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铁会议

佚名   
         盐铁会议

汉代财经大辩论

封建政治一顽症

    中国古代治国理论很多，但多从政治、修身、宗教的方面起讲，从经济方面谈论国家的大政方针，则非《盐铁论》莫属。该书实为我国古代财政理论名著。

    汉武帝统治时期，因对匈奴用兵，国家财政不敷，他采用了当时著名的理财家，御史桑弘羊的主张，实施盐铁官营、均输、平准、榷酤，统一铸币等政策，”建本抑末”，打击工商业主和豪强势力，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从而保证了反击匈奴、开拓国境工作的进行，这是有历史功绩的。

    但是汉武帝实施这些政策，是通过利用一些大工商业主进行的。如任用大盐铁商东郭咸阳、孔仅等为大农盐铁丞，主管盐铁。这必然带来一定的弊端。他们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垄断市场，欺行霸市、操纵国计民生，损公肥私，逐步形成一批掌握官府经济实权的“豪吏”“贵人”，即所谓“官商”。并且，商人和官吏相互勾结，“积货储物”，“收贱以取贵”，“腾跃”物价牟取暴利，迅猛发展起一批暴发户，所谓“庶人富者”。

    武帝晚期以来，国力消耗太大，政府控制不力，当时社会“大臣擅权而断击，豪猾多党而侵陵”，官僚、地主、工商相互勾结，汇合成一股新的兼并、掠夺、残害黎民的势力，黎民百姓的徭投、兵役负担极其沉重，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农民迅速破产，大量流亡，阶级矛盾激化，不断爆发农民起义，武帝颁布了残暴的“沉命法”，进行血腥镇压，统治者面临着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在这样的形势下，武帝被迫颁布了轮台诏令，停止对外穷兵黩武和对内高压屠杀，实行对外防御，对内禁止横征暴敛、乱捕滥杀，与民“休息”，恢复生产的推行，但并没有政策上的根本转变。

    公元前81年(昭帝始元六年)，汉政府以“问民间所疾苦”为名，召开了盐铁会议。这次会议是谏大夫杜延年鉴于当时国内形势向当时执政的大将军霍光提议并经同意召开的。这是在武帝之后，为缓和阶级矛盾，发展经济，解决武帝晚年遗留下来的社会、政治问题，图谋摆脱困境的—次会议。它解决了轮台诏令触及而未解决的问题，较大地超越了诏令的范围，标志武昭之际内外政策的重大转变。

    当时，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代表的一方，坚持继续武帝时施行的盐铁、均输、酒榷等政策，并加强对农民的严酷统治和血腥镇压。以征召的文学贤良为另一方，主张罢盐铁，均输，酒榷等，对农民实行让步、改良的政治，以缓和矛盾，巩固统治。这是双方争论的焦点，但又不是一次单纯关于几项经济政策争论的会议．涉及到一系列重大政策方针和指导思想的问题，即究竟采用什么方式和理论，去解决当时的政治经济危机，以加强统治的问题。宣帝时，汝南人桓宽根据当时会议的记录，整理成《盐铁论》一书，记载我国古代这次罕见的有关国家重大政策问题的辩论会。桓宽在政治上倾向贤良文学，但他比较客观地记述了双方的言论和主张，为研究西汉中叶的经济政策和桑弘羊的经济思想保存了丰富的史料。

    “本末”问题是双方围绕盐铁、均输、酒榷等政策展开争论的第一个问题、也是根本问题。这时双方争论的“本末”问题和先秦法家所谓的“强本抑未”已不尽相同。双方所谓的“末”，都着重是指盐铁、均榆、平准、榷酤等政府控制的经济。文学贤良主张“崇本退未”，就是要著重罢退官府经济，大夫主张“本末并利”，实则要继续维护官府经济。其实质是关于官营经济的争论，即在不同时期，官营经济的大小、强弱问题，涉及到封建经济体制问题，但他们并没意识到这一点，而是从统治手法入手去看待的。

    文学贤良从民所疾苦入手，不但对掌握官府经济实权的“贵人”“豪吏”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谴责他们垄断盐铁，酒酤，操纵国计民生，还揭露了大小官吏从盐铁、均输等措施中掠夺、积聚了大量财富，给人民带来灾难，“公卿积亿万，大夫积千金，士积百金，利已并财以聚，百姓寒苦、流离于路”。文学贤良要求剥夺他们垄断、操纵经济的特权，限制他们的财富和奢侈淫佚的生活，认为这样就能使农民男耕女织的小生产经济免除官府和大工商经济的排挤、压力，重行新的“节俭”，“敦朴”社会风尚。他们说：“方今公卿大夫子孙诚能节车舆，适衣服，躬亲节俭，率以敦朴，罢园池，损田宅．内无事乎市利，外无事乎山泽，农夫有所施其功，女工有所鬻其丝”。这反映了农民、小手工业者的观点和愿望。

    文学贤良还揭露了盐铁、均输等官府经济的许多弊病，指出：“县官作铁器，多苦恶，用费不省，卒徒烦而力作不尽”；“多为大器，务应员程、不给民用””割草不痛，是以农夫作剧，得获者少，百姓苦之矣”；“盐铁商贾，百姓不便。负民或木耕手耨，土梭淡食；”“行奸卖平、农民重苦，女工再税，未见输之均也”．“轻贾奸吏收贱以取贵，未见准之平也”。盐铁、均输、平准等措施这时已完全失去了起初”建本抑末”的积极作用，成为“奸吏”，“豪商”盘剥人民的工具，对人民生产生活带来严重危机，成为当时激化阶级矛盾，加剧社会政治、经济危机的严重问题。

    文学贤良主张“崇本退末”，阐述了他们的具体方案：“罢盐铁，退权利、分土地，趣本业，养桑麻，尽地力也”，说：“理民之道，在于节用尚本，分土井田而已”，认为统治者“寡功节用则民自富，如是则水旱不能忧，凶年不能累也”，要求减少徭役征发，去掉奢侈糜费。使农民有较多的人力、物力从事生产，以抵御水旱灾年。所谓“分土并田”，就是维护男耕女织的自耕农经济，分给流民土地，使他们重新固着在土地上，为封建政府提供剩余产品和剩余劳动。这实际仍是以解救民之疾苦为由，寻找怎样完成对人民控制的主张。从社会发展的长远历史观点来看，这种主张是缺乏眼光的。

    以桑弘羊为代表的御史、丞相史这一方则持完全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也?”他们嘲笑农民之贫蔽，认为商业是财富的来源，说“商贾之富或累万金，追利乘羡之所致也”；赞美大都市“富冠海内”，“无非街衢五通，商贾之所臻，万物之所殖者”，然而“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农业对此并无作用。所以他们强调“富在术数，不在劳身；势在利居，不在力耕也”。这是露骨的“重本贱末”的理论，是为大工商、大地主、大官僚牟取暴利，发财致富进行鼓吹和说解的理论，反映了这些阶层对金钱和财富狂热追逐的愿望，其片面性显而易见。

    大夫等激烈反对所谓“退末”的主张，认为这“损上徇下，亏主而适臣“，将使“利归于下，而县官无可为者，”强调“本末并利，上下俱足”。这是有道理的，但面对当时社会情况及争论的局势，却体现为保护弊端百出的官府经济，维护“官司”、“奸吏”的既得利益，保持当时上足下不足，“利已并财以聚，百姓寒苦”的严重腐败局面。因过分强调封建国家利益而不恤下情，这是大夫主张的弊端。他们只是提出要对掌管盐铁、均输等措施的官吏进行整顿，要“广进贤之途，练择守尉，不待去盐铁而安民也”，但在封建政府统治的时代，制度不改变，腐朽的上层“公卿”，“贵人”不改变，仅靠“选择守尉”，又怎么能解决问题?所以大夫整顿盐铁官吏，以改善官府经济的腐败状况，是常常会落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