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话(11)

佚名   
         近代文学的开端



新文学的萌芽

    新的文学萌芽，是在甲午战争以后才兴起的。首先举起“诗界革命”之旗帜，将新的语言、新的思想输入一直以传统文学为中心的旧体诗形式中去的有谭嗣同、夏曾佑等人，可他们随心所欲地将佛经、圣经的词汇及外国语中的洋名词用于诗中，使诗变得难以索解。对此，黄遵宪则相反，他旨在平易通俗化，主张“我手写我口”。他驰骋口语的想象，大胆地着手甲午战争等现实题材的反映。在形式上，他采用模仿广东民谣的《山歌》《幼稚园入园歌》和《军歌》等，进行打破以往韵律桎梏的尝试。他任驻日外交官时歌咏日本风物和历史的《日本杂事诗》及讽刺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投降的《降将军歌》等尤其出名。他的尝试，是旧诗范围内的改革，但对以后的言文一致的运动也有影响。

    梁启超在变法运动（戊戌变法）失败后亡命日本，一直住在横滨从事活动，给了清末思想界很大的影响。他率先相继创刊了《清议报》和《新民丛报》，每天都为改良运动挥舞他那擅长的诗文之笔。针对当时文章主流的“桐城派”古文，他提倡一种文体改革，创作出吸收新的词汇、语法，平易而论说性的新文体，称为“新民体”，对当时的青年人影响甚巨。《少年中国说》和《新民说》，可以说是他那时的代表作。

    另外，他注意到在西方和日本，小说往往成为政治改革的极大力量。亡命之际，他马上介绍了日本的政治小说《佳人之奇遇》和《经国美谈》，写了《译印政治小说序》作为前者的序文，说明了政治小说的效用。接着，创刊了中国最初的文学杂志《新小说》。在这本杂志里，他写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论文，提倡“小说界革命”，认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为是“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从种种方面说明小说的效用与对它进行改革之必要。对于以诗文为文学正统、小说仅仅被视为消遣读物的传统文学观，他的提倡，可以说是从社会的效用方面对小说作了再评价。



小说盛行

    以梁启超的提倡和《新小说》的创刊为契机之后，《绣像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等各种文学杂志相继创刊，以它们为舞台，清末约十年间所创作的小说，创作的和翻译的合起来，可以说超过了1000 部。这种空前未有的小说盛行，成了清末文学状况最大的特色。

    翻译小说——在数量上越过创作的西方小说的翻译，其肇始是《天演论》的翌年（1899）刊行的林纾（琴南）的《巴黎茶花女遗事》。林纾和严复是同门的桐城派古文名手，自己不谙外国语，据说是由合作者口述，由他撰为文章。作品选择的标准也流于以通俗的趣味为标准，缺乏宗旨。自斯陀夫人《黑奴吁天录》的翻译起始，后有莎士比亚、塞万提斯、狄更斯一直到德富芦花，总计译出170 余种作品，称为“林译小说”。郭沫若、鲁迅等许多后来现代文学的巨匠，借助于它持有了开阔世界小说眼界的经验，林纾的功绩是不小的。

    一般来说，这一时期的翻译，最初以“改良社会”为目的的政治小说最多，教育小说、科学小说其次。不久，转向关注文学自身，从那时起，冒险小说、侦探小说的传入亦并出现，后来，据说此种翻译占了大半。

    当时，正在东京留学的鲁迅、周作人兄弟的《域外小说集》，是在这种趋势中以迦尔洵、安德列耶夫、显克微支等俄国、东欧作家为中心的短篇小说集，以一种独特的古雅文言，通过严谨的直译，向人们揭示了欧洲近代文学的“本质”，但几乎没有被当时的读者所注意。

    政治小说——中国近代文学的萌芽，可以说是从政治小说开始的。它发轫于前面所述的梁启超的提倡。《新国未来记》是梁启超亲自将自己的主张具体化的尝试。正如作者自己所认为的，这篇作品既不属小说也不属论文。此后有未透露真实作者姓名的《自由结婚》、陈天华的《狮子吼》、羽衣女士的《东欧女豪杰》等。这些作品的作者多数接近与梁启超主张不同的革命派，其中不少人接触到西方近代思想的本质，挖掘到了封建社会的病根，宣传革命的理想以鼓舞人们，但都是借主人公之口，自我吐露作者思想和主张的倾向强烈，而且很多像预谋过似地未完就结束了。这表明作者们还不懂得将自己所抱的热烈的思想，通过虚构形式，客观地形象化这一近代现实主义的方法。但那也可以说是新的近代艺术体裁诞生前夕的面貌。

    谴责小说——但是，在量的方面代表清代小说的与其说是政治小说，不如说是鲁迅称之“谴责小说”的社会批判小说、暴露小说的体系。这些作品的一个强烈侧面，就是体现了前面所述的，产生18 世纪《儒林外史》等杰作的古典小说的末流。但是，不仅数量之多，而且在与时代社会现实密切相关的题材多样化（从各不同方面对官僚的批判、义和团运动、美国华工受到虐待和排斥问题、对买办商人的批判、妇女解放运动、反封建运动等等）方面， 它具有以前的古典小说所没有的情形；而且在表现方法上，承认受西方小说的影响。在这几点上，不能说它不具有近代小说这一侧面。这些小说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前面已经述及的所谓“四大小说”。

    一般地说，初期的谴责小说中政治小说的倾向强烈，也可以将它看作政治小说的一种，但后来堕落下去以至产生了所谓“黑幕小说”。此外，清末和民国初期在文学界有影响的只是吴沃尧提倡的“写情小说”流派、被称为“鸳鸯蝴蝶派”的无非是迎合读者兴趣的商业主义和封建道德融合的廉价的恋爱小说和大量翻译的侦探小说之类。可以举出的仅只有柳亚子、陈去病、高旭等国内革命派文人集结的“南社”的动向和漂泊的浪漫诗人苏曼殊小说《断鸿零雁记》等。可以说，甲午战争后兴起的新文学萌芽迅速地显现出衰退的状况。



从梁启超到鲁迅

    我们已经看到，开政治小说之端的梁启超的小说论，着眼于文学所具有的教育的、政治的效用性，是建立在启蒙主义的文学观之上的。从与他不同的另一个侧面来探讨作为艺术的文学本身价值的是王国维。他在《红楼梦评论》和《人间词话》中的文艺批评，是建立在以近代文艺特色之一的感伤的自我感情为轴心的艺术理解上的。从一切美皆形式之美的立场出发。追求艺术的内在的形式美这一点上，可以说作了中国最初建立近代文艺批评的先驱工作。但在中国，他的工作此后几乎没有后继者，处于孤立的地位。鲁迅同王国维一样，在人的真实表现这一点上承认文学自身的价值；不同的是，他不像王国维那样，在伤感的自我感情中抓住这一价值。可以说， 他是用扬弃梁启超启蒙主义的形式，在意志的“精神自由”中，把握住处于西方近代文艺根底下的近代的人们。

    严复的《天演论》刚问世，鲁迅就在南京的学校中读到了它，受到强烈的影响。《天演论》是一部奇妙的译作，原著赫胥黎是用自然和人的二元论把握世界，认为自然界为优胜劣败的进化论法则所支配，在与自然斗争并将其克服的力的作用方面承认人的特色，对于“自然的必然”上主张“人的自由”。而译者严复倾倒于斯宾塞的人类社会也由一元的进化规律所支配的观点，他根据这一社会进化论，对原著者的立场加以种种的反驳。鲁迅否定了严复提倡的斯宾塞等人的“进化的伦理”（因而中国必须成为强者的救国论）， 反倒接受了赫胥黎所提倡的“伦理的进化”的进化论，他认为德、俄等强国的侵略主义是“野兽性”，把既为弱国之民却憧憬强国，蔑视印度、波兰等亡国之民的中国人的行为，视为连这些亡国之民都不如的“奴隶性”表现， 说明都尚未进化到真正的人性（《破恶声论》）。他把中国危机的根本，最终归结于作为主体的中国人的奴隶性，鼓吹伦理改造为当务之急。这种论点在清末的思想界已经可以广泛见到，例如邹容的《革命军》和梁启超的《新民说》等影响很大的作品。鲁迅的不同之处在于在此基础上又前进了一步， 他从日本留学期间所了解的拜伦、尼采、克尔恺郭尔等19 世纪的西欧文艺、思想中找出了伦理背后的“精神”，那是内在性，是意志，是通过反抗而无限发展的东西，那里面才有关于人的尊严的东西（《摩罗诗力说》）。西欧富强的根底就在于此。对于过去的中国文学，不，对于整个中国文明，它是完全不同质的精神原理。所以，中国要成为“人间之国”，要能与列强为伍屹然立于世界之林，首先必须“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文化偏至论》）。这样说的时候，在青年鲁迅心象中的是尼采的“超人”、拜伦、莱蒙托夫等“放声雄叫，新建其国”的“反抗的诗人”、“精神界的战士”。文学要让这样的诗人、战士牢牢把握住，作为他们发出的语言（心声、闪光）。而这种战士的“心声”，打破了时代的“黑暗和虚伪”，唤起了民众的主体性，使他们起来反抗，这就是当时鲁迅心目中的“革命”的心象（在这个意义上，“精神和个性”的主张，与文学同时是一个政治问题）。这样， 发出灵魂的真实之声，揭示西方精神的不同性质，促使国民觉悟，就是留学期间的鲁迅的文学活动。他所计划的杂志《新生》的流产，翻译《域外小说集》的没有反响，使他的文学活动受到了挫折。但是，这些文学活动中有着同时期于日本文学中所罕见其例的对于西欧近代的某种把握。而在梁启超— —王国维——鲁迅的文学观的变迁中，我们可以看到日、中两国在接受西欧近代文学上质的不同；同时，还可以看到中国近代文学诞生的准备也已经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