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
佚名
李世民
开创贞观之治盛世
留下文治武功英名
“唐宗宋祖，一代天骄”，唐大宗李世民被奉为封建明君的典范。他曾起兵反隋，战功赫赫，后发动玄武门之变登上了皇位。唐太宗知人善任，相信“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修《氏族志》打击门阀地主，推行均田法和租庸调法发展农业生产；实现民族间的平等政策；以“亡隋为戒”重视人民的作用，在他统治的23年中唐朝经济开始繁荣，国力强盛。著名诗人杜甫在《北征》一诗中吟道：“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纵观古今，唐太宗李世民堪称一代风流人物。
李世民出生于隋文帝开皇十八年十二月(599年1月)京兆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一个有名的陇西士族家庭，父亲李渊在北周时以七岁幼龄袭封唐国公，后来在隋朝做官，少年时代的李世民喜欢习武，他自己后来说：“少尚威武，不精学习。”
李世民的青年时代是在社会的大动乱中度过的，也正是在这样一个社会动乱的年代，他走上了历史舞台。
隋炀帝大业七年(611年)，起义的峰火燃遍各地，规模大的跨州连郡，规模小的也占山据泽。窦建德率领的河北起义军，翟让、李密领导的瓦岗起义军，杜伏威、辅公石为首的江淮起义军，三支力量威胁着隋皇朝的统治。
大业十一年(615年)李渊被任命为山西、河东宣抚大使，大业十三午(617年)，出任太原留守，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李渊的政治影响和军事实力都进一步扩大，在酝酿起兵的过程中，李建成、李世民根据李渊的指示，谨慎而积极地聚集人才，组织力量，这为李世民日后的政治生涯打下了基础，同时也为玄武门之变埋下了火种。
李渊在太原起兵灭隋以后，建立了李唐王朝。在全国趋于平定、李唐皇朝统治日渐巩固的情况下，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开始出现矛盾，这个矛盾的焦点是以太子建成为一方，秦王李世民为另—方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李建成没有参加晋阳起兵，但在晋阳起兵以后至夺取长安这一段时间，他和李世民一样发挥了重要作用，李渊称帝后，按照长子继承制的传统，李建成成为合法的皇位继承者。而李世民却在东征西讨，南征北战中屡建战功，扩大了自己的实力和影响，笼络了一批文臣武将，于是同李建成发生了尖锐的矛盾。
建成对世民有猜忌之心，世民亦对建成有取代之望，这种潜在的矛盾终于在武德九年(626年)发展为兄弟相煎的一幕——玄武门之变。 626年6月4日，李世民埋伏于玄武门之内，射杀了李建成，又逼迫李渊退位。6月5日，李渊传位于李世民，李世民登上了皇帝宝座，时年29岁，这就是有名的唐太宗。
唐太宗李世民继位后在政治方面实行了许多改革，精减机构，裁减冗员，严肃吏治等。隋朝时，朝廷官员有2500多人．唐太宗前唐朝多因隋制，看到庞大的官僚队伍，低下的办事效率，唐太宗指出：“若得其善者，虽少亦足矣，其不善者．纵多亦何为?”命房玄龄等人精简机构，做到“并省官员，使得各当所任。”经精简最后确定朝廷官员为640人，这不仅提高了办事效率而且节省了国家财政开支。同时唐太宗还亲自负责选取各州刺史的工作，“观风俗之得失，察政刑之苛弊”，考察地方官吏的政绩，以决定对他们的赏罚和黜废，所有这些，对唐朝的吏治起到了积极作用。
唐太宗善于用人，这是他在政治上能够成功的重要原因，唐太宗与魏征的关系在历史上成为明君贤臣的佳话。“虚心纳谏、居安思危”，唐太宗的这一大特点是历代君主中少见的，他不单单听取臣下谏议，而且鼓励臣僚直率地上书言事，莫怕犯颜违旨。他求谏魏征：“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魏征答：“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太宗即位之初，君臣议政，太宗说：“大乱之后要想治好国家不易。”魏征反对说：“乱后易治，好比人饿了容易吃饭，渴了容易喝水。”他主张重视德治，尽量不使用武力，太宗赞赏他的主张，遂即制定了“偃武修文，中国既定，四夷自服”的方针。
唐朝建立的时候，社会经济十分困难，全国许多地方生产力没有得到恢复和发展，有的地方出现“千里茫茫，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的残破景象。为了改变这种经济萧条的状况，唐太宗要求大臣们在认识上和政策上要执行“安人(民)宁国”、“不夺农时”的方针。贞观二年(628年)他向侍臣们指出：“做任何事情都要抓住根本。国家以人民为本，人民以衣食为本，而生产衣食又以不失时为本。”他强调要减少战争和土木工程，同时制定了鼓励人口增殖的政策，并以民间是否“婚姻及时”，户口是否增多，作为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一个标准。另外，他认真检查均田制实行的情况，进一步促进了劳动力和土地的结合，同时也鼓励地方官员开办屯田。在赋役政策上，他接受了隋亡的教训，提出对农民要“轻徭薄赋”，地方官吏如果超出规定向农民征税，要以”枉法”论处。这些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社会稳定，粮食充足，户口增加，所有这些是和唐太宗发展生产的措施和政策分不开的。
为了保证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稳定，唐太宗不断对威胁唐朝的吐谷浑、东突厥薛延陀用兵，在击败这些少数民族之后又设立都护府实行有效的统治，在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建立州县制度，同时以当地少数民族的首领和上层统治分子为各级官员，允许少数民族内迁，仅突厥内迁的就有十万人口。而在长安定居的竟有万家，对内迁的民族首领进行封功拜爵，同时唐太宗十分重视同各少数民族上层统治者的和亲，多次以宗室之女嫁与各族首领，利用亲戚关系，加强民族联系，促进民族融合，贞观十五年(641年)，文成公主进入吐蕃和松赞干布结为夫妇，是最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和重要历史意义的事件。
在唐太宗统治年间，唐代社会出现了空前的盛世局面，人称“贞观之治”，在唐太宗去世后百年左右，史学家吴兢写了《贞观政要》一书，他在序中说“太宗时政化，良足可观，振古而来，未之有也。”
同历史上任何伟大人物一样，唐太宗一生也有一段最光辉的年华，但在晚年，其政治生活的光明面开始收缩，而原来就存在的阴暗面逐渐扩大，造成了贞观前期和贞观后期政治风气上的差别以及唐太宗本人晚年的骄奢。
唐太宗晚年“骄”的作风开始膨胀，表现在盲目自信作风的发展上，贞观十八年(644年)唐太宗准备用兵高丽，听说郑元涛曾经跟随隋炀帝征高丽，就召见郑元涛询问有关情况。郑元涛说：“辽东道路遥远，运粮很困难，高丽将士善于守城，不易立即攻下。”这都是实情，但唐太宗都不以为然地说：“现在已经不是隋朝了，您只管听我胜利的消息吧。”655年，唐太宗亲征高丽，虽然取得一点胜利，但付出了极大代价，唐朝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兵力，这跟他出兵前的设想相去甚远。
唐太宗贞观后期的“奢”表现在各个不同的方面，一是“游猎太频”；二是不惜国库，大兴土木，当大臣们纷纷提出批评时，唐太宗甚至反唇相讥，说什么“现在天下无事，武备不可疏忽，我只是与常在左右的人猎于后苑，没有一件事烦扰百姓，这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唐太宗“游猎”的地方很多，并不只限于“后苑”。更为糟糕的是，上行下效，皇子们也“数出畋猪，颇损居人。”贞观十六年(642年)六月。唐太宗竟然下了一道诏书，自今以后，太子所有库物，有关部门不要加以限制，于是“太子发取无度”。晚年的唐太宗大兴土木，修洛阳宫，营造大明宫，兴建飞山宫．修翠微宫，营建玉华宫，这劳民伤财的举动，“所费已巨亿计“。
晚年的唐太宗，不论在政治作风、思想作风，还是其生活作风方面部走上了消极的历程，这是封建时代君王的通病，对于一代帝王的杰主李世民来说，这些消极方面也未免就英武、豪迈之中染上了几分悲剧色彩，对于这样一位千古风流人物我们对他的文治武功赞赏有余，而对其政治生活中表现出的一些封建帝王不能克服的病疾又深感惋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