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经》
佚名
《孝经》
人伦纲常指南
治国兴邦工具
我国素称礼仪之邦，以礼兴邦，以礼待人，而从礼之思想内涵，乃以孝为先。“中有孝，外化为礼。每个炎黄子孙的血脉中都有“孝”字当先的文化基因。
封建社会“以孝治天下”，高下阶层都有孝的职责。上要勤政，下要事亲；上要表率、下要顺从。
弘扬其谐调人际关系，注重良好道德的合理成分，抛弃其要人们一味服从，委曲求全的封建道德的内容，则孝仍然是人伦关系中最根本的准则。
经学是我国封建社会正统的官方学说。
古人云：“经者，不易之称，盖以为六经者，孔子所作，垂教万世；天不变，道亦不变。孔子之道，万世不变，六经之教，亦万世不变。”孔子自承认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之学者，其于五经似亦为整理古书之“述”的工作，但五经之材料虽古已有之，而经孔子加一番整理润色后，使赋予新含义与新生命。所以与其说是“述”，不如说为“作”。孔子为经学开祖。
十三经，可谓我国古代丛书。经之外有传，今存三种；又有附经之记，如《礼记》，《乐》无传而有《乐记》；还有记载孔子言行的《论语》；《尔雅》是缀辑汉代经师诂经之辞而成书；刘歆又将《周官》改为《周礼》，《礼》则有三。《孝经》，是孔子后学论孝道的专文，依托孔子，亦附于经类。之所以假托孔子为儒家，一是孔子开古代学问之先河，为儒祖，且集成之多，为统治阶级所推崇，二、确与孔子私人讲学私人著作有很大关系。
《孝经》为十三经之一。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统治者对人民施以封建专制统治，皇帝高高在上，具有绝对权威，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逐步加强，但他们却标榜“以孝治天下”，以孝道解释、统制封建社会的政治和阶级关系。而《孝经》具有贴近现实生活的特点，是封建伦理纲常的总结，所以有其特定的重要地位。
清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孝经注疏序》解释道“《孝经》是百行之宗、五教之要，是孔子述作垂范，奥旨、微言具备。做圣人的孔子述作《孝经》的出发点，是因为圣人虽有大圣德，但生不逢时，适值周室衰微，王纲失堕，君臣替乱，礼乐崩溃，居上位者，赏罚不行，居下位者，褒贬无作。于是孔子便制定礼乐，删改诗书，钻研易术，以阐明仁义之源，修《春秋》以正君臣父子之法，又恐虽知其法，但不见诸于行，于是便做《孝经》一十八章，以明君臣父子之行所寄”。以法约束行为，使行为更谨守其法。《孝经纬》上提到孔子说：欲观我褒贬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伦之行，在《孝经》。是知《孝经》虽居六籍之外，乃与《春秋》为表里矣。《孝经》虽托为孔子，实际出于秦汉，也是总结秦亡和秦末农民起义的教训，具有这一时期强化封建统治秩序和主张改良社会的思想特征。
《孝经》共一十八章。虽称为“章”，按今天的划分标准不过一十八节或谈了十八个方面的问题。其十八章如下：天宗明义章、天子章、诸侯章、卿大夫章、士章、庶人章、三才章、孝治章、圣治章、纪孝行章、五刑章、广要道章、广至德章、广扬名章、谏诤章、感应章、事君章、丧亲章。
第一章开宗明义部分记叙了假托孔子而言孝经：仲尼居，曾参侍从。孔子说：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应治理天下需要，以便民用和睦，上下无怨，你知晓吗?曾子起立答道：我不敏，怎么能知道!孔子说：孝是德治的根本，是教他的由来，你坐下我告诉你。刘炫述义中分析后说：孔子面对当时情况，心中早有所感，正好多有爱请教的弟子，故假曾子之言，以为对扬之体，并非曾子实有问也。傅奕认为，在孔子七十弟子中，曾子孝行最著，乃假立曾子有问而作，不过是假设情景以明孝道及孝治之义。近人胡适谓孔子论道德，以“仁”总括诸德目；孔门后学则以“孝”总括诸德目。孝经应是孔门后学者所作，不过假设情景以起文显圣意而已。并且，《孝经》本名一至带“经”字，“经”乃尊称．但五经之书原本都不带“经”字，孔子在世，不会独名此书为《孝经》。所以《孝经》只会晚于或同时于经书被缀上“经”字的时期。
第一章开宗明义章曰：孝是德治的根本，教化的来源。是古圣先王的至理名言，顺应天下之政的需要，以达到民用和睦、上下融洽。又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这是孝道的起始；立身行道，扬名后世，光宗耀祖，是孝道的最终目的。不伤肉身意即安分守已，谨慎处世，保持全节，不连累辱及父母家人．才能进一步建功立业，扬名后世。
圣治章说：人的行为最重要的是孝道，孝中最重要的是敬父，敬父中最重要的是与天命相合。周公效祀后稷以应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所以天下人大行祭祀。这是最重要的扬名显亲了。《中庸》曰：敬父配天，孝之至也；扬名显亲，孝之次也；不辱其亲，又其次也；最后才是不伤肉体。实则四等孝行。
《孝经》论孝又以地位而异。
天于孝曰：“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
诸侯孝曰：“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富贵不离其身，然后能保其社稷，而和其人民。”
卿大夫孝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无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无择言，身无择行，言满天下无口过，行满天下无怨恶；三者备矣，然后能守其宗庙。”
士孝曰：“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爱，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忠顺不失以事其上，然后能保其禄位而守其祭祀。”
庶人孝曰：“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
由此知之，《孝经》按封建等级划分，给每个等级规定了不同的孝道，使各尽其孝，各守其分，共同维护整个封建统治秩序，以达其永久统治之目的。天子以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诲为孝，即孝治章所谓“明王以孝治天下”。诸侯以长守富贵保其社稷为孝，卿大夫以守其宗庙为孝，士以保其禄位，守其祭祀为孝；至于庶人，则以养父母为孝。“孝”成为封建社会各阶层政治、伦理生活的最高的指导原则和准绳。
谏诤章记孔子答曾子曰：“首者天子有诤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诤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诤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诤友，则身不离于今名；父有诤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谏诤章又议曰：“虽然、事君有犯而无隐，事亲则有隐而无犯。子之争于父，将奈何?”《论语》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不敬不违、劳而无怨。此子争于父之道也”。并且事亲规定的细节很多，从长辈起床出游回家吃饭喜怒哀乐等皆要细致侍奉。并且规定有三孝，大孝尊亲，其次不辱门庭，其次能养。
纪孝行章说：“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诚(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丧亲章曰：“孝子之丧亲也，哭不省，礼无容。言不文，服美不安，闻乐不乐，食脂不甘，此哀戚之情也。三日而食，教民无以死伤生，毁不灭性，此圣人之政也。丧不过三年，示民有终也。”并且规定了一系列丧中丧后的礼节器物规程。表现儒家重“丧”“祭”以尽孝。“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留”，此最可痛之事，而又无可奈何。不得已，乃于丧事自致其未尽之情、未尽之心。
《尚书》曾记，先之死，百姓如丧考妣。三年之内，四海遏灭八音。《孟子》亦曰：三年之丧，三代共之。此制早已有之。但《论语》记宰予之言：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以反对三年守丧。《墨子》反对三年之制。认为不过是儒家托古而定，于是“由三年之丧而杀之，于是有期(一年)之丧，九月六月之丧，三月之丧。”丧期缩短的规定，是由于斟酌人情，折中而定，因为人生苦短。墨子最反对儒家丧礼，曰：“久服伤生而害事，厚葬靡财而病民。”儒家丧礼的确烦琐矫饰不近世情。
虽然丧礼有期，但祭礼也令人哭笑不得。祭礼曰：“斋之日，思其居处，思其笑语，思其志意，思其所乐，思其所嗜；斋三日，乃见其所为斋者。祭之日，入室，忧然必有峁乎其位；周还出户，肃然必有闻乎其容声；出户而听，依然必有闻乎其叹息之声”。人在斋祭之日，日思夜想，简直灵魂出窍，神情恍惚，其真能看到死者的音容笑貌吗?如此诱人教人，一是害已，二是骗人。儒家仍归于“尽不尽之情”。
如此规定，其目的何在?《论语》曰：“君子驾于亲，则民兴于仁”。“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隆丧葬之礼即慎终也，崇祭祀之礼，即追远也。慎终追远、即驾于亲也；民德归厚，则兴于仁矣。这就是孝治章所谓“以孝治天下”，广要道章所谓“教民亲爱莫善于孝。”不过把孝道当成治国的辅助工具。
慈孝皆本天性，与治国没什么关系。圣治章曰：“父子之道，天性也。……故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诣之悖礼。”
《孝经》认为：“孝”是封建道德的根本，一切教化都是由“孝”派生出来的。“孝”具有“敬”、“爱”这两方面的内容。在家庭内既能敬爱父母，就可以进一步使之敬爱国君，顺从长上。它说：“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通过“孝”“悌”可以培养人民“忠顺”，即效忠国君、服从统治、这样社会也就能够治理，所以“孝”为“至德”。
《孝经》认为实行“孝治”，能使人民从思想上“畏”“爱”长上。和严峻的法治相比，这是治理天下的根本办法，“能成其德教，行其政令。”又说：“圣人之彰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其所因者本也。”又强调用“孝”使人民不敢触犯封建刑法，自觉服从统治。“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以孝代法，成为束缚人民，使之自觉遵守封建刑法的枷锁。这是总结秦暴政的历史经验而得出的新的强化封建统治的方法。
又曰：“治国者不敢侮于鳏寡，而况于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欢心，以事其先君，”要保持宗庙社稷，不致灭亡，必得如此。用这种引诱对统治者进行劝告施仁政，多少还是有些价值。
《孝经》的改良政治思想是以“人为贵”的思想为前提的。它说“天地之性．人为贵。”强调“治家者不敢失于臣妄，而况于妻子乎?”这些主张具有进步意义，为后来董仲舒继承发展为系统的“爱人类”的思想和“限田”“去奴婢”的进步主张。其“谏诤”主张也是有价值的，强调“孝”应以“义”为准，不赞同对君父的绝对服从。这同理学强调绝对顺从是不同的。《三才章》中，有要求统治者先作出表率的要求，这更是可吸取的。
《孝经》认为“孝”作为“民行”的原则和准绳是天地所规定的。它说：“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宣扬孝悌之行能感应天地、鬼神。它说：“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天地明察，神明彰矣；宗庙致敬鬼神著矣”。这就对“孝”作了唯心主义哲学和神学的论证，使其神秘化。它反对“君者无上，圣人无法，孝者天亲，”同孔子的“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如出一辙。这种“孝”实际就是绝对服从“天命”。
秦汉大一统，庞大而完整的封建专制制度完全确立，大批的农民耕种着私有的土地，封建统治下遍布全国的自然经济正在获得发展，为适应这种社会历史发展状况的要求，就需要有思想上的“食粮”与之适应，但秦因苛政而亡，又不能不引起那些“圣人”的反思。所以，既为封建君主的统治考虑，又为维护这个统治的长治久安考虑，于是，秦汉之际，许多封建理论就自然出现了，《孝经》就是这样产生的。在诸多理论中，《孝经》以其有实在内容、贴近人们生活的特点而具有独特而深远的影响。
虽然其原出发点是为封建统治而考虑，但确有其价值所在，作为规范人们的言行，维持社会的长治久安的方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它与宗教强调人们的绝对耐从与忍耐是不同的。我们要本着“弃其糟粕，取其精华”的原则对其进行辩证吸收抛弃其封建性和神化的内容，其余部分对我国人民的长期影响与中华民族号称“礼乡之邦”是有很大关系的。我们现在进行精神文明建设，普遍提高全民族的教育文化素质，我国古代文化中合理因素是需要吸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