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注》

佚名   
         《庄子注》

万物玄同独化于玄冥

应时而变超脱于生死

    如果说德国是西方哲学家诞生的摇篮，那么中国则是东方哲学孕育的故乡。在我国的哲学殿堂内，玄学理论堪称重要，其代表作即为《庄子注》。如果谈论中国哲学不知道玄学，必为他人所耻笑；而提到玄学却不知道《庄子注》一书，无疑是极大的遗憾。

    《庄子注》是西晋时期一部重要的哲学著作，它代表了玄学发展的第三阶段的最后体系。但这部书的作者是谁?历来就有争议。在今天。以侯外庐为代表的一派认为，郭象的《庄子注》不是郭象自己所注，而是抄自向秀的；以冯友兰先生为代表的一派认为，郭象的《庄子注》不是抄自向秀注，而是郭象自己注的。按《晋书》，说向秀注《庄子》，郭象“述而广之”，又补注了《秋水》、《至乐》二篇，更换《马蹄》一篇，可能性较大的是郭象继承了包括向秀在内以前许多人对《庄子》的解释，且郭象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没有变化，原本照搬，叫抄，郭象既有“述而广之”又有己注《秋水》、《至乐》二篇并更换《马蹄》一篇，窃书之说，恐怕不能成立。可能性较大的是，向、郭皆做《庄子注》，但向本今已失传，仅存郭象《庄子注》。

    向秀，字子期，河内怀(今河南武陟县)人，生于约公元227年，卒于公元277年。清悟有远识，雅好老庄之学。庄子著作历代名士都有解读它的，但不得要旨。向秀为它作了解释，即《庄子注》，“发明奇趣，振起玄风”。与当时名流山涛、嵇康等交游，为“竹林七贤”之一。嵇康被杀后，向秀经本郡推荐，入朝作官。曾任黄门侍郎、散骑常侍等职，为官不尽职责，贪禄容身而死。他主张自然与名教统一，儒道合一。认为万物自生自化，所以各任其性；但君臣上下亦皆出于“天然地理”，故不能因求逍遥而违反“名教”。擅诗赋，其吊嵇康、吕安的《恩旧赋》，情辞沉痛，颇为有名。西晋时代是玄学唯心主义思想最后形成的时期、《庄子注》是这种思想的代表作。由于向秀因世人不解《庄子》本意，对《庄子》作过一些解释，他的名声得以进一步提高。

    郭象，字子玄，河南(今河南洛阳)人。西晋哲学家；生于公元252年(魏嘉平四年)，卒于公元312年(晋永嘉六年)。“少有才理(才辩)，好老庄，能清言(谈玄理)。”被世人誉为继王弼之后的大玄学家，有“王弼之亚”称。他的重要哲学著作为《庄子注》、今本郭象《庄子注》是在向秀《庄子注》的基础上增改完成的。郭象的《庄子注》对《庄子》一书的唯心主义作了重大的发展。他抛弃了庄子虚无主义的“道”，虚构了绝对的“自足其性”的存在(“有”)，把“万有”看成是各自存在的绝对的独立的绝对，从而否定了世界的物质性和统一性。他认为“元既无矣、则不能生有……然则生生者谁哉?块然而自生耳1”他否定”无能生有”的观点，批判了当时的“贵无”思想；提出了“独化于玄冥之境”的观点，主张名教即是自然，从而把玄学发展到了“无无论”的第三阶段。郭象在晋时．是当时的大“名士”：他在政治上得到东海王司马越的信任，成为当权一时的人。《晋书·郭象传》说：“东海王越引为太傅主簿，甚见亲委，遂任职当权，熏灼内外。”在此之前，他曾应征为司徒(三公之一)，进黄门侍郎(皇帝的侍卫官)；—生著述除《庄子注》外，还有碑论12篇。

    《庄子注》各篇所反映主要内容如下：其唯心主义的宇宙构成说，主要在《庄子注》的《庄子序》、《齐物论注》、《大宗师注》、《田子方注》、《逍遥游注》之中；其不可知论的认识论，主要在《庄子注》的《齐物论注》、《知北游注》、《秋水注》、《应帝王注》、《阳则注》、《人间世注》诸篇之中；其社会政治思想主要体现在《齐物论注》、《天道注》、《人间世注》、《德充符注》、《庚桑楚注》之中。在论述自然观时，《庄子注》从本体论、独化论、变化论三方面加以阐述。《庄子注》作者看到他之前的唯心主义玄学家把“道”或“无”说成是世界的本源(即将—个实际不存在的至虚“无”视为世界的本源)，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庄子注》作者为了克服这一矛盾，他们对万物的本体是至无虚这一玄学的基本命题，不是解释为万物的本体是没有任何规定性的存在物，而是解释为，超越于万物之上的本体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没有规定性的无是不存在的)。如《庄子注》作者曾说：“谁得先物者乎哉?……吾以至道为先之矣，而至道者，乃至无也。既以无矣，又奚为先?”也就是说，世界上不存在先于万物的东西。既然万物本体“道”是无，不存在，自然它也不能先于万物。而超乎万物的本体不存在，自然它也产生不了什么万物；而有限的具体的东西(或事物)“有”也不能产生无限的万物。由此，得出结论，世界根本不存在什么造物主。在《齐物论注》中作者说道：“夫问造物者有耶?无耶?无也，则胡能造物哉?有也，则不足以物众形……故造物者无主而物各自造。”世界没有最初的造物主，也就没有最后的归宿。“非唯无不得化而为有也，有亦不得化而为无矣。是以夫有之为物，虽千变万化，而不得一为无也。”万物的总体是无始无终永恒存在的。由此看来、《庄子注》实际上摒弃了玄学家荒谬的虚无飘渺的世界本体一一道或无，否定造物主，肯定世界是永恒存在的，和物质的第一位性。从而对崇有论进行了继承和发展。在此世界观的基础上，《庄子注》的作者又提出了一切事物都是以各自独立的品格自然产生的，不仅世界万物没有统一的造物主，而且每一事物也都不受特定的因果关系的支配，这就是《庄子注》作者提出的万物生成说——独化论。

    那么万物又是怎样独化的呢?《庄子注》指出，那是一个深远幽冥不可得而知的领域。这就是所谓“独化于玄冥”。由此看来《庄子注》独化论的基本倾向是唯物主义的。但另一方面从发展现点上看它又是形而上学的。它承认事物产生和存在需要条件，但反对单将某些特定的事物和某种意志作为该事物的原因和条件。《庄子注》以本体论和独化论为其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提供理论基础，具有积极的政治意义。《庄子注》的玄冥理论也为乐天安死的人生观提供了哲学依据。为封建统治阶级麻醉人民，淡化其反抗意识服务。在自然观方面，《庄子注》认为，万物其不独化而生，又独化而死，天下没有不变的东西，变化是绝对的，变化的威力是无穷的——变化论。但其忽略了事物变化阶段质的相对稳定性和事物间质的差异，从而陷入相对主义。

    这种变化论哲学观点，在政治上主张“应时而变”，教人对待生死得失持超脱态度。在论述认识论时，《庄子注》从独化论世界观出发，引伸出相对主义的玄同论(从“玄妙”的道理出发，否认认识对象的差别和认识的是非差别)和不可知论。《庄子注》认为万物都是自然独化的。其本性都是天然合理、自满自足的。衡量它们的人小、高低、贵贱应以是否达到其各自本性的极限为依据，这种思想即被称为玄同万物的思想，它承认万物差别的相对性，但否认了质的差别，从而导致相对主义诡辩论。由玄同万物又导出玄同是非。《庄子注》认为既然万物玄同，那么是和非、生和死也是玄同的，从而抹杀了人类认识的是非标准，抹杀了真理与谬误的区别，属于一种颓废的哲学观。万物玄同的观点必然导出认识论上的不可知论。《庄子注》认为，由于自然界那些高深的道理超出了人们本性所规定的能知范围，“所不知者、皆性分之外也”。所以如果勉强地求知，就会损伤生。基于此，他主张摒弃聪明，“弃知虑”，“不识不知而冥于自然”，体现《庄子注》愚民政策的哲学观点。当然《庄子注》反对的只是“强知”而不反对“自知”；《庄子注》的自然观、认识论观点，反映了其哲学体系的庞杂性、矛盾性和不彻底性，表明它由玄学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过渡的特点，并在政治思想领域展现了两重性特点。

    《庄子注》崇尚自然独化的世界观，在行动上则体现为自然无为。其自然无为是要人们听任人和事物按自己的本性去活动，而不是无所事事；同时，无为在尊重事物自然本性时，不排斥人们对自然事物加以改造。实质体现了他之“无为”意在人之自身。其结果必是体现为统治阶级的政治哲学。第一，要顺从民性，不要武断。君主一人不得以己之好恶去攻民众之性情。第二，统治者致力统治时要“应时而变”。《庄子注》指出：“法圣人者，法其迹耳。夫迹者，已去之物，非应变之是也，奚足尚而执之哉?执成迹以御乎无方；无方至迹滞矣，所以守国而为人守之也。”尧、舜禅让、汤武征伐等一些先王法典只是时代的产物，后人若不随时代变代而依然僵化地效仿，必然有亡国之险。第三，恪守名教，各守其分。在《庄子注》里，作者提出了名教与自然是一致的，尊重民性，不等予不要名教。由此得出，封建君主制是合乎自然的。《庄子注》说：“千人聚不以一人为主，不乱则散。故多贤不可以多君，无贤不可以无君。此天人之道，必至之宜。”又说：“天时之贤者为君，古不应世者为臣。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卑，首自在上，足自居下，岂有递哉!”《庄子注》还认为封建伦理道德的精神也是符合自然的。其最终结论必然要求人民尊从封建统治者的统治，而统治者也不要把统治人民的限度打破。

    综前所述，《庄子注》继承并发展了崇有论，使唯心主义玄学朝唯物主义方向迈了一步，但其仍未摆脱玄学唯心主义的窠臼，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虽有些规劝门阀士族的意见，但基本立场仍然是服务于统治阶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