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景之治
佚名
文景之治
休养生息创盛世
无为而治致太平
历代统治者统治之术，无非内行法治，外示儒术，而西汉文景时期，以黄老“清静无为”之学说为指导思想致使天下太平、社会强盛，倒是鲜为其例。文景时期，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封建经济友展，“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可见，文景时期确实是一段太平盛世，而研究这一特殊指导思想，就更加趣味盎然。
秦汉以来，历代统治者除秦朝以严刑峻法治国外，其它历朝历代大都是外示儒术，内行法治，以外儒内法治天下。但是这其中有一个特例，那就是文景之治时期，两位皇帝在任其间皆奉行黄老之术，以无为致天下太平，创造了一段独特的太平盛世。至此，“无为而无不为”成为历代统治者追求的最高治世境界。文帝名叫刘恒，是刘邦的儿子，在位23年(前179一前157年)。景帝名叫刘启，是文帝的儿子，在位16年(前156一前141年)。文景统治40年，在历史上被称为“文景之治”。
文景时期，是西汉社会经济向上发展较快的时期。这个局面的出现，是在秦末农民起义推翻了秦王朝，打击了地主阶级统治之后造成的。汉初以来恢复和发展生产的休养生息政策，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并且收到一定的效果。
文景之治是大变乱之后的太平盛世，由于秦朝的残暴统治，以及秦末汉初的长期战争，使社会经济遭到严重摧残。汉朝建立后，面临着生产破坏，田园荒芜，户口大量减少等严重问题。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当时一石米值五千钱。史书记载当时的情况是：老百姓无法在田地上生产，到处是饥荒，发生人吃人的现象，死者过半。那时。连皇帝也弄不到四匹一样颜色的马来拉车子，将相有的只能坐牛车。面对着种形势，恢复和发展封建经济，成了巩固地主阶级统治的当务之急。由于—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是封建统治的基础，所以刘邦所采取的休养生息政策，实际上就是稳定小农经济，以巩固封建统治的政策。所谓与民休息的政策，是建立在“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指导之下的，“事逾顺，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用刑太亟；”因此，为了防止人民的反抗，他们主张“反秦之弊，与民休息”，实行以道家“无为”思想为特征的黄老政治，即“无欲以静，天下将自定”；或“将欲夺之，必因与之”；黄老学说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所谓“寂若无治国之意，漠若无忧民之心，然天治”。文景两代，大力推行这一政策，适应了封建经济的发展。
文帝曾经下诏说：“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意思是说，农业是天下的根本，治理国家没有比它更重要的了。为了发展农业生产，他采取的办法，首先是减轻田租。有时把原来的十五税—，改成“三十而税一”，有时甚至“除民田之租税”。即免收田租：，景帝时还把田租“三十税一”正式定为制度。人头税也有所减轻：，汉代人头税称为算赋，年十五岁到五十六岁，每人每年交纳一百二十钱。文帝时曾减为四十钱。徭役也有所减轻。文帝时把原为一年服役—个月的办法，改为“三年而一事”。文帝对役使民力也比较慎重。有一次，他想盖一所露台，召来工匠估算，要花费黄金一百斤，约合中等人家十家的家产。文帝觉得费用太高，就把这项营建的计划取消了。文景时还“—再下令，让居住在长安的列侯，回到自己的封国，以免“戍卒给输费苦”，即免去往来运输所用的费用。这就是文景时期的“轻徭薄赋”。
与此同时，还在刑罚方面有所减轻。文帝时，作了两点改变：一是废除连坐收孥法，即对犯罪人的全家老小不再一同治罪，对犯罪人的妻、子不再罚作奴婢；二是废除肉刑，即当黥(在脸上刺字)者改为城旦舂(男子修城，妇子舂米)，当劓(割去鼻子)者笞(杖打)三百，当斩左趾者笞五百。景帝时又减轻了笞刑。这就是文景时期的“刑罚大省”。
肉刑是死刑之外的最残酷的刑法，关于汉景帝废除肉刑，还有一个故事：
齐国临淄有一个读书人叫淳于意，曾在齐国做过官。他医术高明，名气也很大，但有一次他给一个大商人的妻子看病，非但没治好，反而没有几天病人就死了。大商人告淳于意是庸医杀人，地方官判了淳于意肉刑。由于他曾在齐国做过太仓令的官，所以要被解到长安受刑。
淳于意一行一到长安，他的小女儿缇萦，就跑到未央宫门口，要求进见皇帝，为父伸冤。守门的官吏不准她进去，她就让守门人转呈汉文帝一封信。信中说：“我是原齐国太仓令淳于意的小女儿缇萦。我父亲做官时，齐国人都说他清廉正直。现在他犯了罪，被判处肉刑。我替我父亲伤心，也替其他受刑的人伤心。人死不能再生，受了肉刑的人即使想改过自新也不能了。我情愿给官府做奴婢，替我父亲赎罪，让他有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汉文帝看了缇萦的信，不仅为缇萦的一片孝心所感动，同时也感到肉刑太不合理。于是他就对大臣们说：“人犯了法应该处罚，这是对的。受了罚，可以使他从中得到教训，以后改过，重新做人。可是现在惩办犯人，在他们的脸上刺字，或者毁坏他们的肢体，使他们无法再改过自新。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他要求大臣们商定一个代替肉刑的办法，于是就规定了用打板子代替的办法。汉景帝继位后，又先后两次减少了打板子的次数。最后笞三百的打一百，笞五百的打二百，并规定了板子的长度和宽度，而且只准打屁股，不准打其他部位；行刑的人途中也不准换人。此后受笞刑的人才不至被打死。
文景时期还平定了同姓王的叛乱，加强了中央集权。汉高祖刘邦统一之后，为了巩固中央集权，曾封了一些同姓王。到文帝时期，各国的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人口数也有很大增长，原来每郡人口数最多仅达万人左右，这时则增加到四、五万人之多。经济力量最强的吴国所铸的钱币流通全国。
渐渐强大起来的同姓王，对刚刚为大臣所拥立的文帝表示轻蔑，对朝廷态度非常傲慢。甚至有的乘隙举兵叛乱。刘章死后，他的弟弟刘兴居(济北王)于文帝三年(前177年)乘匈奴大举南犯，文帝亲征至高奴之际，起兵攻荥阳。不久，刘兴居失败被迫自杀。隔两年，最为骄横的淮南王刘长遣与棘蒲侯柴武太子在谷口举兵反叛，失败后，刘长遣被流放而死。文帝力谋加强皇帝的权力。他一面对周勃、灌婴等旧臣加以抑制；一面下诏郡国，察举贤良正直的人到朝中任事。他十分注意推行黄老方针，(即“无为而治、清静无为”的方针)，恢复生产，稳定统治。对于日渐强横的同姓王则恩威并施，制裁一切反叛者，而对于一些反形未露的诸侯王则加以安抚。如吴王刘濞称病不朝，即赐几杖，以示优容。
但是，汉景帝时期．吴王刘濞终于纠集楚、赵等七个诸侯国，于公元前154年发动叛乱，史称“七国之乱”。景帝任命周亚夫为太尉统兵东征。周亚夫为避开叛军伏兵，乘车出武关快速到达洛阳，发兵分路进击。他命令梁王武(景帝弟)坚守睢阳，然后遣轻骑出淮泗口(今江苏清河)切断叛军粮道，以瓦解叛军的进攻。仅三个月即基本平定叛乱。赵王遂拒守邯郸达七个月之久，最后亦被引水攻破。失败的诸王大都畏罪自杀或受到严厉制裁。对诸侯王斗争的胜利，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有利于统一的政治经济政策顺利推行。
文景时期还奖励兴修水利。蜀郡太守文翁穿煎江(今四川清白江)口溉田数百顷，使巴蜀进一步得到发展。还有文景时期和后来修建的漕渠、白渠、龙首渠等。文景时期对黄河也进行了治理。公元168年，酸枣(今河南延津西南)决口，文帝立即派兵堵塞。到汉武帝时期，基本上治理好了黄河。
恩格斯曾指出：政治权力如果“按合乎规律的经济发展的精神和方向起作用”，“经济发展就加速了。”汉初以来，特别是文景时期的政治权力，正是在某种程度上按照合乎封建经济发展的方向起作用的，所以，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就快一些。黄老哲学“无为而治”的指导思想，恰好符合了西汉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黄老政治，实质是有所为而有所不为。有所为如加强中央集权、发展经济等措施都是“有为”之举；有所不为是指统治者不从一己好恶出发，滥使民力、奢侈享受、兴兵作战等。黄老政治实行的结果，到文景时期西汉封建统治稳定下来，所谓“故建文景四五世间，流民既归，户口亦息。”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也说：“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禀庾皆满(谷仓都满了)，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穿钱的绳子朽断了，无法计算钱的数量)；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可见，“文景之治”确实是在“无为而无不为”思想指导下的一个太平盛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