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
佚名
曾国藩
正心诚意修身性
齐家治国平天下
曾国藩本是程、朱理学的鸿儒，但又不囿于一家之说，而将古往今来一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庞杂理论通通纳入自己的思想体系；他本是青云直上的一介文官，但在朝度危亡之时却能投笔从戎，创建清朝后期重要的军事力量——湘军；他力挽狂澜，立下了无人可比的功勋，却又能激流勇退，嘱咐儿孙种莱养猪；他镇压太平天国，杀人如麻，人送外号“曾剃头”但他又是洋务运动的主要推动者，被封建史学家誉为“中兴名臣”。他是中国近代最复杂的人物，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许多重要人物的身上，都有他的烙印。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集古今思想之大成的杂家。他自诩以“诚”处世，实际却十分狂诈；他满口“仁义”，实际却极端凶残。他出身于中小地主家庭，生长在僻远的山村，十年之内从一个七品小官一跃而成为二品大员，几乎年年擢升，岁岁加官。他积极编练湘军，用程朱理学思想禁锢湘军将士头脑，使湘军成为自家的军队。他历经数次挫折，但最终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成为力挽狂澜的中兴名臣。
曾国藩，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1811年生于湖南衡阳一个地主家庭。从小受父祖辈“穷年磨，期于有成”，“猎取功名以跻人仕途”的教诲。1838年，中进十。因成绩优良、被选入翰林院的庶常馆深造，做了庶吉士。从此他更名为国藩，以国家的屏藩自居!
1840年，曾国藩以庶常馆散馆授检讨而步入仕途。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一个转折点。以前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制艺，以图科举；此后直到组织镇压农民起义的反动武装前，首尾十年，完全潜从于古诗文辞、宋明理学，把自已修养成了封建社会最后—个理学家。
曾国藩是从科举道路上一步步爬上官位的，所以做官以前，早已接触到理学，不过那时主要用于制艺八股，把其当作敲门砖．用以敲开科举大门。叩开科举大门以后，他才潜心探究其中的奥妙。十年中，从韩愈、朱熹到陆九渊、王守仁，他都一一研究过他们的思想，深刻了解了理学的内涵，促使他的一生，严格地按照程朱理学家：“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模式而奋斗不息。
在世界观上，曾国藩对天地万物的认识是以程朱理学理论为依据的。他认为“我与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这个同出一“源”就是理。“理与气相丽”，理气两者是并列的，不相离的。但“理”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是先于物质永恒存在的。他还特别讲究忠诚，以“诚”为其世界观的中心范畴。同时，把“诚”和“忠”联系起来，宣扬“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他解释“性”、“命”与“理”的关系，认为“理”体现于万事万物当中，在人为“性”，在天为“命”，这“性”、“命”表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就是君臣父子的封建伦理道德。同时，他极力宣传“诚至则神应”的唯意志论，鼓吹“莫问收获，但问耕耘”，认为凭着“至诚之心”，则天下无不可为之事矣。”这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
作为封建社会末代的道学家，他并没有给道学增添多少新鲜内容。他的理学著作，只有《致刘孟容》、《顺性命之理论》等寥寥数篇而己；他的理学思想，散见于日记、书札中，因此，他只能算是一个抱残守阙者。但他的这些思想，在他以后训练湘军中却大派用场，成为影响其一生的主要思想。
从1842年到1852年的十年中，曾国藩过着安闲的京官生活。其间担任翰林院侍讲、侍读、国史馆协修，这些官职地位不低，但无实权。洪秀全于1851年1月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使“储才养望”的曾国藩有了大展宏图的机会。
太平天国形势的迅猛发展，清军的连连失利，使得清廷胆战心惊。时任兵部左侍郎的曾国藩，深感事态的严重。上书极力主张组建团练，以对付太平军。1851年，回家为母守孝的曾国藩开始在家乡组织团练。
曾国藩在长沙督办团练，镇压湖南境内农民起义的武装力量，这支包括罗泽南率领的一千余名“湘勇”在内的大团、也就是最初的湘军。他仿照戚家军的编制方法，将一千余名湘勇，分为左、中、右三“营”，营下设“哨”，哨下设“队”。每营360人。1853年冬天、他又招集了水军，扩大了营的编制，由原来的360人，增至500人。这种以营为单位的编制，从此也就成为湘军的定制了。
曾国藩招募湘军士兵，有着严格的规定。一是要有地方各级证明、以便清查；二是要选择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的穷乡僻壤的农民，对于市井无赖、一律不得收用。至于湘军将领，更是由他自己亲自挑选。他选择将领的标准是：第一要才堪治兵；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湘军的统帅将领，不是曾国藩的至亲好友，就是故吏门生。
值得重视的是，曾国藩对湘军采取“训家规”的思想统治方法，加强封建伦理纲常和乡土感情的培训，以此来团结士兵，为己所用。这样，整个湘军，通过严密的封建宗法组织和封建家长式的管理，成了一支极具战斗力的私人武装。
1854年2月，太平军的西征军攻入湖南境内，来势凶猛。曾国藩在咸丰帝的数次下诏催促后，于12月25日，齐集水陆大军于湘潭，妄图一举消灭进入湖南的太平军。
此时的曾国藩，过低地估计了太平军的实力，盲目出兵，结果靖港之战使得他苦心经营一年之久的水师几乎全军覆没、陆军也受到严重打击，18000多人的水陆大军只剩了残兵败将4000多人。而此时的太平军则对湘军采取守势，使得曾国藩得到了几个月的喘息时间，重新整顿水陆军备。他一面到两广招募水师，加紧造船，一面到湖南各县招兵买马，补充陆军。很快又凑集了二万来人的湘军，“规模重整，军容复壮”。于是，他受命倾巢出境，决定集中水陆全军主力，扑向岳州，消灭湖南太平军主力，然后进逼武汉。
在岳州，两军展开激战，互有胜负。由于太平军主帅曾天养作战中壮烈牺牲，太平军只好撤出湖南。曾国藩得以进入湖北，逼近武汉。又由于武汉太平军统帅仓惶逃跑，使曾国藩轻而易举地占领武汉，控制了长江上游，实现了他战略的第一步。
太平军在湖北的失利，引起了洪秀全的注意。他急派翼王石达开亲赴江西指挥太平军西征战事。勇猛善战，富于谋略的石达开利用湘军的弱点，在湖口全歼湘军水师，湘军陆军也受到重创，太平军重新控制了九江到武昌数百里江面。此时的曾国藩，被围困在南昌城里，惶惶不可终日。但是，天京事变的发生，使太平天国革命遭到严重挫折，也给了曾国藩可乘之机。曾国藩不仅获得了喘息的时机，而且从1856年9月1857年3月半年多的时间内，湘军重占武汉，攻占了江西、安徽的多处重镇，包围了天京的屏障——九江、安庆。
1858年5月，湘军攻陷九江，直逼安庆。两军在三河发生激战，太平军青年将领陈玉成率部神速地包围了三河湘军李续宾部，并发动猛烈攻击。李秀成也率军来助。结果湘军6000多精锐部队全部被歼，李续宾和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华，同被击毙。三河之战，湘军受到沉重打击，围困安庆的湘军，闻风逃遁。此时太平军在各个战场上捷报频传，形势转为平安。清军在江南的嫡系部队被太平军消灭殆尽，再也不能阻挡太平军的攻势。于是咸丰帝不得不把曾国藩作为他对抗太平军唯一的希望。1860年8月，加封曾国藩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并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节制大江南北水陆各军。曾国藩的地位和权力急剧膨胀起来。
1860年8月，曾国藩调兵遣将，集中水陆大军八万余人，命曾国荃率湘军主力，向安庆发起一场猛烈攻势。曾国藩认为，安庆扼天京上游，如得此城，不仅可以作为湘军水师的根据地，截断太平军与江淮之间的联系，而且还可以断绝天京的大部分粮源。在他看来，“但求力破安庆一关，此外皆不遽与之争得失”。安庆之战是双方的决战，太平军和湘军都全力以赴。1961年4月，陈玉成率军突破湘军的重围对围困安庆的曾国荃部实行反包围。双方在安庆城附近展开激战。曾国藩也迅速抽调湘军精锐，全力支援曾国荃，包围了陈玉成部。这样，在安庆战场，双方军队犬牙交错，互相围困，层层作战。这时李秀成为保存实力，对安庆之战袖手旁观。陈玉成虽然英勇，但激战数日，弹尽粮绝，战斗疲惫。1861年5月5日，太平军坚守了九年的安庆，终于被曾国荃攻陷。安庆战败，太平天国西线战场完全崩溃，天京失去了屏障。曾国藩便集中兵力向天京推进，完成了合围天京的战略。
1861年11月20日，刚刚上台的慈禧任命曾国藩统辖苏、皖、赣、浙四省军务，两个月后，又加封协办大学士衔，表示了清廷对曾国藩的更大信任。此时的曾国藩积极扩充军队，吞并异己，网罗人才，重用有才干的幕僚，先后保荐亲信沈葆帧为江西巡抚，左宗棠为浙江巡抚，李鸿章为江苏巡抚，湘军势力不仅占有长江中下游，而且也伸展到西南内地。从此，湘系集团便一跃成为地主阶级当权势力中最大的实力派。
曾国藩自认为政治、军事、经济的力量积蓄得差不多了，1862年，分兵十路，向太平天国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他采取先打外围，后攻天京的战略指导思想。对天京围而不攻，而将主力放在浙江、苏南两个战场。左宗棠在浙江，李鸿章在上海与太平军展开激战。湘军在洋枪队的配合下，很快便攻占了浙江、上海的大部分地区。
而由曾国荃率领的二万余湘军，于1862年5月抵达天京城外，扎营雨花台。湘军水师也乘机截断太平军的水路粮源，天京处于湘军四面包围之中。
湘军的出现完全出乎洪秀全的预料，急忙召李秀成回京。李秀成调动20万人马，号称60万，分三路进援天京。会战开始，双方无不全力以赴。但湘军在长江有水师增援，粮饷、军械、援军可源源而来。而太平军的水路被截断，主要粮源成了问题。曾国荃命将士死守，双方会战打了46天，到11月，太平军粮食更加困难，棉衣无着，缺乏援军，只好暂时撤军。后来湘军又成功地阻击了太平军“进北攻南”以解天京之围的军事行动。致使长江北岸地区被湘军占领。从此，太平军再也无力发动攻势，曾国藩取得了战略上的主动地位。
从1862年5月到1864年6月，曾国荃围困天京整整两年。由于太平军将士的奋勇抵抗，湘军损失近二万人，天京仍未攻破。清廷万分焦急，连下六道诏书，命曾国藩迅速攻下天京。于是，曾国藩命曾国荃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加紧猛攻。此时的天京，犹如大海中的孤岛，粮食断绝，外援不继。洪秀全不幸又于6月初亡故，人心更加惶惶不安。7月19日，曾国荃部用地雷轰塌城墙，湘军如湖水般从缺口杀入城中。太平军虽然英勇抵抗，但是．以数千孤军拒数万之众，毕竟力量悬殊。太平天国建都11年的天京，终陷于曾国藩之手。
湘军攻入天京，立即显示出流氓、强盗和禽兽的本相。首先大肆屠杀，三日之内，杀人共十万余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他们任意奸淫妇女，上至六十，下至十余岁的幼女，除自杀外，很少幸免。其次大肆抢掠。太平天国所存财物，被洗劫一空。湘军将士，大多成为富翁。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曾国藩命令士兵放火烧城、大火烧了七天七夜。天京遇到如此厄运，30多年都没有恢复过来。
太平天国后期的著名将领李秀成，被俘后变节。出于怕李秀成说出天京陷落真相的顾忌，在李秀成刚刚写完供词的下午，就被曾国藩处死了。
清廷对于曾国藩擅杀李秀成和独吞天京财富甚为不满。但是，一来太平军的残部尚在活动，捻军起义更是方兴未艾，曾国藩兵权在手，还用得着他；二来他镇压太平天国有功，力挽大清江山不倒。论功行赏，曾国藩赏加太子太保衔，赐封一等侯爵，世袭罔替，赏戴双眼花翎。曾国荃赏加太子太保衔，赐封一等伯爵。其他湘军水陆将领130余人，均各加封赏。这些人都成了湖南的豪绅大地主。
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天国时期，认识到洋枪详炮的威力，于是在1861年9月，创办安庆军械所，生产枪炮弹药，供给湘军使用。后与李鸿章创办江南制造总局，除制造枪炮弹药外，还制造轮船。从办洋务的经验中，曾国藩认识到学习外国文化知识的重要性，于是在江南制造总局设立学馆，学习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同时选派子弟出洋学艺，培养人才，这些都反映了曾国藩思想上开放的一面。
太平天国被镇压下去，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却尖锐起来。由于曾国藩权势过重，为了减少清廷疑忌，以免招致杀身大祸：他首先命曾国荃回家养病，接着便遣散湘军，请北京闲散旗兵南下驻防，以示对清廷的忠心。
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后，特别是他荣升直隶总督后，他的权势达到顶峰，同时也是权势跌落的起点。他遣散湘军，实力去了大半；镇压捻军，兵败名损；办理天津教案，更是媚外取辱。不得不调任两江总督。但他兴办近代工业，参与洋务运动，也取得了成绩，成为“中兴名臣”第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