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衍

佚名   
         萧衍

佞佛成痴视民如草

荒诞不经置国不顾

    英国有个不爱江山爱美人的皇帝爱德华。中国有个不爱江山爱佛寺的梁武帝萧衍。他四次舍身同泰寺，脱掉皇袍，改穿袈裟，立志皈依佛门，但每次都被大臣们花巨款赎回；他大肆修建佛寺，宏扬佛法，却又纵容臣下贪污挥霍；他依靠出身贫穷的寒人执政，却又不分好歹袒护腐化堕落的士族；他自己克勤克俭，却又一任奢侈的风俗盛行；他每次判决犯人死刑，都做出整天不高兴的恣态，却又毫不体恤百姓的饥苦。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是唐人杜牧的名句，它勾画出了南朝佛教兴盛的景象。南朝梁武帝时，佛教发展到了鼎盛时期，梁武帝萧衍是帝王中佞佛的典型，后世历史学家评价他“托身人上，忽下如草”，意即身为高高在上的皇帝，对待老百姓却象对待草芥一样。

    梁武帝萧衍，字叔达，小字练儿，其父萧顺之是齐朝的大臣，与齐皇室同宗，同为侨居南陵的士族。他出身于这样的家庭，接触的多是些达宫贵人，并且颇为博学多才，好为谋略，与沈约、谢眺、王融、萧琛、范云、任方、陆垂等交游结好，号称“八友”。其中的范云、沈约以后成为萧衍的佐命功臣，萧衍即位称帝的记书和许多措施，都由他们草定，因而萧衍曾说：“成帝业者，乃卿二人也。”其余萧琛、任方陆垂等也都成为梁朝有用之才。萧齐东昏侯时，萧衍做雍州刺史，曾对其兄萧懿说到南齐“内难九兴，外寇三作”、今又“大贵”专权互争，必起变乱，劝其兄及时夺取政权，但其兄未能采用。不过萧衍在襄阳已作准备，他潜造器械，又砍伐了许多竹木，沉于檀溪中，以备造船用。后来，其兄萧懿被杀消息传来，他决定起兵，“出檀溪竹木，装舸舰，旬日大办。百姓愿从者，得铁马5千匹，甲士3万人。”足见他为夺取萧齐政权，早有预谋。

    在魏晋南北朝这段历史动荡时期，皇帝在位时间长的不多，特别是南朝宋、齐二朝。宋朝是50年，有8个皇帝；齐只有23年，却历经7个皇帝。这种情况，到梁武帝时有了改变。梁朝年代虽为时不长，仅55年，但这55年中，仅梁武帝一人就占了48年。在这48年中，梁朝统治是比较粗安的时代。

    齐末梁初，南北形势发展有利于南方。北方自魏孝文帝死后，政治凋弊，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席卷河北、山东和关陇等广大地区的各族人民起义历时八年之久。在梁武帝初年，北方又发生了骇人听闻的“河阴之变”，大批皇室贵族被杀，北魏政权名存实亡。对梁武帝来说，这可是休养生息，发展经济，积蓄力量，开拓疆土，恢复中原的绝好时刻。然而，梁武帝却只满足于封建国家的粗安和帝位的巩固，不思进取。为赢得封建地主阶级的支持，梁武帝增设大量的文武朝官和地方官职，优养士人，招揽庶族。公元506年(天监五午)，他下诏：“凡诸郡国旧族，邦内无在朝为官者，选官搜括，使郡有一人”，并于州郡县置州望、郡宗、乡豪各一人，专掌搜荐”。其中被举荐者，均为士族。公元509年(天监八年)又下记说：“虽复牛监羊肆，寒品后门，并随才试吏，勿有遗隔。”为寒族地主入主政门提供了便利。为了安置这么多的官位。梁武帝不顾政治机构的实际需要及运作效率，无限制地扩大机构，中央盛不下，增设州郡县，以至于一个村落也有州县之名，有的州有官无地，根本不知道治在什么地方。这么多的官位，自然加重了人民群众的经济负担。这些官上任后，极力搜刮民脂民膏，聚敛大量的财富，收入租钱达3亿余万之多。而梁武帝看到萧宏恣意敛财而无谋君位之心后，高兴地称赞萧宏说：“阿六(萧宏是萧衍六弟)，汝生意大好!”梁武帝对王室子弟和士族官僚百般纵容，任他们为非作歹、肆意欺压人民。诸王犯法，大罪至多以家训应付一下了事。如梁武帝早年无子，以萧宏之子萧正德为嗣，后来因生太子萧统，改封正德为西丰侯，萧正德不满，投降了北魏。后北魏内乱，他又失望而归，梁武帝只是哭哭啼啼教训他一番，依旧让他作西丰侯。梁武帝认为一切过错都无所谓，只要不聚兵谋其皇位。其结果导致了他统治时期社会政治走向极端腐朽，梁武帝自己把自己开创的帝业送入了坟墓。梁武帝崇优士人，却视民如草芥。南朝梁武帝时户籍注册在造的有500多万，每年被判2年以上徒刑的就达5千多人，国家牢狱人满为患。大臣贺琛见地方官吏“收缚无罪，逼迫善人”，居高官位者“缘饰奸谄，深害时政”，建议梁武帝“息费休民”，修明政治，结果梁武帝恼怒万分，逼贺琛说出谁是贪官，谁是污吏，及“国弊民疲”的根据，还反责他“空作漫语”，“欺罔朝廷”。吓得贺琛急忙叩头谢罪，时人称梁武帝“罔怕民之不存，而忧士之不禄”，真是一语中的。

    梁武帝统治前期，虽然不求大的进取，但由于形势发展有利于南方，再加上梁武帝控制皇权较紧，所以在他统治前期，社会也有一些进步，“三四十年，斯为盛矣，自魏晋以降未或有焉”。及至晚年，梁武帝舍身佞佛、任用非人，招纳心地不诚的侯景，结果导致身死国亡。《梁书·武帝纪赞》说他“及乎耄年，委事群幸”，“夹明树党，政以贿成”，以至于“涂炭黎元，黍离宫室”。

    梁武帝家世本信道教，他称帝后，于公元504年(即天监三年)下了一道《舍事道法诏》说：“弟子经迟迷荒，耽事老子，历业相承，今舍问医，归凭正党。……化度含识，同共成佛，宁在正法之中，长沦恶道，不东依老子教，暂得生天”。从此他改信佛教，并4次舍身佛寺。大通元年(公元527年)三月，他第一次舍身同泰寺，三日后回宫，随即将大通八年改号为大同元年。中大通元年(公元529年)九月，他第二次舍身同泰寿，设四部无遮大会，脱掉了龙袍，改穿和尚服，称为清净大舍，住在寺内便房中，素床瓦器，并于讲堂法座，为四部大众(僧、尼、善男、信女)开讲《涅磐经》。由于他这次舍身同泰寺是“清净大舍”’因而就不那么顺利回来，结果由公卿以下群臣，出钱1亿万奉赎，方将他赎回宫。于是改大通三年为中大通元年。太清元年(公元547年)三月，他第三次舍身同泰寺，同样设无遮大会，群臣再次以1亿万钱奉将其赎回，改年号为太清元年。梁武帝4次舍身奉佛，仅赎身钱就花了4万万文，把黎民百姓的血汗钱大把大把地抛在了寺院。他先后造成大爱敬寺、大智度寺及同泰寺等著名寺院。梁武帝3次舍身的同泰寺，寺中所铸十方金像、十方银像，皆极壮丽。为了严格戒律．梁武帝主张蔬食，反对吃荤，他亲自撰写了《断酒肉文》等文章，反复强调断禁肉食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从此形成了我国汉族出家僧尼和居家佛教信徒吃素的传统。

    梁武帝佞佛，主要是借此为他帝位的稳固增加一些保险系数。南北朝时玄学盛行，儒学呈衰势，社会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时有激化，佛教具有较强的欺骗性。在这种情况下，佛教不仅在普通百姓来说可减少痛苦，对统治者来说，可以以此来控制人们思想，为他们的统治服务。然而由于佛教兴盛，寺院经济与地主阶级经济利益产生了较大冲突。寺院经济的发展使普通老百姓不仅带上了精神枷锁，而且还遭受着越来越深的物质生活痛苦。代表世俗地主利益的郭祖深切痛斥佛教之害，担心会“尺土一人，非复国有”。无神论者范缜从理论上对佛教的迷信思想展开了猛烈的攻击，梁武帝视范缜为眼中钉，给他加了一个“违经背亲”的罪名，流放到广州。

    梁武帝本来在借佛教巩固他的统治，可是他佞佛成痴，置国事于不顾，视民众如草芥，影响了社会生产，败坏了社会风气，加重了人民负担，削弱了梁朝的国力，终于引发了一场侯景之乱，梁武帝吞下了他自己酿下的苦果，最后饿死在台城(皇宫所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