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武灭佛
佚名
三武灭佛
僧尼泛滥危害国家
废毁二教佛道遭殃
佛教自公元一世纪传入中国后，到南北朝时期逐渐兴盛，由于寺庙占有大量土地和人，享有众多免税兔徭权，所以，它与世俗地主之间的冲突便不可避免，加之儒、道的反对，在北魏以后，终遭几次沉重的打击。
佛教自东汉时期传入中国以后，到南北朝时得到飞速发展。这一时期，由于社会的动荡不安，许多问题无法找到现实的答案。于是人们转而求诸宗教迷信。加之中外交通的发展，印度僧人的来华和华人取经者的西行，大量佛经的传入和翻译，加速了佛教的传播。但佛教势力的迅速增长与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逐渐产生矛盾，同时由于道教势力的发展，佛道冲突也日益加剧。种种矛盾结合在一起，使北朝发生了两次废佛运动，即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灭佛。人们把这两次佛教灾难与唐武宗的“会昌灭佛”一起，合称“三武灭佛”。
“三武灭佛”由于其背景与经历不同，对佛教的影响各异。
北魏是拓跋族建立的政权。公元386年，拓跋硅定国号为魏，称道武帝。不久，攻入山西、河北，并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对当时流行于中原地区的佛教也予以尊重。公元389年，太祖拓跋硅下诏在新都建佛寺、造佛像，并致书法师僧朗，赐丝绸以示敬意。不久又请赵郡沙门法果担任沙门统，统辖僧徒。继位的太宗也很敬重法果。法果经常说：“太祖明睿好道(信佛)，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主张拜天子即等于拜佛。这种思想被北朝佛教界长期继承，成为加强北朝佛教国家性质的思想背景。太武帝即位之初，继承了太祖、太宗的佛教政策，招聘德高望重的沙门讲学，在四月八日的佛诞会上让大家举行佛像游行仪式。
不久，北魏攻灭夏国和北凉，而这两国的佛教都非常活跃，这就为北魏的佛教发展到高峰作好了准备。到孝文帝即位之初，京师平城新旧寺庙百所，僧尼2000余人，四方诸寺计6478所，僧尼72000人。迁洛以后，仅洛阳就有寺1367所，僧尼几万人。
寺庙和僧尼的增多，无论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损害了国家利益。
当时，僧侣地主和世俗地主一样，占有土地，剥削人民，而且不负担租赋和徭役，享有大量特权，史载北魏“自迁都以来，年逾二纪，寺夺民居，三分且一”。“非但京邑如此，天下川镇，僧寺亦然，侵夺细民，广占田宅。”许多寺庙、不仅广占田宅，还拥有大量的劳动人手。显祖拓跋弘时，河门统昙曜，“奏平齐户及诸民有能岁输谷六十斛入僧曹者，即为僧祗户，粟为僧祗粟。至于俭岁，赈给饥民。又请民犯重罪及官奴，以为佛图户，以供诸寺洒扫，岁兼营田输粟。高宗并许之。于是僧祗户、粟及寺户，遍于州镇矣。”可见寺院拥有田产和劳动人手之多。
在政治上，北朝僧侣曾多次与北魏对抗。439年，北魏灭北凉，由于北凉崇奉佛教，故当时有许多僧侣为北凉守城，城陷后，三千僧徒被俘。太武帝认为：和尚应当修行，现在竟然作“贼”，实在可恶，下令一律斩首。后来经人劝说，只罚作苦工，但不少人中途逃去。445年，关中盖吴起义，太武帝亲征。由于关中过去是后秦的首都，而后秦统治者姚兴崇信佛法，佛教非常兴盛，所以这次起义，可能有不少贫穷教徒参加。当太武帝在长安寺庙中查出许多弓矢矛盾时，非常愤怒，说：“此非沙门所用，当与盖吴通谋，规害人耳。”于是，命有司“案诛一寺”。在查阅其财产时，又发现许多酿酒器具，以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的财物，数以万计。同时又发现窟室，“与贵室女私行淫乱”。太武帝大怒，下诏诛长安沙门，焚破佛像。
除政治、经济因素外，儒佛及佛道之争也是太武禁佛的一个原因。时太武帝信奉道教，“亲至道坛受符，备法驾，旗帐尽青，以从道家之色也。”当时司徒崔浩博学多闻，“浩奉谦之道，尤不信佛，与帝言，数加非毁，常谓虚诞为世费害。”可见，太武毁佛是出于多种因素的考虑。
公元446年3月，太武帝下《灭佛法诏》，规定：“诸有佛图形像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但太武帝不可能用行政手段禁绝佛教的流传。他死后，对佛教的禁令也就取消了。之后，由于北魏皇帝的提倡，佛教以更迅猛之势发展，天下诸寺，在宣武帝元烙时，有13727所。东魏北齐时，寺庙3万余所，僧尼200万。至北齐末年，境内僧尼近300万。北周境内也有百万人。所以到北周武帝时，又掀起一次灭佛运动。
北周武帝宇文邕的毁佛运动，主要是为了掌握更多的土地和劳动人口，来帮助推行均田制和府兵制。同时也与北周在思想文化上崇儒密切相关。故宇文邕在禁断佛道二教之前，曾召集僧、道、儒生和文武官员2000余人进行了一场大辩论。
这场辩论是由一个叫卫元嵩的和尚引起的。他为了得名，假装“佯狂”，处处表现与众不同。567年，他上书周武帝，崇道抑佛，他说：“应以建造寺塔的热情修筑城池，把皇帝看成如来。”还说唐虞时没有寺庙，国家太平；齐梁寺庙林立，却很快亡国。这些话打动了周武帝，之后，周武帝先后召开了七次大会，每次大会，他都亲自参加。和尚、道士斗争非常剧烈。周武帝本人袒护道士，史载他“志存道学，躬受符策，猜忌佛门。”因此，当574年长安的辩论大会上，道士辩不过和尚时，他便亲自出马，当众批评和尚，说“佛不净”。和尚不服气，举了许多道教不净的例子，周武帝很生气，第二天就下令禁止佛道二教。规定僧侣、道士一律还俗，没收寺院的土地和财产。但禁佛是真，禁道只是为堵僧侣的嘴。因为在下令后不久，他又成立了通道观，置员120人，皆选道教门人有名当世者担任。
这次废毁二教，只在北周境内。577年，灭北齐后，又在邺城宣布禁止佛教。当时有一还俗僧人任道林上书谏周武帝灭佛，周武帝说：“佛生外国，我非‘五胡’，丝毫不信奉它。”这次还俗者近200万人。正如《广弘明集》所说：“关陇佛法，诛除略尽，既克齐境，还准毁之。尔时魏齐东川，佛法崇盛，见成寺庙，出四十千，并赐王公，充为第宅。五众释门，减300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所以，这次毁佛运动，增加了北周政府的人力和财力。有利于均田制和府兵制的推行，增强了北周的国力。
但佛教的存在，有其社会原因，单靠行政命令不可能禁止。魏太武帝做不到，周武帝也做不到，故周武帝死后，佛教又流行起来。
经过隋末农民起义的沉重打击后，南北朝的士族门阀日趋衰落，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逐渐巩固。所以新建立的唐王朝宣布儒、释、道并存。只是在先后上略有变动。
唐中期以后，寺院拥有大量庄田，使役着为数众多的奴婢和庄户，从而使国家财政大受影响。并且成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唐武宗时又掀起一场废佛高潮，这次废佛的直接原因是道教排斥佛教，当时得到皇帝信任的道士赵师真，唆使武宗废佛。而其主要原因是寺院拥有庄园的增多造成国家经济上的损失，以及教团方面僧尼生活的腐化堕落和私度僧、伪滥僧的横行所引起的。
早在会昌二年(842年)，朝廷就下令僧尼中的犯罪分子和不修戒行者还俗，到会昌五年(845年)八月又公布“毁佛寺勒僧尼还俗制”，拆除寺院四万余所，没收良田几千万顷，大量奴婢改为两税户。并规定：长安、洛阳各留寺四所，每寺僧人三十；各州一所。并把寺院分为三等，分别留僧二十名、十名、五名。可见，这次会昌废佛，并没使佛教灭绝，只是起了一些整顿改革佛教的作用。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其对中国的影响可谓大矣。但是从三武灭佛的历史可以看出，它与中国文化的融合也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