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恩来解说词]十、生死千秋业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全中国降半旗，联合国降半旗，以此表达了纪念中华民族一代伟人的民族规格与世界规格。
　　这也会使我们想到1976年1月8日的周恩来逝世，全中国降半旗，联合国降半旗。
　　而在这两者中，从当年的文革，到后来的改革，留下了中国极为凝重的历史话题。
　　
　　《沉思中的周恩来》，这是纪录周恩来晚年形象的一幅风靡世界的摄影作品。它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艺术上，都无疑进入了经典之列。
　　这幅照片的作者，就是著名的意大利摄影家，焦尔乔•洛迪。
　　
　　焦尔乔•洛迪：
　　1973年1月，我在人民大会堂见到了周恩来总理。这对我来说，真是一个绝好的机会。
　　
　　为了拍摄这幅照片，焦尔乔•洛迪故意把自己从接见队伍的前面排到了最后，并且违背了意大利使馆向他所做的不许携带照相机的叮嘱。
　　当他向周恩来总理坦诚地做了说明，并且提出自己拍照的要求时，总理回答：对有白头发的人的请求，我是不会拒绝的。于是，快门闪动的瞬间，世界诞生了这幅伟大作品。
　　
　　焦尔乔•洛迪：
　　我让他走近沙发，并请他坐了下来。他当时的姿势是那样的高贵，你们可以从这张照片上看得出来。他的手，他的胳膊，是这样完美地放在这里，根本不需要任何提示。
　　
　　这幅《沉思中的周恩来》，仅八十年代，在全世界就发行达几千万幅。但是，对于作品中面向未来沉思中的周恩来，在所处的那个时期正在沉思什么？这似乎在一些人心中，并没有过多去联想。
　　而在这凝重的沉思中，与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的一个重要人物，就是邓小平。
　　拍摄《百年恩来》，我们在小平同志生前，对邓朴方同志进行了专门采访。情感的波澜，历史的波澜，时代的波澜，在周恩来与邓小平之间，汹涌着的是一种生死与共的世纪波澜。
　　
　　邓朴方：
　　提起总理来，父亲曾经讲过，他说：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时候，就在一起住。对于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全国人民都尊重他。
　　根据父亲讲，他有半年的时间，都是和总理住在一起的。那时吃得很坏，白水，面包，大家拥挤在一起。但是，革命劲头，革命热情，非常高。
　　父亲是很怀念那一段的历程。比如说，他们有一些习惯也是在过去法国的那一段时间里共同养成的。好比说，父亲爱看足球，总理也爱看足球，父亲爱吃那种牛角面包——CROIS—SANT，总理也喜欢吃。一九二四年七月份照的一张照片，父亲像小孩子一样的，圆圆的脸站在最后一排。总理则是非常英俊的，坐在前排。
　　
　　驰骋于战争年代，共同为创立新中国打江山；
　　纵横于和平时期，共同为建设新中国守江山。
　　身居要职，肩负天下，相互支持，密切合作，这就是国徽下的周恩来与邓小平。
　　
　　邓朴方：
　　从1952年到文化革命，父亲一直是作为副总理，协助总理工作。有时候总理出国，父亲作为代总理，接替他的工作。后来，父亲做了总书记，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总理主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这时候，中央一摊工作，国务院一摊工作，互相合作是最好的。
　　他们俩互相信任，也相互理解。每个人思考问题的方式，处理问题的办法，互相之间都有一个默契。
　　
　　周总理视察水利建设。
　　邓小平视察农村建设。
　　周恩来与邓小平同看大比武。
　　有人曾把周恩来与邓小平在共和国版图上的密切合作，称之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高度默契的二重奏。
　　周恩来总理对于这位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开始密切合作的老战友，其水平，其能力，其性格，以及工作作风，心中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与赞誉。
　　
　　薄一波：　　
　　1950年七届三中全会期间，恩来同志若有所思。他是想到问题了，问我：“你在晋冀鲁豫，跟伯承、小平共事多年，对他们二位工作怎么看？”我说：“一个司令员，一个政治委员，各尽职责，他们在工作上配合得很好。对于我来说，学到的东西不少。”总理摇了摇头，说：“我不是讲他们的配合，而是问你，他们在工作方法上有什么不同？”
　　恩来同志随后接着说：“根据我多年观察，他们两人的工作方法是大不相同。小平是举重若轻，伯承是举轻若重。”我说：“完全对，这八个字啊，概括得很准确。”
　　总理又讲：“从愿望上说，我更欣赏小平的举重若轻。但说句实在的话，我做不到，我跟伯承同志一样，在工作上都是举轻若重。”
　　
　　邓朴方：
　　那时候，父亲母亲谈起总理来都非常尊敬。父亲谈到总理时，他的那种神态，都是一种非常尊重、非常亲密的神态。小时候，家长还让我们管邓妈妈叫姑妈，因为她也姓邓。就我们看到父亲和总理他们两人之间的那种感情，那种友谊都是很自然的，不是表面的。
　　所以我们见到总理，既有一种尊敬，也有一种亲切的感觉，觉得总理是亲人。
　　后来到了文化革命，总理和父亲之间，这种战斗友谊更加巩固。
　　父亲1966年就被打倒了，很多人要揪斗他。根据毛主席的意思，总理都制止了。当时的那个环境，总理非常艰难。作为总理来说，他要根据主席的决策来办事。这个事情他不能多说，但是必要做的，该做的，他都做了。
　　
　　文化大革命，打倒刘邓陶。在这个以姓氏缩写的，到处张贴的文革标语中的第二名，就是和周恩来早年朝夕相处，共同喜爱足球与牛角面包的邓小平。
　　在总理的精心保护下，邓小平来到了江西。
　　保护不是最终目的，而是随时以待复出。然而，1970年的庐山会议，使得毛泽东与周恩来本来已经开始讨论邓小平复出的问题，却在林彪集团大有炸平庐山之势中被迫搁浅。
　　
　　邓朴方：
　　总理在6月刚刚做完“伍豪事件”的说明，接着就批了一个文件，让我父亲恢复工资待遇。同时，也批准了我回到北京来治病。
　　一直到年底，在主席最后下了决心之后，总理请纪登奎、汪东兴正式提出建议：让邓小平恢复副总理的工作。1973年的2月份，父亲回到北京。
　　
　　邓小平从江西回到了北京，这已经是周恩来身患重病的1973年的北京。这也是拍摄下那幅经典作品《沉思中的周恩来》的1973年的北京。也是周恩来带病，反复讨论邓小平复出，并亲自起草了邓小平复出的中央文件的1973年的北京。
　　
　　周恩来亲自起草的最后几个中央文件之一。
　　
　　邓朴方：　　
　　到3月9日，讨论完了。总理向政治局请假，讲明他的病情，然后到玉泉山去治疗。
　　就在这一天，关于邓小平复出问题，他向主席做了汇报，主席又批准了。于是，3月10日，关于邓小平复出的中央文件正式发出。总理为了邓小平的复出，在病中坚持工作。
　　4月份的一天，去看望总理。那一天，父亲和母亲到了玉泉山之后，一下车，邓妈妈正在门口等着，我妈妈激动，就忍不住想哭。然后，她就和邓妈妈拥抱在一起了。
　　总理还特别交待了一句：“你们需要保健大夫，找吴家的。”又嘱咐我妈妈说：“卓琳，这个事情，你不要忘了。”总理是对父亲复出寄予厚望，不但在医疗上做出保证，我想，也是在安全上做出了考虑。
　　
　　吴阶平：
　　卓琳同志跟我这么说的：总理说，健康工作，保健工作和医疗工作，要找吴氏兄弟。
　　
　　周总理宴请西哈努克国王。邓小平与西哈努克拥抱。
　　苦心安排这次复出，精心安排这次复出。
　　选择各种重要场合让邓小平露面。特别是1973年4月12日，在欢迎西哈努克国王的宴会上，周恩来更是异常兴奋地介绍邓小平。
　　
　　诺罗敦•西哈努克：
　　那一次，总理谈到了邓小平阁下的复出问题。他说，邓小平的下台是不公正的。虽然说，我们有时也会遇到一些灾难。受到不公正的对待。现在，小平阁下已经得到平反，恢复了名誉，这是好事。因此，气氛非常好。
　　
　　邓朴方：
　　总理是希望父亲能够接替他，特别是因为他重病在身，这完全是出于总理对父亲的了解。
　　总理跟父亲的性格不同：总理这个人，非常聪明，善于团结人，善于融合各种不同的意见，办事事无巨细，力求认真负责；父亲这个人，比他刚，比他硬。处事从大处着眼，但是容易被打倒。总理知道父亲的特点，但他也知道父亲能够接替他的工作，知道父亲能承担起他的工作。父亲对总理也是非常理解的，知道这个兄长他心里想的是什么。
　　在8月份召开“十大”的时候，父亲就作为主席团成员，当选为中央委员，这是父亲的复出又往前走了一步。事情看来好像越来越顺利。可是就在1973年，父亲的问题逐步解决的过程当中，总理也受到了批判。说他“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到了“十大”召开之前，主席又提出了儒法斗争。
　　
　　张佐良：
　　于是，就开始批周公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外交部的一些人参加，搞了他十来天。这个期间，总理靠边站。会议是由王洪文掌握，批总理。
　　
　　崔守财：
　　召开会议，出入会场，大刘和我，当时也听到一句半句的。尤其是江青，说总理，你有些事情，不向主席汇报。总理把笔一放说，不对！这个事在什么时间，我向毛主席汇报了，当时有谁谁谁在场。总理在那个时候，身体都已经有病了，但还是跟“四人帮”作坚决的斗争。
　　
　　张佐良：
　　有一次，大会堂的一个姓刘的科长，从里面提了个暖瓶，一出这个东大厅的门，进了服务间，把门一关就哭起来了。她一面哭，一面说，这怎么叫帮助总理呀，这是想要把他打倒！
　　第二个见到的场面，是江青的护士。她说：“张大夫，你不知道，这个老太婆，她自己什么事情也不干。总理为国家，为人民，为党这么累，她还要整总理，回去还和姚文元他们一起拿红葡萄酒干杯呢！”
　　
　　邓颖超生前讲述
　　1972年春天，知道周恩来同志患了癌症，按照他患癌初期的病况和治疗条件，都可以治好的。
　　但是他不能够得到治愈的结果，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第一个是工作太繁忙，第二个是“四人帮”想尽很多的办法，增加他的工作负担，并且对他还采取所谓疲劳轰炸，用这样的方法来折磨他。　　
　　虽然，他当时的心情是很沉重的，但是他并没有被这个沉重的精神负担压倒，也没有因此而影响了他为党做工作。对于当时的形势，他的心情是非常忧虑的。
　　
　　这依然是那个拍摄下《沉思中的周恩来》的一九七三年，也是周恩来身负重病，巧妙地力保邓小平复出，并又一次战胜江青的一九七三年。
　　
　　邓朴方：
　　最后开完了会，主席批评了江青，说，十一次路线斗争讲得不对。另外，不是总理迫不及待，是你迫不及待。
　　然后，主席就决定了，父亲恢复政治局的委员，恢复军委委员。主席还特别讲，小平同志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是政治局请回来的。小平同志回来，给政治局添了一位秘书长。
　　这时候，大家看到，总理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就是他高兴得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沉思中的周恩来露出了微笑。他高兴得像换了一个人。他不只是为邓小平的正式复出，高兴得像换了一个人；他更是为最艰难时期的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为最艰难时期的共和国国徽又撒上了一层希望的阳光，而高兴得就像换了一个人。
　　这喜悦，似乎使他忘记了病痛。邓小平终于正式复出了，周恩来病情却进一步恶化了。然而，他心甘情愿地，以这病情恶化中的喜悦，忘我地安排共和国国徽下的另一件大事。
　　
　　邓朴方：
　　但这时候，总理恰恰不能休息。
　　4月份，主席提出来，让我父亲参加联大。于是，又打第二仗。江青死也不同意，大闹政治局。最后，还是主席亲自给她写了封信，说，这是我的意见，你以不要反对为好。这样，才把这场风波平息下来。
　　父亲出国的事情一定下来，总理就开始安排了。首先从飞机的航线，另外对欢送的仪式，总理都作了精心安排，以示我们郑重其事地出去。铺上红地毯，用最高的礼仪来欢送父亲。
　　在整个欢送过程中，总理又打起精神来。他始终鼓掌。我想，这时候，对病情已经加重的总理，恐怕已不适合了，但他坚持这样做。父亲在国外出席联大的时候.总理就一直坚持着不治病。
　　
　　从亲自到机场去欢送邓小平出席联大，到亲自去机场欢迎邓小平凯旋，这依然还是当年在法国共同喜欢品尝牛角面包那一段情谊的老战友。
　　邓小平更没有忘记这个细节，他不仅带回了出席联大胜利的喜悦，而且特别还为周恩来带回了牛角面包。千秋大业，同心知己，多少况味尽在不言中了。
　　
　　邓朴方：
　　总理这样支持父亲工作，来保证父亲完成任务。他做出这种安排，以至他做出这种牺牲，不是为了父亲，而是为了将来，为了我们国家。
　　19日把父亲接回来，20日总理见医疗组。得到这个消息，我内心这种震动啊，我内心真是一种震动。
　　
　　这是可以载入历史的令人震动；
　　这是足以感奋民族的心灵震动。
　　支持邓小平身赴联合国，其实，更是为日后四届人大组阁人选打下基础。
　　这种历史的震动，民族的震动，从国际舞台到国内政坛，都将留在我们的国歌里，留在我们的作为共和国象征的国旗上和国徽上！
　　
　　邓朴方：
　　6月中旬，江青又布置批现代大儒，矛头又是直指周总理。到了7月中旬，毛主席又把这个事制止了。
　　7月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讲，江青她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又强调，总之，她不代表我。这是1974年“四人帮”的第三次攻击，又被毛主席制止了。
　　
　　北京香山的红叶又红了，它红得像霞，它红得像火，但它更红得像血。因为，它迎来的将是使中国人民心情极其复杂的建国第二十五个国庆节。
　　很久没有见到周恩来总理了，每个人关切，全中国关切，全世界也关切。当周恩来出现在人民大会堂，在国徽下又一次举行1974年国庆招待会的时候，雷鸣般的掌声所表达的，既是内心最大的喜悦，又是内心最大的关切。
　　
　　周恩来总理讲话：
　　贵宾们、朋友们、同志们：
　　二十五年前，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
　　
　　王颖：
　　总理确实是病得很厉害了，已经消瘦了好多。但是，看着总理还是那么精神抖擞。
　　
　　郭成仓：
　　大家流着热泪听总理的讲话，那声音特别宏亮，不像有病的人。大家都想看看总理，后面的椅子上站的都是人。
　　
　　吴阶平：
　　包括外国使馆的一些人，全都站到椅子上、桌子上来看总理，那个场面真是难以想像。
　　
　　郭成仓：
　　当时的情形特别感人，大家鼓掌经久不停，老鼓掌，老鼓掌，鼓了有好几分钟都停不下来。
　　
　　毛泽东开始考虑四届人大的人选。他让人转告周恩来，第一副总理安排邓小平。一方面与自己体内的癌细胞作斗争，同时又要与党内的癌细胞作斗争的周恩来，又迎来了江青发起的攻击：利用“风庆轮”事件大作文章。
　　
　　面对着四届人大召开之前的这场风浪。生死千秋业，危难周恩来。他义无反顾全力以赴地支持邓小平。
　　
　　邓朴方：
　　政治局会上，“四人帮”逼着父亲表态，父亲就一步也不让。说，这个事情我要调查。江青就在政治局上闹起来。10月18日，王洪文跑到主席那里去告状，受到了主席的批评，说，你不要跟他们搞到一起。
　　10月19日，总理讲，“风庆轮”事件本来就不是什么问题，小平同志已经忍耐很久了。10月20日，在主席又批评“四人帮”以后，最后决定，邓小平任党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第一副总理。
　　这是“四人帮”在1974年第四次向父亲和总理发动的攻击。当然，这四次他们都失败了。最后适得其反，从而使毛主席做出了更进一步的决定。主席还讲了，总理还是总理。另外还讲了，四届人大人事安排，原来是由王洪文来抓，那么现在，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由总理和王洪文两个人安排。
　　
　　袁宝华：
　　小平同志出来，这是毛主席下了决心。但实际上，是总理做了工作的。小平同志出来了以后，国务院新的领导班子组成。
　　
　　周恩来因病已经不能在人民大会堂办公，他住进了三零五医院。但他的心，依然还在国徽高挂的人民大会堂，他的心就是国徽。
　　为了祖国的千秋大业，安排好四届人大人选，他精心保护的，苦心推出的，真心支持的邓小平，也正是为了把祖国的前途重任托付给邓小平。
　　
　　邓朴方：
　　父亲经常到总理那儿去。其他的人，叶剑英，李先念，这些同志，都常去。实际上，人事安排主要是在总理这里了。总理在医院里，是车水马龙的，得不到休息。
　　但这正是关键的时候，这时恰恰就是最需要总理出面的时候，四届人大的安排基本上有眉目了，需要向主席汇报。
　　
　　吴阶平：
　　总理去长沙见毛主席，那是1974年四届人大以前。这时发现胃肠道有问题，膀胱癌本身在变，本来预备要做肠子手术，后来因为有这个事，就通知我们一定要去。
　　
　　邓朴方：
　　对于医生来说，总理这样的身体，是无论如何不能再出差的。但作为总理来说，这一趟任务，他无论如何也要去完成。
　　见了毛主席以后，毛主席讲，我父亲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这样，就把四届人大的整个格局安排妥当了。然后，总理才飞回北京。
　　他的病，这时候医生发现全面转移了。其实，总理他不是不明白。但这个时候，真是拼命啊。
　　
　　为了国家的前途而一拼，
　　为了民族的前途而一搏1
　　1975年1月13日，四届人大胜利召开。周恩来又走进人民大会堂里来了，周恩来又站到国徽下面来了。
　　周总理在四届人大上讲话：
　　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人民奋发图强，克服种种艰难险阻，只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就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再用二十多年的时间，一定能够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侯隽：河北省宝坻县副县长、下乡知识青年。
　　开四届人大的时候，因为总理是天津的代表，到天津组参加讨论。总理就跟我说了，说他得的是癌症。
　　听了以后，我就觉得，两眼发黑，脑袋“轰”的一家伙。只听他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75年1月，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令人荡气回肠，1975年3月，周恩来写给主席的病情报告，却让人肝肠寸断：这就是住在三零五医院病房里，还依然坚持工作的周恩来。
　　
　　主席，最近四年来，我的大便中偶有潜血出现，但因消化系统好，未进行肠胃检查。这两年又因膀胱癌，出现尿中有血，易于计量和检查，故医疗力量集中于治疗膀胱癌。现膀胱癌经过两次开刀，三次电烧后，已能稍稍控制。
　　今年开会后，大便中潜血每天都有，大便也不畅通，因此利用三月间隙，进行食钡和灌钡检查，始发现大肠内接近肝部有一肿瘤，类似核桃大。
　　我因主席对我病状关怀备至，今又突然以新的病变报告主席，心实不安。但如需再次开刀，我还受得了。
　　周恩来
　　
　　张佐良：
　　进手术室，我站在总理头部的这一边，推着他。总理在手术车上面躺着。大概离这个手术间的门可能还有四五米，总理忽然躺在那儿问：“小平同志来了没有？”我就放开嗓门使劲喊：“小平同志，总理请你过来。”总理跟小平拉着手的时候，非常激动地说：“小平同志，你这一年来的工作证明，比我强得多。”
　　他主要是说给后面的那些人听的，张春桥，王洪文不是都在那儿嘛！
　　
　　邓朴方：
　　这也就是说，总理认为他马上就要去世了，所以在用最后的力量，支持我父亲工作。　　
　　有人说，这是他最后的一搏，还是他生命最后一个吼声。
　　
　　他让我们直接想到了，1949年他亲自主持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决议，他直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发出了最后的吼声”这战斗的歌词融为一体！
　　正像《伟大的交接》一诗所写的那样：
　　
　　你伸出病弱的手，　　
　　微微在颤抖，
　　却是以最后的力量在
　　支持最亲密的战友；
　　
　　把中国的前途，
　　民族的前途。
　　放在这被革命锤炼了
　　半个多世纪的战士肩头。
　　
　　强风没能吹灭的火炬，
　　紧紧握在一双钳工的铁手，
　　在这世纪交替的时刻，挥斥方遒，
　　这伟大交接留下希望满神州，
　　在历史上写下不朽。
　　
　　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我们多少次回想起邓小平当年的治理整顿，一种国家希望的复苏，一种民族生机的复苏，当年周恩来用生死拼搏换来的一次复苏。但同时所迎来的，却是又一次寒潮笼罩。
　　
　　邓朴方：
　　到了11月，毛远新见主席，反映了情况。主席就开始对我父亲的工作不满意，认为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这时候，还不到一年的整顿工作就停下来了，开始了反击右倾翻案风。
　　
　　万里：
　　总理在北海散步，我们两个最后一次见面。我就担心，反击右倾翻案风。我说整顿铁路有成绩，有成绩可是得罪人。他说，不要紧，还有小平同志在嘛，没关系。
　　
　　邓朴方：
　　到了12月底，总理的心脏突然停止了跳动，后来，赶紧就把什么王洪文啊，父亲啊，张春桥和汪东兴等都找来了。
　　
　　张佐良：
　　赶紧插管子吸痰抢救，二十来分钟，总理又好了。政治局委员们也都来了，这时总理说，春桥同志，你和洪文同志多帮助小平同志工作。
　　
　　邓朴方：
　　这是他死而复生的奋力的又一搏！
　　他也知道，形势很坏了。但他就是在这种坏的形势之下，还要尽他生前最后的一份力量，希望能够起点作用。
　　实际上大家知道，张春桥这些人根本不可能说动他们。但是，总理再用他最后的唯一的一个可能的方式，来表自己的态，希望能够起些影响。这种事情想起来，真是让人非常非常的难过，非常难过。这种事情也是很残酷的。
　　总理跟父亲讲，你这一年来的工作证明比我强得多。而且最后还跟张春桥他们讲，我父亲绝对不会跟张春桥这么讲。总理用心之苦啊，用心之苦啊！也就是说他的一生用心之苦啊，很苦。直到最后他还用心这么苦，让人伤心哪。
　　
　　沉思中的周恩来，变成了安睡的周恩来。
　　他以生死保护支持的邓小平，最后在他的追悼会上为他致悼词，也许这对他们又有一种特殊的含义。也许他们在这时，同时都想起了早年在法国时期，周恩来写下的那首壮丽诗作：《生离死别》。
　　
　　壮烈的死，
　　胜似苟且贪生；
　　贪生怕死，
　　何如重死轻生。
　　
　　没播革命的种子，
　　哪有共产的花儿开放？
　　没有鲜血的进发，
　　哪有赤色的旗帜飞扬？
　　
　　生死参透了，
　　还要努力为生，
　　为人民的幸福，
　　为中华的前程。
　　
　　纪念碑前白花如海。
　　天安门前春光如海。
　　生死千秋业，生离死别歌。
　　周恩来与邓小平。就这样用生死千秋业，唱着他们的生离死别歌；又用这生离死别歌，讲述了他们的生死千秋业。
　　周恩来把希望寄托于邓小平。邓小平行动延续了周恩来。这就是他们让历史咏叹的生死千秋！
　　
　　邓朴方：
　　人民群众对反击右倾翻案风不满意。于是，在悼念总理的时候，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四五”运动。也就在这个时候，父亲又再次被打倒。父亲的这次被打倒，又和纪念总理的活动连结在一起。我想，总理他是做梦也想不到的。
　　但是，正是这样，才显示了中国人的民心。他们赞成父亲的做法，赞成总理的做法；他们景仰总理，也景仰父亲。文化大革命后期这一段，中国人都了解了，邓小平是要做什么的，周恩来是要做什么的。
　　父亲和总理的关系，经过这么长的时间，两个人的性格作风虽然各自不同，但又几十年那样心心相印。五十年，半个多世纪，生死与共，风雨同舟。有人说，难有知己。父亲和总理才真正是知己，这也是他们的幸福。
　　
　　这是他们真正值得骄傲的幸福。
　　当天安门广场遍布悼念周恩来诗抄的时候，人们也以种种方式来表达对邓小平的呼唤。当粉碎四人帮人们告慰周恩来的时候，人们也以传送邓小平的消息来表示对他的期盼。
　　当年那场惊心动魄的斗争已经成为过去，但历史已经证明周恩来最终是胜利者。
　　从四届人大到改革开放，就是昨天的周恩来梦想，变成了辉煌的现实。千秋大业，生死相托，遗愿宏图，一脉相承。
　　中国人民从奏响《义勇军进行曲》站起来，到讲述着春天的故事富起来，国徽下的共和国永远不会忘记，在邓小平带着中国的春天走向我们的时候，周恩来以最后的生命，发出的那最后的呐喊！
　　百年恩来，面对国徽，我们浮想联翩：
　　在1942年，宋庆龄为欢送董必武举行的茶会上，面对着有人送来的两束麦穗，周恩来意味深长地说，等到全国解放后，我们一定要把麦穗装点在国徽上。
　　他构思了国徽，他主持设计了国徽。
　　他在国徽下举行会议，他在国徽下进行外交，最后他在国徽下把共和国的千秋大业，移交给明天，移交给未来。
　　共和国不会忘记：周恩来，他的心就是国徽！

[百年恩来解说词]十一、风雨两相送

　　周总理办公室台历还是翻在1976年1月8日。
　　
　　我不相信，
　　一九七六年的日历，
　　会埋着个这样苍白的日子；
　　
　　我不相信
　　死亡竟敢和他的生命，
　　连在一起……
　　
　　我不相信，
　　迎风招展的红旗，
　　会覆盖他的身躯；
　　
　　我只相信，
　　即使把他交给火，
　　也不会垂下辛勤的双臂……
　　
　　但，千山默哀，
　　万水波息，　　
　　报纸，披着黑纱，
　　电波，浸着泪滴。
　　每盏灯，都像红肿的眼睛，
　　每颗心，都在哀悼伟大的战士。
　　回来吧！总理！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韩福裕：周恩来卫士。
　　看到总理躺在那里，我确实控制不住，我看见总理的枕巾哪，还是那个旧的枕巾。我真想去叫他醒来，因为我们每次叫他起床，都是推那个枕头。
　　
　　韩福裕在哭泣。
　　
　　王昆：
　　我就来到北京医院，看见一辆一辆的汽车出来进去。我觉得应该给他行个最深的礼，我就情不自禁地跪在那里。后来被抓走了。当时，悼念总理都没有权利。
　　
　　王昆在哭泣。
　　
　　郭兰英：
　　走到了总理遗体那个地方的时候，我实在控制不住自己了，马可同志在那儿浑身发抖，抖得就不行了。我就趁他们不注意，一下子扑到总理的遗体上头去了。我就大声地叫：“总理啊，兰英来看你老人家来了！”
　　可是，我喊破了嗓子，他也听不见。我就是再怎么叫，他也听不见。所以从此之后，我就感觉到，好像是天塌下来了，就觉得好像没着没落了。
　　
　　郭兰英在哭泣。　　
　　长安街千千万万人在哭泣。
　　望着周恩来逝世的讣告，全国人民都哭泣。
　　二十多年前曾这样哭泣，二十多年后依然这样哭泣！
　　周恩来就这样成了中国人民心中眼泪浸透的名字。这么多的人为他流泪，这么多年来为他流泪。难以想像，有着五千年沧桑阅历的中国人，曾经对谁有这绵绵无绝期的泪河？
　　
　　邓朴方：
　　总理去世，我们全家都非常悲痛。父亲忍着巨大的悲痛为总理致了悼词。本来总理留下遗嘱，不开追悼会，父亲讲，这个，人民不答应。
　　我想，父亲致悼词，如果总理在天有灵，他是感到欣慰的。
　　如果要总理选择，他一定会选择父亲，父亲也愿意为他做这件事。
　　很少看到，父亲在念稿子的时候，有念不下去的时候。
　　
　　邓小平在悼词中说：
　　1976年1月8日9时57分，周恩来同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为失去了我们的总理，而感到深切的悲痛。
　　纪念碑前，花山花海。
　　群众往松柏树上系花。
　　无言的泪在说，无言的花在说。
　　不约而同的无声的行动在说。
　　人民，不单是写在纸面上的两个字，而是一种具有深不可测的感情容量的生命整体。它留给历史也留给未来的是，人类史上难以再现的，真正是“人民”这两个字，站在滂沱泪海中哭出的葬礼！
　　
　　李瑛：诗人、中国文联副主席。　　
　　1976年1月11号，我就到天安门广场。一月嘛，很冷。后　来就看到灵车缓缓地过来了。老百姓都是自发的，非常安静，只听见哭的声音。　　
　　有那白发老太太，风一吹啊，白头发飘起来，我就感觉到非常之激动。后来，灵车慢慢地过去了。
　　
　　车队，像一条河，
　　缓缓地流在深冬的风里……
　　
　　历史啊，请记着……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一日，
　　在中国，
　　在北京，
　　一辆车，辗过一个峥嵘的世纪。
　　
　　车上，躺着一个，
　　中国我党的优秀党员，
　　车上，躺着一个，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车上，躺着一个，
　　真正的生命，
　　车上，躺着一个，
　　人民骄傲的儿子。
　　一个为中国人民，
　　耗尽了最后一丝精力的
　　伟大的英雄；
　　一个为世界人类，
　　倾尽了最后一滴心血的
　　伟大的战士……
　　
　　你就这样，
　　从你熟悉的长安街从容走过，
　　像生前，
　　从不愿惊动我们，
　　轻轻地从我们身边走去……
　　
　　车队，像一条河，
　　缓缓地流在深冬的风里……
　　
　　人民大会堂大厅。
　　直到今天，我们发现，我们几乎很少对总理使用词汇中的“葬礼”这个字眼，而一致采用的说法，都是“十里长街送总理”。“送”字，是中国人非常富有感情含量的一个字，因而，多少感情的含量，就在这个“送”字上。
　　人们之所以都走出家门来送他，是认为他还活着；人们之所以一定要等候着来送他，是希望他还回来。中国人十分注重送行的这个礼节，所以大家宁可用送行的这个传统礼节和心态，来处理这个明明知道一去再不回返，最后永诀的现实。
　　然而直到今天，我们纪念他百年诞辰的时候，得知的一个事实，再度使我们溅泪惊心：善解人意的周恩来，早在大家十里长街送他之前，就先后到人民大会堂和北京饭店，向大家专门作最后的告别，留下了他精微至极深情至极的最后故事。
　　
　　王占英：人民大会堂工作人员。
　　大会堂建成以来，周总理一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都是在大会堂工作的。周总理在病重期间，对大会堂工作的同志们非常怀念。因此，他叫秘书事先通知我们。他说，我要利用三天的时间，到人民大会堂，我所活动的地方走一走，去看一看当时为我服务的这些同志们。
　　
　　崔守财：人民大会堂工作人员。
　　那时候总理已经很虚弱了，走路身体都打晃，脚已经肿了，不能穿皮鞋，穿着布鞋来了。他平常一般都是穿着皮鞋，很正规的。
　　
　　王颖：人民大会堂工作人员。
　　但总理是尽量地表现得不让我们看出来他重病在身。实际上，当时我们也根本不知道总理是有癌症的。总理那时候老是表现出他特别有精神。
　　
　　侯桂珍：人民大会堂工作人员。
　　我一看见总理这么瘦，我就想哭。
　　他说：“你不能哭，你要哭了，对肚里的宝宝不好，要多吃点蔬菜和水果，多吃些水果你就消肿了。”他，他还说这样的话呢。
　　随后，他把小高叫来，说：“小高，拿些水果来。”当时拿来了西瓜，还拿了冰淇淋。你说，我能不难受吗？
　　我说：“总理，你瘦成这样。”他说，“我没有事，我梃好的。你看，这不挺健康嘛！”当时说到这儿.我更忍受不了了。
　　
　　人们都知道十里长街送总理，哪知道总理却先来辞行。看过大会堂每一个厅，看过大会堂每一个人，就连未出世的宝宝都关照过了，这就是周恩来的最后辞行。　
　　尽管他已经步履蹒跚，尽管他已经精力耗尽，他还是那样地想到别人前面，做到别人前面，抢在大家为他送行之前，先向大家辞行。
　　
　　侯桂珍：
　　总理对安徽省也是很关心的。每次来安徽厅的时候，他就说：“安徽地质资源还是很丰富的，就是水灾闹得多，总是会好的嘛！是吧？将来，我们要走向世界去嘛！”在那个时候，周总理对这些贫困省份，还特别关心，非常注重。
　　迎客松这个地方，总理经常接见各国的朋友，然后合影。
　　最后来的那一次，他走到屏风这个地方，首先看到的又是这个铁画。他走到这屏风铁画面前，自己用手轻轻地碰了一下，然后，顺着迎客松这个画就开始摸，摸到这个地方，又摸那个地方，摸一下，再轻轻地摸一下。心里有很多的话，很多的记忆，都在迎客松这个屏风上。
　　走到大厅的那个门的方向，他还在回头看，快走出去的时候，他还扫视了一下。他说，多看看这个屏风。又对我们讲：“我在这见到的朋友很多，就遗憾一点，还有苏联领导人没有见。”我说：“总理，没见，咱们就见吧。”他说：“是啊，这个地方我是很熟悉的啦。”
　　
　　伫立安徽厅，凝视迎客松。
　　此时此刻，仿佛在他的心中，以迎客松的身姿，也在默默地向他在国际交往中，所有结识的国际友人进行话别与辞行。
　　
　　侯桂珍：
　　总理还手把手地教我做服务工作。
　　一开始，我是一点不懂。这个沙发怎么也摆不圆。他就说了：“这个沙发摆不圆，中间找个中心，立个棍，拉个绳子，然后取中，这个沙发就可以摆圆了。”
　　走在地毯上，他就告诉我们，地毯这个接缝啊，要把它铺平、缝好。他说，这个老年人走不好的时候容易摔跤，你们都要注意检查。
　　有时候，走到主席台上来以后，总理就要试一试，踩一踩。不管在什么时候，只要大礼堂一有会，他准是先到一步，国家的总理，考虑得这么细。
　　周总理在最后说了一句话，说：“你们要在这儿，把这个家给我看好。”我说：“哎，总理，你放心吧。”　
　　
　　耿秀珍：人民大会堂工作人员。
　　总理在病重期间，最后这一次来我们大会堂，把所有地方都看了，把所有的服务员都见了。没有在的同志，他就问其他人，这个人怎么样，什么情况，都问得很细。
　　我们没有想到，总理这是最后一次来大会堂，没有想到，我们这些同志，是最后一次见总理，这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的。
　　像这样的伟人，是应该永远在世的。总理的事情我们说不完，在我们的心里深深地打下了烙印。
　　我们永远忘不了总理，我们要永远向总理学习，这是我们当代最伟大的楷模。
　　
　　关照好沙发怎样摆齐整，
　　关照好地毯怎样铺平整；
　　关照大家一定看好这个家。
　　他知道自己不久将要去远行，面对此番远行，人民、总理两相送，竟然又是总理先于我们前来说再见，道珍重。
　　好像只有这样，他的心才踏实，他的心才宽慰。留下这没有告别的告别，随着时间越久，感情越加浓烈。
　　生死两相送，人间第一情。
　　周恩来总理人民大会堂的最后辞行，就这样写进了中华民族的一种从未有过的生死辞行中。当大会堂部分工作人员，走进三零五医院看望周总理的时候，更加明了了他抢先前来向大家辞行的苦心真情。
　　
　　崔守财：
　　总理逝世的前三天，周总理的司机把我们几个人接到三零五医院看总理。
　　那时候，总理已经不能说话，就是靠着吸氧。胡子又那么长，看着总理，当时心里特别难过。
　　想过去说句话吧，几乎不可能了，那时我们看到总理，更加想到总理对我们这些人的关心爱护。看到总理病重到那种程度，我们心里确实特别难受。(流泪)
　　
　　面对着已经不能说话的周总理，我们更加明白了他抢先来向大家辞行的精心用意所在。
　　他用了还可以行走时的最后一部分精力，专门来做这件事；他用了身体难以支撑、语言无法表达之前的最后一部分精力，专门来做这件事。
　　从大会堂到北京饭店，他都是以这宝贵的最后一部分精力，来做这一次最后的辞行。
　　
　　白淑兰：
　　敬爱的周总理，就是最后一次在这个房间里休息用餐的。
　　当时我为总理直接服务。我看到总理身体很不好，而且做了第一次手术，还在继续看文件，不休息。
　　当时我心里很难过，我就为总理搬了一个脚凳。总理说：谢谢你。后来，我就跟总理讲，我们饭店的领导和全体职工，都特别想念您。总理说，是吗，我也很想念你们。
　　
　　齐永胜：原北京饭店副总经理。
　　到离开的时候，总理要饭店算账，说：“哎，我在这里休息几个小时啊，这个房间得算账。”我说：“这个饭费里都包括了。”他说，不要把我特殊对待，休息的这个时间你要算钱。我说，没有办法算，要算了这笔账，我面对饭店职工不好交代。
　　总理说：“噢，你是有特权。”下一句话，顺着总理的话，总理讲：“你有特权，是不是不欢迎我来？”
　　
　　最后一次在北京饭店休息，实际上，是最后一次在北京饭店通过几个小时的办公，向北京饭店的工作人员进行话别。
　　而在这最后驻留的几个小时也坚持结账付钱，更使大家在万感交集中想到，当年周恩来于重病缠身中，关怀北京饭店扩建的感人情节。
　　
　　齐永胜：
　　北京饭店扩建问题，是总理提出来的，找我们正式谈的。他对我说：“你们原来准备扩建大楼，很好。现在咱们也进入联合国了，进了联合国国际性活动就多了。叫万里给我写报告。”最初搞的是二十一层。
　　
　　万里：
　　扩建北京饭店施工，总理看见了，在中南海里边看见了。他那时候有病，亲自打电话找我。
　　他就坐着施工的电梯，到了现在这个高度，拿着望远镜，看看中南海。总理在那里看了以后，说，不动了，就到这儿封项，就搞了个十八层。
　　乘坐施工电梯登上扩建中的北京饭店，这是晚年病弱的总理，留在北京饭店最高处的一张，并没有用照相机拍摄下来的照片。但它的底片，就在每一位员工的心中。
　　而在这次告别之后怕影响大家的心情，他细微到终止了一直在北京饭店的理发。
　　
　　齐永胜：　　
　　这是总理最后一次到北京饭店。以后，邓大姐曾经讲过，说总理后来身体很弱，本来想到北京饭店理发，又怕理发师看到总理难过，因此也没有来理发。
　　
　　告别北京饭店，
　　告别长安大街，
　　告别人民大会堂。
　　告别每一个厅，何尝又不是通过这每一个厅，在向每一个省、区的人民告别？他已经不能去那里进行一一告别，然而他却是在向那里进行一一告别，花了整整三天的时间完成这个告别。
　　
　　但他对自己所有的亲属、自己从边疆内蒙古赶来看他的侄女，却没能进行一次最后的面别，仅仅是在他的允许之下，通过电话，留下了生前这次最后的话别。
　　
　　周秉健：
　　1975年4月给队里办事，路过北京，到西花厅去。一进门看见老杨叔叔开着车，我就问：“老杨叔叔你去哪儿？”听说去看伯伯。我就说：“你能不能带我去呀？”老杨叔叔说：“伯伯是很遵守纪律的，你要想去看他，去问一下七妈。”
　　七妈说：“这样，我跟你伯伯商量好了，看看抽时间通个电话。这两天你就别出去了，在家等着。”然后，我就每天跟七妈住在一起，在西花厅等，等了好几天。
　　后来，有一天七妈告诉我，说伯伯来电话了，快过去接一下。拿起电话之后，我就先问伯伯，你的身体好吗？身体情况怎么样？治疗情况怎么样？伯伯就显得很轻松说，我挺好的。
　　伯伯还问起我的情况，我说我还在队里，但是组织上让我到团委机关工作，搞宣传。可是，我说我基础比较差，想上大学，想学蒙古语言文字。
　　伯伯说，既然你在内蒙古工作，非常需要作民族工作嘛。不管做什么，在民族地区都要学会他们的语言文字。说我上学这个想法挺好的。
　　伯伯说话时，拿电话的手都是抖的。当时特别想跟伯伯说很多很多话，可是不知道说什么好。最后我只好跟伯伯说，请他自己多保重身体，和他讲再见。没想到最后没见到伯伯，只是跟他通了一次话。(哭泣)
　　
　　没能亲临最后话别，通过电话最后话别。这样的记忆，这样的悲痛，不止留在一个亲属的心中。
　　甚至按照西花厅的严格规定，许多外地亲属都不许来京参加吊唁，就连普通群众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机会也忍痛失去。
　　即使是在京参加追悼会的亲属，也未能生前面别，最终留下的只是在遗体前的一张最后的照片。
　　而作为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却能够有幸在周总理的主动提议下，在三零五医院留下了与他最后一张合影。
　　
　　杜修贤：新华社摄影记者。
　　总理他觉得他的病根本好不了，有一次，会见外宾完了之后，他把我叫过去，告诉我：“老杜，我的病你可能也知道了。”
　　我说：“我知道。”
　　总理又说：“外国朋友问我：‘你的病好得了吗？’我怎么回答呢，我只能回答：‘好了就好了，好不了就了了。’”
　　我说：“总理，我听说中医对这个病有办法。”总理摆摆手说：“没办法。”
　　我才意识到，这个意思就是说，总理他告诉我，他快要走了。
　　
　　牟森：中央电视台摄影记者。
　　总理送完外宾之后，他说：“咱们照张相吧。”
　　大家很快都站好了，包括工作人员，还有我们一些记者。照完了相之后，总理说了一句话，当时说得大家心里都非常难过，而且眼睛都湿润了。
　　总理对我们说：“咱们这是最后一张照片了。”
　　
　　杜修贤：
　　刚刚站好之后，照相时总理就说，我死了以后，你们可不要在我的脸上打叉。
　　所以总理就已经预料到他可能在世不长了。
　　
　　最后的一张合影，最后的一张照片，也留下了周恩来又一种形式的最后告别。
　　历史不会在他的脸上打叉。
　　生死两相送，天地一真情，历史留下的是，这人民、总理生死两相送的感情交叉。
　　雪落无声，雪在话别。
　　他仿佛用这白雪的语言向天安门广场话别，向人民英雄纪念碑话别，向每一座山岭，向每一条河流，向祖国的大地的每一寸土地和每一棵小草话别。
　　他先于大家送他之前向大家话别，这是他独有的情理，这是他独有的性格，这是他独有的作风，这是他独有的人格。
　　他总是想在别人之前，他总是做在别人之前，他总是理解和体谅在别人之前。
　　这次，他还是又走到了别人之前。
　　
　　车队像一条河，
　　缓缓地流在深冬的风里……
　　总理，敬爱的周总理，
　　泪眼，看不清你的遗容，
　　却是见你胸前，
　　没有绶带，没有勋章；
　　只有一枚，
　　你戴了十年的像章，
　　像你一颗火热的心，
　　跳动，跳动，
　　永不停息。
　　那是毛主席“为人民服务”，
　　五个金灿灿的大字，
　　辉映着你心头那
　　闪光的镰刀和铁锤。
　　辉映着你身上那
　　穿过无数次急风暴雨的红旗。
　　辉映着你头上那
　　一轮光芒四射的太阳。
　　照彻五洲，
　　照彻天宇……
　　
　　车队像一条河，
　　缓缓地流在深冬的风里……
　　
　　雪落无声，雪在话别。
　　他用这白雪的语言，也在和西花厅进行话别，和海棠花话别。和不远万里送海棠花给他的小超话别。
　　其实，更早于此的，他生前在各种场合以各种方式，已经向他的老朋友、老战友一一进行了送行与话别。
　　
　　舒乙：
　　文革初期，老舍先生受到了严酷的迫害。他1966年8月24号就投湖自尽了。但是从那以后，我们就慢慢地感到，有一只巨大的手，在后面支撑着这个破碎的家。实际上，是总理在一点一点地保护我们。
　　到总理晚年重病的时候，1975年他走到北海，对着湖水默默地沉思。突然，他问旁边的医护人员，你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那个人想一想：8月24日，这不是个什么日子。于是回答，总理，我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
　　总理说：“我来告诉你，今天是老舍先生的祭日。你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吗？”“有点耳闻，不很清楚。”“我清楚，我告诉你。”他就非常详细地讲了老舍先生去世的经过。
　　总理去世以后，1978年6月份，为老舍先生举行一个很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邓颖超同志来得最早，她提前了半个小时就到了。
　　她说：“我今天是有意提前半个钟头来，为什么？就是因为，恩来生前多次提到老舍先生的名字。对老舍先生的死，他表现了非常大的悲痛，他念念不忘这件事情。所以，我今天提前来，是代表恩来同志来的，如果他活着，他肯定提前来。”
　　
　　生前，他面对北海的湖水，在凝思中向着投湖而死的老舍默默话别，而且在他死后老舍的骨灰安放仪式上，邓颖超又代表他来为老舍送行。
　　除此之外，他生前以重病之躯，亲自主持陈毅追悼会，并且致悼词，以最大的沉痛与深切，来为他送行，以致悼词来同他话别。
　　
　　这又是一次在方式上完全不同的，周恩来为老战友的送行话别。当总理突然听说主席亲自参加陈毅追悼会，并且已经上车时，立即设法迅速通知了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以及宋庆龄、人大、政协、国防委员会的领导同志和柬埔寨王国西哈努克亲王，并调来了新闻界，使原来规格很低的追悼会，规格骤然升高，并由叶剑英致悼词，改为自己亲自致悼词。不足600字的悼词，他几次哽咽，念不下去，使得整个会场哭声一片。他如此为陈毅送行，如此与陈毅话别，可谓苦心真情，感天动地。
　　
　　八宝山革命公墓。
　　他为贺龙送行，他与贺龙话别。
　　在贺龙的骨灰安放仪式上，他以哭唤向贺龙话别，他以七鞠躬为贺龙送行。队伍还未站好，自己已经三鞠躬；正式主持仪式，又率全体三鞠躬；到仪式宣布结束，面对遗像，再深鞠一躬。
　　风雨两相送，人间第一情。这是他在自己最后临行前，向贺龙表达的，如此依依不舍而又深切的同志情、战友情、人间情！
　　
　　啊！灵车
　　经过十里长街
　　向西，向西……
　　
　　敬爱的周总理呀，
　　登庐山峰顶，
　　看烟雨流云，
　　临北戴河滨，
　　听大海潮汐。
　　啊，日月不灭，
　　苍穹不老，
　　山河不死，
　　生命不已……。
　　
　　你把心脏的每次跳动，
　　都献给了人民。
　　你不许我们为你写一篇传记，
　　你的生命却写进党史的每一页里。
　　你不许我们为你谱一支颂歌，
　　对你的传颂却响彻环宇。
　　你没有一个亲生儿女，
　　全国人民却都是你的儿女。
　　你没有陵墓，没有碑文，
　　你的名字却镌刻在亿万人心里。
　　
　　啊！灵车
　　经过十里长街
　　向西，向西……
　　
　　十里长街送总理，
　　十里长街哭总理。
　　风雨两相送，生死两真情。
　　人民的总理人民爱，
　　人民的总理人民送。
　　中国人民在送，
　　外国友人在送。
　　每个人在送，
　　每颗心在送，
　　每滴泪在送。
　　接受过总理告别的天安门在送；
　　接受过总理告别的大会堂在送；
　　接受过总理告别的长安街在送。
　　
　　多少人呼唤过，灵车啊，你开得慢一点儿，灵车啊，你能不能停一停。
　　今天，我们再采访这灵车，这开灵车的司机师傅，二十多年前亲自送总理的眼泪，依然没有停。
　　
　　曹希泽：八宝山革命公墓司机。
　　这个车呀，是我二十年前送过总理的车。现在回忆起来二十年前啊，我这种对总理的感情，我是说不清楚的。总想把总理多看上几眼。
　　在一路上，从北京医院出来，到北京饭店的路口，有几个外国人在怀念总理，撂着蹦儿地哭；在长街上，看到群众和武装警卫，公安警卫，统统地都哭了，眼泪都在往下流。
　　事实上不用保卫了，群众都是保卫。走到闹市口，有几位老年人在马路上，截住车，要求不要火化总理。
　　
　　曹希泽在哭泣。
　　灵车缓缓行进，
　　灵堂泪飞如雨，
　　风雨两相送，生死两真情，
　　人民送总理。一程又一程。
　　
　　八宝山的火化工，专门为总理把炉子清理得干干净净，八宝山的火化工，伸不出手指把电钮启动。
　　痛苦使矛盾俱增，矛盾使痛苦倍增。直到今天，最后一程送总理的这种痛苦矛盾强烈交织的心灵还在剧烈作痛!
　　
　　刘占海：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工。
　　棺材盖儿一打，看到总理的遗容，都嚎啕大哭，跳着脚哭。有的说：总理，我们离不开你呀，总理，你怎么走了!总理呀!哭了足足二十多分钟，有的哭得直抽搐，把眼睛都哭肿了。
　　这任务当初一来的时候，都不愿意烧我们总理，没办法。后来，老哭也不成啊。治丧委员会的说：按计划进行，按计划进行。我过去才点火。七点多开始的，大约在七点二十左右。点了火以后，这个手就哆嗦呀，流着眼泪也没法拿手擦，就这么蹭啊。
　　
　　刘占海在哭泣。
　　
　　李淑琴：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工。
　　当时我是摁电钮的，我就舍不得摁，我这手就哆嗦。要摁，我的手又拿回去了。上面还指示我，不摁不行了。我就一狠心，眼泪“哗”就掉下来了。因为，总理呀，我可舍不得你呀，我不愿意呀，我们真舍不得你，你是人民心中的好总理。当时我的心情特别地悲痛。
　　
　　李淑琴在哭泣。
　　
　　刘占海：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工。
　　骨灰出来了以后呢，我们一个个都是跪下，跪地下收总理的骨灰，就这么拣啊拣啊。总理呀，我们离不开你呀，你这么早的就过去了，都哭啊。
　　刘占海昨天、今天都在哭泣。
　　八宝山最后的告别。
　　邓颖超最后的告别。
　　风雨两相送，万古一真情。
　　全中国在送，全民族在送。
　　这是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极其宏大的一次送别，这是人类文明史上民族极其痛苦的一次送别。有着五千年沧桑阅历的中国人民，以当时仅有的权利，用哭声和泪水来送别自己的总理。同时，也以这当时仅有的权利，用哭声和泪水来颂扬自己的总理。
　　
　　当西花厅的送别出现的时候，哭声与泪水中，周恩来听到了他临行前邓颖超最后的呼唤：恩来，我们永别了，让我看你最后一眼吧！
　　这最后的呼唤，最后淹没在哭声与眼泪的最后决溃之中……
　　
　　啊，灵车
　　经过十里长街
　　向西，向西……
　　
　　我们敬爱的党啊，
　　我们亲爱的祖国，
　　他是多么舍不得离开你。
　　他最后叮嘱我们，
　　把他的骨灰，他的鲜血，
　　撒向江河，
　　曾哺育他的江河；
　　撒向大地，
　　曾生长他的大地。
　　古老的波涛啊，
　　你奔腾了千年万载，
　　今天，奔流得更急。
　　你负载着一个伟大的灵魂，
　　快走遍祖国各地，
　　好去滋润每棵禾苗，
　　好去转动每架轮机。
　　
　　古老的山岳啊，
　　你屹立了万代千秋，
　　今天，仿佛更高了。
　　你紧倚着一个伟大的生命，
　　快筑起铜墙铁壁，
　　好保卫大地，长出五谷，
　　好保卫林野，无限生机！
　　
　　骄傲吧！
　　黄河飞涛，
　　昆仑雪岭，
　　长城漠野，
　　中原大地。
　　山山，因你而脉膊跳动，
　　水水，因你而洪波涌起。
　　
　　敬爱的周总理，
　　你的生命就是这样，
　　和我们，
　　和我们的祖国，我们的阶级，
　　和我们大地的一草一木，一山一石，
　　紧紧地，紧紧地，
　　紧紧地连在一起。
　　
　　风雨两相送，万古一真情。
　　一个“情”字拆不开，一个“爱”字拆不开。
　　
　　送别不曾别，话别没有别，他把骨灰留给了江河大地，他还是和这个世界在一起。
　　他不会离开我们，因为他是周恩来；
　　我们也不会离开他，也因为他是周恩来。世界上只有一个周恩来，却是一个让我们对这个世界，可以感到美好与爱的周恩来。
　　
　　风雨送春归，
　　他和我们相会在潇潇的春雨中，
　　飞雪迎春到，他和我们总是相会在飘飘的雪花里。
　　他年年会把美好与爱带到人间，他年年会把生机与笑带到世界。
　　
　　风雨两相送，生死永不分。
　　青山在，人未老。我们就是把这样一种永不磨灭的情感，珍重地写在百年恩来的世纪纪念册里。

[百年恩来解说词]十二、华表照汗青

　　晨曦中的长安街。
　　天安门前的华表。
　　天安门前的华表，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先由皇帝纳谏之用演化而来的汉白玉建筑。它挺拔精美的造型，代表着一种民族文化，也传达着一种民族精神。
　　我们从华表这个话题引到周恩来，引到人民大会堂台湾厅。1976年1月15日，周恩来追悼会举行之后，邓颖超在这里对亲属后代，转达了周恩来总理的遗言：
　　
　　从土葬到火葬，这是革命，是对中国几千年旧习俗的革命。我们俩曾共同商量，相互保证，在我们死后，把骨灰撒到大好的山河水土里去。
　　由火葬保留骨灰到不保留骨灰。这也是一场革命。伯伯虽然肉体不存在了，他的骨灰在祖国大地河流里作为肥料，为人民服务。物质不灭，生生不已。你们要支持伯伯的这个行动。
　　
　　杨振宁：
　　1974年他已经知道他有癌症，还坚持工作下去。这正是中国古语说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想用这几个字来描述周总理，是完全正确的。
　　
　　古达舍夫：原苏共中央国际事务指导员。
　　周恩来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他曾留下遗嘱，在他逝世后，要把自己的骨灰撒在中国的土地上。
　　他来自这片土地，这片土地养育了他，他要回到这片土地上。他曾经说过，他要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成为中国土地、中国文化、中国政治、中国未来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张瑞芳：
　　总让人感觉到，他的影响恐怕是一代代都不可磨灭的。我现在还感觉好像他没死似的，好像无所不在。因为他也没有个具体的地方，所以他无所不在，我觉得他随时都在。
　　
　　苍茫的中华大地。
　　深情的烛光祭典。
　　遗愿化宏图，家祭告乃翁。
　　这遗愿宏图与家祭告慰，既是对他当年撒掉骨灰遗愿的告慰，更是对他当年富国强民遗愿的告慰。周恩来作为一种民族精神与民族魂魄的华表形象，已经化作了今日中国改革开放日新月异建设成就的伟大形象。
　　百业俱兴的今天。
　　百废待兴的昨天。
　　我们今天依然感受着他的无所不在。
　　解放初期百废待兴，在这片废墟上处心积虑，精打细算，主持制定并实施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终于形成百业俱兴的建国热潮，那就是周恩来。
　　
　　薄一波：
　　周恩来制定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他的贡献非常大。“一五计划”制定得很好，执行的结果也很好。
　　
　　马列：周总理秘书。
　　总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就提到，要从苏联取得一些项目，取得一些工业设备。
　　
　　顾明：
　　总理都是连夜审改这些项目，经过他同意了，当时就把我们找了去，半夜三更的时候找了去，连夜就起草电报。
　　
　　马列：
　　总理是非常周密，非常累，他非常细致，他每一个项目，都过问得很细致。
　　
　　顾明：
　　1952年以后，经过陆续的调整、修改，有些合并，有些调整，一共加起来呢，是156项，这156个项目呢，就是我们中国开始工业化建设的一个基础的骨干项目。
　　
　　我们今天依然感受他的无所不在。北京十大建筑的每一个工地，北京十大建筑的每一吨水泥，每一根钢筋，每一个铁钉，从昨天，到今天，都化作他的形象，留在新中国的史册里，也留在我们年年月月日常的生活中。
　　我们今天依然感受他的无所不在。希望的田野上，每一片金色的麦浪，每一个饱满的谷穗，都化作他的形象，和我们的柴米油盐，和我们的一日三餐连在一起。
　　
　　何康：
　　当时总理就是非常重视粮食这个问题的。他说，不吃饭是不行的。老百姓讲话：人是铁，饭是钢嘛。
　　
　　在今天中国的市场上，在今天中国人的饭碗里，在今天中国人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的生活中，我们又可以感受到他无所不在的微笑。
　　当年粮食部的一份报表，周恩来精心修改994处，他在这吃饭问题上，包括饮水问题上，都用尽了苦心。使我们在今天，从每一粒米每一滴水中都会感到与他同在。
　　
　　万里：
　　密云水库，完全是周总理直接抓亲自搞的。这是在北京为子孙后代造福的一件大事。我跟他讲，我说北京水的问题比较大，光官厅水库不行，需要修密云水库。他说：好。
　　我说，哪一天我们俩去看一看。那时到密云还没有公路，我们两个坐着吉普车，到了修密云水库的地方，就是现在密云水库的中心。那一天非常非常辛苦。
　　
　　密云水库。
　　密云水库的水清明如镜，仿佛是他依然在这里微笑，并且把这微笑送到千家万户。何止一个密云水库，我们从每一条高速公路在祖国大地上的拓展延伸，我们从每一条飞机航线在高天上的拓展延伸，都可以感受到与他同在。
　　
　　鲍培德：中国民航总局副局长。
　　可以说，我们民航的每一步成长过程，每一个重大的转折，都是在总理亲自和直接的关怀下面完成的。
　　
　　阎志祥：中国民航总局顾问。
　　他说：要保证安全第一，改善服务工作，争取飞行正常。
　　
　　沈元康：中国民航总局副局长。
　　总理这三句话非常实在，而且是非常科学和准确的。好像总理就是我们的最高局长。　　
　　
　　阎志祥：
　　总理讲，我们要飞出去，飞出去才能打开局面。
　　
　　沈元康：
　　总理说过，什么时候，我能坐我们自己民航的飞机出国。
　　
　　刘崇福：周恩来专机机长。
　　要真正飞出去，确实困难重重。总理跟我说：“崇福啊，咱们要飞出去，有了大飞机时要飞出去。”
　　
　　徐柏龄：中国民航总局顾问。
　　所以，1965年出访非洲的时候，总理跟陈毅副总理提出来，他要亲自带领我们首航非洲。
　　
　　沈元康：
　　访问回来以后，总理跟我们机组的一些小姐们说：“这不是很好嘛，这是我们自己的飞机，我们不是飞得也很好嘛。”
　　
　　徐柏龄：
　　民航从这一次首航非洲以后，我们就把这个局面打开了。以后飞向欧洲，飞向美洲，飞向澳洲。我们中国民航的现在呢？已经飞向了全世界。
　　
　　民航班机时刻表上的每一条航线，每一个航班和每一个架次的起飞，都让我们感到与他同在。
　　万里铁路线上的每一条干线，每一个车次和每一节车厢的运载，都让我们感到与他同在。
　　大京九的全线贯通，仿佛就是他的魂兮归来。他带着昨天对于全国铁路建设的构想与实施，在遗愿化宏图的笑慰中，魂兮归来。
　　
　　郭洪涛：原铁道部副部长。
　　生产大发展了，铁路不相适应。当时总理要我调查京沪、京汉两条铁路的通过能力。我调查以后回来，他就派人把我接到总理办公室，那里正在开会，就听我汇报这两条线的通过能力。我说：这两条线通不过，必须要加一部分的区间复线，全部建复线经济困难，可以建部分的复线。
　　总理听了以后，完全同意这个意见。他说：“京汉、京沪部分地建复线，其它的主要干线都要先加部分的复线，然后要全线建成复线。”到现在，京沪、京广、陇海、京包、京沈、哈大，这几条主要的干线，都成为复线了。
　　总理还建议，要再修一条铁路，修一条国际的通路，修到阿拉山口。当时他问我，修到阿拉山口以后，和苏联的哪一条铁路接轨，可以接通了？我说我可不知道。
　　他说，你可真是中国铁路的专家，外国的你就不关心。铁路可是一个主要的通道。其次，沿海的通道也是重要的。总理解决的一件事情，经过对台湾的统战工作，实现了台湾海峡之间航行。这个路线一打通之后，南北就近得多了。直到现在还是走这个航线。
　　
　　谷牧：
　　有一次，我陪他到哈尔滨去开会。到山海关的时候，他让秘书给传达，要飞机在山海关里面低飞，转一个圈儿。
　　总理就告诉我，你看清楚，你看下面火车这一列那一列的距离有多长，山海关这里火车的拥挤的情况怎么样。看起来，再修铁路是不成了，这里太拥挤了。他问，你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他一面问我，一面就看海洋，又说，山海关不是离东面的海很近吗？我知道他的意图，我对他讲，总理的想法我懂得了，你老看海嘛！恐怕要做海上的文章。
　　他说：对！我也是这样考虑。他又说，该花的钱一定要花，你把港口早日修起来，不就很快地能赚回来了？所以，三年改变港口面貌，我的大体印象，万吨级以上的泊位增加了一倍。没有总理的“三年改变港口面貌”的这个题目以及这个决心，以后的改革开放就很困难了。
　　
　　郭洪涛：
　　总理的愿望，不论在铁路上，不论在沿海，都是超额完成了，总理的遗愿超额完成了。
　　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周总理的预见和决策，要搞八十年代以后的对外开放的局面，是不可想像的。
　　
　　巨轮首航下水。
　　上海黄浦大桥。
　　原子弹试验场。
　　他的遗愿，是把自己的骨灰撒在祖国大地山川河流中，作为肥料去为人民服务。物质不灭，生生不已。
　　他青年时代的强国梦想，化作今天的强国宏图，已经完全证明，他和祖国的繁荣发展，无所不在。
　　日历：1964年10月15日。
　　蘑菇云在中国大地上升起。
　　我们感受着与他的生命同在，我们感受着与他的精神同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与核讹诈。从一定的意义上说，这也是他生命的火光，他精神的火光，他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喷放而出的心灵之光。
　　
　　张爱萍：
　　国家组织一个专门委员会，要周总理挂帅。他就直接主持这个原子弹了。从这里开始就抓了，而且抓得很细。那可是党政军民一条心，你要什么就给什么。
　　
　　朱光亚：全国政协副主席。
　　周总理亲自主持召开了9次会议，及时地解决了生产科研和建设中的100多个重大问题。周总理要求我们科技战线上的同志们啊，绝对不可以有一丝一毫的马虎。我们国家还很贫穷，做什么事情都要考虑周到，略有失误，都会加重人民的负担。
　　
　　张爱萍：
　　5，4，3，2，1，总理在那儿听，最后讲“起爆”！
　　爆了。然后我就在电话里跟他说，我说，爆炸了。总理当时就问：“是不是原子弹爆炸？”科学家王淦昌一看蘑菇云开始形成，他说：“是，是原子弹，有蘑菇云。”我就告诉总理，他当时非常高兴。他马上就讲：“我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和我向你们所有试验场的科学家和工作人员一起表示祝贺！”
　　
　　大会堂里的欢呼。
　　周总理神采飞扬。
　　他让新中国发出了一次最动人的欢呼，他让整个中华民族发出了一次最动人的欢呼，他在大会堂里风趣地提醒：大家可不要把地板跳塌了呀！让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发出了一次最动人的欢呼。
　　随之而后，氢弹试验的成功，人造卫星的上天，延续到今天，一次又一次运载火箭的腾空而起，我们都从这生命的火光中，感受到他与我们同在。
　　
　　朱光亚：
　　他谆谆告诫科技战线的同志们，我们发展核动力，首要的是安全。他明确提出来：核电站的建设，应当遵循：安全、实用、经济、自力更生，这么十个字的方针。
　　1970年11月的一次专委会上，周总理听取了上海市研制核电站问题的汇报，1974年3月底到4月中旬，周总理主持的是最后一次专委会。这个专委会第一项议题，就是审查上海市代号为728工程的核电站的建设方案，也就是现在已经建成的秦山核电站的建设方案。
　　那个时候，我们都知道周总理已经病了，但是他仍然跟聂帅一起审查肯定了上海的方案。周总理还非常重视基础科学研究，对我们经常强调，要大力注意培养年轻人，发挥科学人才的作用。
　　今天，我国科学技术已经有了飞速的发展，年轻的一代人也在不断地涌现，这是我们可以告慰总理英灵的。
　　
　　物质不灭，生生不已。
　　精神不灭，生生不已。
　　从当年的核试验到今天的核电站，中国的核工业发展，生生不已地依然使我们从中感受到的是，周恩来的生命与精神同在。
　　他所化作的生命的电流，不仅在核这个物质世界中，而且在水这个物质形态中。
　　
　　林一山：原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
　　周总理抓水利工作，一贯地是把它放在第一个最重要的位置上。他自己说过，解放以来，他重点抓两项，一项是上天，一项是水利。水利比上天还要复杂。
　　周总理在抓长江工作的时候，几个方面是最突出的：一个是他帮助我直接地克服困难，培养干部，组织一个强大的科学规划设计队伍；另外就是他帮助我组织科学研究工作。
　　三峡工程因为是世界最大规模的水利工程，三峡的地质情况还弄不清楚，毛主席最关心。所以他亲自看岩石情况，问勘探人员和地质人员，他也亲自了解地质情况，他亲自拿着岩石，送一块给毛主席看。
　　他亲自主持葛洲坝工程工作。由于这个工程是三峡的组成部分，可以为三峡做实战准备，为三峡创造条件，周总理很关心这个问题。所以他带着病，最后一次主持这个会议。他不放心，说问题不能解决，跟国人不能交代。他特别讲了一段话，说，如果葛洲坝失败了，要写在党史上，所以，只准成功，不能失败。
　　
　　筑起一条爱的大坝，
　　亮出一道爱的水闸，
　　让天地为之喝彩喧哗，
　　让山川为之风流潇洒。
　　
　　葛洲坝是大三峡工程的试验与练兵。今天，从大三峡工程的开工揭幕到大江截流，直接就是葛洲坝长江水利枢纽工程的延续。这里的每一铲土都与他同在；每一项爆破都与他同在，每一个数据都与他同在，每一项工期都与他同在，包括每一粒砂石都与他同在。
　　因为在整个新中国的步伐中，每一项建设，每一项发展，都与他心中的目标、发出的誓言同在。
　　
　　大江截流仪式。
　　蓝天白云下的华表。
　　雄伟壮丽的天安门。
　　遗愿化宏图，华表照汗青。
　　从天安门前民族建筑的华表，使我们想到周恩来伟大精神的华表，这同样是一种建筑，周恩来精神的建筑。
　　
　　他实现了自己的遗愿，但也有最终没能实现的遗愿。
　　虽然最终没有实现，尽管最终成为遗憾，但他依然让我们感到与他同在。
　　
　　成元功：　　.
　　总理在病重的时候，还念念不忘，西藏他没有去。本来他是要去的，我去那里打前站没有去成。
　　
　　徐柏龄：
　　考虑到他的年龄和身体，去拉萨从地面走他受不了，但是呢，他对西藏人民始终是放在心里边。
　　总理就说，我能够坐飞机到空中看一看拉萨人民，看一看布达拉宫也行。那个时候，就准备了伊尔62。可是，飞机准备好以后，他病得越来越严重，所以，就一直没有实现这样一个愿望。
　　
　　梁秀荣：中国民航乘务员。
　　因为西藏这个地方缺氧，总理身体不好，准备就在飞机上转一圈。那么，我们就认真地把飞机都准备得特别干净。结果天天等，天天盼，后来呢，也没盼上总理坐这个大飞机。
　　
　　才旦卓玛：
　　总理的心里一直挂念着西藏人民。所以我觉得，虽然总理逝世这么多年，但是总理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留在西藏人民的心中。我们西藏的百万翻身农奴，是绝不会忘记，总理对我们的关心和教导。
　　
　　因为心愿在，一切就同在。
　　拉萨城会感到与他同在，
　　布达拉宫会感到与他同在，
　　雅鲁藏布江会感到与他同在，
　　喜马拉雅山会感到与他同在。
　　尽管他最终没能乘坐飞机，俯瞰一眼拉萨，还有，尽管他生前也没有能够看到他一直关心的，并且坚信终究将会回归祖国的香港。但是他当时所做到的一切，今天都让我们深切感到与他同在。
　　
　　李后：原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
　　香港大学的中外教授观光团来北京，总理接见了他们。说到香港问题，总理说，香港是中国的地方，尽管现在在英国人手里。有人就问：中国政府准备什么时候收回香港？总理当时回答：“什么时候收回要等时机成熟。但是真理告诉我们，总会有这一天的。”他指着在场的一个年轻人说：“你将来会看到，来日方长。”
　　
　　1997年的回归之夜。
　　天安门广场倒计时牌。
　　我们相信他魂兮归来，此时就站在这天安门广场的倒计时牌前，与我们共同等待着那最令人激动的时刻；
　　我们相信他魂兮归来，此时就站在我们中间，和大家一起高声计数着最后到达O秒时间；
　　我们相信他魂兮归来，又像当年在人民大会堂，他以那风趣的提醒，让整个中国，整个中华民族华夏儿女又一次发出最动人的欢呼。
　　
　　李后：
　　周恩来总理在世的时候，对于香港和澳门的问题是十分关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周总理跟毛主席就共同制定了对香港和澳门的基本方针政策。
　　毛主席说，香港还是暂时不收回好。周总理也说，香港是一个观测站，是一个气象台，是一个交际处。我的理解就是，可以利用这个地方来观察国际上的政治气候，交结一些我们在国内接触不到的人物。
　　中国政府一向是主张在时机成熟的时候，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这个问题，在没有解决以前维持现状。总理就代表中央提出了八字方针，所谓八字方针就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
　　我们是长期以廉价的主副食品和日用必需品供应香港，这个是总理亲自批的。即便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也挤出必要的商品来供应香港。这个事情对于香港后来的发展，是有很大作用的。
　　香港这个地方是没有什么淡水的。在六十年代，港英政府就向我们提出来，希望广东能够给香港供水。这个事情也是最后经过总理批的，基本上解决了香港的生活和工业用水问题。这件事情在香港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我们决定收回香港，而且现在已经很顺利地收回了。这件事情，也是包括总理在内的，我们国家第一代领导人他们的愿望。
　　
　　深圳供水工程。
　　香港交接仪式。
　　他对香港的关心，终于化作了香港会展中心现场全世界都在注目的历史壮景。降下英国国旗，升起五星红旗，香港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遗愿化宏图，华夏告乃翁，他当年手指着说，你们是可以看到的年轻人，果真是看到了，而他的在天之灵也看到了。
　　
　　香港添马舰码头。
　　台湾海峡的波涛。
　　香港添马舰码头标志了一个历史的终结，英国不列颠尼亚号皇家游艇带走了一个时代。百年恩来，他与维多利亚港湾的灯火同在，他与太平洋的波涛同在，因为他的骨灰带着他的遗愿撒进了太平洋，进入了台湾海峡。
　　香港的回归，一定会引发他临终前至为殷切的台湾情思。
　　
　　罗青长：
　　祖国的统一，是周恩来总理一生的未了之情。他病重期间，在一份有关台湾动态的材料上面，用他当时颤抖的手亲自批示，给我一个文件。在他的签名之后，特别还写了“托、托、托、托”四个字。
　　
　　阿里山山松涛。
　　日月潭波影。
　　台湾阿里山当会感知这一再的嘱托，台湾日月潭当会感知这重病笔下的四个“托”字。
　　
　　山是炎黄碑，
　　水是华夏髓，
　　心是炎黄碑，
　　血是华夏髓。
　　
　　他临终的殷切嘱托在台湾岛，他死后的骨灰停放在台湾厅。他对台湾人民有着特有的情，他把他留在遗愿里，撒在大海里，生生不已地等待着这一天，企盼着这一天。
　　
　　天安门广场的华表。
　　周恩来一生的仪表。
　　透过天安门前这华表的文化建筑，我们感受周恩来的华表的人格建筑。汉白玉给我们带来一种庄严，汉白玉般的人格更给我们带来一种圣洁。
　　周恩来汉白玉般的精神，不由得使我们从这华表的文字含义引申，我们得到的是：中华表率。
　　
　　李琦：画家。
　　我在这张画上，选取了周总理双臂抱在胸前的习惯动作。他面向前方，我想让每一个看到这幅画的人，站到这幅画面前的人，都会觉得总理好像就在跟他谈话，亲切地问他。
　　有一次在钓鱼台，韩素音举行一个她的书《周恩来和他的世纪》的首发式。在这个会上，我把这张画的印刷品送给了韩素音。画一打开，韩素音一下就哭了。全场几百人，都是为之动容啊。所以说，周总理不但是中国人民敬仰喜欢的领袖，而且世界人民都爱戴他。
　　
　　韩素音：
　　我要写《周恩来和他的世纪》这本书的时候啊，是怎么想起来要写的呢？是欧纳西夫人，就是肯尼迪的寡妇，是她鼓励我写的。
　　她是我挺好的朋友，她常常给我来信。她是美国人哪，她说，“全世界啊，我只崇拜一个人，就是周恩来。”嗳，我吓了一大跳！我说：“你崇拜周恩来？”她说：“Yes。我只崇拜周恩来。”她也不提她自己的丈夫。
　　很多美国人很尊敬他，非常尊敬他，法国人也是，不，全世界，全世界。他是中国人民的道德，中国人民的恒心，中国人民.能吃苦的榜样，中国人民的英雄，模范。
　　
　　诺罗敦•西哈努克：
　　总理阁下非常重视礼节，像他这样平易近人的国家领导人非常少见。我仔细观察总理阁下的每一举动，努力向他学习，以他为榜样，因为我把他看作我的老师、兄长。
　　
　　柬埔寨王宫。
　　赢得一国国王把周恩来作为老师，赢得一国国王把周恩来作为兄长，这本身就是一篇充满深情的和平与友好宣言。
　　
　　阿尔希波夫：前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　　
　　周恩来日以继夜地工作，他想了解一切。
　　
　　小仓和夫：日本国外务省审议官。
　　我们日本人对周恩来总理非常崇敬。这当然不仅仅因为他是一国的总理，是伟大的人物。同时是把他看成是自己的朋友，这一点是非常珍贵的。
　　
　　赛明斯教授：美国友好人士。
　　周恩来是一个感人至深的人。他说话的态度，他欢迎我们的方式，他英俊的形象，明亮的眼睛，高雅的举止，都使我感动，令我感到我们几乎是朋友。
　　周恩来给我们大家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我相信，他是影响我决定重新回到中国，并在中国度过我大部分时间的主要原因。
　　
　　浅井加叶子：日本友好人士。
　　1976年，看到成千成万的中国人，在天安门广场送花圈，我身临其境，也情不自禁地跟着哭了起来。后来我和丈夫商量，用周恩来的名字，给我们的孩子各起了一个名字，一个叫周嗣，周恩来的周，一个叫来榴美。
　　
　　浅井周嗣：
　　我为能用周恩来的一个字做名字，感到非常骄傲。
　　
　　浅井来榴美：
　　我的名字中有周恩来的一个字，感到非常高兴。
　　
　　周恩来欢迎尼克松。
　　毛泽东会见尼克松。
　　邓小平访问美国。
　　？？？访问美国。
　　华表照汗青，华表照世界。
　　从当年毛泽东与周恩来同尼克松越过太平洋的握手，到邓小平与卡特越过太平洋的握手，一直到今天，？？？与克林顿越过太平洋的握手，都将载入历史和未来。
　　与历史同在，与未来同在。
　　与世界同在，与人类同在。
　　今天来自于昨天，昨天发展到今天。这一切都将与周恩来同在。
　　
　　基辛格：　　
　　我经常说，很遗憾周恩来没能看到中国现在所发生的一切。他是一位伟大国家处于最艰难时期的总理，是他又把中国带回到了这个世界，他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先进的中国打下了基础。
　　我相信，如果他能看到现在中国所发生的一切，他会非常高兴，因为这正是体现了他的愿望。
　　
　　华表。
　　梅花。
　　荷花。
　　这也是一种遗愿化宏图的告慰。
　　华表照汗青，
　　遗愿化宏图。
　　我们相信他魂兮归来：每当梅花开放的时候，他一定在梅花深处，唱起了他最喜欢的《红梅赞》；
　　每当荷花飘香的时候，他一定在荷塘深处，聆听着他最喜欢的《洪湖水，浪打浪》。
　　
　　节日的祖国。
　　节日的海洋。
　　每当五一和六一到来的时候，他一定和群众和孩子们在一起欢笑。
　　每当七一和八一到来的时候，他一定和党旗和军旗在一起同庆。
　　每当国庆春节来临之际，他一定和各族人民在一起，和千家万户在一起。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五次代表大会，在大会报告中，一定留下了他生动的微笑。
　　
　　张震：
　　总理在我心目中，是我非常崇拜的一个人，非常崇敬的一个人。无论他在军事上也好，政治上也好，各个方面也好，都是全党全军的楷模。
　　
　　雷洁琼：
　　感觉到他很平易近人，牺牲一切为他人服务，为国家，为革命服务。给我的印象就这样子。他没有个人哪，权力啊，什么的。他一谈话呢，都是怎么样去为革命，为我们的解放事业来工作。都是这个。
　　
　　陈慕华：
　　总理是我们非常崇敬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之一。我觉得对许多问题的理解，完全都是在总理的教导底下学会的，他是我们的好总理，他培养了我们这么一批人，所以，我们永远怀念他。
　　
　　李铁映：
　　周恩来总理，是我们老一代的中国革命领导人。对中国革命，对新中国的建设，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和不可磨灭的历史性的功勋，其功劳永远铭记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我们作为老一代革命者的后人，或者作为他们的后继者，都要永远把他们的革命理想，未完成的事业继续下去。周恩来总理还是中国我党人的楷模，其一生完全奉献给中国人民，其高尚的品德，其崇高的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继承的榜样。
　　
　　吴阶平：　　
　　他总是说，把我推上这个历史舞台，我得用一切精力来把工作做好。所以，他无时无刻，一辈子都是贯彻这么一个主导思想，从来没考虑过自己。而且，从来都是组织性非常强的。我很自然想到的就是“鞠躬尽瘁，流芳百世”。(流泪)
　　
　　谷牧：
　　他的功绩与日月同辉，怎么估计也不会太高，我们这些过来人，永远记得这些，我们的后来人也应该知道这些。
　　
　　不曾离别，
　　谁能相信，
　　当年那是最后的握手？
　　依然还是送你远行，
　　去欧洲，去非洲，
　　去会全世界所有的朋友；
　　依然还是等你视察，
　　去江南，去塞北，
　　去为灾区的每一个群众排忧。
　　
　　握住你瘦削的双手，
　　忍不住眼里的泪流；
　　人民，记着你的关心，
　　朋友，记着你的问候！
　　
　　魂兮归来，
　　魂兮归来，
　　绝不相信，
　　当年那是最后的握手！
　　
　　你的身躯像伟岸的青松，
　　风中不弯腰，雨中不低头，
　　潇潇洒洒走过冬夏春秋；
　　你的生命像滔滔的江河，
　　流进电站，流进田畴，
　　分分秒秒献给光明和丰收。
　　
　　握住你瘦削的双手，
　　止不住想在心头，念在心头；
　　一千次为你祝福，
　　一万次将你挽留！
　　轻轻说一声再见，不，不说再见！
　　纵然在百年之后，千年之后……
　　
　　薄一波题写　百年恩来
　　百年恩来，音容宛在，
　　百年恩来，永别难忘，
　　百年恩来，生命不灭，
　　百年恩来，精神永存。
　　
　　百年不了情
　　大鸾翔宇内
　　功在第一枪
　　肝胆耀古今
　　大海纳百川
　　挚爱感苍穹
　　清风满人间
　　苦涩显辉煌
　　生死千秋业
　　风雨两相送
　　枫丹海棠红
　　华表照汗青
　　
　　时间可以流逝，大地可以荒老，只要人类还在生生不息地延续，这就是一笔永远的财富。
　　周恩来的名字，
　　周恩来的风范，
　　周恩来的人格，
　　周恩来的精神，
　　他属于我们中国，也属于整个世界！

[百年恩来解说词]后记
　　任卫新
　　
　　整理完了《百年恩来》这部书稿之后，整个心绪依然还在《百年恩来》之中。
　　虽说，这部书是随着这部大型电视专题艺术片而诞生的。
　　但是，它又是与电视相对来讲，具有不同审美价值的一部作品。随着这部大型电视专题艺术片从播出到结束，留下视觉和听觉的感染之后，打开这本书，静下心来，进一步细味重温《百年恩来》，可以更充分地获得对于开国总理的感受。我想，这一点，从观众到读者，会得到的。
　　因此，在整理这部书稿时，笔者并没有感到这是在做一种《百年恩来》由电视版到文字版的工作，而是一种感情的重温，感情的延续。
　　但我在这篇后记中想说的，还不止于此。
　　《百年恩来》这部大型电视专题艺术片，是由周恩来亲属发起、制作的一部大型作品，其中担任总导演的邓在军，不仅是我国电视界最优秀的一位女导演，她的作品早已饮誉海内外；而且，她也是周恩来亲属的一员。虽然，作为笔者与她的合作并非首次，但这次的合作感受，却是全新的。可以说，在整个过程中，她一直是伴着眼泪来工作的。无论在采访中，还是在剪接样片中，还是在后期合成中，包括在最后完成的审片中，尽管这些影视素材在工作中不知看过了多少遍，但每次都是泪水抛洒。我亲眼目睹，并深知她又是以重病之身面对这部作品的拍摄。于是，我特别要把这些写在这里，告诉观众，告诉读者，也是我在《百年恩来》片中没有机会去说，而一直又特别想说、必须要说的话吧!
　　然而，亲属的感情并非只是单纯的亲属对于周恩来的感情。通过笔者的参与合作，我感受到的是一种对于周恩来人格风范与人格精神更进一步透彻的理解和感悟。他们始终把握着一种严格而又严谨，超越了一般的亲情。这种合作使人感到吐纳的融洽与和谐。因而，在美好的合作中，也留下了我对他们的敬重。特别是平时随意中听到总策划兼制片人周尔均将军，给我讲的一些西花厅的生动回忆，虽然并没有纳入电视片中，但作为对周恩来更深一步的理解与把握，已经无形中渗透在《百年恩来》的情感中了。这同样是我非常想说的。
　　在周恩来逝世二十周年时播出的《伟人周恩来》中，笔者曾担任撰稿。在周恩来诞辰一百周年之际，笔者又有幸参加了《百年恩来》的创作。我珍视百年恩来给予我的这个机会，同时又深感到，在《百年恩来》中，又有了一种新的升华。我想，这不只是笔者个人的认识，而是时间的认识，历史的认识，民族的认识与世界的认识。一百年的周恩来，说不尽的周恩来。在这部大型电视专题艺术片中，已经有了相当的展示。但在这重温周恩来的同时，我想，历史在重温周恩来什么?从当年的开国，到今天的开放，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历史重温的是一种周恩来精神。大家重温的也是一种周恩来精神。对此，多少人深有所感。这也是我在此特别想说的。
　　回想起1976年，我是作为一名青年工人，在北国边城的风雪清晨的街头，聆听着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消息。那年的雪一直在下。当时，我也写了诗来祭奠他。但是，我不会想到，二十多年后，在周恩来百年诞辰的时候，我与他的亲属们直接合作，以这样的一部大型电视作品来祭奠他。在感谢这种幸运的同时，我要说的是，让我和当年所有的普通的中国人，永远和当年一样，用一颗中国心来纪念他。他有一颗中国心，他属于所有的中国心。
　　掩卷沉思：把《百年恩来》献给百年恩来。

我选的十大文章---海棠花般的爱恋
--------------------------------------------------------------------------------

  春天到了，百花竞放，西花厅的海棠花又盛开了。看花的主人们已经走了，走了13年了，离开了我们，他们再也不回来了。 总想象那灿如云海的海棠中那熟悉的、亲切的身影。这段爱情持续了整整五十年，这段爱情如海棠花般的烂漫，这段爱情堪称革命爱情的典范。84岁的女主人面对满院芬芳的海棠，缓缓的倾诉着内心的思念。
“你在的时候，海棠花开，你白天常常在繁忙的工作之中，抽几分钟散步观赏；夜间你工作劳累了，有时散步站在甬道旁的海棠树前，总是抬着头看了又看，从它那里得到一些花的美色和花的芬芳，得以稍稍休息，然后有去继续工作。你散步的时候，有时约我在一起，有时和你身边工作的同志们一起。你看花的背影，仿佛就在昨天，就在我的眼前。”
   伟人也有普通人的感情，他喜欢这缤纷的海棠，“淡淡微红色不深，依依偏得似春心”，西花厅的海棠陪伴着常年不息的灯光，从清晨到又一个绯红的黎明……不知道这时候他在想些什么呢，是想北方的牧民是不是穿上了越冬的棉衣，实在想南方的稻田今年的产量够不够填满八亿人民的肚皮，不，暂且不要想了罢，就看看这灿烂的海棠花，就闻闻这大自然的清香吧。
“有一次,我突然接到你寄给我的印有李仆克内西和卢森堡的明信片,你在明信片上写了"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那样,一同上断头台"这样英勇的革命誓言.那时候我们都加入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行列.宣誓的时候,我们都下定决心,愿为革命而死,洒热血,抛头颅,在所不惜.”
  或许现在有些人不理解，爱情和信仰之间有什么关系，而在那个战火纷飞、救国存亡的年代，共同的信仰是爱情的基础，他们不是什么政治联姻，那是野心家的伎俩，他们是心与心的交融，那是一段生死相许、灵魂结盟的史实。周文雍和陈铁军刑场上的婚礼不是杜撰，周邓的爱情更不是传说，他们一同的书写了一部时代的爱情绝唱。想象英姿勃发的周恩来在写下这些文字时是怎样的兴奋，想象刚满20岁的邓颖超接到这张明信片时那飞上面颊的桃红，便不由得激动起来，仿佛回到了那激情澎湃的岁月。生命里不能没有爱情，但是仅有爱情的生命是不能够崇高的。面对两个高贵的生命，我们接受着灵魂的洗礼。
  “你曾说,就是看到我能坚持革命.我也看到你这一点.所以,我们之间谁也没有计较谁的相貌,计较性格有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