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锢之祸
佚名
党锢之祸
外戚宦官专权
党人殊死抗拒
“臣听说关于朋党的议论，自古就有了；只是希望君主要区别正人君子的朋党，还是邪恶小人的朋党”。
“后汉时，把天下的名士囚禁起来，看成是‘党人’，等到黄巾起事，汉朝皇室大乱，方才悔悟，把关押的党人全部释放，但是局势已经是不可挽救了。”
这是大文学家欧阳修议论朋党的几段话。作为皇帝贴身奴仆的宦官，擅权之弊彰著；封建士大夫因反对宦官而被囚、被锢以至终身不得做官的史例，非独东汉一朝。
党锢之祸，士人与宦官斗争的惨烈．至今读来仍让人心悸。
东汉的皇帝除明帝、章帝外，几乎都在幼年继位。因而每一代开始时，总是由皇太后临朝称制。这些年青的皇太后，要掌握封建国家的专制权力，只能依靠两种人，一种是她的娘家人，即外戚：另一种是她身边的奴才，即宦官。而大多数的政府官员则被冷落一边，因为年青的皇太后长居深宫同文武百官非常疏远：这样就形成了东汉中后期反常的历史现象——外戚宦官交替，擅权专断，其中尤以宦官专权为害最烈，形成东汉王朝最黑暗的历史时期。
汉和帝时，外戚窦氏掌握实权，骄纵不法、窦氏的薰灼权势，和日益长大的皇帝终于发生了矛盾。汉和帝在宦官郑众的帮助下，诛灭了窦氏势力。郑众因功封侯，参予了政事，宦官势力开始增长起来。
顺帝死后，梁太后临朝，梁氏外戚势力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其中权势最重的是大将军梁冀，年幼的质帝说了他一句“跋扈将军”，就被毒死。梁冀与宦官曹腾合谋，扶立尚未成年而又昏庸无能的桓帝。当时朝廷的大小政事都由他决定，地方贡品，要先把上等的送给梁冀，然后才把次一等的献给皇帝。专横暴虐达到了极点。桓帝跟五个宦官密谋采取行动。在密商大计时，桓帝曾把一位名单超的宦官咬臂出血，作为盟誓。他跟宦官已摆脱了君臣名分，简直如同黑社会结盟。所以在杀掉梁冀，并把梁氏全族屠杀之后，参与密谋的五个宦官单超、左篙、徐磺、具瑗、唐衡，一齐受封为一等侯爵，世称“五侯”，又封另外八个宦官为二等侯爵，从此宦官势力大大嚣张，几乎达到独霸朝政的地步。宦官的淫威，使得“中外服从，上下屏气”。顺从他们的，可以青云直上“光宠三族”；背逆他们的，就会遭到“参夷五宗”之惨祸。他们作威作福，残害人民。单超早死，四侯专横，民间称他们是“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堕。”徐磺的侄儿徐宣为下邳令，因求故太守李高女不得。徐宣就派几个人把李家女儿抢来，叫人把她绑在柱子上，毒打一顿、后又一边喝酒，一边用箭把人射死。对堂堂政府官吏的家属，尚敢如此，对于百姓可想而知。
外戚宦官的腐朽黑暗统治，使东汉王朝面临崩溃的边缘。在此深重的社会危机面前，统治阶级中有一部分人开始对东汉政权的前途感到忧虑。他们要求改革政治，废除外戚宦官专权，维系东汉王朝摇摇欲坠的统治。
反对外戚宦官的营垒，以一部分开明的官僚为主体，还有一些太学生和郡国生徒。其中以陈蕃、李膺、窦武、范滂等为代表，数量众多，他们互相激扬声名，裁量执政，品评人物，对外戚宦官进行猛烈的攻击。宦官集团同时也施展手段，罗织罪名，对他们加以迫害。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党锢之祸”。
桓帝在位时，前期是梁冀专制，后期则五侯横暴，官僚和太学生与外戚宦官的斗争，从一开始就非常激烈。
梁冀专权，围绕立桓帝问题，进行了多次较量，最后梁冀杀了反对派领袖李固、杜乔。梁氏败后，桓帝又被宦官所挟制，这就进一步引起了一部分官僚、太学生的愤怒。白马令李云对此公开揭露，触犯了宦官们的忌讳，被逮捕下狱。另一官员杜众对李云以忠谏获罪，表示同情，又上书说愿与李云同日死。
李固、杜乔和李云、杜众的斗争，得到了社会上的普遍同情，前后李杜之名，声满天下。桓帝后期，宦官集团独霸政权。在这种背景下，涌现出一大批以清高自守、敢于抨击宦官势力的反对派人物。在反对宦官集团的斗争中，李膺成为著名领袖。当时有人告发宦官张让的兄弟张朔。时为野王令的张朔知道司隶校尉李膺的历害，就离开野王县，逃到京师他哥哥张让家里。李膺听到这个风声，亲自带领公人去张让家搜查；最后发现他躲在中间有夹道的墙壁里。搜出以后审讯处死。许多宦官害怕李膺，不敢走出宫门。李膺敢于打击当权的宦官，名声越来越大，士大夫如能得到他的接待，被认为是莫大的荣誉，称之为“登龙门”。他与太尉陈蕃、南阳太守王畅都受到士大夫阶层的敬重，在太学生中，流传说：“天下楷模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
以李膺、陈蕃等为首的反宦官斗争引起了宦官集团的嫉恨。公元166年，宦官派人诬告李膺与太学生及郡国生徒朋比为奸，“诽讪朝廷，疑乱风俗”。桓帝本来已经恨透了那些批评朝廷的儒生官僚，于是诏令全国，逮捕“党人”，收执李膺等二百余人。太尉陈蕃看了党人的名单，都是天下知名之士，他不肯签署，并且上了一个奏章替党人们辩护，结果被免职。这批党人不审问，也不定罪，监押一年多。第二年，桓帝下诏，把党人赦归乡里，禁锢终身，不得做官。这就是第一次“党锢之祸”。李膺等人虽然遭到压制，但是他们却获得社会上广泛的同情，如范滂离开洛阳返回家乡时，“汝南、南阳士大夫迎之者车数千辆”。
公元167年，桓帝死，灵帝继佐，窦皇后为太后，太后父窦武为大将军辅政，陈蕃为太尉。窦武嫉恶宦官专宠，遂与陈蕃合作，起用被禁锢的“党人”，李膺等人重又参预朝政，打算一举消灭宦官势力。但窦皇后犹豫不决，事机泄露。宦官曹节、王甫先发制人，伪造诏书，挟持窦皇后，率军剿杀窦武。两军对阵，窦武寡不敌众，被迫自杀。陈蕃当时年已70多岁，听到大难发生，率领他的属吏和生徒80多人，一起拔刀突入承明门，捋袖伸臂大声喊：“大将军以忠心保卫国家，黄门忤逆反叛，怎么说窦氏无道无义!”王甫命令逮捕陈蕃，陈蕃拔剑叱骂王甫，王甫手下的兵士不敢接近他，就增加人将他包围十几层，最后捕杀，陈蕃的宗族、门生、故吏都遭到杀害、罢免和禁锢。李膺等人因为当时没跟陈蕃、窦武在一起，被从宽处罚，削职为民。他们不畏生死反抗强暴，为民请命，受人赞誉，被称为天下名士的楷模。
公元169年，宦官侯览使人诬告张俭结党谋反，曹节又乘机上奏14岁的灵帝，蒙骗灵帝下诏去消灭党人。
逮捕党人的诏书一下来，天下大乱。颍川襄城的一些士人得到了这个消息，慌忙跑到李膺家里，催他赶快逃走。李膺回答：“事君不推辞灾难，有罪过不逃避刑罚，这是为臣的气节。我年纪已经60，死和生自有命运摆布，逃走又到哪里去?”于是就自动到了诏狱．被拷掠而死。
逮捕名士范滂的汝南督邮不忍心加害范滂。范滂知道后亲自去县里投案。县令也不愿逮捕他，要弃去官印同范滂一起逃跑。他对范滂说：“天下这么大，哪儿不能去，您何必自投罗网?”范滂不愿连累别人，情愿入监。县令只好派人去请范滂的母亲来跟儿子见上—面。范滂的母亲勉励儿子说”汝今得与李杜(李膺杜密)齐名，死亦何恨?”后来范滂死在监狱里，时年33岁。人民群众同情和支持被宦官集团迫害的所谓党人，某些党人逃亡时，“望风投止”、许多人“破家相容。”这说明，宦官代表了封建社会最腐败的专制势力，反对宦官专权、客观上反映了全国绝大多数人们的利益。
公元172年，窦太后死，有人在洛阳朱雀阙上书写反对宦官专权的文字，宦官集团又一次四出搜捕“党人”及太学诸生千余人。
176年，永昌太守曹鸾上书灵帝，为党人鸣冤，希望解除党禁。奏章道：“党人之中有的德高望重，有的是济世英才，他们都可以做王室的助手。老把他们禁锢，上天也不会原谅。现在水灾、旱灾连年不断，这是上天的警告。皇上应当大发洪恩，免了党人的罪，才能应天顺民”。不想此举反而激怒了灵帝，除将曹鸾拷打致死，还下令全国，党人五服以内的亲属及门生、故吏、凡有官职者，全部免官禁锢，进一步扩大了迫害士人的范围。这就是第二次党锢。在这次党狱中，一下子杀了100多名士人，被禁锢者六、七百人，太学生被捕1000多人，士人力量受到惨重打击，宦官的疯狂反扑取得绝对胜利。这次党锢继续了十几年，直到公元184年黄巾大起义后，东汉政府才宣布赦免“党人”，起用他们去镇压农民军。
东汉外戚宦官专权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封建统治最黑暗的一页。封建士大夫势力反对外戚宦官，除了忧国忧民，及挽救东汉政权危机的共同出发点外，一个直接的原因是外戚宦官专权堵塞了他们的政治出路。他们挺身而出、敢于斗争、英勇不屈，值得后人怀念，也符合大多数人们的愿望和历史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