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
佚名
王安石
天变不足畏 祖宗不足法
改革家历来命运多舛。从秦国的商鞅，唐朝的刘晏，到明代的张居正，晚清的谭嗣同，他们或受车裂，或被砍头，即使本人已死，还得被政敌开棺戮尸。当然，也不是全都如此，也有寿终正寝的，也有忧郁而死的。王安石就属这一种。他给积重难返的北宋王朝开了一剂良方，却由于操之过急，用人不察而招致失败。
王安石变法虽然失败了，但他却流芳千古，这不仅因为他是一位改革家，而且因为他还是一位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
《游褒禅山记》是人们十分熟悉的散文。它以“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阐发了学习的道理。其作者就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中国历史上卓有成效的改革家——王安石。
王安石是一个多面手。在文学上，他的诗文很出名，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在思想上，他是北宋唯物主义哲学路线的重要代表，是当时“荆公新学”学派的创建者，给后人留下了珍贵的思想遗产。在政治上，他少怀大志，为了改变当时北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不顾守旧势力的反对和破坏，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斗争精神，积极推行变法改革。为此，他的事迹广为流传，并载入历史史册。
王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今江西临川人)，生于宋真宗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他出身在一个属于“仕则有常禄，而居无常产”的小官吏阶层的家庭里。他的父亲名叫王益、一生只做了几任地方州县官吏，由于他在家乡“无田园以托一日之命”，所以在外地做官，都是携带家眷子女同行。王安石的少年时代是在父亲身边度过的。随父四方流转，使王安石的眼界为之开阔，养成了不同于一般官宦子弟的个性。
“男儿少壮不树立，挟此穷老将安归?”。他在17岁的那年夏天，随父到了江宁府，猛然醒悟到时光在不停地流逝过去，人在少壮时不树立大志，则年老时，必将会一事无成。于是他谢绝了婚丧庆吊一类世俗事，发奋学习。并常以契和后稷这些古代贤人自期，希望能和他们一样辉映于史册。王安石最可贵之处是学而不死，活学活用、立志不作俗儒和书呆子。他不会就学，不懂便问，力求甚解。不以儒家经典为限，广泛涉猎百家诸子之书。王安石除了广泛阅读书本知识之外，还喜欢作些调查访问，特别是对于那些有实践经验的“农夫女工”，更是无所不问，借以验证书本知识的正确性、完整性。这样，就使得王安石不但对于古代典籍具有比较深透切实的理解，对于现实社会问题的体认，也远远超出与他同时代的那些官绅士大夫们了。
宋仁宗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二十二岁的王安石中了进士，从此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活。从王安石踏上仕途到嘉佑七年(公元1062年)这二十年里，王安石绝大部分时间都充任地方官吏，他作过答书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只是在这一时期的最后几年，他才被调到京都开封。
地方官吏的生活，使他对北宋王朝吏治的腐败，大地主大官僚加剧兼并土地、中小地主破产以及农民生活痛苦等情况，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比如，他在知鄞县时，亲眼看到原来无水旱之忧的鄞县，“旱则连年”，原因是“吏者因循”，使原来的水利设施，荒废失修。在通判舒州时，他目睹了这块昔日“土沃人良耕”的地方，在地主兼并和酷吏“掊克”之下，变成“百室无一盈”的情景，写出了“三年佐荒州，市有弃饿婴”等感人的诗句。再如，提点江东刑狱这一职务，使他有机会认识北宋吏治的腐败。在致友人的信上，他写道：“一路数千里之间，吏方苟简自然，狃于养交取容之俗。”
公元1067年，宋英宗死，宋神宗继位。正处于血气方刚、富于进取之年的王安石，敏锐地看到北宋社会危机四伏的现实，提出了变法革新的主张。
历史上任何一次重大的改革，都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结果，但是改革的担子落在谁的肩上，却和一个人的出身、遭际、学识、才能、魄力和社会地位有一定的关系，王安石出身于小官吏家庭，属于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而这个阶层又恰好是产生改革思想的温床；王安石半生的经历，使他看到北宋王朝的腐朽，卓越的学识又使他对北宋社会各种弊病看得比别人更深刻，更透彻一些；同时多年地方官吏生涯，磨练了王安石的才干和毅力；而他的学问、道德、政绩，又使他在士大夫中久负盛名。这些因素，综合于王安石一身，使他成为最有资格负起这副已经成熟的改革重担的人。
王安石的变法促进了生产的发展，缓和了阶级矛盾，对社会的进步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他作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当之无愧。但是，由于内因外因诸多因素的影响，改革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
王安石既是伟大的政治改革家，又是著名的哲学家。他的一生是沿着政治改革和哲学思考两条并行的轨道走过的。
北宋国家的“积贫”、“积弱”局势，使他产生了改革现状的思想。而如何变革现状的问题，又迫使他深入地去探索世界的本原是计么，世界是运动变化的还是静止不动的，社会的基础是什么等抽象的哲学问题。对哲学问题的深邃的思考，终于为其政治改革主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政治改革家和哲学家双重身份，使他既不象某些哲学家那样偏重于从理论兴趣去探讨哲学问题，又不象某些改革家那样出于纯实际的考虑去解决现实问题。
王安石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他的运动观可概括为一点：万物皆变；物变万殊；运动变化的基本形式为新故相除。王安石“山川有理有崩竭”这句诗，值得注意。这句诗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王安石全部哲学体系最重要的命题之一。它表达了一个十分深刻的思想，事物，即使是高山大川，处于运动变化之中才是合理的，反之，如果事物是僵死的、不动的，则不合乎道理。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从五帝到北宋历经3500多年。这期间朝代兴衰更替数以百计，都与人才问题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王安石辅佐神宗推行新政，振兴北宋，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人才思想。
他针对北宋“积贫”、“积弱”的国情，明确指出”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己”，人才是“国之栋梁”，得之则安以荣，失之则亡以辱”；他主张革新教育制度，把学校办成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他坚持以德才兼备为选才标准，反对以出身、资历论人才；他力主用才应用其长而避其短，并且“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裁之以法”，以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
教育是人才成长的必由之路，即使是自然天赋极为奇特的人，如果没有教育，也很难成才。王安石曾写出《伤仲永》这样一篇短文，在情节上虽有夸张、离奇之处，但总的说，这篇文章反映的思想是比较正确的。尤其是王安石把“不受之人”看成是造成这一悲剧的根源，切中了问题了要害，并通过这个典型，以小即大，深刻地揭示了教育对人才成长有重要作用这一普遍规律。
得到人才之后，还有如何使用的问题。王安石认为如果“得天下之瑰材桀智，而用之不得其方”，那么也只能象把本来可以制造利箭的“南越之修竿”用于敲扑一样。
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王安石设幄讲学。通过讲学，在王安石周围聚集了一批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形成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学学派。这批青年知识分子中的王方、陆佃等后来都成了王安石推行新法的得力助手。
王安石一生坎坷，因变法改革触动了一部分官僚、商人的利益，为此，他的官职多次更损复出。
公元1085年，宋神宗死，年幼的末哲宗继位，高太后临朝听政。不到一年，王安石苦心孤诣制定和推行的新法尽被废黜。公元1086年，王安石饮恨逝世，他的生命几乎是与新法一起结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