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四

有效逻辑与文化意识
——回应薛涌博士于纪宝成校长的回应

作者：林桂榛
（作者系徐州师范大学教师，电邮：beijing111@yahoo.com）

【提要】 薛博士一面声称“笔者无意反对振兴中国的传统文化”，一面又声称“反对以排除外来文化的方式来界定中国传统文化”，声称“把西方文化以及其他外来文化排斥在中国的文化之外是狭隘的”；而事实是，无论于历史过程还是于纪校长的主张，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演进与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并不以排斥外来文化或西方文化为前提，而恰恰以开放性汲取外来文化或西方文化为前提。作为日本近代崛起之先声的日本近代国学思潮或国学文化运动，其主旨是为了高扬大和文明在世界文明以及世界秩序中的主体地位，且日本近代的国学文化运动也是以弘扬大和文明的主体意识为精神背景而来汲取西洋文化的。维护和确立本具有历史世界性的中华文化在世界文明、世界秩序中的主体意识并不失时机地汲取和超越人类文明的其他优秀资源，是我们传承、转生中华传统文化以及创造和发展中华文化的当务之急。

┉┉┉┉┉┉┉┉┉┉┉┉┉┉┉┉┉┉┉┉┉┉┉┉┉┉┉┉┉┉┉




薛涌博士经常在《南方周末》等大陆报刊发表针对孔子所谓“父母之邦”的文化时评，身在美国而“魂”系吾华邦的薛博士，大有孔子“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的味道（某引孔子原话恕不注明出处，常读典籍者当知之）。但恕我直言，某对薛博士的文章向来心存厌恶，于薛博士也向有不屑与鄙夷之成见（有种哪家报刊发表我文时别删去这话，这话也不触犯法律且我文责完全自负）。




美国耶鲁大学史学博士薛君写其专业之外的非学术文章有一大特点，就是有“感”而发且“自说自话”；缺点是，囫囵吞枣、不求甚解，抓住一个观点作靶子，然后利用他居洋的观感和史学专长（包括洋材料），杂文手法地频频发难立“说”；孰不知他所抨击的那个靶子，其实往往是虚幻的靶子，一个自树的虚幻的靶子。孔子说：“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又说：“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




翻6月9日《南方周末》，读薛涌博士于人民大学纪宝成校长《重估国学的价值》一文的回应——《中国文化的边界》，某又起疑：作为刚出洋没几年的华人史学博士，这薛君不仅对孔子所说的“坟墓所处、父母之国”没有相应的文化意识与历史感受而大有“文化世界主义”的味道（当然是美式的“世界主义”），而且与纪校长辩论起传统文化来又处处不讲“有效逻辑”了（某申明，某不是人民大学学生也不是人民大学职员，从来都不是）：




⑴ “笔者反对狭隘地界定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反对以排除外来文化的方式来界定中国传统文化。”——无人不知传统文化中有外来佛教，“以排除外来文化的方式来界定中国传统文化”，谁？纪校长？国学派？纪校长讲国学、人民大学办国学就是“以排除外来文化的方式来界定中国传统文化”，这是什么逻辑？




⑵ “其实在中国，有所谓国学派所界定的纯粹的‘中国文化’吗？就连国学这个词本身，也像‘物理’、‘化学’等现代词汇一样，多从日本转销而来。”——纪校长或薛博士所谓的国学派界定的“中国文化”就是“纯粹的中国文化”吗？讲“国学”就是反对一切因革损益而历史逆向地“纯粹自我”吗？这是什么逻辑？




⑶ “纪先生自己在讨论国学和中华民族‘特有的品质与风貌’时，排列了儒家、法家、墨家，甚至兵家。佛教竟然没有提及，更遑论蒙学、藏学、满学了。似乎除了汉文化，其他民族对中华文明的贡献都可以被排斥在外。”——没有提及佛教，也未纵论蒙、藏、满三学，就是除了汉文化“其他民族对中华文明的贡献都可以被排斥在外”，这是什么逻辑？似乎没有讲到薛博士，大家就是反对薛博士；似乎讲了薛博士，大家就是支持薛博士——这是什么逻辑？




孔子说“恶紫之夺朱也”，说“巧言令色鲜矣仁”，对薛博士诸如此类似是而非、危言耸听的推论，大家就可以知道什么叫“有效逻辑”和“非有效逻辑”了，按孔子“德之贼”的说法，这也可以算是捕风捉影、自树论敌的“逻辑之贼”了。




薛博士在《中国文化的边界》第二段说：“笔者无意反对振兴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是，笔者反对狭隘地界定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反对以排除外来文化的方式来界定中国传统文化。人大的国学院是一个具体的学术机构，其前途决定于操办者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因此，如何理解中国文化的边界，实在有讨论一番的必要。”——某仔细研读了其全文，总算明白：薛博士为了争取讨论中国文化之边界的“必要”，硬是认为纪校长、国学派等讨论国学或办国学是“以排除外来文化的方式来界定中国传统文化”，至少是他认为有这个嫌疑，否则他何以自感有撰文来讨论“中国文化的边界”的必要呢？




然而，薛博士以“以排除外来文化的方式来界定中国传统文化”来界定他的辩手尤其是辩手的立场，则不仅在界定前的推理过程上缺少“有效逻辑”（他的这一“指控”证据何在呢，得有证据嘛），而且他的这一界定是缺乏基本学术常识的。常识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历史上从来都没有“以排除外来文化的方式”来进行延续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在未来也绝不会“以排除外来文化的方式”来进行延续和发展；纪校长、国学派从来都没有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以排除外来文化的方式”来进行延续和发展的文化，纪校长、国学派乃至去年被非议的读经派从来都没有主张延续和发展中国文化必须“以排除外来文化的方式”。




事实恰恰和薛博士文章中暗含（棉里藏针）的“指控”完全相反，纪校长、国学派在中国传统文化或中国文化的延续与发展问题上，其主张恰如历史上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多边汲取和融合创造一样，主张在充分传承已有文化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多边汲取和融合创造，不信自己再去看纪校长的文章或直接问纪校长（纪校长如果连这一基本常识都否定，岂能当堂堂一个大学的校长，也忒把人看扁了吧）。——所以，由此看来，薛博士在《中国文化的边界》一文中煞费苦心加以论述的第一、二部分，无非把别人当小学生式地买弄了一通类似大学《日本通史》、《中国通史》的历史常识。




至于“中国学者一直忽视周边民族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把汉文化视为中国文明的主要动力；把少数民族的成就，简单地归结为‘汉化’的结果”，这种结论一则模糊了思想学术型的“文化”与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型的“文化”的区别（东亚思想学术型的文化一直主要依靠汉语来主导，这是历史事实），二则连大陆中学历史教材所公布的见解都不如：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是中国疆域内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这是大陆中学历史教材的基本立场，也是中国政府一贯的立场，薛博士在大陆呆了那么久，怎么反说“中国学者一直忽视周边民族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呢？如果忽视，那么怎么来写元、清两朝呢？怎么来写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朝以及他们之后的隋唐、两宋之兴盛呢？




身为北大中文系学士和美国耶鲁大学博士的薛先生，不会连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都没有认真读过吧？如果读过《史记》，我想薛博士不当在《中国文化的边界》一文结束时下这样棉里藏针的结论：“把西方文化以及其他外来文化排斥在中国的文化之外是狭隘的，把对中华文明作出卓越贡献的少数民族文化排斥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之外，也只能更加重我们这种文化封闭主义的心态。”——谁排斥了外来文化？谁排斥了少数民族文化？现在？以前？未来？究竟谁？究竟有没有？读读《史记》，看看夏商周文明是怎么在东亚大陆发展的吧，尤其是看看秦汉时期中原是怎么与西北（西域）、漠北（匈奴）、东北、西南开放与沟通的吧；再看看汉魏时代的佛教东传吧，再看看隋唐时期的上层生活吧……看看数千年来东亚中国何曾把“把西方文化以及其他外来文化排斥在中国的文化之外”？何曾“把对中华文明作出卓越贡献的少数民族文化排斥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之外”？




在历史上，东亚中国总体而言并没有拒绝中原之外的文化与文明，更没有拒绝西方传入的文化与文明（古代最典型的就是佛教，现代就更举不胜举）；而中国的文化与文明，中国的政治与经济，毫无疑问是东亚大陆地区众多民族与人民共同创造的。相对中原的周遍少数民族，历史上也曾一而再、再而三地问鼎中原，给东亚大陆的中心地带源源不断地增进了活力；东亚大陆的中心地带，在输出自己文明的同时也源源不断地接受了周遍地带的“反哺”——所以，文明是在交往和互动中产生与融合的，是在交往和互动中延续和发展的，无论是东方文明还是西方文明，无论是东西方文明之间的新的文明，概莫如此。




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故而，历史不能成为我们拒绝未来的“借口”，未来也不能成为我们拒绝历史的“借口”，而正视历史，才是我们直面未来的一种健康方式，列宁所谓“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所以，纪校长绝没有以谈国学来拒绝世界其他类型的文化与文明的意思，也没有以谈国学来拒绝中国疆域内周遍少数民族的文化与文明的意思；而薛博士，也勿以身居美国自傲并执意把他人所理解的“中国传统文化”越厨代庖地画地为“牢”，然后利用一些历史常识来老调重弹地云其也包括其他非汉语民族的文化，云其也应在开放中延续与发展。




在全球化的情势下，传承和转生自己文明体系中的文化与文明并不忘汲取其他地区的优势文化与文明，是我们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的当务之急。1907年鲁迅作《文化偏至论》曰：“此所为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于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案：这里的“复”是复活、激活的意思，非重复也）——我们并不以过去或历史拒绝未来，但倘若在“世界之思潮”的名义一概抛弃“固有之血脉”，这就叫“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逭]”，这就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




显然，撰写《重估国学的价值》一文和主持创办21世纪中国第一个国学院的纪校长，以及其他赞成国学文化事业并被他人谓之“国学派”或“读经派”的人士，他们并没有以历史来拒绝未来，也并没有以中国来拒绝世界，更没有以汉语思想文明来拒绝非汉语思想文明（当然也没有以他或他们的这种选择来强制其他人）。而正视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开辟未来，正视自我是为了更好地面对他人，正视中国传统文化或中国的文化传统正是为了更好地建设继往开来、综合创新的中国文化——一个在世界浪潮或人类全球化浪潮中不失主体意识的中国文化。所以，建设中国文化的要旨不是抛弃中国传统文化，而是传承和超越中国传统文化并推进中国传统文化的蝉蜕和转生，一个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蝉蜕和转生。




所以，某这里奉劝薛博士少一点美国式的自大，多一点“坟墓所处、父母之国”的情意，别在类似基本历史常识或学术常识的结论以及该结论的论述中，频频暗含排斥“有效逻辑”的学术“指控”（谓别人排斥外来文化，排斥西方文化，排斥现代文化），并巴不得在他所谓“一个以人类的传统为自己的传统的时代，一个兼容并包的文艺复兴的时代”不惜失去华夏历史、华夏文明在世界秩序中的主体性或主体意识——否则，写天下史、世界史并不失华夏主体意识的第一史家太史公司马迁，九泉之下亦当痛骂在美国大学贩卖“中国史”混饭吃的史学博士薛涌先生“数典忘祖”矣。




最后，套两个鲁迅《热风》的词汇，薛博士作《中国文化的边界》一文的目的，究竟想“指控”纪校长谈国学、办国学有排除外来文化的“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还是薛博士有“秀”他美国耶鲁大学博士生水平的丰富史学知识的“个人的自大”呢？鲁迅说：“所以多有这‘个人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多福气！多幸运！”可惜我们是沾不到边了，因为薛博士身在美国而为美国国民……

┉┉┉┉┉┉┉┉┉┉┉┉┉┉┉┉┉┉┉┉┉┉┉┉┉┉┉┉┉┉┉

【附】就日本“国学”文化运动的要旨与意义与薛涌先生商榷




薛涌先生在《中国文化的边界》（《南方周末》，2005/06/09）一文的第二部分讨论日本近代“国学”文化运动时，其关于日本国学文化运动的要旨与意义的见解，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20世纪中国大陆的“国学”思潮固然来自于日本，且17、18世纪日本的“国学”思潮固然跟后来的日本军国主义也有一些精神联系，但近代日本的国学运动并非“是江户时代日本一批文化人试图从中国文化中独立出来、塑造自己的民族认同的努力”——把日本明治维新前的国学思潮定位为“从中国文化中独立出来”和“塑造自己的民族认同”，这是对日本思想家和日本文化史的“矮化”：近代日本的国学思潮不是为了中、日间非我即你的对立（独立），也不是为了所谓导向国家认同的“民族认同”，而是为了确立“大和”为主体的文明史观与日本国人在世界体系中的主体地位（意识）。说得干脆一点，套薛博士文中的概念，近代日本的国学思潮，就是要确立大和为世界文明之主体的“文化中心主义”；如果这一点都没明白，那薛博士也忒小鸡肚肠而太小觑日本思想家、政治家的抱负了。




某这里要提醒史学博士薛助教，在思想文化上，日本完全复制了东亚大陆古代“中国”的精神与理路，那就是我们华夏先人的“天下”意识与以“夏”为中心的文明史观与世界秩序观（欧洲同样有以他们为中心的文明史观与世界秩序观，去看洋人翻得最多最勤的《圣经》吧）。薛博士不知明白否，近代日本对中国的交恶与战争，其实本质上是日本争夺对整个东亚或泛东亚的主导权（日本的国策是先控制东亚再主导世界，欲与西洋主势分庭抗礼），而根本不是小家气的什么从中国“独立出来”并塑造大和的“民族认同”——日本近代国学家以“汉魂”为映衬的“大和魂”之主张，其实是大和为中心、为主体的“世界魂”、“天下魂”，是要颠覆传统的“汉魂”式世界文明史观而建立以大和为中心、为主体的“和魂”式世界文明史观，即要确立其大和的主体地位。




从十六世纪开始，日本政治家就积极谋求对整个东亚也就是当时“天下”的主导权（其实渊源很早，唐时日本就发动了对朝战争）。1590年，武力统一了日本列岛的丰成秀吉甚至公然宣称要“长驱直入大明国，易吾朝之风俗于四百余州，施帝都政化于亿万斯年”；1592年，丰成秀吉在占领朝鲜京城后便叫嚣迁都北京，由日本天皇来统治中国，并臣服大明周遍的十余藩属国。到十九世纪明治维新的苦心经营和殚精竭虑，日本终于强大起来并在1895的甲午战争中击败大陆的大清政权，扭转了几千年来由东亚大陆政权（中国）来主导泛东亚的历史局面。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对华战争，日本几乎控制了大半个中国和泛东亚，琉球、台湾、东南亚以及西太平洋诸岛也相继落入了日本手中……很难想象，如果日本长期占领东亚大陆，日本的“天皇”是否会如历史上其他边缘政权入主中原一样而成为东亚大陆的“天子”；也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中国人前赴后继的浴血抗战和盟军的出兵，落入日本手中的东亚大陆或整个泛东亚地区，现在将是何等的一种政治景象。




某常用《红楼梦》第五回中晴雯的判词来戏说日本的岛国“宿命”：“霁月难逢，彩云易散；心比天高，身为下贱，风流灵巧招人怨。”某也常感叹，有多少人理解日本近代思想家的宏伟抱负与文化情感，也又有多少人理解日本近代政治人物、军事人物推行日本战争国策时背后深刻、浓郁之“文明史观”……孙中山先生是明白日本的，他在1924年11月28日于神户高等女子学校所作的《大亚洲主义》的演讲中说：“我们讲大亚洲主义”，“就是为亚洲受痛苦的民族要怎么样才可以抵抗欧洲强盛民族的问题。简而言之，就是为被压迫的民族来打报不平的问题。你们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欧洲的霸道文化，又有亚洲王道文化的本质，从今以后对于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们日本国民去详审慎择！”




“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干城指示盾牌和城墙，原出《诗经·兔罝》）——日本近代崛起与扩张的历史，不幸被孙中山先生一语中的，以至今天尚且如此（日本至今未跳出西方霸道之鹰犬的角色，至今充当美国遏止中国的马前卒）。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上半叶，日本打着“解放亚洲被压迫民族”、“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建立王道乐土”等王道幌子，却实际行使着“西方霸道的鹰犬”之角色，并在一次又一次的东亚战争中对华实施了比西洋侵华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血腥和野蛮。所以，日本大和“文化中心主义”的文明史观与世界秩序观所导致的“大亚洲主义”，无疑走上了“霸道文化”的不归路，并导致了既不为东亚大陆所接受也不为西洋欧美所容纳的二难尴尬。（同样，西洋的“世界主义”也在历史的进程中演绎了许多血腥和残酷的战争，以至于现在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都带有16、17世纪所开始的欧洲殖民扩张的脐血；至于依托基督圣教中对世界统一秩序的追求而发生的宗教化战争，在西洋的战争史上就更不用赘述了。）




二战时日本有首军歌叫《替天征讨不义之徒》，“替天征讨”之词清楚地显现了大和人以大和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观。而近代日本以大和为中心、为主体的“世界魂”、“天下魂”，困境是日本口头上的“东亚”或“亚洲”或“天下”，实质是西洋引渡过来的“民族”观念中的“东亚”或“亚洲”或“天下”，也就是说近代日本把“东亚”或“亚洲”或“天下”装在了它原本狭隘和微小的“大和民族”中，一种抱负和自身条件、能力不匹配的“大和天下主义”以及对进化论式的霸道规则的信仰，必然导致的是焦虑型的疯狂扩张与血腥屠杀——日本这个单一型的民族国与狭小型的岛国，不足以承担“东亚主义”、“亚洲主义”、“世界主义”的历史责任，此观移民型的大陆式美国就可明鉴。




然而，近代日本虽然在国家发展上“目标—条件”二者存在一种实质性的“悖难”，并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走上了西方霸道的血腥战争，但作为近代日本崛起之先声的“国学”思潮，其主旨却是为了确立日本在东亚或亚洲或世界的地位，为了确立神道天皇史观在世界文明史观中的标尺性的地位。民初新文化运动的先驱陈独秀说“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可见文化的觉悟或觉醒，是吾人最最后的觉悟与觉醒，或是最根本之觉悟与觉醒。故而，近代日本的国学思潮在建立本土的“文化主体意识”方面，自然有着功不可没的历史意义，而这也正是它们予我们在现代全球化浪潮中文化觉悟与文化觉醒的启示。而这一启示，显然不是为了排外（也不是为了军国主义），而无非是为了确立自己的主体意识。薛文所及的日本国学思潮下“兼容并包，大力吸收以兰学为代表的欧洲学术”之史实就为此做了有力的论证，薛还云“一些国学家，在介绍兰学时不遗余力……因此，得益于国学运动，欧洲的学术文化迅速传入日本”。可见讲“国学”并不是排外，而是为超越自己和他人然后再确立自己，一句话，确立“众生”中的“我”的意识。




所以，日本本土化的国学文化也是融合了东亚大陆的中国文化和欧美的西洋文化的。薛博士有关日本“国学”思潮的论述，根本就推不出中国人一谈国学就必然“以排除外来文化的方式来界定中国传统文化”的结论（他运用的史料刚好与他文章中的责难相矛盾），反而恰好印证了鲁迅《文化偏至论》（1907）的严肃见解：“此所为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于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更何有于肤浅凡庸之事物哉？” 〖全文完，欢迎批评赐教〗

原道论坛首发：http://www.yuandao.com

文章五

糟蹋国学，用意何在？
——评薛涌氏《中国文化的边界》一文

作者：王达三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原道》编委，电邮：wzhongren@163.com  ）




薛涌氏留洋多年，身处异国，心及华夏，近年来特以讽刺挖苦和漫骂攻击中国传统文化而成竖子之名。2004年，薛涌氏诋毁中国人之读经运动，诬陷其为“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时今又在《新京报》、《南方周末》等报纸上发表多篇文章，批评和质疑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盖薛涌氏凡逢传统文化兴澜之事必坚决反对之而为快。




然时人对薛涌氏之反批评，皆就事论事，偏于学理。吾今就其《中国文化的边界》（《南方周末》2005年06月09日，本文中薛涌氏之引言除注明外皆出自该文）一文略加分析，以揭明其文章背后之不可告人之目的于天下，以期国人能通晓明白其险恶之用心。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吾生养于斯土，浸染于斯文，捍卫吾中华民族之利益，张扬吾传统文化之精神，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乃是吾义不容辞之责任。




又，吾对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之总体意见，已草成《兴我国学，塑我国魂》一文，可见诸于“儒学联合论坛”（www.tomedu.com/ydbbs），其中含对袁伟时氏、薛涌氏等西化派论者之批评，诸君若参照观读，可尤见吾之真心和用意。




甲、   日本“国学”干我何事？




《边界》一文追溯“国学”一词来乃源于17、18世纪日本“江户时代”之“国学运动”，此说无征，或也非谬。然薛涌氏于此论洋洋自得，以为直抵纪宝成先生之间隙，殊不知聪明反被聪明误，正说明其无知和愚陋。何也？




薛涌氏自言：日本“江户时期”之“国学运动”，乃东洋人认为“日本原生的文化高于中国文化，日本面临的种种文化问题和社会危机，来源于中国文化为代表的外来文化的污染。”因此，“这一国学运动实际上是江户时代日本一批文化人试图从中国文化中独立出来、塑造自己的民族认同的努力。”薛涌氏又谓：日本之“原生文化”，或其“国学”，即是认为“日本文化独特优越；日本作为日出之国，神的国度，是世界的中心。”而日本人所反对之“中国文化”，乃以朱子理学为代表之儒家文化。




薛涌氏之无知与愚陋，即在于其将日本之“国学”，混同于吾华之国学。此一混同，差以一毫，谬之千里，而薛涌氏不自知，反而将无知当宝贝炫示于人，真可谓可悲可怜也。盖日本之“国学运动”，乃是以其狭隘偏执、自我美化之日本“国学”，去我恢弘大气、宽容大量之“国学”，进而形成一盲目自大、残忍卑鄙之以“大和魂”为主旨之“日本国学”。此种现象，是为日本之“去中国化”，是为日本之“去中国文化”，是为日本业有文明与精神之大反动、大倒退。薛涌氏又言：“到了明治时代，特别是甲午战争战胜中国后，日本的民族主义大盛，国学的意识形态色彩越来越重。到了二战时，这种国学为军国主义意识形态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耍尽小聪明之薛涌氏何不用自己脑袋作一认真思考：到底是日本由于坚持中国意义上之国学，还是由于坚持其原生固有之“国学”，而导致其盲目自大、狭隘偏执之民族主义和侵略扩张、血腥屠杀之军国主义？自不待言，事已明矣。




中国之国学，或曰中国文化，要之以儒家文化为主，具有极大之道德性、温和性、包容性。儒家力主“天下观念”与“大同理想”，力主“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非具侵略性与扩张性，非为狭隘偏执之民族主义而张目。相反，其是以仁民爱物、天下一家之和平主义与世界主义为大诉求。此点，中西学界认同多矣。否则，如若儒家文化具有民族主义之倾向与诉求，彼时四万万同胞，何容日本撮尔之小国尽怀鲸吞之心，肆行蚕食之举？如若日本能一如既往坚持中国意义之国学，自当有克服其偏执与狭隘、侵略与扩张之助缘——虽然其偏执与狭隘、侵略与扩张，成就之原由颇为复杂，非是一文化即可决定之。试问薛涌氏，日本之“国学”干吾华之国学何事？




此外，尚有两义国人须明晓：




其一，“国学”一词或如薛涌氏所言自东洋传入中国，在中国遂有“国学”之名目，遂有“清华国学四大师”之美誉。然其前，中山先生革命既成，其“排满”意识即消，且迅有“五族共和”之制；太炎先生初有以国学砥砺种姓之意，嗣后则复有“满汉无分”之论。其后，即二十世纪中国“国学”大盛之时日，顾颉刚等“疑古派”与胡适等“科学派”皆目之以为“国故之学”，欲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非有以国学承担传统文化信仰与价值之目的；“清华国学四大师”虽于吾之斯文满腔热忱，然要之其沉潜高明，皆专注于学术和义理，非有民族主义之倾向，反有固执儒家信仰与价值之诚心。故吾华之国学，绝非有薛涌氏之为吾族之民族主义张目之可能与实情。




其二，薛涌氏言日本“国学运动”有其成绩，由于其是“一种文化上的反叛与解放”，由于其“注意吸收外来文化”。以此而言，薛涌氏对日本“国学”之成绩尚有部分之赞赏。然何独反我一区区中国人民大学办一区区之国学院从事国学之研究？薛涌氏亦是大目盲，胡乱言说而不注重实情。何者？中国文化之百年，放眼向洋而唯西洋马首是瞻多矣！中国传统文化之崩溃覆灭悲惨痛苦久矣！目以今世，吾华之传统文化，何处可见？其是游魂不归，其是魂不附体，其没有实际之影响明矣！而西洋文化汪洋泛滥，中国西化亦固深矣。然此时，吾华之国学、之传统文化，方有一点点之起色，短视浅薄之薛涌氏即蹦将出来，大喊“狼来矣”！其用心究竟何在？！




乙、   挑拨离间意欲何为？




《边界》一文，又在中国文化之内容与组成上大放厥词，颠倒黑白，混淆视听。而薛涌氏非但无有真知灼见，且是史实舛驳杂乱，谬误百出，又不加考核断之其先入之邪心。何也？




薛涌氏以纪宝成校长言吾华之国学“内容以经史子集等科为主”，只列儒家、法家、道家，甚至是兵家，而不提佛教，更不提蒙学、藏学、满学，从而判定“似乎除了汉文化，其他民族对中华文明的贡献都可以被排斥在外了”，进而妖言说：“我们都承认各民族对中华文明的贡献。但在一些人的骨子里还是汉文化中心观，认为人家的‘进步’就是‘汉化’的结果，很少讨论汉文化应该向这些‘异族’学什么。”




吾谓薛涌氏头脑简单，盖从技术角度而言，纪校长不可能于一短文中尽列国学之所有科目，而一国学院也不可能开始国学所有之科目。然问题尚不止于此，薛涌氏试图将各民族之历史、之文化融摄于国学之内。此本无不妥，亦未有时人加以反对。中国之历史，本为中国各民族之共同创造，中华民族之抟成，乃在于中国各民族之共同努力，中国文化之形成，亦是中国各民族之共同形塑。然中国历史、中华民族、中国文化，确有一主体、一主干，其为汉族，其为儒家文化，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而言，无论就人口还是文化而言，此皆为事实。研究和承继中国文化，亦必然以汉族之历史与儒家文化为主要内容，此是承接事实而不可免者。然强调此一点，非是抹杀少数民族之文化、之历史、之贡献，亦非是不研究、不承继其文化、其传统。观薛涌氏之言论，似乎研究国学，光大中国文化，即为忽视和抹杀少数民族之历史、之文化、之贡献，即为大汉族主义。莫非吾华各少数民族之历史、之文化占据国学一半之内容，才为民族之平等乎？莫非吾华五十六民族之历史、之文化各占据国学五十六分之一内容才为各民族之平等乎？




薛涌氏之例证，其一为唐王室是一民族混血之产物，唐王朝之政治社会制度为各民族融合之产物。然吾不知谁曾否认这点？更不知谁又曾以唐文化是民族融合之产物而否认她是中国文化，且论定其为少数民族之文化而排斥之？难道薛涌氏不知国人对“强汉盛唐”之美誉？不知国人对“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之向往？不知国人对唐文明“万国来朝，八方来仪”之开放性、包容性之肯定？其二为汉民族军事传统乏善可陈，而少数民族军事传统优良有加，进而责问为何学习“兵家”而不学习阿保机、成吉思汗、努尔哈赤。好一聪明之薛涌氏，竟然不知道所谓“兵家”，非是战例与军事史，而是经典军事理论之书籍！竟然不知美国西点军校亦是将《孙子兵法》作为经典教程——薛涌氏正是身居美国而对吾华之传统文化指手画脚！其三为汉族于历史上少能安定北方，而少数民族（薛涌氏称为“异族”）统治时期却能解决北方安全问题，例之以辽、金、元、清等朝代，并因西洋人之观点说，“阿保机是第一个施行‘一国两制’的人”，认为“两种制度，在一个帝国中保存了不同文化和民族的传统优势”。薛涌氏抬出洋人吓唬人，殊不知黄仁宇先生早就提出此一观点，更不知辽、金两王朝虽能安定北方，然何曾安定南方？为何薛涌氏重北而轻南？又者，二十四史莫非不含辽、金、元、清之史乎？辽、金、元、清之治下皆其自族之人乎？




可笑之处又在于，薛涌氏竟然谓“可见，这些所谓‘异族’的成就，绝非一个‘汉化’所能概括。相反，他们能够超越汉文化，集多元的文化、种族与制度之优。”此番言论，真是荒谬无知。例之以元朝，其确不曾被汉化，然是否“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之分也可谓“集多元的文化、种族与制度之优”？薛涌氏又引东洋人之观点言：“蒙古帝国是世界第一个全球化的推动者，是世界的中心。”然以铁血征伐成就一大帝国可欲否？薛涌氏居洋多年，已然服膺于西洋文化，而对铁血征伐成就一大帝国与所谓“全球化”拜倒于地矣。




薛涌氏之论述，非但史实舛驳杂乱，亦是挟洋人之观点以自重，满心以洋人为确，全以吾华之传统为非。薛涌氏又自我悬设，认定研究国学即为汉族中心主义，即为抹杀少数民族之历史、之文化、之贡献、之地位，而必欲为其争一平等之地位，甚至是炫示其往日之“荣光“，煽动其民族之情绪。在吾国人齐心协力共同为复兴中华民族而不懈奋斗之际，无视历史上各民族融合冲突成一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之事实，曲解历史，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挑拨离间，其用心究竟何在？




丙、   排斥国学谁之狭隘？




薛涌氏动辄言中国传统文化之“狭隘封闭”，动辄赞扬西洋文化“光辉伟大”，动辄要求国人对西洋文化要敞开放开，全盘拿来，照收不误。殊不知狭隘封闭者正是薛涌氏自己。何也？




薛涌氏谓：“中华文明中那些更善于容纳不同政体、文化，更会和多种民族交道，更为‘全球化’的‘异族’传统，是否给我们留下许多比经史子集更为宝贵的遗产呢？难道这些传统，应该被划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边界之外吗？”又谓：“我们面临着一个以人类的传统为自己的传统的时代，一个兼容并包的文艺复兴的时代。把西方文化以及其他外来文化排斥在中国的文化之外是狭隘的，把对中华文明做出卓越贡献的少数民族文化排斥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之外，也只能更加重我们这种文化封闭主义的心态。其结果不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而是把中国文化变成古董、送进博物馆陈列。”




薛涌氏盲目崇拜西学，主张西化，此固然为其自由，然又盲目指责传统文化封闭狭隘、排斥西学，欲引导国人走一西化之路径，则是狼子野心，心怀叵测。盖薛涌氏于两点基本情势有所忽视：其一，中国目前之西化，承接百年西化之传统，已成由绵绵细雨到狂风暴雨之态势。薛涌氏自言：“你再看看中国知识分子的各种讨论，哈耶克的引用率比他在美国同行中的引用率还高，甚至那些口口声声要捍卫中国文化的保守主义者们，也言必称哈耶克、伯克。那么人家这几个‘老外’难道没有资格进入中国文化吗？”中国知识分子之整体性倒向西方，动辄引用西方之观点和论据以自重，这为薛涌氏自己所道出。试问薛涌氏：这是中国文化之保守封闭，还是开放包容？奈何薛涌氏仍然猛烈抨击中国文化之保守、抨击国人心态之狭隘！不难看出，薛涌氏之目的在于使中国无有一点传统文化之色彩，使中国人全部变成黄皮肤白心态之“香蕉人”！其二，中国之传统文化，全盘崩溃，岌岌可危，无有容身之处：现行体制是维持原有之意识形态以确保自身之历史合法性，知识精英又多操持西方知识话语以拼命自宫，民间社会基督教徒、天主教徒在2003年底即达9000万，2004年更是猛增40%。当下，虽有二三子投身于吾传统文化弘扬光大之事业，也有部分民间人士主动认同和践行传统文化之价值理念，然要之传统文化仍然处一相当被动艰难之弱势地位，而薛涌氏仍对刚刚萌动之传统文化摧残打压，极尽批评与反对之能事。试问薛涌氏：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之狭隘封闭，还是西方文化之狭隘封闭？薛涌氏之“自由”，是否也可以给国学一点宽容与自由？




薛涌氏在其《人大成立国学研究院：“借鉴”之后能偿还吗？》（《新京报》2005年06月04日）一文中说：“我们常常说‘借鉴’西方。为什么不说‘采用’呢？”“中国正在走向世界。中国文化只有和世界文化融合才会有生命力。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把西方的传统当成一种人类的传统，当成我们自己的传统，‘要’过来就完了。”不难看出，薛涌氏虽模糊其辞，故作玄虚，但其目的却在于说明“世界文化”就是西洋文化；国人对西洋文化不但要“借鉴”，更要“采用”，亦即是全盘西化。试问薛涌氏：为何世界文化就不是或不包括中国文化？西洋人把西洋文化当作“普世”、“绝对”之“世界文化”而到处叫卖推销，乃至暴力推行，而吾国人恢复自家之固有传统，予以研究和光大，乃受大责难，难道中国文化就是低等、卑劣之文化？而且，难道研究和光大我固有之文化传统，就必然等于排斥西洋文化传统？薛涌氏之结论从何而来？为何必欲对传统文化穷追猛打、斩草除根？




薛涌氏说：“以笔者之见，‘国学院’实在不是个理想的名字，叫‘中国文化学院’也许更贴切。”其意是国学院也要容纳吸收西洋文化，开设西洋文化科目。然而，试问薛涌氏，为何西洋之“神学院”不叫“西洋文化学院”？如果中国之国学院，也讲什么古希腊与希伯莱，那就应该称为“世界文化学院”！而吾谓，目前中国之大学，几乎无不奉西洋之知识话语和价值观念为圭杲，无不成为一彻头彻尾之“世界文化学院”！在偌大之中国，薛涌氏为何偏偏容不下中国有一国学院？这是薛涌氏之“自由”，还是薛涌氏之专断？




薛涌氏又谓：“‘国学’总是要强调内外之别，似乎有一些是我们自家的宝贝，别人无法理解和赏识，和别人的东西有决定性的不同，是我们文化认同的核心。最后，这样的国学很容易成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国学不强调内外之别，应强调者何？以国学实现自我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以开放形态面对和包容、吸收和借鉴世界文化（非指薛涌氏意义上之“世界文化”）有何不可？薛涌氏反对国学成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然为何却要把其西洋文化或“世界文化”当成政治意识形态来推销叫卖？其用心究竟何在？




丁、   站在何种立场发言？




就文化谈文化，就国学谈国学，这正是中国一群参与国学院和国学问题之知识分子一大失误处。跟着薛涌氏之话题跑，正是中薛涌氏之圈套！何也？吾有三问于此：其一，是谁会恐惧和在阻止中国之崛起？其二，是谁在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其三，是谁会担心中国传统文化之复兴？




是中国吗？是中国人吗？中国历史悠久、文化博大、民众土广——中国就是一大国之架构，中国人就是有大国之心态。怎能设想吾中华民族永远屈居人下？怎能设想吾中华民族永远甘居人下？中国之发展，之繁荣，之壮大，之崛起，是十三亿炎黄子孙之内在要求，也是一必然之趋势！




那能是谁？是薛涌氏心目中理想之“世界文化”代表者（他反复引用美、日学者之观点）美国及其鹰犬日本。是美国及其鹰犬日本，把中国之发展繁荣和壮大崛起，看成是“世界威胁”，亦即对美国、日本之“威胁”！然而，究竟是谁在威胁谁？美、日本，不但正称霸和威胁世界，还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把自己之狭隘、之偏执、之私欲，栽赃于吾光明正大之中国，进而为其阻止和遏止中国之崛起而寻找冠冕堂皇之借口！




美国及其鹰犬日本如何阻止和遏止中国之崛起？其一，从东北亚到东南亚，从南亚到中亚，构筑围追堵截中国之军事战线，打压中国活动空间，恶化中国地缘政治，控制与掐断中国贸易、能源、资源之通道。这是损伤或割裂中国之血脉！其二，挑拨利用和支持帮助台湾、西藏、新疆等地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分裂或割裂中国之领土，破坏中国之统一，使中国国力内耗内损。这是损伤或割裂中国之躯体！其三，乌托邦化美国，妖魔化中国，推行美国所谓“民主与自由”之价值理念，扶植基督教、天主教等势力，丑化中国传统文化之形象与价值。这是损伤或割裂中国之精神！




薛涌氏与上述美、日之阻止与遏止中国之举措，有何关联？首先，吾愿意承担自己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之责任，且吾宁愿自己成为一小人，而不愿薛涌氏成为下面吾所分析之第三种情况之人：




第一，薛涌氏或与媒体达成共谋以推波助澜成就媒体发行扩张之私欲，或徒以逞口舌之快而哗众取宠，谋取竖子之名而赚取稿费维持其生计。若是如此，此为薛涌氏是小人。第二，薛涌氏幼稚无知，真心相信和服膺于所谓“民主与自由”之“普世”、“绝对”之价值，且认定中国传统文化“封闭狭隘”，因而逢传统文化兴澜之事而必反之。若是如此，此为薛涌氏是愚人。第三，薛涌氏被人授意成为或自己无意中成为美国在阻止和遏止中国之意识形态征战棋局中之一小小棋子，成为美国反华势力所豢养之鹰犬与打手。若是如此，此为薛涌氏是奸人。上述之前两种情况，是薛涌氏之可悲可怜，因为其虽做出危害中国国家利益与中国传统文化复兴之举动却不自知；而如是后种情况，则薛涌氏乃为国之大奸，国人鸣鼓而攻之，可也！




然吾虽不情愿但又不得不说，至少从薛涌氏之《中国文化的边界》一文之客观效果来说，薛涌氏已经主动成为或无意中成为美国在阻止和遏止中国之意识形态征战棋局中之一小小棋子。何也？




其一，薛涌氏《中国文化的边界》一文，极力判定中国复兴国学会导致狭隘偏颇之“民族主义”。试问，是谁在害怕中国有民族主义？是谁在丑化中国之民族主义？其二，薛涌氏《中国文化的边界》一文，指责复兴国学乃是“大汉族主义”，乃是忽视和抹杀少数民族之历史、之文化、之贡献，而极力宣扬少数民族之光荣。试问，是谁在破坏中国各民族之团结，是谁在挑拨中国少数民族之分裂倾向？其三，薛涌氏《中国文化的边界》一文，反对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反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之价值利念和信仰层面。试问，是谁在害怕中国以传统文化实现文化认同？是谁在害怕中国以传统文化实现民族认同？其四，薛涌氏《中国文化的边界》一文，露骨主张中国全盘西化，宣扬西方价值理念。试问，是谁在希望中国全盘西化？是谁在希望中国缴械投降进入“民主阵营”？




由上观之，薛涌氏之言论，难道还仅仅是一什么国学与国学院之学术讨论问题？薛涌氏究竟站在谁之立场上发言？虽然如此，吾愿意再次重申，吾仍是真心希望，薛涌氏之言论，是由于其无知、幼稚而无意中成为美国在阻止和遏止中国之意识形态征战棋局中之一小小棋子，而不希望其言论是其有意之姿态。




戊、   对两个疑惑之澄清




国人观看薛涌氏之文章，往往会被其迷惑。何也？盖薛涌氏紧紧抓住两点而毫不放松，其一为光大国学即为走向民族主义；其二为国人复兴国学之良好愿望，可能被官方所利用，成为官方之意识形态。然吾欲对国人说：




其一，中国文化以儒家、儒学、儒教为主体主干主流，其本质和传统，即少有狭隘民族主义之倾向，而是有天下之观念与大同之理想。故中国文化之真复兴和大复兴，不但不会导致中国之外向扩张与侵略，而且会成为限制狭隘民族主义之助缘。而且，吾认为，如果说中国文化有一不足与弱项，即在于其世界主义色彩浓重而于民族主义建构不足。时至今日，仍是如此。试看，日本将韩国岛屿划入日本领土范围之内，韩国人乃有自焚、断指以明志者，而日本占据我钓鱼岛，而吾国之人可有此反映？“全球化”首先即为凸显民族之个性与自性，是一求同存异、各美其美之过程，每个民族需要在坚持其民族主体性和文化主体性下参与“全球化”。民族自身之利益尚且不能保全，何谈“全球化”？那是“一元化”、“西洋化”、“投降化”！中国目前受美日打压，四面楚歌，别人刀都架在中国脖子上，难道国人还要空谈“世界主义”？美欧为保护自己利益，与中国贸易争端四起，中国为何就不能站在自己本民族利益立场上予以反击？日本把台湾纳入其军事保护范围之内，日本首相去祭拜屠杀中国人之日本战犯，日本人抹杀其二战历史中丑恶卑劣残忍之行经，中国人表示不满与批评，这就是中国人狭隘之民族主义？盖中国之民族主义，纯粹是一自保、一抵抗，非是侵略扩张性、盲目自大性、种族优越性之狭隘民族主义。中国目前之民族主义，非是过多，而是无有，或是少有！




其二，近世之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始终有对政治有一强烈之关照和内在之焦虑，尤其是当下，对现行体制有这种或那种排斥之心理，因而担心国学之复兴，会被官方所利用，成为其意识形态合法性之支撑。非但如此，还把对现行体制之不满，发泄于传统文化，指桑骂槐、荆轲刺孔。此情此理，固然可以理解。但不要忘记，任何一国家、一民族，都有其意识形态之建构和建制。中国如此，美国亦是如此。难道美国仅仅是将其意识形态建筑在薛涌氏所言之“世界文化”上？难道不是建筑在其所谓“自由与民主”之上？当今中国官方之意识形态，不足以有效应对目前之时局和民族发展之需要，尤其是在信仰层面危机重重，故欲对其意识形态进行重组重构，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其合法性思想资源，例如中华民族复兴、小康社会、和谐社会、民本社会，等等，这何曾是坏事？难道只有坚持往日僵硬之意识形态，或实现全盘彻底之西化，才是好事？有人担心官方利用传统文化塑造自己之意识形态，为什么就不肯定中国文化也要和也会利用官方为工具、为载体，去实现自己之价值、之诉求？就儒家、儒学、儒教而言，内圣和外王，是其基本诉求与主张。外王，就是要进入官方和掌控意识形态，引导和教化社会，实现自己之价值与理想！只有那些迂腐之自称“儒者”之人，才会忘记儒家、儒学、儒教之传统，忘记往圣先贤之用心与情怀，忘记自己对天下苍生之责任，一味躲进小楼修炼心性自成一统！




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之气质、之精神、之灵魂，只有挺立住中国文化之主体性，才能挺立住中华民族之主体性。依此而言，中华民族之复兴与中国文化之复兴，是一而二、二而一之问题。中华民族与中国文化，要有大信心与大担当，更要有大发展与大前进，要能为全世界、为全人类，开一康庄大衢，塑一美好未来。这才是中国和中国人之大气魄！只有那些浅薄愚陋近视短视之人，才会不识大体，不得中正，自我矮化，自我丑化，勇猛地挥刀自宫，丢弃传统，取媚于洋人！然蚍蜉撼树、螳螂挡车，其非可笑欤？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中华民族之复兴与中国文化之复兴，必底于成！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国人此时不努力，更待何时？（全文完）

#######################################################################

附录：兴我国学，塑我国魂——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之我见



文/王达三



国学院：三个问题，三个派别



2002年中国人民大学树立孔子像、成立孔子研究院，当时之知识界和传媒界并无太大反映，盖传统文化失语久矣，国人于传统文化麻木久矣。如今，中国人民大学又宣布成立国学院和国际儒学院，则突然招来纷纷议论——哓哓之言，不绝于耳；高危之论，耸人听闻。真可谓是彼一时也，此一时也。



围绕国学院之成立，国人集中争论的问题有三个，参与者也有三派。三个问题，即国学院有无必要成立？何谓“国学”？国学院院长人选是否合适？三个派别，即保守派，其代表人物有陈明、王瑞昌；西化派，其代表人物有袁伟时、薛涌；知识派，其代表人物有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等。三派对三个问题的侧重与回答大相径庭。



西化派并不关注国学院院长人选是否合适的问题，盖他们从根本即反对成立国学院，故谈不上什么院长人选合适与否的问题。保守派和知识派虽然赞成和支持成立国学院，但就院长人选问题则存有分歧。保守派认为红学专家冯其庸先生非合适之人选，而知识派则力挺冯先生。



保守派与知识派就院长人选发生的分歧，实际上涉及到对“国学”的理解问题。保守派认为，“国学”非辞章考据、琴棋书画、诗词歌赋之学，而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精神气质信仰的学问之载体，即经史子集，尤其是经学和史学。知识派则倾向于把“国学”看成是一学科，要对之进行知识化、对象化、国故化的界定和处理。至于西化派，则毫不在乎何谓“国学”的问题。



西化派坚决反对和批评国学院的成立，认为这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故对该举措冷嘲热讽，大加鞭挞。保守派和知识派则在此问题上达成了基本一致，同气相求、同声相应，高度肯定和支持成立国学院。然此二派，初衷亦有所不同。盖保守派认为有国学院总是比没有好，而知识派则认为所成立的国学院，其办学方向和宗旨，中正得体，少有缝隙。



西化派：没心没脑，可悲可怜



国学院问题之讨论，是继二零零五年“读经问题大讨论”之后的二十一世纪初的第二次中国文化问题大讨论。西化派“当仁不让”，几乎是在第一时间内就发出了自己的声音。需要注意的是，在“读经问题大讨论”过程中，西化派又曾分为两派，一派是以秋风、刘海波为代表的“中道自由”论者，对读经基本持肯定和支持态度；一派是以袁伟时、薛涌为代表的“极端西化”论者，对读经基本持否定和批判态度。但这次讨论，“中道自由”论者尚未发出声音，或是“国学”之含义等问题已超出他们的驾御能力。而“极端西化”论者袁伟时、薛涌则再度跳将出来大发牢骚。我给二氏贴上“极端自由”论者的标签，固是出于方便的需要。但从他们的价值预设和问题思路来看，该标签并无不当。



我对西化派的评价是：没心没脑，可悲可怜。所谓“没心没脑”，就是情商智商低下。情商低下，是说他们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没有任何的“了解之同情”和“温情与敬意”，只知道一味地、盲目地、坚决地、一股脑地反对，而不知道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是中国人的精神母体。谁能先天选择自己的母亲？谁有权利要求自己的母亲是世界上最优秀、最漂亮的？谁会侮辱糟蹋自己的母亲？只有那些没有情商的人才会做这些亲者痛仇者快的勾当。



智商低下，是说他们盲目地相信只有西学、西化才能给中国带来福祉，只知道用洋八股疯狂地拥抱和歌唱西学、西化，而不知道文化乃是一民族之意志和利益的表达与诉求，不知道能表达中华民族意志和利益的只能是中国文化，不是什么所谓的“普世”文化，更不是什么西方文化。在洋人提“文明的冲突”之际，也就只有这些没有智商的人才兴奋冲动个不已，抱着洋经叨叨个不停，误人误己，误国误民。



先看看薛涌氏的话：“我们常常说‘借鉴’西方。为什么不说‘采用’呢？”“中国正在走向世界。中国文化只有和世界文化融合才会有生命力。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把西方的传统当成一种人类的传统，当成我们自己的传统，‘要’过来就完了。”（《人大成立国学研究院：“借鉴”之后能偿还吗？》，《新京报》2005年06月04日）薛氏模糊其辞，故作玄虚，说了半天我才明白，原来“世界文化”就是西洋文化；我们对西洋文化不但要吸收借鉴，更要全盘照收。但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世界文化就不是或不包括中国文化呢？为什么我们只能是吸收借鉴和全盘照收西洋文化，而自己就连做点研究宣传和弘扬光大传统文化的工作就不行了呢？



袁伟时氏是个很有激情和精力的写手，举凡文化问题没有他不插上一杠子的。但看他的东西多了后也就明白了——就那点玩意儿，只不过是反复陈说，干点体力活而已。他在《评纪宝成校长的“重振国学”论》（《新京报》2005年06月09日）一文中，发挥自己学历史的优势，幸灾乐祸地给纪宝成校长指出了所谓的三个“史实错误”和一个“文字失误”，并且说：“新文化运动是什么？它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是推动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蜕变中的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要说脊梁的话，现代化的社会制度才是最坚强的脊梁。”他告诫国人，要“力戒民族主义之类的意识形态喧嚣”，要力戒“极力煽动盲目自大的民族主义情绪”。



暂且不说袁氏给纪校长“订正”的三个“史实错误”也是袁氏的一家之言，但 “新文化运动”绝不是什么“文艺复兴”，而是对传统文化的残酷割裂与生硬抛弃——欧洲的“文艺复兴”绝对不是打烂传统重头再来，而是复活传统并把当时人的理念和诉求寓于其中。袁氏动辄就祭起他那“现代化的社会制度”作为诊治中国问题的“药方”，但“制度”为什么必然和“文化”发生冲突？“传统”为什么和必然和“现代”发生冲突？似乎袁氏的高论，还没有走出汤因比意义上“挑战/回应”与费正清意义上“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此外，为什么中国人办个国学院，研究和弘扬点传统文化，就成了“盲目自大的民族主义”？如果说研究和光大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就是民族主义，我敢肯定，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是世界上最差的——在世界近现代史上，还有哪个国家民族比中国割裂和抛弃自己的传统文化更厉害吗？



袁氏坚持：“文化更新的正常规律是：自由讨论，自由探索，自由采纳，自然更替，生者该生，死者该死。”他以此来反对成立国学院。我不明白的是，既然袁先生对“自由”独有情钟，为什么不从自己先做起来，也给别人点“自由”呢？民间读经，他反对；学界搞“甲申文化宣言”，他反对；学校建国学院，他反对。为什么就不给人们读经的自由呢？为什么就不给学界表达自己文化立场的自由呢？为什么就不给学校办国学院的自由呢？难道只有读圣经、主西学、办洋学院才是“自由”？袁氏已经是成了为反对而反对的人，纯粹是挥舞着“自由”大棒到处打人。



然而可悲可怜的是，薛、袁二氏又颇把自己当回事儿，把自己的无知当聪明，以为只有自己才是忧国忧民，才是民族脊梁，才担当着道义与责任，而全以不同他们意见的人为非。孰不知自己已经患了精神上的失忆症（薛氏）或分裂症（袁氏）。前者唯西洋马首是瞻，跪拜投降，成为一黄皮肤白内心的“香蕉人”；后者不知所言，却欲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成为一无种无姓无国家无民族的“太空人”。



我的意见：兴我国学，塑我国魂



冯其庸先生确实非最合适人选。盖“国学”虽然可包括辞章考据、琴棋书画、诗词歌赋等在内一涵养人之性情，要之却应以经学和史学为主。清华国学四大师中，赵元任先生是语言学家。从对国家和民族、历史和文化的影响力来看，他远不及其他三先生。但问题是，中国有国学大师吗？谁又是国学大师呢？有人提议让蒋庆来做国学院院长，让陈明、康晓光等人都进国学院。这可能吗？不要说中国人民大学这样性质特殊的学校，即使北大、清华，能让这些人进入讲堂去宣传和光大国学吗？因此，冯先生虽非最合适之人选，但可看作是一时之迫不得已的人选——而我所担心的仅仅是，冯先生年高体弱，怎么能担纲这个大手笔的开创性工作！真正合适的人选，还有待像中国人民大学这样有勇气、有魄力的大学成立的国学院去培养！故继续纠缠人选问题，不是别有用心，就是不识大体。



中国的大学中没有国学院，是中国人的百年失误和文化耻辱。根本不存在国学院该不该建的问题，而是应建多少的问题。建多少呢？一百个不多吧？中国人在国外还要搞一百个“孔子学院”进行中文推广教育呢！有人反对建国学院，为什么就不反对设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呢？只因为它们是进行纯学术研究吗？那退一步讲，成立国学院进行综合性、学术性的传统文化研究，这总可以吧？实际上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成立目的和操作方案来看，它也正是要从事这样的工作。这为什么还会触动一些人的神经并致使他们疯狂反对呢？这是因为他们并不是反对建立国学院从事纯粹的学术研究，并不反对把“国学”看成是博物馆里的展览品或实验室里的实验品，如同汉学家或“洋汉学家”所从事的工作，而是反对“国学”所蕴涵的价值观念和所承担的传统文化复兴与中国文化重建的功能。然而，也正是在这点上，我看出了这些反对者的无知、偏执、幼稚。



他们无知，是因为他们对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了解甚少，只知些皮毛就乱发议论——薛涌氏无论是在“读经问题大讨论”过程中还是在此次讨论中，都回避了对“经书”或“国学”之内涵的讨论。这些人对传统文化的熟悉程度比他们的先辈，比如胡适、殷海光，何止差十万八千里！说他们偏执，是因为他们脑袋里仅有的一点“传统文化”的知识也全是负面的、消极的东西——袁伟时氏动辄就祭出“专制集权”来否定传统文化，而不知道文化是文化，现实是现实，也不知道儒家、道家、墨家之精义都是反集权的——谁说复兴传统文化就是要恢复专制集权来？说他们幼稚，是因为不但总是站在普世主义的立场上来理解西方文化，认为惟有它才是中国的“救世主”，而且“久假而不归”，变成把实现西方的价值观念作为其最高理想，而不知文化也是一种国家安全与民族利益——他们的先辈，比如“新文化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实际上并不是站在西方文化的角度来谈中国问题的，而是站在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的立场上来谈论和借鉴西方文化的。



为什么要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在我看来，主要是儒家文化？其价值和意义何在？第一，实现信仰重建以应对中国目前信仰之混乱与危机；第二，实现道德重塑以应对中国目前道德之滑坡及其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第三，实现儒教重建以安顿中国人之身心性命；第四，实现文化认同以应对西方文化之侵迫与挑战；第五，实现民族认同以应对全球化场景下激烈的民族国家之竞争。进言之，传统文化之复兴，其要在于为中华民族之复兴提供必要的信仰支撑和文化论证。中华民族之复兴，未必以传统文化的复兴为必然的、根本的前提，但却必然要以实现传统文化的复兴为最高、最终标志，即要使中华民族之过去、现在和未来连续一贯，使中国人意识到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故此，“国学院”之“国学”，应承担此一功能，要建成中国的“神学院”，为重塑中国人精神家园而努力。中国人民大学建国学院，可谓气魄大矣。然仅仅把国学院成立之目的界定为培养“国学研究人才”，又可谓气魄小矣。



值得玩味的是，在讨论何谓“国学”的过程中，无论是保守派还是知识派，乃至西化派的一些人，都不约而同地回到历史中寻找和梳耙“国学”的含义。吾以为此大可不必，盖“国学”既不应对应“新学”而成“旧学”，也不应对应“西学”而成“中学”，更不是什么“国故之学”；“国学”就是“国学”，就是“中国之学”，它应把承继和续接中国之历史文化传统以为本，应把回应和解决中国现实发展之遭遇与困境以为急，应把论证和引导中华民族之伟大复兴以为任；进言之，“国学”就是继承和光大中国之国魂的学问。兴我国学，即塑我国魂。





（达三按：诸位朋友欲对上述文章发表评议，请到本论坛的主题帖“国学大讨论”（请点击：http://www.tomedu.com/ydbbs/disp ... ;ID=7773&page=1）下跟帖讨论，以便集中讨论话题，方便读者阅读。其中，陈明先生的网名是“诚明”，米湾先生的网名即“米湾”，石勇先生的网名即“石勇”，林桂榛先生的网名是“大中华民邦”，在下的网名即“王达三”。）

什么是国学？

“国学”一词在《现代汉语辞典》中有一解释：旧时称研究我国古代的学问，包括哲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学、语言学等。在《辞海》中有两条注解：

1、犹言国故，指本国固有的学术文化。(同时《辞海》中“国故”解释为：一是，本国固有的学术文化。如整理国故；二是，国家的变故。可见与其第一条解释相近。)

2、西周王城及诸侯国都的学校。据《礼记》、《大戴记》及《周礼》记述，西周国学盖由前代学制发展而成，分小学和大学。教育内容为礼、乐、射、御、书、数，合称“六艺”；小学以书、数为主，大学以礼、乐、射、御为主……后世国学为京师官学的通称，尤指太学和国子学。

国学定义及《四库全书》[/center]

    国学，兴起于二十世纪初，而大盛于二十年代，八十年代又有"寻根"热，九十年代"国学"热再次欣起遂至今，无不是今人对于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正视。于今而言,则正是对传统文化在今日中国乃至世界多元文化中的重新定位。     

    "国学"一说，产生于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而关于国学的定义，严格意义上，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给我们做出统一明确的界定。名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普遍说法如国粹派邓实在1906年撰文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国学讲习记》，《国粹学报》第19期）邓先生的国学概念很广泛，但主要强调了国学的经世致用性。  

    一般来说，国学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国学既然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那么无疑也包括了医学、戏剧、书画、星相、数术等等，这些当然是属于国学范畴，但也可以说是国学的外延了。  

    国学以学科分，应分为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版本学等，其中以儒家哲学为主流；以思想分，应分为先秦诸子、儒道释三家等，儒家贯穿并主导中国思想史，其它列从属地位；国学以《四库全书》分，应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但以经、子部为重，尤倾向于经部。

    《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丛书，编撰于乾隆年间，由当时的纪晓岚、王念孙、戴震等等一流学者完成。“四库”指经、史、子、集四部，“全书”指所收都是全本。   

    经部——经部分为“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群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石经类”、“汇编类”，主要是儒家经典和注释研究儒家经典的名著。其中儒学十三经：《周易》、《尚书》、《周礼》、《礼记》、《仪礼》、《诗经》、《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     

    史部——史部分为“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别史类”、“杂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抄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汇编类”，重要书目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战国策》、《宋元明史纪事本末》等等。     

    子部——子部分为“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丛书类”、“汇编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耶教类”、“回教类”、“西学格致类”，重要书目如：《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管子》、《尹文子》 、《慎子》 、《公孙龙子》、《淮南子》、《抱朴子》、《列子》、《孙子》、《山海经》、《艺文类聚》、《金刚经》、《四十二章经》等等。     

    集部——集部分为“楚辞类”、“别集类”、“总集类”、“词曲类”、“闺阁类”，重要书目如：《楚辞、《全唐诗》，《全宋词》，《乐府诗集》、《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等等。

列出一国学最低书目，或者说列出适合喜欢国学者的国学书目，许有必要。

    关于国学知识系统论述，有钱穆先生《国学概论》、章太炎先生《国学演讲录》（章太炎先生《国学概论》一书因篇幅短小，且有重复之处，故不提）二书，但《国学演讲录》是以文言文书写的，《国学概论》好读一些，但是繁体竖版。现代版白话有两本书应较适合我们，一是《中国传统文化荟要》（吉林人民出版社），一是《国学词典》（四川人民出版社），较不错。

    上面四本只是国学的总体大致轮廓，真正深入还需读古书原著。《四库全书》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书目已在《国学定义及〈四库全书〉》中提到，在此便不再赘叙。

    如果要将《四库全书》中书目一一读遍，实在较为困难。 　　

    也因此，近代梁启超先生曾将国学入门书目最低限度列为——经部：《四书》、《易经》、《书经》、《诗经》、《礼记》、《左传》；史部：《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或《通鉴纪事本末》)、《宋元明史纪事本末》；子部：《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集部：《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

    梁任公并认为："以上各书，无论学矿、学工程报……皆须一读，若并此未读，真不能为中国学人矣。"

    只是如今现代快节奏式的生活潮流，要一一去阅读这些古文，恐也不是易事。

    1978年，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设立"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请钱穆作了系列讲座。在讲演中钱穆指出有7部书是"中国人所人人必读的书"——《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六祖坛经》、《近思录》、《传习录》。钱穆先生所说前五书，是为国人学子必读书，深表赞成，想来这也便是国学最低书目吧。

    有鉴于欣赏国学而被古书之浩瀚惊呆的朋友，我觉得有必要将国学入门书目再调整一下，浓缩到底。把一些对我们来说苦涩死板又诘屈聱牙的古书（如《尚书》、《易经》、《诗经》）先放一边，先选读一些较富趣味性的古书。

　　经部：一般来说，现代政界与学术界反孔非儒的神经已经疲软，因而现在通行的四书五经里很少再有扭曲儒学的歪解，四书五经的版本很多，都还可以。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学者南怀瑾先生的《论语别裁》与《孟子旁通》（这两本较有意思，在领悟圣人微言大义时，或犹能会心一笑）当足一读。宋代学者兼儒家大师二程曾说："学者须先读《论》、《孟》，穷得《论》、《孟》，自有要约处，以此观其它经则省力也"（《近思录》）。二程甚至认为，《论语》和《孟子》学好了，其它经也可以不学。在此，姑不论学好《论》、《孟》是否便不必再学其它儒家经典这一问题，于中可见《论》、《孟》之要。

    史部：太史公的《史记》相信一定有很多人读过。其他史籍凭各人爱好，我们要是喜欢历史，大可读遍《二十四史》。不过便是不喜欢历史，那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还是要读的吧？

    子部：《庄子》一书走笔峋丽，其文恣肆，应可助长我们的文采，五四前后，著名教授兼作家施蛰存还建议青年读《庄子》（和《文选》），可见其要；《墨子》虽也有点难懂，不过墨子是位杰出的思想家，要了解墨家学说，请读《墨子》；读《韩非子》一书，可以了解法家之八九；当然还有道家著作《老子》。

    集部：首推《文选》；其次所谓文尊韩柳，诗推李杜，所以《韩昌黎集》、《柳河东集》、《李太白集》、《杜工部集》自当读读。但既是国学最低书目，那韩、柳、李、杜任选两本也便是了。

    一言以蔽之，《论语》（必读）、《孟子》（必读）、《史记》（不可不读，但可选读章节）、《汉书》（不可不读，但可选读章节）、《后汉书（不可不读，但可选读章节）、《三国志》（不可不读，但可选读章节）、《庄子》（不可不读，但可选读章节）、《老子》（不可不读，但可选读章节）、《墨子》（不可不读，但可选读章节）、《韩非子》（不可不读，但可选读章节）、《文选》（不可不读，但可选读章节）、《韩昌黎集》（或选《柳河东集》，当读，可选读章节）、《李太白集》（或选《杜工部集》，当读，可选读章节）。

    至于近、当代学术论文，可先不读。若不曾饱读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史家著作，便去看那学术论文，无疑较难明了。只因涉猎不广的话，既难以读懂书中所论之要，又有先入为主之误。是以可等有些基础后，再读不迟。

    不才窃以为读书求学总会有益于已，诚如古人所云——"人之有学，如木之有枝叶也。木有枝叶，犹庇荫人，而况君子之学乎？"（《国语》）

    谨与二三子，其勉之哉……



[center]四书五经 [/center]


     中国古代有"四书五经"，几与耶教有圣经、伊教有古兰经相似。如果说今日学子不知"四书五经"为何物，恐怕会是件难堪的事。我们只要谈到中国传统文化，必然得提到"四书五经"，以下聊作简介。

     一、四书——应该说，凡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四书》。它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四部著作的总称。据称它们分别出于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曾参、子思、孔子、孟子，所以称为《四子书》（也称《四子》），简称为《四书》。南宋光宗绍熙远年（1190年），当时著名理学家朱熹在福建漳州将《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汇集到一起,作为一套经书刊刻问世。这位儒家大学者认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定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并曾说“《四子》，《六经》之阶梯”（《朱子语类》）朱熹著《四书章句集注》，具有划时代意义。汉唐是《五经》时代，宋后是《四书》时代。

    《大学》：《大学》原本是《礼记》中一篇，在南宋前从未单独刊印。传为孔子弟子曾参（前505—前434）作。自唐代韩愈、李翱维护道统而推崇《大学》（与《中庸》），至北宋二程百般褒奖宣扬，甚至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再到南宋朱熹继承二程思想，便把《大学》从《礼记》中抽出来，与《论语》、《孟子》、《中庸》并列，到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时，便成了《四书》之一。按朱熹和宋代另一位著名学者程颐的看法，《大学》是孔子及其门徒留下来的遗书，是儒学的人门读物。所以，朱熹把它列为"四书"之首。

    《中庸》：《中庸》原来也是《礼记》中一篇，在南宋前从未单独刊印。一般认为它出于孔子的孙子子思（前483－前402）之手，《史记·孔子世家》称“子思作《中庸》”。自唐代韩愈、李翱维护道统而推崇《中庸》（与《大学》），至北宋二程百般褒奖宣扬，甚至认为《中庸》是“孔门传收授心法”，再到南宋朱熹继承二程思想，便把《中庸》从《礼记》中抽出来，与《论语》、《孟子》、《大学》并列，到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时，便成了《四书》之一。从《中庸》和《孟子》的基本观点来看，也大体上相同的。不过，现存的《中庸》，已经经过秦代儒者的修改，大致写定于秦统一全国后不久。所以每篇方式已不同于《大学》，不是取正义开头的两个字为题，而是撮取文章的中心内容为题了。

    《论语》：《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儒家学派创始人，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有极其深远的影响。《论语》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是孔子的学生及其再传学生所记录整理。《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论语》涉及哲学、政治、经济，教育、文艺等诸多方面，内容非常丰富，是儒学最主要的经典。在表达上，《论语》语言精炼而形象生动，是语录体散文的典范。在编排上，《论语》没有严格的编纂体例，每一条就是一章，集章为篇，篇、章之间并无紧密联系，只是大致归类，并有重复章节出现。到汉代时，有《鲁论语》（20篇）、《齐论语》（22篇）、《古文论语》（21篇）三种《论语》版本流传。东汉末年，郑玄以《鲁论语》为底本，参考《齐论语》和《古文论语》编校成一个新的本子，并加以注释。郑玄的注本流传后，《齐论语》和《古文论语》便逐渐亡佚了。以后各代注释《论语》的版本主要有：三国时魏国何晏《论语集解》，南北朝梁代皇侃《论语义疏》，宋代邢晏《论语注疏》、朱熹《论语集注》，清代刘宝楠《论语正义》等。

    《孟子》：《孟子》是记载孟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孟子（约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邹国（今山东邹县东南人），离孔子的故乡曲阜不远。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到南宋孝宗时，朱熹编《四书》列入了《孟子》，正式把《孟子》提到了非常高的地位。元、明以后又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更是读书人的必读书了。 《孟子》是记载孟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和孔子一样，孟子也曾带领学生游历魏、齐、宋、鲁、滕、薛等国，并一度担任过齐宣王的客卿。由于他的政治主张也与孔子的一样不被重用，所以便回到家乡聚徒讲学，与学生万章等人著书立说，“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赵岐在《孟子题辞》中把《孟子》与《论语》相比,认为《孟子》是“拟圣而作”。所以，尽管《汉书·艺文志》仅仅把《孟子》放在诸子略中，视为子书，但实际上在汉代人的心目中已经把它看作辅助“经书”的“传”书了。汉文帝把《论语》、《孝经》、《 孟子》、《尔雅》各置博士，便叫“传记博士”。到五代后蜀时，后蜀主孟昶命令人楷书十一经刻石，其中包括了《孟子》，这可能是《孟子》列入“经书”的开始。到南宋孝宗时，朱熹编《四书》列入了《孟子》，正式把《孟子》提到了非常高的地位。

    二、五经——儒家本有六经，《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春秋》。秦始皇"焚书坑儒"，据说经秦火一炬，《乐经》从此失传，东汉在此基础上加上《论语》、《孝经》，共七经；唐时加上《周礼》、《礼记》、《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尔雅》，共十二经；宋时加《孟子》，后有宋刻《十三经注疏》传世。《十三经》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传统观念而言，《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后来的五经是指：《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

    《周易》：也称《易》、《易经》，列儒家经典之首。《周易》是占卜之书，其外层神秘，而内蕴的哲理至深至弘。作者应是筮官，经多人完成。内容广泛记录了西周社会各方面，包含史料价值、思想价值和文学价值。以前的人们对自然与人圣变幻规律的认识模式，从没有超越阴阳八卦的思维框架。相传龙马驮“河图”出现在黄河，上古圣人伏羲始作八卦；《史记》又称“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一说伏羲重卦，有说神农），并作爻辞（或谓周公）；后至春秋，又有孔圣作“十翼”之说，世称“人更三圣，世历三古”（《汉书·艺文志》）。《周易》包括《经》和《传》两部分。《经》文由六十四卦卦象及相应的卦名、卦辞、爻名、爻辞等组成。《传》一共七种十篇,有《彖》上下篇，《象》上下篇，《文言》、《系辞》上下篇，《说卦》，《杂卦》和《序卦》。古人把这十篇“传”合称“十翼”，意指“传”是附属于“经”的羽翼，即用来解说“经”的内容。

    《尚书》：古时称《书》、《书经》，至汉称《尚书》。“尚”便是指“上”，“上古”，该书是古代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记载上起传说中的尧舜时代，下至东周（春秋中期），约1500多年。基本内容是古代帝王的文告和君臣谈话内容的记录，这说明作者应是史官。《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 相传为孔子编定。《尚书》有两种传本，一种是《今文尚书》，一种是《古文尚书》，现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是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的合编。古时称赞人"饱读诗书"，"诗书"便是分别指《诗经》、《尚书》。

    《诗经》：先秦称《诗》，或《诗三百》，是中国第一本诗歌总集。汇集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五百多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原三百十一篇），是西周初至春秋中期的诗歌总集。“古者《诗》三千余篇，及于孔子，去其重……”（《史记·孔子世家》），据传为孔子编定。《诗》分"风"、"雅"、"颂"三部分，"风"为土风歌谣，"雅"为西周王畿的正声雅乐，"颂"为上层社会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此书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各方面，被誉为古代社会的人生百科全书，对后世影响深远。喜欢诗词的朋友，相信都有读过。

    《礼记》：战国到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说明经书《仪礼》的文章选集，“《礼记》只是解《仪礼》”（《朱子语类·卷八十七》），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礼记》虽只是解说《仪礼》之书，但由于涉及面广，其影响乃超出了《周礼》、《仪礼》。《礼记》有两种传本，一种是戴德所编，有85篇，今存40篇，称《大戴礼》；另一种，也便是我们现在所见的《礼记》，是戴德其侄戴圣选编的四十九篇，称《小戴礼记》。

    《左传》：也称《左氏春秋》、《春秋古文》、《春秋左氏传》，古代编年体历史著作。《史记》称作者为春秋时左丘明，清代今文经学家认为系刘歆改编，近人又认为是战国初年人据各国史料编成（又有说是鲁国历代史管所写）。它的取材范围包括了王室档案，鲁史策书，诸侯国史等。记事基本以《春秋》鲁十二公为次序，内容包括诸侯国之间的聘问、会盟、征伐、婚丧、篡弑等，对后世史学文学都有重要影响。《左传》本不是儒家经典，但自从它立于学官，后来又附在《春秋》之后，就逐渐被儒者当成经典。







[center]诸子百家[/center]


     在中国思想史上，春秋战国无疑是一个虎气腾腾的时代。其后两千多年，无论是在文化还是思想方面，都不曾超越那时的辉煌。

    春秋战国时代，正是中国封建文化的发祥期，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便奠定了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基础。尤其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内产生的诸子百家学说，对中华民族几千年灿烂文化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为千秋万代留下了极其宝贵的财富，为人类文化做出了极其巨大的贡献.

    春秋战国时代，是我国古代社会大动荡、大变革、风云变幻的时期。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都在激烈而又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发生很大的变化。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各诸侯国的阶级关系不断出现新变化，不同的阶级与阶层的代表人物，对社会变革发表不同主张，于是“诸子百家”便应运而生。

    正如《汉书·艺文志》中所说"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当时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学者们便周游列国，为诸侯出谋划策，到战国时代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诸子”，是指这一时期思想领域内反映各阶层、阶层利益的思想家及著作，也是先秦至汉各种政治学派的总称，属春秋后才产生的私学。"百家"表明当时思想家较多，但也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主要人物有孔子、孟子、墨子、荀子、老子、庄子、列子、韩非子、商鞅、申不害、许行、告子、杨子、公孙龙子、惠子、孙武、孙膑、张仪、苏秦、田骈、慎子、尹文、邹衍、吕不韦等。

    百家争鸣，反映出群星璀璨般的各种不同学说流派互相争辩的异常活跃局面，其灿烂、其多彩，在我国学术史上、文化史上、思想史上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页！

    关于对诸子百家的派别归类，司马谈列举了六家，“乃论六家之要指曰：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书·艺文志》中的刘歆《七略》的诸子略分为十家：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除去小说家不谈，所以称"九流十家"。

    诸子百家中，儒家创始人孔子因继承三代中原文化正统，在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以致儒家学说不仅在诸子百家中地位显著，而且还成为传统文化的主流、核心内容，对中民民族精神形成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影响。事实上，我们可以说，儒家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学术或学派，儒家学说是华夏民族的文化精华，也是华夏固有价值系统的一种表现。它已渗透传统文化的每一根毛细血管之中，极大地影响着中国文化的每一个领域。凡是从中国土壤里产生的学说思想、宗教派别，甚至是外来文化、外来宗教，都不能避免带上儒家文化的痕迹。于今而言，犹不止此。儒家思想亦对世界文化还产生了永久的影响（我们知道，日本和“四小龙”推崇儒学也是在它们已实现或者基本现代化后，为解决现代化所带来的信仰危机、道德滑坡问题而采取的补偏救弊措施。所谓“东南亚文化圈”，基本上就是以儒学为主体的文化构成模式。它有力地推动了东南亚的社会文明与进步。随着历史的发展，儒家伦理正在进入西方国家）。

    由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分裂局面，各个学派在建立时大都有一定的地域性，如邹鲁（山东曲阜）是儒、墨的发祥地；三晋（山西翼城）是法家的温床；南方是道家的摇蓝；而燕、齐（河北北部、山东临淄）是阴阳家的诞生地。

    诸子所以说是政治学派的总称，是因为其各家的基本宗旨大都是为国君提供政治方略。儒家主张以德化民；道家主张无为而治；法家主张信赏必罚；墨家主张兼爱尚同；名家主张去尊偃兵。汉代以后，墨家和名家成为绝学，农家独立成一门技术性学科，阴阳家演化为神秘的方术。因此对后来大一统王朝政治产生影响的只有儒、道、法。

    诸子百家的许多思想给后代留下了深刻的启示。如儒家的“仁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孟子的古代民主思想；道家的辩证法；墨家的科学思想；法家的唯物思想；兵家的军事思想等，在今天依然闪烁光芒。便是那“诡辩”的名家，也开创了中国哲学史上的逻辑学领域。我们可以、也应该鉴借儒家的刚健有为精神，来激励自己发愤图强；鉴借儒家的公忠为国精神，来培育自己的爱国情怀；鉴借儒家的"以义制利"精神，来启示自己正确对待物质利益，鉴借儒家的仁爱精神，来培育自己热爱人民的高尚情操；鉴借儒家的气节观念，来培育自己的自尊、自强的独立人格；也鉴借墨家的"兼爱"、"尚贤"、"节用"；道家的“少私寡欲”、“道法自然”；法家的"废私立公"，等等思想。

    追本溯源，取其精华，自然大有裨益。

峡江奔流 2005-3-15 12:26

这种分类太笼统,太宽泛.




[center]儒家[/center]


     儒家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的学派。做为华夏固有价值系统的一种表现的儒家,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学术或学派。一般来说，特别是先秦时，虽然儒家是最有影响的学派，但也只是诸子之一，与其它诸子一样地位本无所谓主从关系。

     儒家的起源——
       《汉书·艺文志》："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叙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
    有人认为儒者是指一种以宗教为生的职业，负责治丧、祭神等各种宗教仪式。"儒本求雨之师，故衍化为术士之称"（《国故论衡·原儒》）。
    《说文解字》：儒，柔也，术士之称。据郭沫若考证，"儒"本是鄙称，儒家这一称号，也不是孔子自家封号，而应是墨家对孔子这一学派的称呼。
    庄子后学评论儒家，"性服忠信，身行仁义，饰礼乐，选人伦，以上忠于世主，下以化于齐民。将以利天下"（《庄子·渔父》） 。

    儒家创始人——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有极其深远的影响，也是世界上知名度最高的中国人。
    《史记·孔子世家》载："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於夫子。可谓至圣矣！"

    儒家的发展——
        儒家在先秦时，和诸子地位平等。而且，在秦始皇时受到重创，便是所谓的"焚书坑儒"。再至汉代，汉王朝以继承三代中原文化正统为其文化建设的基本路线，而这三代中原文化正是儒家六经，孔子以继承华夏民族文化著称，因而儒学本身便是华夏民族的文化精华。由于宗经而尊儒，这也是儒家交上好运的原因之一。 孔子作古，"儒分为八"（《韩非子》），其中主要有两派，一是孟子出子思一系传道，二是荀子出子夏一系传经，这便是先秦儒学……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降，先有今文经学为官方经学。《汉书·艺文志》载："武帝末，鲁共王怀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此后，便有了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分。古文经学家提供了阐释学的一重经典模式，便是"我注六经"，以文字训诂、名物考释等为手段来阐释文本的意义，这种偏重学术问题不注重政治人生的考据学，到乾嘉时代盛极一时。今文经学家也提供了阐释学的一重经典模式，便是"六经注我"，借助经典来阐述时代精神或者发挥自已的新见解，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便是沿着这一路数下来的。之后古文经学一代大师郑玄以古文经学为主，兼纳今文经学，结束了相争两百年的今古文之争，"郑学"而后延绵。除汉代今古文经学外，魏晋南北朝时有"南学"与"北学"；唐朝又有融"南学"和"北学"于一炉的义疏之学，这便是汉唐经学……
        至北宋，儒家学者为应付佛老的挑战，便抛开了汉唐儒家偏重学术问题不注重政治人生的形式。以直接了当的形式来阐述经典中的义理，讨论人性、人心、天命、理气等等形而上的哲学命题。这便是"理学"。但理学也包括了明清两代的理学和心学，所以又称"宋明理学"，其派别很多，周敦颐"濂学"、邵雍"象数学"，二程"洛学"、张载"关学"，朱熹"闽学"，陆王"心学"等……
        到五四时期，虽然儒学遭到空前大难，但现代新儒家已经萌发。在一片"打倒孔家店"的声浪中，在儒学受到空前挫折的背景下，梁漱溟挺身而出，为孔子辩护，揭举儒学复兴的旗帜，成为新儒家的前驱。
    广泛意义上的新儒家有：第一期主要人物有梁漱溟、熊十力、贺麟、张君劢、钱穆、冯友兰，第二期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方东美，第三期杜维明、刘述先，第四期也已出现，但还未经学术界定论。从那时到现在的80多年中，以此为志业者大有人在，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现代新儒学已成为20世纪中国的三大重要思潮之一（另一是马克思主义派，一是自由主义的西化派）。
现代新儒家有"儒家资本主义"的说法，而且预言二十一世纪，儒家将在继秦汉儒学、宋明理学后，经过创造性的转化，迎来第三次辉煌的大发展。

    儒家在近代的没落——
        儒家思想以传统封建社会为物质承担者，而传统封建社会以儒家思想为精神承担者，传统社会的瓦解，致使孔子权威丧失。当中国被西方列强的大炮轰开国们时，近代便开始了反孔运动，经历了太平天国的农民革命思潮、资产阶级革派的民主思潮，以及达到高潮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八十多年前，时人发愤于国之积弱，诟龟呼天。一批深受西学影响又急欲救亡图强的激进青年，以胡适、陈独秀为主将，发起了一场中国近代以来反孔非儒的高潮"五四运动"。运动员们抱着"打倒孔家店"的决绝姿态，否定了作为中华两千多年文化主流的儒学。
    众所周知，在"五四运动"发起后至今，其间又遭"文化大革命"最后一劫，这场充满强烈政治目的色彩的"儒法斗争"、"批林批孔"的"文革"运动，使儒学历经空前的厄运。亿万人民（其中不乏文育）高喊"打倒孔老二"的噪音充斥在中国的大地上，就这样使孔孟儒学乃至孔孟本人蒙上了不白之冤。至此，历五四，经文革后的儒家所有学说，似乎全是恶名昭著，不屑一提。甚至于一些人一听说是"儒学"、"孔孟之道"，就怒斥为"腐儒"、"孔老二"，神经紧张地象似拉上弓弦的箭矢，不分青天红皂白大加诋毁。

    儒家经典——
        儒家经典主要有儒学十三经。儒家本有六经，《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春秋》。秦始皇"焚书坑儒"，据说经秦火一炬，《乐经》从此失传；
    东汉在此基础上加上《论语》、《孝经》，共七经；
    唐时加上《周礼》、《礼记》、《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尔雅》，共十二经；
    宋时加《孟子》，后有宋刻《十三经注疏》传世。
    《十三经》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传统观念而言，《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后来的《四书》指是指《大学》（《礼记》中一篇）、《中庸》（《礼记》中一篇）、《论语》、《孟子》，五经则指：《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

    儒家主要代表人物——
        孔子、孟子（稳坐儒家第二把交椅）、荀卿、董仲舒、程颐、朱熹（继孔子后最博学的大儒）、陆守仁、王阳明。

    儒家的特征——
        其一、以孔子为先师，为思想领袖；
    其二、以《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等书为经典；
    其三、在思想上形成了仁与礼的一种张力结构；
    其四、由内圣而外王，通过内体心性成就外王事功之学；
    其五、尤注重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并将之运用到政治实践中，成为指导性的原则。

    儒家思想鉴借——
        如儒家的刚健有为精神，来激励自已发愤图强；鉴借儒家的公忠为国精神，来培育自已的爱国情怀；鉴借儒家的"以义制利"精神，来启示自已正确对待物质利益，鉴借儒家的仁爱精神，来培育自己热爱人民的高尚情操；鉴借儒家的气节观念，来培育自己的自尊、自强的独立人格等等等等。

    儒家余话——
        儒家在先秦遭墨、法、道等派的激烈批判，在秦代和汉初，遭统治者排斥；在六朝先后受玄学、佛学的挑战，在五四反孔非儒高潮下历空前之厄，但还是绵延至今，其原因是因为儒学植根于中国固有的价值系统而又能随时自我调整，适应了时代和社会的变化。而且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它是东方最有价值的知识系统，以至于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国学（传统文化）的代名词。
    儒学有二千多年历史，至今海外犹有传人。这在世界文化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梁任公曾指出："......所以我们可说，研究儒家哲学，就是研究中国文化，诚然儒家之外，还有其他各家，儒家哲学，不算中国文化全体；但是若把儒家抽去，中国文化恐怕没有多少东西了。"（《饮冰室书话》〈为什么要研究儒家哲学〉）任公所说"研究儒家哲学，就是研究中国文化"这话或者稍过了点，但中国几千年文化史是以儒学为主流则无庸置疑。"儒家是中国文化的主流，中国文化是以儒家做主的一个生命方向与形态"（《从儒家的当代使命说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牟宗三）。
    儒家是国学的核心、主体这问题，本来可以不提。但五四运动以来，今人对儒家已是疏远地厉害，且有着一种莫名的反感，一些偏激谬论充斥于世并混淆视听，在社会上也渐趋形成了一种影响。
    事实上，肯定儒家是国学主体，决不是只凭现代新儒家、某些学者的主观情感，而是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