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尊儒术

佚名   
         独尊儒术

倡一尊犹如焚书

黜百家恰似坑人

    汉武帝时期随着国力强盛，黄老之学已不适应统治需要。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政策实际和“焚书坑儒”如出一辙，只不过汉武帝以更巧妙的官方认可的方式推行文化专制主义的政策，使儒学定于一尊，成为两千年封建专制文化的模本。

    公元前140年，具有雄才伟略的刘彻登上了汉家王朝的皇帝宝座，他就是汉武帝。当时的西汉王朝，历经高祖刘邦、惠帝刘盈、文帝刘恒、景帝刘启近70年的治理，已经医好了战争的创伤，特别是文、景两代皇帝，信奉无为而治的黄老哲学，推行与民休息的政策，轻徭薄赋，宽缓刑罚，西汉王朝呈现出一片太平盛世之景。然而，就在这一片升平景象里，也蕴藏着社会危机。首先是北方的匈奴人，常常侵犯边界，甚至深入内地，杀掠人民，掠夺财产。汉虽嫁以公主，赂以财物，也不能制止他们南下侵扰；其次是国内的诸侯王尚有较大的势力，地方豪强、不轨之民仍武断乡里。雄才大略的年青皇帝，很想凭借着强盛的国力，大干一番，却苦于“无为而治”的信条，束缚住他的手脚。于是他下诏命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上书应对“古今治道”，讨论治国的方针。全国应对的贤良共100多人，包括法家、儒家和纵横家等学派的代表人物。汉武帝与诸位公卿大臣，将一篇篇奏章仔细阅过，认真讨论每篇奏章的优劣。在众多的奏章中，有一篇令汉武帝阅后不禁拍案叫绝，诸位王公大臣阅后也连连叫好，于是将其定为天下并立即传作者进殿，汉武帝又问了他两个问题，作者再上两道奏章作答，这三篇奏章，又称”天人三策”，深得汉武帝嘉许。奏章中的内容，后来就成为汉武帝治国指导思想，对整个西汉、以至对西汉后的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文化都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而其作者，便是汉代的儒学宗师董仲舒。他的建议——独尊儒术，成为影响2000年封建文化的决策。

    董仲舒(约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04年)，广川(今河北枣强)人，是西汉中期儒家春秋公羊学派的大师，著有《春秋繁露》等书。他自小攻读《春秋》，晚年聚众讲学，由于读书专心致志，留下了“三年不窥(花)园”的记载。景帝时他曾做过博士宫。到武帝时期，他未在中央任职，只做过地方上封国的相，还曾一度入狱。但他的名声很大，晚年退居在家．朝廷每有“大议，”还常常派使者“就其家问之”。董仲舒是汉代今文经学的创始人，本来不过是儒家一个支派，由于他的思想体系正好适应西汉中期的政治需要，得到了发扬推广的机会，因而成了儒家正宗。

    董仲舒看到统一集权是大势所趋，又是汉武帝的要求，便在儒家的经典《春秋》中寻找理论根据：“《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他宣称《春秋》提倡的大一统思想是最高的真理，谁也不能违抗。他又进一步发挥说：“君人(皇帝)者，国之元(唯一集中点)也”，主张大一统要统到皇帝身上，因而要绝对“尊君”。君上和臣民的关系．是干和枝的关系，是本和末的关系，应该“强干弱枝．大本小末”，主次关系，不容颠倒。董仲舒还说，君主阳，臣主阴，阳永远居主位，阴永远列次位。君臣的上下尊卑关系，当然也要固定不变。董仲舒是以儒家学说为主体，把儒、法、阴阳五行，按需而取，揉合一处，为西汉统治者加强集权，提供了成套的理论根据。

    政治上加强集权，反映到思想上便是要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有鉴于此，在他的《举贤良对策》中，正式向汉武帝具体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这种运用政权的强制力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虽然没说要焚书坑人，但强行统一思想意识的想法，与秦始皇并无二致。如果有不同，只是打击对象已经不是儒家，而是反过来指向儒家以外的诸子百家了。董仲舒的目的，是用儒学统一地主阶级的步调，加强对人民的防范、控制。这正是汉武帝日夜焦虑的问题，自然一拍即合。从此，儒术取得了独尊的地位，并长期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

    董仲舒还进一步发挥了“天人合一”的思想。他把“天”说成是最高主宰，而且象人一样，是有意志的，有感情的。皇帝则是代表天意，君临天下百姓的，当然至高至尊而不可违抗。他提出的这种君权天授的理论，给封建统治披上了神的外衣，借天上的神权来维护地上的皇权。在政治统治所采用的“刑”、“德”之间，董仲舒认为，统治者应以德为主，以刑为辅。可见董仲舒并不单纯提倡德治，而且重视刑法。他本人就熟娴汉法．并且用《春秋》的语义作为断狱根据，亲自判过200多宗案子。

    董仲舒还提出了“三纲”理论，并且附会予“天意”。他认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而臣“王道之三纲，可求之于天”。从他的“三纲”思想来看，君为臣纲，是为政权；父为子纲，是为族权；夫为妻纲，是为夫权。而这三纲，又“可求之于天”，是天的意志，天的安排，最后统一到神权之上，说这一套理论是永恒不变的，“天不变，道亦不变”。这一思想，后来便成为2，000年封建社会“纲常名教”的基本理论。毛泽东同志曾指出神权、政权、族权、夫权，是束缚农民阶级的四条“极大的绳索”。

    董仲舒根据教育是统治阶级重要工具的思想，认为君主的重要职责是实施教化，而教化必须有具体的措施，要有实施教化的制度和机构。他认识到要巩固统治阶级的统治，需要大批符合统治阶级要求的贤才，因此他建议汉武帝“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土”，得到赞同。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正式建立了太学。从此，太学遂成为我国古代培养人才的最高学府。这种培养人才的形式经董仲舒建议而确立，为历代教育奠定了基础。它网罗了大批优秀的士人，在这里经过培养和学习，成为符合统治阶级要求的人才而被派往各级政府机构，为有效地治理国家服务。太学之外、又在地方郡国设郡国学，在这些学校里讲授的内容也都是儒家经典。这种通过兴办学校来培养人才的方式，不仅对我国，而且对世界的教育制度都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董仲舒还完善了选举制度。他认为欲推行教化和获得贤才，还必须改革和完善选举制度。因为当时各级官吏大部分是通过“任子”、“纳赀”和“积久以致官“的途径来选拔的。所谓“任子”，就是指门荫，只要父亲任大宫，自己的儿子就可做官；所谓“纳赀”，便是拿钱买官做；所谓“积久以致官”，就是小吏凭年资便可升为官。董仲舒认为这些都不是选贤举能的办法，都是造成官吏腐败的原因。因此，他建议由诸侯、郡守、二千石官每年从其所属吏民子弟中选送二人，这些被选的人必须是真正的贤人，推选的官吏对被选之人负有责任。假若推举不贤，推选的官吏要受责罚。这样，一方面可使政府获得真正的“贤人”；—方面又可给读书人树立榜样。因为所举之人一定是饱读儒家经典的人。汉武帝接受了他的建议，于公元前134年，下令各郡国举孝廉一人。从此，两汉的察举便形成了制度，一直沿用至隋唐科举制产生之前。

    董仲舒的独尊儒术，通过兴办学校培养儒学人才，通过选官制度鼓励学习儒学，经汉武帝的批准，成为官方思想制度，奠定了历代封建王朝统治思想的基础，成为影响2，000年封建文化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