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明文选
佚名
昭明文选
沉思出翰藻归
文选烂秀才半
宋代谚语云：“文选烂，秀才半。”《昭明文选》是中国第一部诗文总集。昭明太子以其卓越的鉴赏眼光和严谨科学的态度，从梁以前的诗、辞、文、赋等三十几种文体中，选取最优秀的作品集成此书。从此，它成为古代文人学习文学的必读教材。唐宋以来的文学家，无一例外地从《昭明文选》中吸取了艺术营养。
诗圣杜甫在儿子宗武过生日时，写下了一首诗《宗武生日》，诗中谆谆教导儿子要“熟精《文选》理”；宋朝时又流传着“《文选》烂，秀才半”的谚语。这部被古代知识分子倍加推崇、视为必修课本的典籍，就是《昭明文选》。《昭明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它是由南北朝时期梁朝的昭明太子萧统编汇的。
萧统(501—531)，字德施，祖籍南兰陵(今江苏武进县)，公元501年生于襄阳。他是南朝梁武帝萧衍的长子，两岁时册封为太子。《南史》卷53中记载，“太子生而聪明，三岁爱《孝经》、《论语》，五岁遍读《五经》，悉通讽诵。”八岁时“于寿安殿讲《孝经》，尽通大义”：
萧统深通礼仪，性情纯孝仁厚。他十六岁时，母亲病重，他就从东宫搬到永福省他母亲的住处，朝夕侍疾，衣木解带。母亲去世后，他悲切欲绝，饮食俱废。他父亲几次下旨劝逼，才勉强进食，但仍只肯吃水果、肉食。他本来身材健壮，等守丧出服后已变得羸瘦不堪，官民们看了，无不感动落泪。萧统极富于同情心。他12岁时，去观看审判犯人，他仔细研究案卷之后，说：“这人的过情有可原，我来判决可以吗?”刑官答应了，于是他就作了从轻的判决。事后，刑官向梁武帝萧衍汇报了情况，萧衍听了连连点头微笑，对儿子的宽厚表示嘉许。以至于以后大臣们想从宽处理某人时就故意拉上萧统，让他来判决。梁普通年间，由于战争爆发，京城粮价大涨。萧统就命令东宫的人员减衣缩食，每逢雨雪天寒，就派人把省下来的衣食拿去救济难民。他在主管军服事务时，每年都要多做三千件衣服，冬天分发给贫民。正因为萧统太子具有这些高尚的品质，才赢得了当世和后世人普遍爱戴和尊敬。
萧统酷爱读书，记忆力极强。他的东宫里藏书近三万卷、“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他读书时，“数行并下，过目皆忆”。因而他虽年龄不大，却博览群书，学贯古今。他更喜欢“引纳才学之士，赏爱无倦”。所以他身边团结了一大批有学识的知识分子，经常在一起“恒自讨论‘坟’、‘籍’，或与学士商榷古今。”学习之余，他就从事文章著述。他治学严谨刻苦，无论冬夏，笔耕不掇。
萧统有很高的文学才华和鉴赏能力，他的著作有《文集》20卷，典诰类的《正序》10卷，五言诗《英华集》20卷，编选历代诗文而成的总集《文选》30卷。
可惜这位英华绝代的太子，在公元531年3月游园时，乘船去采摘芙蓉花，不幸掉入湖中，摔伤了胯骨，又耽误了治疗，病情恶化而死去，终年31岁。他死后的谥号为“昭明”，故此世人称之为昭明太子，他所编选的“文选”就称做《昭明文选》。
《昭明文选》的产生有它肥沃的社会土壤。首先是文学创作和文学欣赏的要求。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动荡，儒家传统观念受到强烈的冲击，再加上佛学的传入，道家思想又蓬勃兴起，社会思想空前解放，文人们冲破了汉儒那种“原道、征圣、宗经”的文学观的束缚，以极高的热情去抒写情性，反映社会，歌咏自然。从建安文学起，开创了文学空前繁荣的局面，但是，在“家家有制、人人有集”的情况下，这些作品难免良莠不齐，大量杂芜糟粕之作流传社会，给后人学习借鉴造成了不良影响。这就需要有识之上去对这些作品进行一番甄别筛选工作，以便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可以说《昭明文选》正是应这种社会要求而产生的。其次是《昭明文选》的编选工作也得到一定的文艺理论的指导。魏晋南北朝时期，学术气氛非常活跃，各种学说纷纷建立，从建安文学开始，文人们对文学的本质和功能进行了再认识。曹丕的《典论·论文》第一次把文学作品与学术论著分划开来，并把它们的价值等同并提，使文学作品摆脱了经学附庸的从属地位。曹丕还提出了“文章本同而末异”的学术思想，开始了对文体特征的深入研究。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又涌现出刘勰、钟嵘、陆机等一大批卓有建树的文艺理论大师，他们对前人的创作进行了系统地归纳、评述、并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哲学思辩和理论阐释、总结了文学的各种规律，把古代文艺理论推向了高潮。这时的文论家们对文体的认识更加明确，他们从“文”与“质”的关系角度进行分析，把文章分成“文”与“笔”两大类。虽然他们各人的分法有所出入，但大体上都把诗、赋、骚、散文等叙事抒情类文章称为“文”，大致上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学作品；把思想哲学著作、史实记载等称为“笔”，大致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学术论著和应用文章。
《昭明文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它的出现，体现了人们已经高度地关注文学作品，是那个时期文学创作和文艺批评高度发达的必然产物。它既是对以往的文学作品自觉的筛选，对文学精品进行自觉地保护和宣传的活动，同时选文工作本身也是一种文学批评。它通过对前人文学作品的选拣取舍，体现出了选家对作家创作成就的评价，也体现了选家自已的文学观点和思想倾向，是一个时期的文学创作风貌和欣赏风尚的总结；对保存古籍文化和向读者推荐前人的优秀作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文学创作发展到一定阶段，进行这样的评选和整理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
《昭明文选》原书共30卷，体系庞大，选文丰富。其中选取的作品，从所选作品的创作时代上说，上起先秦，下迄梁普通七年(公元526年)以前，所选作家，包括屈原、贾谊、司马迁、班固、杨雄、司马相如、左思、张衡、曹操、曹植、刘帧、王粲、陆机、谢灵运、江淹、潘岳、陶潜、以至任儿、沈约等共计129位著名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另外还有很多佚名作家的作品；从文章分体上说，选取了赋、诗、骚、七、诏、册、令、教、策文、表、上书、启、弹事、奏记、书、移、檄、对问、设论、辞、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讳、哀、碑、墓志、行状、吊文、祭文，共计38类文体。全书共收入文章480篇，诗歌700多首。从现代观点来看，这些诗文大致包括了诗歌、辞赋和杂文三大类作品。
从《昭明文选》所选作品来看，萧统已注意了“文”与“质”的区别和联系，他把经书、子书和文学作品区别开来，大胆地将“非文学”排除在选文之外；同时他也清醒地认识到了文学作品由“质”趋“文”的道理，对文章各体的变迁，也能条其源流，因而他的选文标准强调“文质并重”，即作品的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都要达到完美。然而，在实际操作中，他不可避免地受了南北朗时期讲求艺术形式美的风尚的影响，偏爱辞采文华，所以《昭明文选》入选的文章大多追求辞藻，选录标准也有些狭隘，很多好诗因文质朴而没有入选。
在《文选》序中，萧统表明了他的选录标准，总原则是要求入选的作品必须“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对他的具体选文标准，我们可以概括为六点：(一)、经书不选、(二)、诸子不选，(三)、繁博的记言文不选，(四)、记事的传记不选，(五)、文集增多了，取舍必须从严，(六)、史书里可选的只有赞、论、叙、述。另外还有一个指导件原则是详近略远；
“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是萧统对文学作品的总要求，包括文章结构、思想内容与语言形式关系两方向内容。他认为“沉思”(精心结构)是“事”(指写作活动和写成的文章)的必须的条件和必然结果；“义”(文章所表达的思想内容)必须依赖“翰藻”(如实准确、富于文采的生动语言)体现出来。
基于这种原则，《昭明文选》中，“经”“子”“史”(赞论等除外)不选，主要是因为它们“翰藻”不足，另外也因为经书是神圣的著作，不敢筛选，“子”是诸子百家论述哲学思想的文章，并不以“文”为目的，而”史”又是以纪事为务、目的是“褒贬事非，纪别异同”，和文学作品不是—回事，而史书中的赞论序述是“综辑辞采，错比文化”的，所以能够入选。另—类当时盛行的内容空虚的艳体诗与咏物诗不选，则是因其“沉思”不足。萧统订立的详近略远的选文原则，在《文选》中也体现得非常突出。在《文选》中所有1100多篇作品中，晋以后的作品占了大多数，仅陆机的作品就有113篇，谢灵运的41篇，江淹的33篇。这不单单是反映了萧统认为文学不断发展提高的观点，也体现出了他对文采、词藻和结构形式美的酷爱。
《昭明文选》的产生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巨大的意义。他对“文”类和“笔”类文章的区别和选录，从感性的角度配合了刘勰、钟嵘等人的文艺理论，帮助人们对文学本质有了更明确、更深刻的认识；他的选文“文质相称”，提倡文学思想性与形式美并重，对后世人的创作有指导意义，促进了文学创作。选取的作品也较为精当，有了完整的选本作为文学的具体标本，为后人学习文学提供了便利。同时，也为后人研究这七八百年的文学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但是，《昭明文选》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由于它的评选标准还不够科学，把经、子、史中的许多具有文艺性的作品排除在外、两汉、南北朝时期的很多优秀的乐府诗和优秀的文人作品也因质朴没有入选，而铺张杨厉的汉赋和南北朝时期讲求辞藻的闲适诗文则选得过多。而且分类过细，不免繁琐。再说，萧统对文章的认识，与现代人对文学作品的看法也有些距离，他所指的“义”的含义比较宽泛，与现在的“意义”有所不同，而“形式”的含义则比较狭窄，主要指辞藻、对偶和声律等等，所以我们阅读时应予以鉴别。
《昭明文选》一问世，就受到了古代文人的高度注视．到唐代就有了“选学”，人们纷纷把它当做课本来教育后人。唐朝李善说《文选》成书后，“后世英髦，咸资准的”可见它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后世人的文学选本也无不受到它的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