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
佚名
洪秀全
揭竿而起开疆拓土
言天说地自毁长城
一个连秀才都没考上的书生,却把西方的基督教义中国化,并组织了严密的拜上帝会,把千百万苦难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发动了中国最后一次旧式农民大起义。太平军所向披糜,占据半个中国,打得清军一败涂地,弄得曾国藩失魂落魄,两次要自杀。在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下,太平军领袖们又自相残杀,发生了震惊个外的天京内讧……这一切,都与太平天国的发起人洪秀全有支接关系。
洪秀全出生于广东花县—个农民家庭。 7岁入私塾读书,5年后就能熟诵四书五经等。由于他的学业成绩优异,老师和家长都对他抱有希望,相信他能及时取得功名,光宗耀祖。
1828年,洪秀全第一次到广州应考秀才,没有考取。以后他一面当村塾老师,一面努力读书,又先后几次去广州应试,但都名落孙山。
多次科场失意,使洪秀全感到愤懑不平。就在1843年最后一次应试落第后,他阅读了传教士梁发的基督教布道小册子《劝世良言》。这本书是他在7年前去广州应考时得到的,内容是宣传拜上帝,敬耶稣,反对崇拜偶像邪神,宣扬天堂永乐、地狱永苦等教义。洪秀全读后反应强烈.觉得已获得上天堂的真路和永生快乐的希望。于是,他按照书中的启示,祈祷上帝,自行施洗,以表明去旧从新,并开始传教、这成为他一生中的重要转折点。
洪秀全劝人敬拜上帝,不拜祖先、邪神,不行恶事。他的同学、塾师冯云山和族弟洪仁轩等首先受洗入教。不久,他们将村塾中供奉的偶像和孔子牌位全部撤去。这—行动违背了传统的风俗伦常,引起当地士绅的不满,结果他们失掉了塾师的职位。
1844年,洪秀全和冯云山离开花县,辗转来到广西贵县赐谷村一带传教,受洗入教的农民达100多人。9月,冯云山转入桂平山区活动。11月,洪秀全返回广东花县,一面教书,一面传教,并撰写诗文进一步阐发了宗教教义。
在乡居期间,洪秀全先后写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作品,把基督教教义和儒家思想结合起来,劝人信奉上帝,行善积德,以实现“天下一家,共享太平。”
1847年春,洪秀全离开花县前住广州,跟随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学习基督教义,研读《新旧约全书》。罗孝全认为洪秀全的思想不纯,不是合格的教徒,拒绝给他施洗礼。洪秀全在广州只住了几个月,便到广西桂平县紫荆山去找冯云山。
紫荆山是个大山区,地势险要,居民大多以耕地、烧炭为业,受苦很深。冯云山于1844年来到这里,以做工、当塾师为生,在贫苦群众中开展艰苦的宣传、组织活动。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在紫荆山区建立起一个称为“拜上帝会”的组织,团聚了会众2000多人,其中有烧炭工杨秀清和贫农萧朝贵。1847年8月,洪秀全到达紫荆山后,为了巩固和发展拜上帝会,与冯云山共同策划,制定了“十款天条”,各种条规和宗教仪式,加强对会众进行思想和纪律教育。他们还派人进入汉、壮、瑶等族人民居住的山村进行宣传,扩大组织,并带领群众捣毁了甘王庙等庙字,鼓舞了群众的斗争勇气。
在广西期间,洪秀全又写了《原道觉世训》和《太平天日》。《原道觉世训》除加强宣传上帝创造一切、主宰一切、要人们朝夕敬拜外,还提出同“皇上帝”相对立的“阎罗妖”,作为一切妖神的代表,号召天下兄弟姐妹共灭之。这样,他就抨击了历代帝王妄称皇上帝称号,指出只有上帝才能称帝,人间君主不得妄称,表现了对君主的蔑视。《太平天日》则记述了洪秀全1837年病中异梦及后来两次去广西活动的经过,宣称洪秀全是上帝的次子,耶稣的弟弟,被封为“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是“真命天于”,受命下凡“斩邪留正”,表露了洪秀全的反清思想。
拜上帝会的影响越来越大,因而同当地封建势力的矛盾也日益尖锐。1848年1月,恶霸地主王作新率领团练逮捕了冯云山等人,向桂平县衙门控告他们“结盟聚会”,“不从清朝法律”。县官将冯云山投入监狱。这时,洪秀全正在贵县,闻讯后立即赶到紫荆山,随后又去广州设法营救。
冯云山在被拜上帝会会众营救出狱后,年底往广东寻找洪秀全。1849年7月,两人重返紫荆山。这时,广西到处发生天地会领导的群众反抗斗争,而清朝在这里的统治力量又很薄弱,在这种有利的形势下,拜上帝会的力量迅速发展起来,以紫荆山为中心,方圆数百里都有它的组织。拜上帝会的基本群众是各族农民,还有矿工、小贩等。此外,一些农村知识分子和家境富裕而社会地位低的人也参加进来。拜上帝会在发展和斗争中、形成了以洪秀全为首的领导核心,成员有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和石达开。
从1844年到1849年,这6年是拜上帝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发展壮大的关键时期。洪秀全的功绩在于:他抓住了时代的脉搏,倾听了群众的呼声,别出心裁地利用拜上帝教作工具,提出了反对以清王朝为代表的封建专制统治的思想扣主张,为人民指出了战斗的方向,他不愧是杰出的农民革命的思想巨人。
拜上帝会经过积极的筹划,起义的条件成熟了。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率2万会众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从此,气势磅礴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开始了。
太平天国从金田起义、永安建制、定都南京,直到天京陷落,革命失败,长达14年。在这极不平凡的的14年里,走的是一条开拓疆土却又自败长城的道路。其中以永安建制和天京内讧为重要转折点。
身为太平天国领袖的洪秀全,在1852年夏永安突围,进军湘鄂之前,是生机勃勃、永往直前的。他虽然很少亲临前线,指挥战斗,但对许多重大政治、军事问题是直接过问,甚至独自处理的。这从他发布的一系列诏旨中就可以看出来。
金田誓师起义前夕,他向全军发布了“五大纪律”,作为全体将士行军、驻营、战斗、生活的准则。在攻克永安,第一次占领城池的新形势下,他及时号令全军:一切杀妖取城所得,不私藏,尽交天朝圣库。他分封五王,明确统属关系,基本奠定了太平天国军事政权的组织形式。1852年4月的《永安破围诏》,动员“男将女将尽持刀,现身着衣仅替换;同心放胆同杀妖,金宝包袱在所缓。”这些诏令都极富政治色彩,充满战斗精神,在思想、组织、纪律和供应等方面为北伐进军提供了重要保证。太平军在短短的两年中,从广西一隅挺进江南,开疆拓土,建立了与清王朝对峙的太平天国政权,洪秀全功不可没。
然而,当革命从广西向江南飞跃发展时,洪秀全却从农民革命的道路向封建化方向倒退,脱离群众,欣赏皇权;又搞起了“选纪”、并宣扬“妻道在三从,勿违尔夫主”之类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
在政治上,洪秀全从永安封王起,就逐步退居幕后。一切军国大事,统归东王杨秀清节制。到了南京,他深藏于金碧辉煌的天王府里,从不出户,把许多精力用于宗教神学的著述,脱离斗争实践和广大群众。连他过去的亲密战友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等有事要见,也要请示批定日期才行。
这导致了太平天国领袖们之间的关系逐渐疏远,互相猜忌,矛盾激化。
1856年,因为杨秀清“逼封万岁”,洪秀全“密诏”韦昌辉把杨杀死,2万名将士也死在这场内讧中。不久,韦昌辉也被处死,石达开则领兵10万“远征”。结果,太平军元气大伤,“天父、天兄”的神话被自我戳穿,导致人心涣散,众叛亲离,论责任各有不是,洪秀全确实是自败长城。
天京事变后,为首起义的6王或死或走,洪秀全真的成了孤家寡人了。在朝中无人掌管的情况下,他先是要自理朝政并兼任军师,很快便感到力不从心,便任命陈玉成、李秀成、蒙得恩等出来助国,而他又深居宫中,少问政事了。
当然,他并不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而是“十分勤工”,经常发布文告记书,批阅各王奏折,对于国事也很关心。
为了修补被内讧所幢塌的“宗教长城”,他还用自己或幼主的名义,不知疲倦地从事宗教文章的写作,说的多是“天话”,“梦话”,执迷于“天情”,陶醉于“梦兆”。到了1861年3月6日,他干脆把太平天国改为“上帝天国”,说是此名“更合真理”。不到一个月;又改为“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这种宗教迷信的恶性膨胀必然导致军事上的保守和政治上的倒退。李秀成说他是万事“靠实于天,不肯情人。”
1863年冬,苏州陷落,天京被曾国荃的湘军围困.城内缺兵少粮,李秀成建议“让城别走”,但洪秀全却对他严加斥责,说:“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朕铁统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者乎?”
这样“言天说地”,不听劝阻,只能把事情弄得更糟。1864年夏初,天京粮尽。洪秀全命令“多备甜露”,说“可食饱长生”。所谓“甜露”,其实就是地上的野生百草。他带头食“甜露”,可敌人却在步步紧逼,天京危在旦夕,全城人心惶惶。性情刚烈而又“不肯失志”、极其自负的洪秀全日夜焦躁,无以自解。他卧病20天,不医不药,终于1864年6月1日病逝,终年52岁。7月19日,湘军攻入城内,太平军将士浴血奋战,但寡不敌众,天京终于陷落,太平天国宣告失败。
不信人谋,“一味靠天”铸成了洪秀全身死、国亡的历史大悲剧。究其原因,是由于他从小饱读圣贤诗书,深受儒家封建文化熏陶,很难排除封建思想的影响;他所接触的西方思想,又很片面,导致他在宗教迷信思想、传统的小农思想以及封建思想的困挠下徘徊不前,无法使革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