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衡》
佚名
《论衡》
疾虚妄古之实论
讥世讽俗之异书
大凡一个时代的社会思潮失却理性，走向极端，必有有识之士会挺身而出，做当头棒喝。王充就是这样一位学者。他的巨著《论衡》猛烈抨击盛行一时的谶纬神学，并尝试用科学、唯物的观点审视历史、探究上及宇宙、下至人生的种种问题，其见解之精辟，认识之深刻，探索之勇气，至今读来犹让人敬服。
《论衡》一书是东汉前期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用二十年时间撰写的一部思辩色彩极浓的哲学著作。是我国古代唯物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论衡》内容丰富博杂，“上自黄、唐、下臻泰、汉而来”，“幼老生死古今，罔不详该”。可谓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论著；王充认为他的著作“折衷以圣道，析理于通材，如衡之平，如鉴之开”，他说：“《论衡》．论之平也。”又说：“《论衡》者，所以谈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也。”故而他将书取名为《论衡》。
王充及其生活时代
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县)人，生于汉光武帝建武三年(公元27年)，卒于汉和帝永元中(公大89一104年)，终午70岁左右。
王充出身于“细族孤门”，祖辈以“农桑为业”，“以贾贩为事”、具有反抗不平的传统“任侠”精神。这种精神在王充身上也有体现。他自幼聪明，6岁开始识字，8岁开始入学馆读书，后因品学兼优，被保送到京师太学深造，师从著名史学家、古文经学家班彪。据《后汉书·王充传》记载，他“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
年青时代的博览群书为王充一生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不仅钻研经史，还对当时的天文学、医学、气象学等自然科学做了很深入的研究，其研究成果在他所著的《论衡》一书中均有具体体现。如他为了驳斥当时的阴阳迷信说法，对日蚀月蚀、雷电的实质、雨的形成、虫灾兽害等问题都做了较科学的说明，言之有据，很有说服力，对当时的腐儒不啻迎头痛击。
王充在洛阳游学的时间长达十六、七年之久。洛阳当时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思想斗争的中心，这一时期的经历，也为他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王充大约32岁以后，返回故乡，担任上虞县掾功曹。不久升任会稽郡都尉府掾功曹、郡太守五官功曹从事(即五官掾)。职位升迁后，王充怀着满腔的热情，很想舒展他的政治抱负。那时适逢郡国连年灾早，物价奇高，农民流离失所，但贵族亲家却奢纵无度。王充建议郡太守禁绝奢侈，以备困乏，但其建议却没有被采纳。会稽素来是粮食主要产区．酿酒业盛行，但在灾早之年，应该加以限制，以节约粮食。王充为此又建议郡太守禁止酿酒，结果仍未被采纳。王充终因政治主张与官僚们不合，被“贬黜抑屈”，离开了五官功曹的职位。当王充从县功曹提升为都尉府禄功曹和郡太守五官功曹时，一些趋炎附势的亲朋故旧，争相奔走于门下。而王充废退穷居时，立刻又对他白眼相看。王充对这种人深恶痛绝，于是写了一部《讥俗节义》，对当时的黑暗现象、人情冷暖作了深刻的揭露和讽刺。
从汉明帝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春计始，一直到建初五年(公元80年)，连年旱涝疾疫不断，农民流离失所。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王充对此十分关注，并写了一部名为《政务》的著作，批评当时的封建统治者“徒欲治人，不得其道”。可惜此书已失传。
完成《讥俗节义》、《政务》之后，王充开始集中精力写作《论衡》。他先写了《逢遇》、《幸偶》等一系列篇章，接着又写厂《谈天》、《说日》、《九虚》、《三增》等篇章，对当时盛行的天人感应论和谶纬迷信进行了全面批判。这时的王充“贫无一亩庇身”，以教书授学为生。然而生活上的困厄永远压不垮他，“居贫苦而志不倦”，“幽处独居，考论实虚”便是他30年来写作生涯的写照。到汉章帝元和三年(公元86年)，他基本上完成了《论衡》的写作。当时王充已经60岁了。就在这一年，王充应扬州刺史董勤的征辟到扬州担任刺史府的治中从事。他在《论衡·自纪篇》中说这一时期的生活是“材大任小，职在刺割，笔札之思，历年寝废”。意为本人虽有雄才大略，却只能辅佐刺史割断政事。由于繁琐的公务占去了他全部的时间，连写作也被迫停止了。汉章帝章和二年(公元朋年)，王充罢州还家。他的挚友钜鹿郡太守谢夷吾得知他已回家，特地上书汉章帝荐举他。荐表中说：“充之天才，非学所加，虽前世孟轲、孙卿，近汉扬雄、刘向、司马迁，不能过也”(《后汉书·王充传》注引《谢承书》)。汉章帝特诏公车署派员到会稽征召王充，他以老病为辞，没有奉诏应征。
王充自从扬州返回故乡以后，除了对《论衡》作最后的修改定稿，编定目次，写作序言《对作》之外，还写了一部养生保健方面的书——《养性》。此后，在贫病交迫的状况中，他又写了自传性的文章，即《论衡·自纪篇》。从这篇文章末尾的口气看来，当是他的绝笔。
王充一生历经光武帝、明帝、章帝、和帝四朝。这一时期，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正是日趋强大的时期，门阀士族把持了东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大权。在思想政策上则全盘继承了自汉武帝以来，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圣人天知等唯心主义神学思想。特别是光武帝当初起兵时曾利用谶纬“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等，为自己登上皇位大造舆论，所以他做了皇帝以后“尤信谶纬”。
所谓“谶”，是宗教迷信的预言书，假托是“天神”的启示。符合“天意”“天命”所以又叫作“符”或“符命”。有的“谶书”是染成绿色的，所以又叫作“符箓”。上面有图有字，故又叫作“图谶”。“纬”是用神学观点来解释儒家经书的书。如《汜历枢》就是解释《诗经》的纬书，《考灵曜》是解释《尚书》的纬书，《含文嘉》是礼纬，《稽览图》是易纬，《文命道》是春秋纬，这些纬书都有一个离奇怪诞的书名，含义诡秘，以增强其内容的神秘性。
由于统治者以儒学和谶纬做为统治思想，提倡凡事以图谶决疑，因而谶纬迷信盛行一时，当时的士人以“学通五经，兼晓谶录”为荣。许多钻营之徒利用谶纬符瑞而忝列人巨，封妻荫子，当时流行着“遗子满篓金，不如教‘一经”，“经术苟明．取金紫如拾芥”的话，便是这一现象的写照。
到明、章二帝时期，更加大力提倡谶纬。建初四年(公元79年)，汉章帝刘坦在洛阳主持召开了由“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参加的白虎观会议，讨论五经异同，对谶纬迷信和儒家经书的合流，作了全面总结。这就是流传后世的著名的《白虎道义》一书。这是一部自董仲舒以来今文经学派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哲学思想合流的集大成之作，是对东汉前期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集中论述，也是汉代儒学大成的官方法典。在这种背景之下，在一些代表中小地主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中产生了与官方统治思想相对立的“异端”学派。著名的无神论者桓谭就曾向光武帝刘秀提出过治国应“以仁义正道为本”反对以“奇怪虚涎”治世的主张。由于他极言“谶纬之非经”，被光武帝斥为“非圣无法”，险些被斩首，最终忧郁而死。桓谭是王充极为佩服的思想家，在桓谭之后，王充以“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为己任，“疾虚妄”，“讥世俗”，对天人感应论和谶纬迷信做了猛烈的批判。这就是他写作《论衡》一书的背景和动机。
《论街》最初传世时，可能有百篇之多，后来亡失一部分，到范晔修《后汉书》时，便只看到85篇，以后又失缺《招致》一篇，故现存于世的《论衡》实有84篇。
王充把中国朴素唯物主义说明世界发生发展的范围扩大了。他发展了荀子的“形具而神生”的唯物主义的关于形神关系的命题。直接打击了当时的灵魂不死、鬼神迷信等宗教迷信思想。王充用元气自然决定论反对儒教的目的论，开创了中国哲学史上朴素唯物主义的新阶段。王充还试图用这一理论说明社会生活中的一切现象。他力图对历史的发展、道德的衍变、社会的贫富寿夭现象，从唯物主义的立场进行说明。虽然他用自然规律来说明社会现象的努力失败了，但其经验教训和战斗精神却为后继者所继承和发扬。范缜、张载、王夫之、戴震等人，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扬了他的无神论和唯物主义精神。
天人感应和谶纬迷信是两汉之际封建正统思想的两大特征，到东汉章帝时期、谶纬迷信更加盛行，王充高举“疾虚妄”的旗帜，运用唯物主义的观点对此进行驳斥。王充继承和发展了战国末年荀况《天论》中“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唯物主义思想，把自然界的秩序和社会秩序区别开来，提出了他的“天体“和“元气”理论，认为天和地都是无意志的自然的物质实体，是由物质的元气构成的，而“元气”是天地万物的原始物质基础。自然界的万物种类的多样性，是由于禀受元气的厚薄精粗不同。而“元气”运动的特点是“和”与“通”。〔显然其观点受当时医学的影响〕由于“元气”不断地运动，所以必须“达物气之理”也就是必须了解自然界自身变化的规律。而且还认为人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和万物的构成是一样的，只不过有元气的精粗之分罢了，其自然属性与物并无区别。所以他说：“人，物也。物，亦物也。虽贵为王侯．性不异于物”。在当时“君权神授”思想占统治的背景下，王充的这一看法无疑是对豪强贵族的尖锐攻击。所以这种思想后来一直受到封建统治者的攻击，被诬为“异端”。此外，王充提出了精气必须依赖形体然后才能发生知觉的作用，这实际上肯定了形体(物质)是第一性的，而精神是第二性的。是唯物主义的观点。在此基础上，王充进一步提出“天下无独燃之火，世间安得有无体独知之精”的光辉的哲学命题，这一为无神论奠定基础的命题被以后的大唯物主义哲学家范缜所继承和发扬了。
王充提出“自然无为”、“万物自生”、“人偶自生”的基本观点，来反对当时的天人感应学说，王充指出董仲舒等人所说天生万民，并生圣君治理他们，生万物供人使用，如生五谷供人食，生丝麻供人衣等目的论说法是把天当作“农夫桑女之徒”了，是把有意识的人与无意识的天混为一谈了，是“不合自然”的。另外，王充还用他的自然观较科学地解释了大风、雷电、旱涝、虫害等自然现象，驳斥了“帝王天生”、“人兽相交”等荒诞说法，对谶纬迷信彻底否决。
王充的“天道自然”观，是把自然秩序和封建社会秩序严格区别开来，从而证明自然秩序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与人类社会秩序没有必然关系。而天人感应则把自然秩序与封建社会秩序等同起来，以此来证明封建秩序是天意所定，是合理合法的，非人力所能改变。因此王充的学说从客观上否定了封建社会的所谓“合理性”。
而且，王充的天道自然无为思想并不主张消极地无为，他承认人的主观能力在自然界的积极作用，但人对自然只能起辅助作用，即应在顺从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做主观努力，而不能代替自然的职能。达一思想在今天看来无疑格外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当然，王充的自然观也有其局限性，表现为缺少发展观点，有严重的形而上学观点。
王充继承和发展了荀子的“形具而神生”的思想和桓谭的“形亡神灭”理论，对生命现象作了科学的解释。他认为“有始必有终”，“有生必有死”是一种必然现象。这与唯心主义有神论和世俗迷信的“人死为神”、“人死为鬼”思想是针锋相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