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币
佚名
钱币
天圆地方 其命维长
社会上曾流行这样一种说法：“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能的。”虽有些偏颇，却也道出了金钱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货币确实起着非同小可的作用。提起四大发明，妇孺皆知，但要说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货币的国家之一，恐怕有些人就可能不太清楚了。
中国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出现了原始的货币；东周时期，金属铸币大量流通；自秦以后，铜钱的形式以方孔圆滑钱为主；唐初铸造的开元通宝不仅是后代铸钱的楷模，而且直接影响了邻近国家的货币形式；清代后期，政府引进西方先进技术，采用机器铸币，传统的方孔圆钱逐渐被机制银币所取代。
贷币，是商品交换的媒介，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原始社会初期，生产力水平低，人类的生产活动只能维持自身的生存，根本没有剩余。私有财产逐渐积累，产生了物物交换，但是这种以物易物的方式存在诸多不便，以致影响着交换．改用另一种新的交换方式势在必行，货币便应运而生了。
当今钱币学界一致认为，我国最早的货币是海贝。贝币是商周时代普遍使用的货币，由海贝壳打磨穿孔而成。它外观光洁美丽、小巧玲珑，大小轻重基本接近，质地坚硬耐用，在流通中不易损坏。商周时期的先民以货贝为货币的史实，从我国文字结构上也可予以佐证，凡和价值或财富有关的宇都从贝，如贫、贱、贷、财、贪等。近年来殷墟妇好墓、山东益都县商代晚期墓、河北曲阳商代晚期墓都发现了相当数量的货贝，说明了贝币在古代流行的情况。
到了商代中期，由于社会经济的飞跃发展和商业贸易的日益发达，导致市场货币需求量增大，而贝币由于当时捕捞条件差、交通运输落后、采集难度大、数量有限等原因，很难满足交换的需要。金属铸币就应运而生。商代后期出现了人工仿贝，其中以无文铜贝尤为重要，无文铜贝又称铜仿贝。不仅是中国，而且是世界上迄今发现最早的金属铸币——公元前700年前通行见底亚五国的“白金”已晚于我国两代铜仿贝五个多世纪。1953年安阳大司空村两代晚期墓中出土的铜贝是我国目前已知最早的青铜铸币标本。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社会制度发生民巨大变化，由奴隶制逐渐转变为封建制。社会制度的进步，商业城市的兴起，进一步推动货币的流通，而当时商品交换及流通已超越国界，如弦高犒秦师，已在郑国境外；孔子的学生子贡经商遍及各国，有时竟能与国君分庭抗礼。商业的高度繁荣使货币的需求量激增。又加上金属制品及铸造技术的迅速发展与普及，铜质铸币得到长足发展。原始的实物货币逐渐淘汰。但是由于当时各国经济自成体系，自行铸造货币，所以金属货币的形式按时地而异。主要形制有铲形(布币)、刀形(刀币)、方形、椭圆形(蚁鼻钱)、圆形(圆钱)等五种。其中产生于春秋时期的“空首布”是我国学术界目前一致确认的最早的金属铸币。布币用青铜铸造，其形象博(一种铲形农具)其首中空。古代博布同音通用，故名。“钱”，本义是田器名，所以布币既可称布，又可称钱：“钱”古义作“泉”，货币既称布，又称泉的另一含义，是取广行、流通的意思。布币的形状完全和铲一样，所以后世又称“铲币”。初期布币其首部中空，尤如一种可安插木柄的工具——铲，故称“空首布”。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对货币的需求量愈来愈大，这时，铸造工艺复杂、携带不便的空首布逐渐被一种平首布所取代，币首变成扁平，就叫做“平首布”。平首布按照两足的形状而分为方足布、尖足布和圆足布等种类。布币主要流通于赵、魏、韩等国，币面有的铸有地名，有的还持有币值面额等。刀币是仿照刀的形状而铸造的，上面铸有铸造地点等文字，主要流通于齐、燕、赵、中山及匈奴地区。齐刀以厚大精美著称，面文书体流畅华美，在刀币中首屈一指。蚁鼻钱是楚国的铜币，可能是辅币。蚁鼻钱的基本特征是：钱体上窄下宽呈椭圆形，正面凸起并有文字，象人面，也称“鬼脸钱”。背面扁平，钱体上部或下部有孔，其中有的不穿透，只存孔形。历史发展到战国晚期，随着政治局势的急剧变化，大统一因素的迅速增长，各诸侯国间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货币形制日趋同一，圆形环钱出现，它起源于古代的纺纶或玉璧，由于其本身制造简单，携带方便等，逐渐取代了其它形状。主要流通于周、魏、秦等国。圆形环钱中间有圆孔或方孔，叫做“穿”，分无郭(突起的边缘线)和有郭两种，铸有铸造地或重量等文字。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巩固和加强封建国家的统一，进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方面的改革。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实行统一货币的政策，废除刀、布、贝等币，划一了币制，把货币法定为两种。黄金为上币，以镒为计量单位，多用于大额支付；下币是铜钱，单位为半两，又称“半两钱”，半两钱为方孔圆形，正面铸“半两”二字。秦“半两”做为我国最早的统一货币，改变了战国时期货币体系复杂、钱文难辨、币值不等、换算困难的局面，对于促进各地的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从此后，这种外圆内方的铜钱以其便于携带、孔方利于磨挫等优点而独具发展前途，在中国保持了两千多年，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内，方孔圆钱一直与人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其形制已深入人心，古典文学作品中所以称钱为“孔方兄”，即源于此。按通常说法，圆形方孔钱由圆形圆孔钱演变而来。其穿孔改圆为方的原因，目前钱币学界存在两种说法：一说是方孔钱既可以贯穿，又便于固定、磨铿；另一种说法是由于古人受“天圆地方”宇宙观的影响所致，方孔之外的实体部分象征天，方孔象征地。
汉初法定货币也是黄金和铜钱。铜钱虽仍以“半两”为名，但钱面标明的重量与实际重量已不再相符，名目价值与实际价值已经脱节，原因在于汉初经济尚未恢复，财政困难，实难铸造重如其文的半两钱。于是，中央政府以秦钱重为借口，更令地方和民间自由铸造钢铁。吕后当政时铸的半两钱重八铢，称“八铢半两”。文帝时铸四铢重的半两钱，称“四铢半两”。由于政府对铜钱的标准重量不明确，因此民间私铸的钱更是越铸越小，多数仅3铢左右，有的甚至不足1铢，好象用四片榆树荚组成的一个口字形的小铜片，所以后人称之为“榆荚半两”或“荚钱”。荚钱大量流入市场，引起物价飞涨，社会不安。汉武帝改革币制，于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罢半两钱，行五株钱。五株钱为方孔圆形，面背均有周郭，面文“五铢”，横读，文如其重。五株钱轻重适中，美观实用，利于流通，且两面均铸外郭，可起保护钱文作用。因此，自汉武帝元狩五年至唐初长达700多年基本沿用不废。纵观我国古代钱币，五铢钱是我国历史上数量最多、流通最久的货币。
两汉末年，政治腐败，经济状况恶化，大贵族代表人物王莽趁机篡夺政权，称皇执政，国号曰新。王莽根本不懂货币经济，却亲自制定了一系列极其复杂的货币法令，他的本意是想通过发行大量不足值货币来搜刮天下财富。如当千的大布黄千，就其重量而言，仅值三、四枚五株，可说是一种没有信用的信用货币。王莽在位的十年间共进行了四次货币改革，不断铸造新币，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危害了社会安定，加速了王莽政权的覆亡。但是，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认识，王莽时代的货币因品种繁多，式样奇特、铸工精美、文字角秀而受到推崇，被人誉为铸钱第一好手．为后世钱币爱好者推崇。到了东汉，又恢复铸行五株钱。
三国时期，兵连祸结，生产停滞，人口锐减，钢材的奇缺直接影响了三国时代的货币。魏文帝时曾一度废除旧钱，改用谷帛交易：刘备攻取成都后，改铸当百的直百五株。东吴孙权的货币面额更大，计有大泉五百、大泉当千、大泉二干、大泉五千四种，后两种因折当过大，流通受阻而铸量甚少。由于当时的通货膨胀，大泉五百的实际购买力远不能与汉代五百枚五株相比，所以又被称之为虚钱，即徒有空虚而已。西晋不曾铸造新钱，主要沿用汉魏钱。东晋除铸行“沈郎五铢”外，主要沿用孙吴钱。南北朗时期，随着朝代的更替，流通货币也屡次更改，但其形状基本上保持五抹钱的式样。有的钱文中带年号，如刘宋的“孝建四铢”，北魏的“太和五铢”等，是以后年号钱的先驱：隋朝建立后，通过整顿币制，铸行统一的合乎标准的五铢钱，五铢钱又重新成为全国统一的货币。
唐初，仍沿用隋代旧钱，至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下令废五铢钱，铸开元通宝，每十文重一两，每个铜币称为一个钱，我国量制中的一两十钱制即起源于此。开元通宝的钱文为唐初书法家欧阳询制词并书，文字端庄凝重，隶书终别具一格。开元通宝钱采用母钱翻砂新工艺，严格实行标准化，形状、尺寸、重量等都有统一的规格。《旧唐书·食货志》载：“武德四年七月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株四条，积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开元钱的出现也宣告了自秦以来流通了800多年的铢两货币的结束。从此后，中国的方孔圆钱多以通宝、元宝相称，它的文字、重量、形制均成为后世铸钱的楷模，连日本、朝鲜、越南都受到影响。在中国货币史上明确规定铜钱成色并作为一种制度，也始自开元通宝饯。据史书记载，玄宗天宝间规定开元钱各种成分比例为：铜83．32％，白锻14．56％，黑锡2．12％。由于铜钱成色遵守所立法规，从而保证了质量。开元通宝在唐代先后铸行了200多年，不仅铸时长，铸量大，而且铸地分散，各炉所铸面目不尽相同，所以它的版别也特别复杂。开元钱背常有月纹及其它纹怖。关于月纹的来源众说纷坛，有说是初铸开元钱时，文德皇后在蜡样上掐的甲痕，也有说是太穆皇后及杨贵纪的甲痕，还有人认为是受外国钱币的影响。但不管如何，这些纹饰大部分还是各炉别的标记，以作检验质量的凭证。唐早期钱的另一个特点是文字深峻，多与外轮不连(外轮，指钱身四周之突起部分，又称外郭、外缘)，因此也称隔轮，且背郭清晰规矩。后期开元钱的文字字口内多流铜，笔划常与外轮相连，背郭平夷，偏斜不止者居多。
通观五代十国钱币，突出特点有三：其一，连年征战的各个割据政权为了克服财政困难，纷纷铸钱，用低级金属诸如铁、铅、锡等铸的钱流通区域狭窄，带有突出的地方性质特点；其二，流通钱币中，平钱少见，而大面值大钱盛行。民间使用的多为唐开元等旧钱。其三，始创于南唐的对钱——“唐国通宝”和“开元通宝”对宋朝行使对钱有着重要意义。五代十国币制混乱不堪，虚价大钱和恶钱难以流通，铅铁钱多，巨额大钱多，劣币多等，都与当时经济状况的恶化有关。
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繁荣时期，货币的需要量大幅度猛增。北宋每年平均铸币数超过唐代近20倍。宋钱的品种多得难以统计，主要实行年号钱，皇帝每改一次年号，大都用新的年号命名，铸一种新钱。从宋仁宗起，实行铸“对钱”的制度，即同一种钱，铜质、大小、厚薄、内外郭完全一样，只是钱币文字用不同的字体，可以配成对，或真书和篆书对，或行书和篆书对。对钱风格独特，两种书体集于一币，交相辉映，集中地展示了对称美。宋徽宗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昏庸奢侈的封建君主，同时又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多才多艺的皇帝。他深通百艺，尤长书画，初学黄庭坚，后总结前人书法之长，自成一家，创立“瘦金体”，他用“瘦金体”亲自书写的崇宁、大观等对钱，铸造得非常精美。南宋淳熙七年开始，不再铸对钱，代之以纪地和纪年的钱文，如“绍熙元宝”背面铸“元”字，就是绍熙元年所铸。“绍熙通宝”铁钱，背面铸有“春三”就是绍熙三年新春地方所镕。两宋铜钱和铁钱并用，四川等地区盛行铁钱。由于铜贵铁贱，所以三个铁钱顶一个铜钱。
明政府在洪武之初，吸取元末纸币制度崩溃的教训，试图恢复铜钱在全国的流通。1361年，明成祖在应天府(今南京)设宝源局，铸“大中通宝”，以四百文为一贯、四十文为一两，四文为一钱，和历代钱币同时流通；又在各省设宝泉局，也铸大中通宝，明初洪武八年(1375年)，颁布“洪武通宝钱制”，分五等．即当十、当五、当三、当二、当一小平钱。当一重一钱，当十重一两，并规定百分之百用铜，生铜一斤(十六两)，铸小平钱一百六十枚，即为一小应含生铜一钱，余类推。但事实上铸钱愈多，分量愈轻，到了1390年，小平钱每文只含铜二分，不足十分之八。而后不久，又更改政策，推行大明宝钞，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完全禁用铜钱，及至明代中期，由于纸币制度的瓦解，退出流通领域，铜钱的铸行才得以恢复。明朝一代，铜钱宝文不称元宝，只称通宝，显然是为避朱元璋之名中的“元”字。
清代的钱币不仅铸量大，而且种类复杂。公元1616年，清朝的创始者努尔哈赤在关外建国，改元天命，铸有汉文天命通宝及满文天命汗钱小平二种，满文的读法依次为左右上下，颇为奇特。入关后，清朝第一代皇帝福临建元顺治，仿明代办法，开铸“顺治通宝”，后来又在各省设局铸造。清王朝全盛时期，保持了币值的稳定，明清两代铸造的铜钱，因其形式、文字、重量、成色都有定制，所以称为“制钱”用来区别于前朝钱和本朝伪钱。光绪年间，多数省局已经引进资本主义的近代生产技术，陆续改用机器打制方孔钱。从整体看，光绪钱制作工整、清秀多姿。与此同时，方孔钱也正逐渐退出流通领域，机制银铜币开始出现，并且在很短的时间内跃居主币地位，颇受社会欢迎，于是在中国社会使用了两千多年的铜钱走完了漫长的道路而寿终正寝。
数千年来，中国金属货币的铸量极大，留存至今仍可以吨计。大部分古钱的造型简单，价格低廉，其艺术水准及名贵程度往往不能与青铜器、陶瓷器、书画、工艺品等相比，因此不易受人重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古钱币被当作废铜销熔的不计其数。殊不知，古钱是历史长河中流存至今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的实物资料，它们与各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密切相关，研究中国古钱币可以使我们增进对以往历史的认识。如王莽政权的垮台即与当时推行新货币政策的失败有关。徽宗钱币上可以欣赏到这位皇帝精湛的书法艺术，汉武帝的五铢钱在中国货币史上影响深远，这种铜钱一直铸行了七百多年，堪称“古钱寿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