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玩
佚名
石玩
花虽解语犹多事
石不能言最可人
石，无声无臭，但它冰冷的外表下却蕴藏着无限的美丽。鲜艳的色彩，繁复的纹理，诡奇的造型，给这无生命的物质注入了活泼的灵魂。爱石，是一个民族热爱自然、崇尚自然的象征。中国人有着“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石是这种观念的最佳阐释。因此，默然无言的石头，独得中国人的偏爱，在中国人的精神生活里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中国人爱石，于是便有了“女娲补天”、“精卫填海”的神话传说；中国人爱石，于是使有了花果山上美猴王、青埂峰下顽石宝玉这些文学形象；中国人爱石，名山大川中一座座奇峰、一块块奇石，“石猴观海”、“御笔峰”、“望夫石”、“棒槌峰”，无不被文人品题，被民间赋予美丽的传说；中国人爱石，园林庭院中总少不了堆砌假山，装置奇石；中国人爱石，一颗印章、一方石砚，成了中国文人须臾不离的文房器具；中国人爱石，玲珑多姿的太湖石，灵壁石，魂丽奇异的雨花石等观赏石种得到人们的喜爱，长久不衰。
见于典籍的石的记载最早是《尚书·禹贡》。青州有“铅松怪石”之贡，徐州有“泗滨浮磬”之贡。即是今日临朐、淄博一带的博山文石，江苏的灵壁石。但是，汉代以前，人们对石的尊崇还主要表现在对名山大川的崇拜上，宋人对燕石的痴迷可说是一特例。《阙子》上说：“宋之愚人得燕石于梧台之东，归而藏之，以为大宝。周客闻而观之，主人斋七日，端冕之衣，衅以特牲，革匮、缇巾十袭。客见之，免而掩口，胡卢而笑，曰：‘此燕石也，与瓦甓不殊。’主人大怒，曰：‘商贾之言，竖匠之心!’藏之愈固，守之弥坚。”宋之愚人可以说是历代赏石者的祖师，他不以功利的目的和匠人的眼光而是纯从审美的角度去看待石头，反遭旁人嘲笑，后世藏石癖石者多有被人目为“狂怪”者，可见历史总是在不断重复着的。
汉魏两晋，皇家苑囿和私人园林大量兴建，观赏石开始进入这些园林中。《三辅黄图》载：“茂陵富户袁广汉于北邙山下筑园，东西四里，南北五里，激流注其中，构石为山，高十余丈，连绵数里。”山东临朐北齐壁画墓上就有园林假山的具体形象。大诗人陶渊明宅旁有大石，诗人每醉则眠其上，名之为“醒石”。文人与石结下的不解之缘，从此愈来愈深。历代文人成为石文化的主要参与者，中国石文化也体现出来更多的文化色彩。
唐代是中国石文化的发展时期。园林中假山景石的应用更为普遍，小体量的供石也开始进入收藏领域，更主要的是这些玩石赏石的行为几乎全都与当时的著名诗人有关，并且出现了有关石的诗文，这些诗文不仅从欣赏的角度歌颂了奇石之美，还从理论的角度初步解答了一些有关奇石的问题。
唐人爱石者应首推两个政治上的对手——牛僧孺和李德裕。二人虽政治上势如水火，但爱石则如一人。牛僧孺尤喜太湖石，罗致颇多，大诗人白居易有《太湖石记》专记其事。李德裕爱石更为痴绝，他的藏石，品种颇多，见于记载的就有罗浮石、商山石、叠石、泰山石、巫山石、漏潭石、石笋等，他在洛阳城郊筑有平泉庄，藏石干余，朝夕相对，予以题咏，其中刻于罗浮石上的一首五言绝句说：“清景持芳菊，凉天侍茂松，名山何必去，此地有群峰。”道出了由一块奇石联想到自然真山水的意趣。李德裕爱石过痴，临终遗言子孙：“凡将藏石让他人者非吾子孙也。”可惜，平泉庄的风流一时云散，千余奇石也散失殆尽，其孙李延古还为一方奇石搭上了一条性命。
唐代的大诗人如白居易、刘禹锡、陆龟蒙、皮日休、杜牧都写过咏石诗文。这其中，以白居易贡献最大，在他的《太湖石记》里提出了赏石者的心理原因，“适意而已”。同时，也对太湖石类山水景石的观赏方法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三山五岳，百洞千堑，尽在其中；百仞一拳，千里一瞬，坐而得之。”可以说白居易为我国赏石理论的第一人。
宋代，繁荣发达的商业、手工业和文人们的崇高地位，使中国步入了一个崇尚艺术的崭新时代。奇石以它那内省型、发现型的艺术形式，赢得了上至君王、下到百姓的普遍喜爱，可以说，宋代是我国石文化的黄金时代。
宋人赏石的范围有了很大扩展，不再仅仅局限于园林景石和置石，而是把欣赏的目光扩展到了一切可以引起美感的石头上。一些图案石、纹理石种类如雨花玛瑙石等开始被发现，文房中的砚和砚山更是大故异彩。
著名书画家米芾爱石已到了“痴”的地步。“米市拜石”的故事至今被人津津乐道，并成为绘画题材。他因无为军地近灵璧，便要求到无为军作官，初入衙署，见到庭中一块大石状奇丑，便说：“吾欲见石兄二十年矣。”取袍笏便拜。能够“物我两忘”’一心与石交流，米芾可以说达到了赏石的最高境界。米芾对赏石的最大贡献还在于他提出了“瘦、皱、透、漏”的赏石四原则，历代都将其奉为圭臬，使中国赏石文化体现出自己的特色。
宋代另一赏石名家是苏轼。东坡好佛喜禅，于是他将佛法禅意引进了赏石领域。他赏石不拘石种，每到一地便发现一地美石。在黄州，他拾取齐安江上的卵石并以供佛。在扬州，得两石，“其一绿色，冈峦迤逦，有穴达于背”，命之日“仇池”。在山东，他发现了蓬莱阁下弹子涡石。在定州，他于中山后圃中掘得黑章白脉的雪浪石。几乎每次都伴随着一个故事，这其中尤以“壶中九华”的故事最凄婉感人。“壶中九华”是苏东坡被贬惠州时在湖口李正臣家所见一枚奇石，九峰玲珑，宛若九华山缩于一壶之中。东坡赏玩之余，作诗记之，有“百金归买碧玲戏”之意。可惜愿望难以实现，八年后从贬调之地回来，再过湖口，石已为好事者取去，东坡叹惋良久。“尤物已随清梦断，真形犹在画图中”。明年，东坡好友黄庭坚再过湖口，重睹此石，此时东坡已然仙逝，黄庭坚赋诗“能回赵璧人安在，已入南柯梦不还”。一块无生命的奇石就这样被诸多文人赋予了丰富的文化气息。
宋徽宗赵佶是一个富有艺术气质的帝王，他书画精绝，并且十分喜爱奇花异石。以帝王之力，将海内名石搜罗殆尽，并在宫中筑“寿山艮岳”，贮名石六十余方，一一赐名。为了这些木石，各地官吏甚至不惜毁人屋宇。“花石纲”成了祸国殃民的象征。石何幸，获此殊荣，石何辜，蒙此污名!金兵南下，艮岳被拆除用以构筑防彻工事，玲拢的山石岂能抵挡得了猛烈的炮石!，徽、钦二帝被掳，宋室南移。今日残存的几块“艮岳遗石”尚在大江南北的一些园林中诉说着往日的辉煌和凄凉。
宋代产生了大量论述奇石的著作。范成大的《太湖石志》、渔阳公的《渔阳石谱》、常懋的《宣和石谱》记载具体的奇石，均篇幅短小，唯杜绝的《云林石谱》三卷“汇载石品凡一百一十六，各具出产之地，采取之法，详其形状、色泽而等其高下”，为赏石著作的开山之作。
宋代文人书画之风盛行，因此，对印章石的要求也颇为讲究。寿山、青田等印章石在宋元之际被发现而声誉鹊起，成为文人追求收藏的对象。
元代是我国石文化相对沉寂的时代。赵宋王孙赵孟颊和夫人管道升志同道合，每当暇余，夫妻品茗赏石，颇多情趣。
明清时期石文化有了新的发展。各种有关奇石、砚石、印章石的著作层出不穷，赏石理论更为完善。李渔的《闲情偶寄》精辟地论述了园林假山的经营布置。明清文人画家积极参与了造园，在他们的影响下，园林假山融诗、书、画于一体．缩山川于一隅，今日江南名园中还留有他们的作品。林有麟编绘的《素园石谱》，将历史上的名石一一绘图，是一本别开生面的奇石著作。
明清时期对赏石理论作出贡献的是“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他发展完善了宋代以来的赏石观。他认为：“米元章论石，曰瘦、曰皱、曰漏、曰透，可谓尽石之妙，东坡又言‘石文而丑’，一块石之千态万状，皆以此出。彼元章但知好之为好，而不知陋劣中有至好也。东坡胸次，其造化炉冶乎。”同时，他更进一步表示：石丑，当丑而雄，丑而秀，方臻佳品。“陋劣之中有至妙也”，丑到极处，便产生了难以言传的震撼人心的美，“丑石观”到郑板桥可以说完全成熟了。
明代赏石大家是人称“米太仆”的米万钟，这位米芾后裔颇有乃祖遗风，他爱石之极，自号“友石”’“米氏万钟嗜石成癣，宦游四方，惟石而已。”他在北京西郊筑一“勺园”(故址在今北京大学院内)，将自己收藏的诸多名石罗列其中。因为爱石，最终因从房山运一奇石未果而致败家，这块人称“败家石”的奇石如今安置在北京颐和园内，凭人观赏，话说当年了。
近、现代藏石爱石者不乏其人，沈钧儒、梅兰芳、老舍、周恩来等人无不喜爱搜集奇石，以寄托他们孤傲的人格。近代藏石大家则推“南许北张”，即许问石和张轮远。张轮远先生雅嗜大理石和雨花石，藏石颇丰，自题居室为“万石斋”，并著有《万石斋大理石谱》和《万石斋灵岩石谱》二书，详细考订了雨花、大理二石的历史、产地，搜集收藏方法，是有关这两个石种的权威著作。
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后，中国人的赏石风气复又兴起。当代人在总结古人的赏石理论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许多现代意识。赏石原则不再仅仅局限于“瘦、皱、透、漏、丑”上，由稚拙中寻求禅意，在朴实中发现诗意，现代美学观点纳入了赏石理论中。三峡石、红河石、河洛石、风砺石等新的赏石品种不断被发现，化石、矿物晶体的收藏也开始打破传统的以文石为主的赏石局面。中国的石文化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