而更大的困难，在她看来，“可能还是东西方世界观、价值观的差异”。吴秦荔说，“上大学之前，我们的世界观是比较单一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直到大学之后，才接触了基督教等其他价值观。这些价值观之间肯定会存在矛盾。”

吴秦荔在报纸和网络上浏览了很多有关国学院的消息。她说，“负面的更多一些”，“就像新文化运动时那种争论一样”。“我感觉，反对的声音是用大脑在说话，他们抓住细枝末节的问题，然后到处查字典；但是支持的声音不是这样的，他们是用心灵在说话。”

“用大脑说的话可能你看完第二天就忘了，而用心灵说出的话才是可以影响你一生的。”吴秦荔说。在那些“触动了她心灵”的评论中，令她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一段话：

“只有当我们全面经历了以西方价值观为主导的全球化的痛快洗礼，被带到一个追求极限增长几至末途、物欲至上、生态毁灭的时代，我们才有机会停住一个世纪的匆匆脚步，回头打量一下这个地球上的另一些文化，思量它们所可能蕴含的合理性。”

李侃：“我感觉到了一种责任”

对于自己六年之后的规划，接受采访的同学中有四位都给出了几种可能性。比如说，魏寅希望能够继续深造读博士或者工作，而吴秦荔觉得可以作记者、教书或者到海外传播汉学。但李侃十分明确地说：“我个人愿意从事对外宣传中国传统文化的工作。”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财富，也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和魏寅一样，李侃也毕业于一所著名的重点中学——天津南开中学。“天津的文化氛围特别好。我们学校还有一个南开花园。”李侃说，这样的经历可能是其他城市或其他学校所没有的：“课间走在校园里，都会听到很多老人在唱京剧。”

传统文化的魅力始终吸引着她。当被要求用一个具体的例子来描述这种魅力时，她回答：“这么说吧，我有时看《鉴宝》或者是《走进科学》，会发现，那么古老的东西，从地层中挖掘出来，还能散发出它当初的美丽，真是令人震撼。”

“但他们的精髓到今天已经中断了。今天的文化艺术已经和我们古老的文化有所脱节了。这可能就是今天的国学所要完成的事情了，要继承古代的优秀文化，无论是艺术还是文学。”

“我感觉到了一种责任”，李侃说，“这种责任是要让现在的人们能在现代与古代的文化中继续游走，让人们能够有机会更多地接触古代的优秀文化，同时，还能在现代继续享受它。”

张昊：一个时尚男孩的“底蕴”观

“我很追求时尚，”即将成为国学院２００４级学生的张昊在电话里试图修正人们对于国学的一些“通常的想法”，“你过来看看我吧，我的头发是龇着的，我穿条条的衬衫，牛仔裤，阿迪达斯鞋”。

张昊是北京人，在很多“大事”上，他自己拿主意，无论是高考还是这次报考国学院。之所以选择国学，一方面是兴趣，另一方面也源自他对于自己大学阶段的清晰定位——他认为大学四年应该用来“打基础，增加底蕴”。

这样一来，他选择国学院就显得顺理成章了，他所理解的国学“是中国传统文学、中国传统历史、中国传统哲学等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对他“增加自身底蕴”的目标有很大帮助。

因为这样的“底蕴观”，张昊相信自己经过６年的学习会成为一个“各方面适合未来发展的人才”。他说选择国学并不意味着放弃其他专业，他还会去努力学习外语，全方位充实自己。“试问，这样一个人才，哪家企业，比如外企或报社，谁不愿意要？”

张昊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开始于高中阶段。那时，同宿舍的四个男生“曾经多次就国学的问题讨论过”。说起来，张昊还有些惭愧。同学当中有人能把经典典籍倒背如流，而张昊说自己“只是背过《唐诗三百首》，对于国学没有什么系统的概念”。

正是这种讨论激发了张昊的兴趣。“这种文化能吸引我，使我迷恋。《春秋》最明显，它一字定褒贬。可能现在很多作家要花十几万、几十万字写下的东西也往往无法与那一个字相媲美。”

张昊喜欢的东西太多了：历史、中文、哲学、摇滚乐、Ｋ歌……既有传统的，又有时尚的，但他说这些其实一点也不矛盾，“现在的大学生都有很多面，有埋头搞学问的一面，也有很青春洋溢的一面。”

刘芳：理科生的“幸福生活”

国学院的成立让理科生刘芳的生活轨迹起了偏差。在周围同学异样的目光中，她从人大最热门的专业——财政学院金融系——考到了国学院。

刘芳学理是父母的意思，“因为学理科可以进重点班，考好大学，自然可以找份好工作。”

“听到人大国学院成立的消息之后，我非常高兴，当时就下定决心要报考。”对于这个“小学二年级开始看四大名著，五六年级开始看唐诗宋词，中学之后看二十四史，唐宋八大家”的理科生而言，国学院的成立无疑是一个大好的机遇。高考时，刘芳也想过按照自己的兴趣报考中文系，可是，哪一个学校的中文专业会收理科生呢？上大学之后，刘芳也可以选择转系，但是，转系又同样谈何容易？

“非常非常喜欢”，刘芳柔声细语地陈述她报考国学院的理由，“我不求闻达，不求富贵，就是想好好读自己喜欢读的书，研究自己喜欢研究的东西。”在国学院的面试中，老师问她，为什么会放弃金融跑来碰国学这个冷板凳？她说“就是因为太喜欢太喜欢了，没有别的原因。”

她喜欢的到底是什么呢？“读完那些诗词歌赋、经史子集之后我都会感到一种心灵的平静”；“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最主要的是，从中获得了一种享受，心灵好像被洗涤一样”；“对于许多问题可以看得很透彻，许多事情可以想得很深入，很多事情可以不放在心上。比如看苏轼的《前赤壁赋》，就会感受到那种豪迈的气氛，和同学有了矛盾，想想那些人的胸襟就会觉得这根本没有什么。”

刘芳相信她的选择不是一时冲动。“如果我一直学金融的话，也许每天会忙得团团转，也没有时间看这些书。”谈到这样的假设时，她一直轻轻叹着气，“那样，到老的时候，可能会觉得一辈子过得很窝囊的。”

对她来说，理想的生活是这样的：“一个小房间，墙上挂着画，地上有棋盘，焚一炉香，架一把古琴，泡一杯茶，写一些心得……”

“文试班”：曾经 的尴尬

２０００年，揣着北京大学历史系录取通知书报到的顾凡颖读到了一本迎新宣传册。宣传册上有关“北京大学文史哲试验班（文试班）”在新生中第二次录取的消息吸引了她。她报了名，并通过选拔顺利成为北大２０００级“文试班”的一员。那时候，她没有想到，自己所在的班级将是北大最后一届“文试班”。

开始于１９９４年，一直被外界称为“国学大师班”的“北京大学文史哲综合试验班”２００１年起停止了招生。取而代之的，是实行“低年级的通识教育，高年级宽口径的基础专业教育”的“元培计划”。“文试班”毕业生赵建林看到消息后，“心不由地一惊，顿时一种荒芜和失落感笼上眉头。”他在后来一篇公开发表的回忆文章中把这称为——“尴尬的结局”。

“文试班”的成立缘于１９９１年初的一次座谈会。当时，在有国家教委社科发展研究中心和北京高校部分教师参加的“如何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座谈会上，许多学者严厉地指出：“近几年来，在理论界、学术界、文化界和社会上重新泛滥起一股以‘反传统’为时髦，乃至全盘否定民族文化和全盘肯定西方文化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思潮，这股思潮给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文化建设带来了十分恶劣的影响。”

于是，１９９３年５月，由北大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创办的《国学研究》年刊第一卷出版。１９９３年８月１６日，《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刊登报道：《国学，在燕园又悄然兴起——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散记》。其“编者按”说，“国学的再次兴起，是新时期文化繁荣的一个标志，并呼唤着新一代国学大师的产生。”报道详细介绍了近年来北大在国学研究方面的新成就。

据称，季羡林先生看到报纸后很兴奋，建议趁此良机抓紧成立北大国学院，把传统文化的研究推进一步。１９９４年２月１６日，《人民日报》发表季羡林先生的文章，进一步说明国学“能激发爱国热情”的作用，并强调这是“我们今天‘国学’的重要任务”。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培养国学传人为目标的“文史哲综合试验班”计划形成了。

１９９４年９月，被外界称之为“国学大师班”的“文试班”首次在文学、历史、哲学三个院系的新生中进行二次招生。然而，在随后的实践中，“文试班”却离外界“培养国学大师”的期望渐行渐远。

一位“文试班”毕业生回忆说：“给我们讲课的都是４０岁左右的青年老师，多是外语很好，西学很精通，可国学底子相当差。”他说，“试验班”的同学４年中对“国学”印象不深，倒是很多人外语学得好，西方小说和理论也看了不少，学到中间就出国了，因此“试验班”学生反倒比文史哲系的普通学生“西化”得多。

１９９７年入学，中途曾休学一年的赵建林这样评价其中一届“文试班”：“这个班一共有３１人，但这个班从大二开始分心学‘中国经济中心’双学位的有七八人之多，考ＴＯＥＦＬ和ＧＲＥ的更是占了很大一部分。虽然这个班不乏才子才女，但拥有广博国学知识和深湛学术研究能力的，则几乎没有能让我认同的。要么是单方面借用西方某一学者的理论生搬硬套，要么是感性地、小说家似地胡诌一通，要么就是哑口无言。在这里，几乎感觉不到一丝国学研究的气氛……”

顾凡颖所在的最后一届“文试班”也有一小半同学辅修了经济双学位，“社会生存方面的压力”被她认为是同学们作出如此选择的主要原因。

对历史非常感兴趣的顾凡颖是出于“文史哲不分家”的考虑而选择“文试班”的。按照“文试班”培养计划，实验班学生在前两年学习文史哲主干基础课，三年级之后在北京大学文史哲三个院系重新选择专业，进行专业学习。顾凡颖在三年级时依然选择了历史专业。这时候，她发现，由于前两年的课程几乎囊括了文史哲三系所有基础课的内容，十分密集，“老师的讲解不够细”，因此，比起历史系的其他同学，虽然自己知识面很宽，但“在专业细节上却不够深入”。

赵建林认为，“文试班”之所以停办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满堂灌式的课程设置很不合理”。“必修课是只上文史哲三系同学的两倍至三倍。而这些必修课大都是通史性课程，要学好每一门课，都要阅读相当数量的学术著作。这对一个刚入大学不久、又长期受西方文化熏陶的学生来说，显然是极其艰难的。每周大概四十个课时，除上课外几乎没有看书的时间。”而且，“两年教学中，几乎没有开任何原典课。除通史课之外，就是概论课。很多课几乎没有任何国学功底，甚至有些老师就是照本宣科。”

事实上，“文史哲拼盘”历来是北京大学“文试班”以及随后许多高校兴办的各种类型的文科实验班最为人诟病的地方。除此之外，赵建林认为，制度保障不完善以及时代环境也“决定了‘国学班’的短命”：“研究国学，对于时下来说，是件苦差事。如果不帮助这些国学研究人才解决种种制度和生存方面的问题，他们是无法凝心于学术研究的。”

因为这样“尴尬的结局”，从人民大学宣布建立国学院开始，北京大学的“文试班”就一直被当作一个“失败”的反例。

不过，顾凡颖对此表示了异议。“所谓失败要看什么标准。如果真的是像一些人所说的，是一个‘大师班’，那么，也许会让他们感到失望。”在她看来，“当今这个时代还会不会产生‘大师’，是要打问号的。”

“对于真正在‘文试班’待过的人来说，确实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思维的锻炼、视野的开阔都是终身受益的。这些收益都不是旁人一句‘成功’或‘失败’可以肯定或抹杀的。”顾凡颖说。

赵建林则认为，北大的“国学”尝试“未免太过于急功近利了些”。对于“文试班”的停办，他感到“匪夷所思”。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文化断裂，国学可以说是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作为我们这一代青年学子，几乎清一色的是‘文革’结束后才出生的人，几乎没有受过什么‘国学’方面的熏陶，想在短短四年中成为‘古’、‘今’、‘中’、‘外’融会贯通的‘国学大师’，谈何容易！”

“作为继承‘国学’的学术薪火，绝非一日之功，需要２０年、３０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去积累和发展，仅仅因为７年试验的不成功而功亏一篑，实在是让人感觉匪夷所思。作为一个‘学统’，它不是‘短时段’的，而是需要几代人的积累和薪火相传，否则仅仅凭借宣传的力度和主观的愿望，‘国学’是无法寻求到真正的出路的。”

“轻浮的争论模式”背后

“在中国近代和现代，如何对待国学这个问题一向是容易使人激动的”，学者李银河在一篇针对国学院成立所作的评论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事实确如她所言。由“读经运动”到“甲申文化宣言”再到“人民大学国学院成立”，诸多事件以及与之相关的争论，构成了一场有关中国文化的讨论，其吸引人数之多，涉及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足以证明人们对“传统文化”、“国学”等问题的兴趣。而争论各方各执一词，往复交战，互不相让，以至于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徐友渔专门撰写《讨论国学，该如何讲道理》一文，指出“我们可以说对方的观点不正确或没有根据，但不能说对方居心恶毒、政治反动；我们可以批驳对方的观点，但不可以侮辱对方的人格”，又足见参与讨论者的“激动”。

有学者认为，各种批评声音的出现，说明中国文化有了自己的自觉从而有了走向成熟的可能；但也有学者对这些争论本身提出了看法。

意见之争与消费文化

在一篇题为《国学之争在学理不在“意见”》的文章中，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赵汀阳认为，目前有关国学的争论“回避学问的技术性讨论，从而把学理之争变成意见之争”。

“所谓意见，就是人人都有而且人人都能够有的主观看法，是偏见、利益要求和社会怨恨的表达。”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赵汀阳说。

在赵汀阳看来，这个“轻浮”的争论模式，“非常可能是上世纪８０年代后期到９０年代初期所谓‘文化热’以及‘人文精神讨论’的一个后遗症”。“当时把各种文化问题都简单化为二元对立的价值争论，比如‘中／西’、‘传统／现代’、‘蓝色／黄色’以及‘市场／理想’、‘精神和物质’等。这个把事情简单化的模式是典型的群众运动模式，它把事情简化到人人可以随便理解和参与的程度，于是人人都能够积极抢答，这样就进一步毁掉了问题的严肃性，最后变成群众娱乐。”

他认为，就像自然生态需要多样性，不能随便说哪个物种是“坏的”，更不能随便认为哪种文化不应该存在。何况国学存在数千年，自有其伟大力量和深刻道理。关于国学到底“好不好”这样的问题几乎没有意义，重要的不是意见之争，而是学理或技术性争论。

之所以缺乏学理或技术性讨论，在赵汀阳看来，是因为学理或技术性分析想知道什么地方出了错，这需要有强大的理由能够说一不二，需要下工夫，需要艰苦的劳动和研究，而意见则无所谓对错，相对容易。

他认为，人人都能够抢答的“问题”以及人人都能够发表意见的“争论”，既不可能形成学术推进，也不可能提高公众思维水平，最多是陈旧意见的重复。在精神问题肤浅化的背后是现在流行的反智主义。就像同样流行的反英雄主义试图把人都变成小人，反智主义则试图把人都变成蠢人。

“由于意见人人都有，所以没有分量，就像流行歌曲人人会唱、散文人人会写一样，都是消费文化。千万不要以为是消费文化冲击了思想和学术，而是思想和学术被做成了消费文化。”

赵汀阳把这种“轻浮”争论看成是消费文化的一部分。无独有偶，在记者致电一位历史系教授，请他就当下的国学争论发表看法时，这位教授也表示“不愿说太多”，因为目前的争论，“和‘超级女生’的性质是一样的，具备了消费文化、大众文化的特征。”

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教授认为，许多争论参与者并不具备专业水准，多属于“公共知道分子”。他说，“现在还有几个人懂什么叫国学？不要说一般大众，就是专业人士里能真正说清楚的也不多。”在这样的情况下，“吵来吵去也没有多大的进展”。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周濂也认为，目前这些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争论，从总体上而言是“外围的、浅层次的”，“也许这种外围的争论会反过来影响学术界的研究，但那都是后话。”问题意识与心理较量

之所以会出现赵汀阳所说的“轻浮的争论模式”，有人认为，很大的一个原因在于讨论者的“问题意识”，即表面上在谈论人大国学院等单一事件，其实是在反省我们的教育体制、治学方法，还有文化精神，“多属于借事论事”。

而一篇署名石勇的文章或许提供了另一种解释。这篇题为《超越１８４０年以来的集体无意识》的文章认为，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正式宣布组建国学院的事件，“想不引起争论都很难”：一是其乃是学术界、文化界的一件“大事”；二是基于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历程，就像“五四”时一样，“儒学”、“传统文化”、“国学”等字眼总会比别的字眼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心理反应。

“前一种争论诱因且不去管它。后一种诱因才是问题所在。许多争论如果剔除语言表达的局限与误会，除去学术、理论观点的歧异，恐怕更多就是价值观的分野。而如果争论的对象可以通过某种隐秘或明显的联系涉及到争论者心理上的生存，那么争论就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心理较量。”

石勇把这种因为“价值观的分野”而造成的“心理较量”看成是一种“异化”，并认为，“这种‘异化’现象可以说大量出现在学术探讨与思想争鸣中。”

石勇写道：“百年来，‘国学’的确是一个让人亢奋的东西，不是宝贝似乎就是垃圾。随着１８４０年后的巨变，饱受屈辱的中国人从文化自信的高处一下跌入谷底，从极度自信（甚至自傲）到极度自卑的心理断裂催生出普遍性的焦虑，使一种功利主义的变种放大并渗入人的精神结构，导致文化由此被赋予极强的功利性和实用性，以这种严重扭曲文化本真含义的方式来对儒学等的‘存在合理性’进行判定。”

石勇认为，“这就是１８４０年以来的‘集体无意识’：将账最终算到了文化头上，那么‘儒学’、‘国学’，甚至‘传统文化’等字眼便容易让人将它们与专制的罪恶和黑暗联系在一起，对此保持一种‘刺激－反应’似的警惕；而维护者则往往为了凸显这些字眼背后的东西的意义，在现当代语境下也仍然固守一种脱离文化本位的泛政治化的立场，并落入与反对者那样的实用主义的陷阱。这两者表面上看似对立，但在心理逻辑上却具有同构性。这种‘集体无意识’使人们不是以文化看文化，而是要使文化承担它本不能承担的功能。它使理性思考的背后不可思议地出现一种人们无法意识到的心理过程，并受其支配。”

清华国学院：被追忆的“神话”

在有关人大国学院成立以来的各种报道和评论中，成立于８０年前的清华国学院往往被用来表达一个可能已经遥不可及的理想。上个世纪２０年代，全国各大学纷纷兴办国学教学与研究机构。但这其中，却似乎只有清华国学院，使得后世的研究者不断追忆、不断评说，原因何在？

近来，在清华大学隆重纪念国学院成立８０周年活动之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在清华大学作演讲《解读被作为神话的清华国学院》，从多个角度回答了这个问题。经陈平原教授同意，《瞭望新闻周刊》将他在清华演讲的内容作了一些摘编：

为什么要创办国学院

我将讲述的，是从１９２５年２月１２日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把聘书交给吴宓，告诉他，请你来筹备研究院国学门，到１９２９年６月清华研究院国学门正式关闭，这４年多的时间里面，清华学校的文化、学术生态发生的巨大变化。

清华研究院是怎样创立的？１９２５年的９月９日，开学典礼上，校长曹云祥演讲，大意是：现代中国所谓新教育，大都抄袭欧美各国的思路，并没有对本国文化的悉心研究，本校之所以组织研究院，研究中国高深的经史哲学，而且采用科学方法，并掺加中国考据之法，是希望从中寻出中国之国魂。接下来是梁启超的演讲，题目是《学问独立与清华第二期事业》，强调清华研究院的成立，代表了清华脱离模仿的阶段，走入一个独立创业的时期。换句话说，就此之后，清华和中国学术开始走向独立。

接下来讲话的，是筹备主任吴宓，他是具体办事的人，讲清华开创研究院的志趣和经过，包括研究院本来还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但没钱；没钱，那就先办国学。相对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来说，办国学最便宜。

为什么上世纪２０年代所有的中国大学办研究院时，都从国学开始？两个原因，一个是民族自信心，一个是钱。一个外在制约，一个内在需求，使得所有人办研究院时，都从国学开始。吴宓再三强调的一点是，我们研究的是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不是中文、历史、哲学等专门学问。这话，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着大学部说的。因为，１９２５年研究院建立，很快地，清华的国文、历史、哲学、英文等系也都建立了。这样一来，学校里并存两个结构，一个是国文、历史、哲学这种现代学科体制，一个是相对传统的国学。这两者在办学理念上是有区别的，将来的矛盾，就蕴藏在这个地方。稍做清理，不难发现，研究院的主旨是：第一，谋求学术独立；第二，铸造中国的国魂；第三，使用科学的方法；第四，研究的对象是作为中国文化整体的国学，而不是西方学科体系中的文学、历史、哲学；第五，经费所限，只能先办国学。所有这些策略选择，不仅是清华校长的个人趣味，也是当时整个中国高等教育的现状所决定的。

说到这里，我们必须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中期，大家都开始转而关注国学，希望建立研究院？我们知道，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以传播西学为主要职责的，什么时候转而关注国学的呢？谈这个问题，不能不涉及北大。１９１９年１２月，北大教授胡适发表《新思潮的意义》。文章将新思潮概括为四个互相关联的部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最关键的是“输入学理”和“整理国故”。如果说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动力是输入学理的话，那么，１９１９年以后，以胡适为代表的部分新文化人，开始转向整理国故。可以这么说，２０年代中期，整理国故是各大学文科教授关注的一个重点，也是重要的学术转向。这个思潮对现代中国的教育及学术转型，起了很大的作用。

上世纪２０年代，中国许多大学都热衷于创办研究所。可以这么说，二十年代中期的整理国故以及学术独立的思潮，使得很多大学都在努力创办研究所，并借此寻找“国魂”。

不只是精神，还有方法。发扬传统、寻出中国的国魂的具体途径呢？比如说，采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谈论如何整理国故，胡适特别标举“科学方法”。在《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等文中，胡适偷梁换柱，把他从美国学来的那一套，如杜威的思维术，和清儒的考据学接轨。因此，你会发现，北大清华这两个学校的研究院，都特别讲究研究方法，而且，还不能只谈西洋，要中西结合。换句话说，无论制度上、方法上、理念上、精神上，那时办研究院的，都力图把中西方的优长结合在一起。

清华的“明星”路线

清华走的是“明星”路线。１９２５年，清华建立研究院，导师是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四位，加上讲师李济，主任吴宓。

最近这些年，谈论清华国学院的文章很多，经常提“四大导师”。也有加上吴宓的，说成“五大导师”。我觉得，这样说不合适。为什么？吴宓是研究院的主任，不是导师，不负责教课。他自己说，学问不够，只配当主任。主任的工作，是为教学服务，而不是指导教授们如何做学问。这是以前清华的规矩，也是很多老大学的传统。现在不一样，官大学问就大。今人想当然，既然是研究院的主任，领导着四大导师，那他本人就更应该是导师了。之所以产生这种误解，是当今大学校园里同样盛行“官本位”。这是我们的问题，跟老清华没关系。研究院希望扩展，计划没通过，第二年，吴宓就辞职了，不当主任，到大学部教书去了。所以，称吴宓为清华研究院的导师，不合适。

台湾学者苏云峰写了本《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其中提到了研究院的工作状态。据他说，功劳最大的是梁启超和王国维，因为他们名气大、人缘好，像磁场一样吸引了一大批年轻学人，使清华一跃成为国学研究的重镇。可是这两个人，一个在１９２７年，一个在１９２９年，先后逝世了。所以，国学院很快就凋零了。

清华有尊重名家、崇拜大师的好习惯，这使得他们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发展，在中国学界引领风骚。可我隐隐觉得，光有名家还不够，制度建设同样也很重要。这方面，比较穷的北大所采取的策略，也不无可取之处。之所以如此感慨，是因为近年高等教育“大跃进”，很多大学都在访大家、抢名师方面下了很多功夫，可相对忽略了良好的学术制度的建设。“大家”是可以买来的，“制度”却必须自己一点一滴地建立。如果只要是名角，就去挖、就去捧，而又不考虑是否真对大学的发展有好处，这可就念歪了老清华的真经了。

令人怀念的师生关系

清华的规模效应，很快就显示出来了。第一年，录取新生３３名，实际报到２９人。第二年３６名，第三年２４名，第四年１３名。

这些学生有什么特点？第一，年纪比较大，好些人进校前已有著作发表，专业上比较成熟；第二，这些学生来自不同学校、不同专业，好些属于自学成才，没有像样的学历证书。今天中国的研究生招考，越来越重视资格审查，考试形式也日渐繁琐、严苛，这样会把很多有才华的学生给淘汰了，很可惜。我很怀念老北大、老清华的不拘一格选人才。学生资质好，加上有名师指导，自然能出成绩。梁启超很得意，宣称我们的学生三分之一可以成才，其中三五个人的研究成果，甚至可以传之不朽。

当年清华研究院招聘导师时，有四大标准：第一，必须对中国文化的全部知识有所了解；第二，必须掌握正确科学的研究方法；第三，必须熟悉欧美日本学者研究东方学的成果；第四条最特别，也最重要：愿意和学员亲近、接触，热心指导，以便让学生在最短的时间内学到丰富的知识以及正确的治学方法。

今天中国的大学，碰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老师们不太愿意为学生多花时间。客观因素是研究院规模太大，连自家负责指导的研究生都管不过来，哪有时间跟本科生多接触？但还有一个原因，评职称时，不考虑讲课效果如何，教学是否尽心尽力，和学生接触时间多少；而只计算研究成果，出了几本书，发表几篇论文，有什么科技发明。

清华研究院之所以敢硬性规定，要求导师多跟学生接触，是有经济力量做后盾的。比如，研究院师生每月举行茶话会，师生一起吃吃点心，喝喝咖啡，聊聊学问。这个制度，北大学不来。还有，导师带着学生们游北海，在北海静心阁坐下来，面对湖光水色，大家畅谈学问。这个，在北大也做不到。一方面是文化传统，另一方面也是经济实力。但不管怎么说，清华研究院开创了一个很好的传统，即师生之间多多交流。即便这样，梁启超还是不太满意，觉得他除了上课，没有更多时间与学生接触。我相信梁启超说这番话的时候，是很真诚的；不过，他以当年在广州万木草堂跟随康有为念书、或自己在湖南长沙时务学堂讲学作为比照，那是搞错了目标。那种师生吃在一起、住在一起，每天在一起讨论学问的传统书院，不可能在现代大学里复制。即使这样，清华研究院师生之间交往的密切与频繁，还是很让人怀念的。（本刊记者戴廉）

20世纪上半世纪关于国学定义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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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06-03-31　文章来源：作者惠寄 文章作者：李权兴


“国学研究”论争综述（一）

    由于国学在20世纪20、30年代、90年代和本世纪初，分别出现过研究热潮，很值得认真分析和对待。所以拟从头说起，先行综述关于国学的词源、国学内涵的论说。

    “国学”原义是很清楚的，就是国家设立的学校及制度。教育内容为礼、乐、射、御、书、数，合称“六艺”。《周礼·春官宗伯·乐师》：“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礼记·学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汉代称太学，晋代称国子学，北齐称国子寺，隋代称国子监，唐宋时则以国子监总管国子、太学、四门等学，元代设国子学，也叫国子监，明、清两代仅设国子监，至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开始设学部，国子监遂废止。

    正是在清朝末年，“国学”这个概念转化为引申义：国学是指本国固有的学术文化。但是在不同人的使用中，它却含有着国故学、国粹学、国家固有文化学的三重意义。何炳松：《论所谓“国学”》（《小说月报》第20卷第1号，1929年1月）和汪震、王正己合编《国学大纲》（北平人文书店，1933年）则是较早提出“国学”一词源于外国的。

    据我国学术界的考证，国学这一概念引申义的最初使用情况是：

    1902年秋天，梁启超在日本谋划创办《国学报》，遂写信与黄遵宪商量，希望他们俩和马鸣，三人合力此事。梁启超写道：“近顷悲观者流，见新学小生之吐弃国学，惧国学之从此而消灭，吾不此之惧也。但使外学之输入者果昌，则其间接之影响，必使吾国学别添活气，吾敢断言也。但今日欲使外学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国，则当转输之任者，必邃于国学，然后能收其效。以严氏与其它留学欧美之学童相比较，其明效大验矣。此吾所以汲汲欲以国学为我青年劝也。”（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新民丛报》第22号，1902年12月14日）梁启超打算办的《国学报》，其目的在于批判地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要振兴“国学”。梁启超在信中所用的国学一词，其主要指向应该是“国家固有的学术文化”，即“国故”。黄遵宪不赞成当时就办《国学报》，主张略迟数年再说，认为中国学界须先大开门户，容纳新学，“俟新学盛行，以中国固有之学，互相比较，互相竞争，而旧学之真精神乃愈出，真道理乃益明，届时而发挥之，彼新学者或弃或取，或招或拒，或调和或并行，固在我不在人也”。（转引自《梁启超年谱长编》）这可能是目前所知近代最早使用“国学”一词者之一。

    1902年，罗振玉在日本撰写的《扶桑二月记》中，使用 “国学”概念，也是在“本国固有的学术文化”的意义上使用的。

    这时候一些以“国学”命名的学术性组织，也是在“本国固有的学术文化”的意义上使用的国学这个词语的。如出版过《三十三年落花梦》的“国学社”，在1903年就成立了。王均卿、沈知方、刘师培、宋雪琴等人在上海创立“国学扶轮社”。其出版活动则多在1905年以后。

    这样看来，其出现的历史背景就再清楚不过了：鸦片战争以后，西学东渐，使中国的知识分子从“师夷长技”而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承认西学的先进，进而对中学产生动摇，成为旧有学问的代名词。这一变化在知识界激发了文化危机感，遂成为倡导国学的动因。为抵御西学的冲击，反对清廷取法欧美、列强推行其教育制度、青年中的西化倾向。“国学”概念就在这种情形下转化引申成为：“本国固有的学术文化”，包含着国故、国粹、国学的三重内容。清朝统治者中，如张之洞等也主张保存国粹，倡议在各省设存古学堂及古学院，还有奏请设立国学专门学堂的。（赵炳麟：《谏院奏事录·请立国学专门疏》，《赵柏岩集》卷一，第30-31页）曾国藩也曾对国学书局的创建有所期望。（《国学书局本末》，《江苏省立图书馆第三年刊》，南京国学图书馆1930年）

    清末民初倡导国学者的言论，非常重视顾炎武的“亡国”与“亡天下”的辨别，并发挥为“国有学则国亡而学不亡，学不亡则国犹可再造；国无学则国亡而学亡，学亡则国之亡遂终古矣。”（许守微：《论国粹无阻于欧化》，《国粹学报》第１年第７期）

    为抵御西学冲击、捍卫本国固有学术文化的思潮，促使这一时期的民间国学研习组织，更是遍地林立。章太炎在东京办国学讲习会、国学振兴社；东京国学讲习会宣称：“真新学者，未有不能与国学相挈合者也。”（《国学讲习会序》，《民报》第７号）章太炎在1906年提倡“以国粹激动种性”，其在1908年的《规新世纪》一文中，就是将国粹、国学、国故三词作为互换同义词并用的。

    章太炎的弟子马裕藻等发起北京、杭州国学会；

    谢无量、廖平、刘师培、宋育仁等创建的成都国学馆（后改名国学学校、国学专门学校）；

    唐文治创办无锡国学专修馆；

    1908年，北京吴仲、沈宗畸等人创办的《国学萃编》；

    1911年在北京、1914年在日本，罗振玉、王国维创办的《国学丛刊》。1911年2月，王国维为《国学丛刊》做《序》，他对西方政治伦理乃至科学论是有保留的，对“光绪中叶，新说渐胜，逮辛亥之变，而中国之政治学术，几全为新说所统一矣”，也表示不满。但同时他在吸收康德、尼采、叔本华的思想时明显倾向西学，“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世界学问，不出科学、史学、文学，故中国之学，西国类皆有之，西国之学，我国亦类皆有之，所异者广狭疏密耳。”“中国今日实无学之患，而非中学西学偏重之患”，“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动。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虑二者之不能并立者，真不知世间有学问事者矣。”（王国维：《〈国学丛刊〉序》，《观堂集林·别集》）王国维是我国较早提出学问学科分类的学问家。

    1914年在东京、北京由陈尔锡、吕学沅等人创办的国学扶危社及《国学》杂志；

    1915年在上海，倪羲抱等人创建的国学昌明社与《国学杂志》；

    南社姚光等人创办的《国学丛选》等。

    这些组织的建立，足以表明国学一词已经为学界所认同，只是对其内涵的理解尚不完全相同。

    1919年 3月由北京大学文科编辑出版的《国故月刊》，刘师培在为此刊《发刊词》中公开声明该刊“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此后，刘师培撰写《国学发微》出版，“国学”一词成为国人对中国传统学术的通称。邓实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邓实：《国学讲习记》，《国粹学报》第2年第7号，1906年8月9日）

    章太炎在上海讲授国学的记录稿，由曹聚仁整理成书。系统介绍了传统经学、哲学（诸子学）、文学的流变、对各时期学术发展的特点、代表人物、著作，都有精湛、独到的评价。1922年出版的《国学概论》中说：“国学的名称起于近代，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为了区别于西学，于是称中国本有的学术为国学。清代学者论学术，将学分为三类：一为义理为学，二为考据之学，三为词章之学。”（章太炎：《国学概论》1922年）《国学概论》可视为论述国学专著之始。

    1922年1月，南京东南大学的梅光迪、吴宓、汤用彤等创办《学衡》杂志。

    1923年 1月，北京大学胡适等创办《国学季刊》杂志，胡适任编委会主任。他在《发刊宣言》中指出：这份刊物正是新文化运动“整理国故”的重要组成部分。

    胡适总结毛子水、张煊、傅斯年等人1919年曾在《新潮》杂志上论说的“国故”与“科学”观念，进一步明确提出：“‘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国故’这个名词，最为妥当；因为他是一个中立的名词，不含褒贬的意义。‘国故’包含‘国粹’；但他又包含‘国渣’。我们若不了解‘国渣’，如何懂得‘国粹’?”“要扩充国学的领域，包括上下三四千年的过去文化，打破一切的门户成见：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统一切。” 1924年1月胡适在东南大学国学研究班演讲时强调：“‘国故’这两个字，是章太炎先生提出，比从前用的‘国粹’好多了；其意义，即中国过去的历史、文化史，包括一切。”胡适提出要从学术的角度来谈“整理国故”，胡适的《新思潮的意义》，一开始便将全文的四大纲要标举出来，即“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胡适提出要从三方面来推进国学研究：“第一，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第二，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第三，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他还说：“国学的使命是要大家懂得中国的过去的文化史，国学的方法是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过去文化的历史，国学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国文化史。”（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胡适文存二集》亚东图书馆，1924年，卷一）

    胡适说：“我们现在治国学，必须要打破闭关孤立的态度，要存比较研究的虚心。第一，方法上，西洋学者研究古学的方法早已影响日本的学术界了，而我们还在冥行索途的时期。我们此时正应该虚心采用他们的科学的方法，补救我们没有条理系统的习惯。第二，材料上，欧美日本学术界有无数的成绩可以供我们的参考，比较，可以给我们开无数新法门，可以给我们添无数借鉴的镜子。学术的大仇敌是孤陋寡闻；孤陋寡闻的唯一良药是博采参考比较的材料。”

    1918年底，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指出：“研究也者，非徒输入欧化，而必於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 1921年底，在北大开学典礼上，他说：“我们一方面注意西方文明的输入，一方面也应该注意将我国固有文明输出。”1922年，在北大成立25周年纪念会上，蔡元培总结北大宗旨，他说：“课程一方面，也是谋贯通中西，如西洋发明的科学，固然用西洋方法来试验；中国的材料，就是中国固有的学问，也要用科学的方法来整理他。”

    此时，欧洲汉学研究对中国的影响并不显著，尽管19世纪起，德、法、英、荷兰等国都设立了汉学研究机构。倒是俄、英、德国、法、瑞典、美等来华进行考古发掘，发现敦煌文书、西域简牍等大批文献器物和遗址，中国学令全世界学界刮目相看。看到中国固有文化的国际价值，更感国内必须扭转国学研究的困境。

    国学保存会刊登文章说，准备开设的国粹学堂，学制三年，学习科目为：经学、文字学、伦理学、心性学、哲学、宗教学、政法学、实业学、社会学、史学、典制学、考古学、地舆学、历数学、博物学、文章学、音乐、图画、书法、翻译、武事等。（《国粹学报》第3年第1期）。

    国内一些学校受此影响，也纷纷开设“国学概论”的课程，钱穆的《国学概论》，就是他1926年至1928年在无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苏州（江苏省立苏州中学）的“国学概论”课程讲稿整理所成。钱穆认为：“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其范围所及，何者应列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别。”（钱穆：《国学概论·弁言》，1926年）钱穆指出：“一、当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为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之历史应略有所知；二、所谓对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随附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发展之希望。”

　  20世纪的20、30年代，是国学研究的鼎盛期。胡适等人提倡的“整理国故”，使国学研究成为时尚，表现为：教育和研究机构竞相设立、青年后学踊跃投考、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杂志和丛书纷纷出版、报刊上开辟国学专栏等等，发表大量国学研究论说。京、沪之外，扩展到西北、东北、闽粤、香港。
    自 1922年北京大学成立文科研究所国学门之后，清华、厦门、燕京、齐鲁和东南大学等校相继组建国学研究所或国学院，辅仁、东北、西北、大夏、中国、齐鲁、正风等院校成立国学系或国学专修科。

    1928年召开的全国教育会议上，甘肃教育厅提出《融合并发扬中华民族文化案》，要求从融合五族文化入手，巩固共和。其八项办法中的两条，一是大学院设立国学研究所，以整理国故；一是全国各大学均设国学专科（中华民国大学院编：《全国教育会议报告》，第182-184页）

    傅斯年说过：“国故本来即是国粹，不过说来客气一点儿；而所谓国学院也恐怕是一个改良的存古学堂”。（傅斯年:《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附识》,《新潮》，1卷5号，1919年5月1日）后来，傅斯年在1940年时说:“‘国学'一词，本与国医同其不通。清季有所谓存古学堂，本是呫哔咿唔之化身，不待论矣。以后章太炎谈国故，似胜于前矣。然国故一词，本为习用，即国朝之掌故也。乃太炎尽改其旧义，大无谓也。清末民初，人以国学二字为不妥，遂用国故；自国学专修馆之势力膨胀，此名词更通行，然此馆者，私塾之放大也。”（ 傅斯年致朱家骅 (1940年7月8日)，存台北中研院史语所）。表明他始终认为国学就是国故。

    陈独秀认为：“国学是什么，我们实在不太明白。当今所谓国学大家，胡适之所长是哲学史，章太炎所长是历史和文字音韵学，罗叔蕴所长是金石考古学，王静庵所长是文学。除这些学问外，我们实在不明白什么是国学？” “国学”这一名词，“就是再审订一百年也未必能得到明确的观念，因为‘国学’本是含混糊涂不成一个名词”（ 《寸铁·国学》，1923年7月1日，《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516—517页）

    郑伯奇认为：“本来‘国学’二字是很笼统的名辞，而国学运动云云更令人不易理解。是一种劝人研究古籍的运动呢?还是劝人研究一切中国的-----不论古今新陈，只要是中国的----文化、思想、学术、文学历史、地理、政治、经济，乃至中国的国民性、各地方的风俗习惯的一种运动呢?前者顶好不过劝人用新眼光读古书罢了。”（郑伯奇:《国民文学论(下)》,《创造周报》35号，1924年1月6日。）朱自清也认为：“我想‘国学’这个名字，实在太含混，绝不便于实际的应用。”（《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1926年4月11日）

    吴宓是清华大学研究院主要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