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润
佚名
玉润
黄金有价玉无价
坚韧温润不去身
和氏壁的故事在我国家喻户晓，为了一块玉，卞和不借舍弃双足，蔺相如则用生命去维护，秦王竟用十五座城池来交换。玉的魅力何以如此之大?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玉究竟占有着什么样的地位呢?
从矿物学的角度来看，玉不过是一种具有纤维状结构，摩氏硬度4．5—6．5之间，具有光泽的温调和质感，主要成分为蚊汶石或闪石、阳起石的天然矿石，由于玉石本身所具有的坚韧、温润的品性，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就得到了华夏先民们的喜爱，他们用玉来琢磨成工具、饰品、礼器，红山文化，河姆渡文化中都有玉器的发现，距今约5000年的良渚文化更是发现了大量的精美的玉制品，商周以至汉唐明清，玉器不断发展，历代都有代表达一时代风格的玉制品的出现，从而形成了我国特有的玉器文化。
中国人爱玉，不因为仅是历代帝王宫庭中都要充斥许多玉器，即使是一般平民百姓也以拥有一两件小小的玉饰而自豪，形容一个人的美好，也多以“玉”来褒誉，如“玉颜”，“玉音”“玉趾”等等，古人名字多用“玉”字，伟大的文学名著《红楼梦》中的男女主人公便—为宝玉，一为黛玉，那位宝二爷衔玉而生，朝夕以“通灵宝玉”陪伴，有玉则灵，失玉则痴，竟是中国人爱玉的绝妙写照。
中国人爱玉，一方面是因为玉的美好的质感给人以感观上的享受，但更重要的是中国人从玉美好的品质上观照到了儒家文化所刻意追求的理想人格。这在孔子答子贡问玉的话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孔子说：“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滇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队，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责之，道也。诗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在这里，玉的温润有光泽，象征着儒家所追求的“仁”；纹理细密比附于“知”；折断而棱角不伤人．为“义”；玉珠下垂极有秩序，为“礼”；玉声清越悠长，为“乐”；不掩饰缺点，似人之“忠”；纹理由内向外延伸，似人之“信”；玉的种种物理特征与人的种种美德联系起来。玉也就已经摆脱了其物理属性而更多地被赋予道德属性，从而成为道德的象征物。因此，古人无论是在祭祀、会盟中所用的礼玉，还是日常生活中的饰玉，都不仅仅是把它们简单地做为一种道具或是装饰品，而是有着更深刻的意义在内的，至于现在一些人迷信的所谓“佩古玉可以免除灾祸”之类的说法则是把玉的作用庸俗化了。
玉在上古的最大作用是作为礼器而存在。古人在祭祀、朝觐、礼聘、会盟、丧葬中都要用到大量的玉器，因此，也就相应地有了玉壁、玉琼等祭祀用玉，圭、璋等朝觐用玉，符、节等符信用玉，面罩、玉衣哀册等丧葬玉，《新论》说：“上古封山则埋玉，祭川则沉壁。”秦始皇浮江遇风，沉壁祝之，此为祭祀用玉；禹会诸侯于涂山，诸侯持玉帛来者万国，此为朝觐用玉；丧葬用玉，汉代“金陵玉衣”为世人尽知。
儒家将礼玉系统化、规范化、提出了“六器六瑞”的说法：六器是礼拜天地四方的玉器：
苍璧以礼天，圆形，正中有孔。
黄琮以礼地，内圆外方。
青圭以礼东方，上尖下平，长条形。
赤璋以礼南方，上端斜尖，圭的一半。
白琥以礼西方，虎形。
玄璜以礼北方，关圆形。
六瑞为镇圭、桓圭、信圭、躬圭、谷璧、蒲璧，分别为王和公侯伯子男五等爵所执掌。
虽然“六瑞六器”之说有许多附合的成份在内，但其中却体现了儒家的严格的礼制观念。
饰玉是玉的另一大作用，古人非常注重佩玉饰，所谓“君子无故玉不去身”。早在距今2万年前的“山顶洞人”时代，就以各色砾石珠作为装饰品了，这些无疑就是他们心目中的玉了。龙山文化的玉人、红山文化的玉龟、玉猪龙，良洛文化的玉项都是十分精美的玉器。商周时代，饰玉精细且种类繁多，头部有笄、旒、琼、铛，颈部有串、项链，腕上有环、镯等，可以说全身上下，无处没有玉的存在。古人佩玉，也象礼玉一样，是有着严格的等级规范的，如冕旒就为帝王专用，且有十一旒、九旒等等不同。唐代，玉带成为各级官吏的必需之物。明清虽然男子佩玉不象前代那样普遍，但是手上总还有几只玉扳指之类的。而玉饰品大都转向女子身上了，钗、钏、镯、簪，却都是必不少的。可以想象，古人身上佩玉，身体行动时环佩相击，铮琮作响，清悦的玉声时刻提醒着人们应象温良的美玉一样处世作人。
礼玉与饰玉有时是不容易区分开的。如璧、璜之类礼器也可作为佩饰。后世更有将出土各种古玉作为装饰品佩戴的。古玉刚出土时黯淡无光，形质枯搞，如欲恢复玉的温润而泽的原貌，则需佩玉人耐心地“盘玉”。所谓“盘玉”是佩玉者常年佩戴，以人体的精血涵养它，“把玩之，珍爱之，时时摩掌，意想玉之美德，是以化我之气质，养我之性情，使我一生纯正而无私欲之蒙蔽，至诚反感，金石为开，而玉自能复原矣。”盘好之玉，不仅恢复了玉的本本光泽湿润，更有年久沁色所发出的五彩斑澜。盘玉少则数年，多则几代，是盘玉也盘人。在盘玉的过程中达到与玉交流，吸收玉的美德的境界。
唐代以后，玉器渐渐淡化了宗教的、礼制的色彩，而更多地向审美的、世俗的方向转化。实用性器皿大量出现，纯观赏性玉器也开始出现。
玉制实用器皿最早遗物是殷墟“妇好”墓出土的两件玉簋，战国时有玉马杯、玉奁、玉灯，后代出现了樽、洗、盒、炉等，大凡生活用具无不能用玉来琢制。北海团城的渎山大玉海雕于元代，高70厘米，口径1米半左右，重达3吨半。随形雕为鱼兽出没于波涛之状，可贮酒三十余石，是我国玉雕史上一大杰作。
以清乾隆年间所制《大禹治水》、《会昌九老》为代表的玉山子为玉器中的另一独特门类。它们彻底摆脱了玉器身上非艺术性的东西，而将玉雕以纯粹的艺术性品来制作、欣赏。在这些玉雕作品里，没有了上方玉器中那些神秘的图案和森严的等级制度，工艺林师们将中国传统绘画的语言引入玉器加工中来，随形就巧，虽然乾隆皇帝称“获此巨珍以博古王圣迹，非耳目华嚣之玩可处也”，但是我们在欣赏时得到的却是艺术上的享受而非道德的说教了。
收藏鉴玩古玉的风气从宋代始著，宋高宗赵构幸清河郡王第，张俊曾进贡40件新旧玉器。宋人搜罗古玉之风颇盛，由此可见一斑，宋吕大临在《考古图》中著录古玉14件，元氏朱德润编纂《古玉图》二卷，著录古玉39件，为专门性玉器图录之鼻祖。明代曹昭《格古要论》、高皖《遵生》笺《燕闲清赏》等书均有论述古玉器的篇章。清代的《古玉图考》以经学考证古玉的定名、型制和功能，使古玉鉴玩成为一种高尚的、充满了学术空气的文化享受。民国时期，《玉说》，《玉纪》、《古玉考》、《古玉辩》等大量有关古玉器的著作问世，将古玉的鉴玩研究推向了一个高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