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

佚名   
         司马迁

勇者不必死节

智者岂敢不奋

    各领东西方世界历史风骚的文化巨人，西方有“历史之父”古希腊的希罗多德，东方有“历史之父”，中国西汉大史学家司马迁，而司马迁的成就则大大超过希罗多德，堪称世界“历史之父”。其所著《史记》既巨又精，开纪传体之先河，是二十四史中一颗璀灿的明珠。写作态度谨严，品评公正独到，文笔生动雄奇，敢于秉笔直书，是其史著特点，而他忍辱著书的悲壮之举，更令人为之感叹。

    中国文人的骨气、韧性、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司马迁的身上得到了浓缩、升华。

    毛泽东同志在《纪念张恩德》一文中写道：“中国古代有一个叫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个司马迁就是西汉史学名著《史记》的作者，其人其著在我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司马迁被誉为东方“历史之父”，《史记》被誉为“群史之领袖”，鲁迅先生盛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是左冯翊阳夏(今陕西韩城县)人，字子长，公元前145年，出生在龙门附近的农村。司马迁的祖先，在周朝曾做过史官。其父司马谈时任西汉史官，后又升任太史令。在这个史官家庭的教育下，他发愤学习，刻苦攻读，十岁时到国都长安，已经能够念诵古文了。此后，他又见到当时的著名学者董仲舒、孔安国等，受其指导，很快成长为年轻而博学的人物。

    司马迁早有继承父业的大志，二十岁的时候已经读过很多书。为了进一步详尽地收集有关古代的史料，他又离开长安，去游历名山大川，进行实地考察。他首先向南渡过长江，来到长沙，在汩罗江边凭吊楚国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屈原。然后继续南下，登上九嶷山，瞻仰了古代著名氏族领袖舜的葬地。继而折回北上，攀登了秀丽的庐山。夏禹治服滔滔洪水，疏通九江的伟绩使他赞叹不已。据说，夏禹死后葬在会稽山，这也吸引着司马迁飞舟东下来到了禹穴(在今会稽山上)，进一步收集了有关这位治水英雄的传说。会稽又是春秋时期越王勾践的都城，勾践战败投降，忍辱负重，卧薪尝胆的故事也深深地激励着年轻的司马迁。游完会稽，又来到湖光山色，凡景秀丽的姑苏城，这是吴王夫差的都城。遍游江南后，他又北渡长江，过韩信家乡淮阴，奔孔子家乡曲阜，游古都临淄，南下历彭城，穿沛郡，过蕲县，经大梁回到长安。通过外出游历和实地考察，司马迁体会到了祖国之伟大，河山之壮丽，并收集了许多翔实的史料，这“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之举，为他以后撰写《史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且，由于深入民间，广泛地接触到劳动人民，了解人民疾苦，对司马迁思想感情的发展变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回长安后，司马迁担任郎中，侍卫宫廷。这又使他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上层统治集团，了解他们的荒淫残暴，同时也记录了不少国家大事。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要举行封禅大典。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因身患重病，不能随从。恰在此时，司马迁出使西南回来。奄奄一息的司马谈握着司马迁的手，泪流满面地留下遗言：“我们家的祖先是周代的史官，远在虞舜和夏禹时就因职司天官而显名。自春秋战国以来，一度中衰，难道会断绝在我们父子身上吗?我死了以后，你如果担任太史的话，一定要继承祖先的遗愿，不要忘记我平生打算要写一部通史的愿望。现在已无诸侯混战，天下统一，国家富强，在这样的条件下，我虽然身为太史，但已无力实现我的夙愿了。希望寄托在你的身上，千万不要忘记!”司马迁俯身，痛哭流涕地回答道：“我虽然才学不高，但一定继承您的遗愿，按照先人积累下来的珍贵史料，详加阐发，不敢丝毫缺漏。”司马谈死后第三年，司马迁担任了太史令，他有机会读到汉朝宫廷所收藏的典籍和文献。这些丰富的史料，进一步扩大了司马迁的视野，他开始嫂集整理加工。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利用他所搜集的资料开始撰写伟大的巨著——《史记》

    正当司马迁全力以赴地赶写《史记》的时候，却意外地受到了李陵事件的牵连。公元前99年，汉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武帝爱妃李夫人的长兄)率领三万骑兵从酒泉出发去攻打匈奴，同时又派李陵率领步兵五千从居延向北进击匈奴，以分散对贰师将军的压力。李陵初战告捷，后遇匈奴八万骑兵的包围。在这样不利的情况下，李陵仍率步卒奋勇斩杀匈奴骑兵万余人，最后不幸被俘。消息传到长安，汉武帝大为恼怒，一些大臣也随之指责李陵。当汉武帝问及司马迁对这一事件的看法时，他认为李陵平时孝敬父母，对朋友真诚，常常为了国家利益而奋不顾身；平时修养有素，这次他仅仅带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遇到数万骑兵的包围，箭尽粮绝，救兵不至，但仍奋勇杀敌，古代的名将也不过如此。现在被俘虽然没有死节，实在是事出无奈，将来有机会一定会报答朝廷的。况且，无论如何，就他现在的功劳论，杀了匈奴那么多人马，也说得过去了。司成迁这段话是有道理的，公平合理，仗义执言，可见司马迁为人处事之原则，做为一个史官来说，这是最珍贵的品德。但汉武帝认为司马迁是在贬低贰师将军李广利而为李陵辩护，不但把李陵家人治罪，而且把司马迁也关入狱中。

    李陵降后确有愧悔之心，曾想回归。第二年，汉武帝听信李陵为匈奴练兵谎报，草率地将李陵全家处于死刑，李陵完全绝望，再无回汉之心。司马迁因此也被定成死罪。根据当时的规定，减刑免死有两种办法：一是用50万钱赎罪；一是代之以腐刑(也称宫刑，是一种阉割生殖器的残酷肉刑)，司马迁家境自给而已，哪有巨款赎罪！而受腐刑却要忍受比死刑还要难受的奇耻大辱。因此，他悲痛欲绝，想一死了之。他在《报任安书》中写道：“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如果自己就这样死去，继承父志、实现个人理想，进行历史著述的使命还没有完成，岂不是轻于鸿毛?他忽然觉得“勇者不必死节”。他还想起了历史上那些发愤之人。《太史公自序》道：“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美里，演《周易》；孔于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髌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这些曾经“受辱而不羞”并发愤著述的人物，给了司马迁极大的启示和力量。因此，为了写完《史记》，他毅然选择了宫刑，下“蚕室”，“就极刑而无愠色”。刑后不久，司马迁被赦出狱，做了中书令。这是一个掌管机要的要职，更能接近武帝。但在人们的心目中，司马迁已是一个“刑余之人”的宦者了，又受到不少人的忌妒和非议。这时，他的激愤简直莫可言喻，“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可是，由于事业心的驱使，他忍辱受诟，以惊人的毅力，继续埋首于他的著述，含辛茹苦，饱经沧桑，前后经过十八个寒暑，终于在他逝世前三年，完成了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史记》是司马迁毕生精力的结晶，是我国古代的一部光辉的历史著作和文学著作。司马迁死后，他的外孙杨恽把这部巨著公诸于世，最初叫《太史公书》。全书包括十二“本记”，十“表”、八“书”、二十“世家”、七十“列传”，共130篇。它的记事、上自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共三千多年的历史。在内容浩繁的记叙中，作者把强烈的爱憎感情和严谨的写实态度结合起来，既热情地讴歌了那些推动历史前进的英雄人物，包括秦末农民起义领袖和一些下层社会的人物，又大胆地揭露和讽刺了封建统治阶级，尤其是汉王朝统治集团的罪恶，写作态度真是“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很好地体现了他的史德和进步历史观。《史记》的纪传体例为司马迁首创，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史书的范例，自《汉书》到《明史》这二十三部史书，在体例上皆因袭仿效，概莫能外。所以清代史学家赵冀指出：“司马迁参酌古今，发起凡例，创为全史，……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

    《史记》确实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不朽巨著，是一部波澜壮阔、包罗万象、雄奇无比的史诗。同时，由于作者把人物活动当作历史的主要内容来叙述，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和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不仅真实地展现了广阔的社会历史的生动画面，而且具有扣人心弦的艺术魅力，成为我国文学的典范。《史记》作为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珍品，对后代史学和文学都产生了非常深远和巨大的影响。

    《史记》在世界史学史上也享有很高的地位，它保存了许多亚洲国家的重要史料。作为纪传体史书，还影响了日本、朝鲜、越南等东亚各国的正史，如《大日本史》、《三国史记》、《高丽史》和《大越史记》。许多篇章被译成外文。1956年，司马迁被列入世界文化名人的行列，足证中华民族文化之辉煌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