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

佚名   
         康有为

发动公车上书

领导变法维新

    自秦汉以来，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曾出现过多次的变法，但所有这些变法，无不是在不改变封建阶级统治基础的前提下进行的。而康、梁所领导的戊戌变法维新，则具有与以往任何一次变法所不同的特点。它是一场“扫千载之秕政弊风，开四万万人之聪明才智”的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毛泽东同志评价康有为是“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找真理”的先驱人物。

    康有为是近代“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找真理”的先驱人物。他所领导的戊戌变法，不但是一次政治改革运动，而且也是一次爱国救亡运动，他是中国近代新兴资产阶级的改革先驱者，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和文学家，是改良运动的发起和领导人。

    康有为(1858年一1927年)，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泰，广东南海人，从小在父祖的教育下，浸淫于程朱理学。熟习儒经，涉猎群书，学习时文，因常口称“圣人”，故有“圣人为”之号。17岁开始接触外国史地知识，初步掌握了国际政治及世界地理知识。1876年，他师从当时著名的今文经学家朱次琦于九江礼山草堂，深受其影响，思想上发生了很大变化。之后，他几次应广东和顺天乡试，落第无名。数次北京、上海之行，他目睹清政府的腐败统治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所造成的民族危亡，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越来越多地流露出要求改革的愿望。自1879年起，他先后到香港、上海等地游历和考察，接触到一些西方资本主义事物，开始阅读介绍西方政治制度和自然科学知识的书刊，感到外国资本主义制度比中国古老的封建制度优越。他继承和发展了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爱国思想，留心“西学”，主张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抵抗侵略，使中国变成一个独立自主的资本主义强国。他决心抛弃乾嘉之学，以今文经学为武器，探索祖国前进的道路，成为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今文经学的著名大师。

    从此，康有为站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立场上，以《春秋公羊传》的神秘历史进化观为指导，杂揉了佛学禅宗、陆王心学、基督教义、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以及一些空想的社会主义理论，提出了一整套变法维新的理论和改良主义的改革方案。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他写了大量的宣传变法维新的著作。其中最主要的是，1884年开始编著的《人类公理》(即《大同书》)，1891年撰写的《新学伪经考》，1892年撰写的《孙子改制考》这些著作概括了他的哲学、政治和历史观点，成为他主张维新变法的重要理论著作。

    在《新学伪经考》中，康有为对封建统治阶级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古文经《左传》、《逸礼》、《毛诗》等进行了猛烈抨击。断定这些经典都是西汉末年的刘歆为了迎合王莽篡汉而谬托圣人制造的“伪书”，因而淹没了孔子“托古改制’的原意。康有为的这种论断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但重要的是，他在这部书中把历代封建统治阶级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古文“经典”，公然宣布为“伪经”，这无疑是思想界的一声惊雷，不仅打破了长期以来古文经学的绝对权威和思想沉寂的局面，而且对维护封建制度的理论依据提出了挑战。显然，《新学伪经考》一书是为资产阶级变法维新的政治主张服务的。

    《孔子改制考》是康有为另一部著名的重要理论著作。在该书中，康有为从资产阶级改革政治的要求出发，用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附会公羊学派的学说，用公羊学派的“据乱、升平、太平”三世学说来解释历史发展的趋势。同时、他着重宣传了所谓孔子托古改制的理论。他宣称：《六经》全是孔子所作，所记载的有关尧、舜的“盛德大业”，都是孔子假托古圣先王的言论来宣传自己的政治观点和主张的。康有为虚构出一个主张“改制”的孔子，目的在于把孔子装扮成一个资产阶级历史进化论和民权平等思想的倡导者，把自己的变法思想说成是阐发久被湮灭的孔子学说中的“微言大义”，用以证明他主张的维新变法，不但没有违背孔子的遗教，而且是孔子道统的真正继承者、是完全合乎“圣人之道”的。显然，康有为打出孔子托古改制的旗号，是企图利用孔子这个招牌来为维新变法制造理论根据和历史根据。

    在《人类公理》(《大同书》)中、康有为列举了人类社会的种种不合理现象和人们身受的种种苦难，为了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和解脱这种苦难，他描绘出一幅无私产、无阶级、无家族、无邦国、无帝王、人人相亲、人人平等的“大同”世界的理想画面，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康有为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

    《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的问世对当时的思想界震动很大。康有为就是通过这两部著作，用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和自由平等的学说作武器，有力地冲击了顽固守旧势力，奠定了资产阶级维新变法的理论基础，成为当时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中国人之一。然而，康有为的政治思想中还有许多消极因素，他用新的“三世说”来宣传历史进化论，这与复古倒退的反动史观相比自然是一个进步。但他所宣扬的进化，是西方资产阶级的庸俗进化论。即认为人类社会只能有渐变的循序前进，而不能有突变的革命飞跃。所以他幻想依靠皇帝的权威，在不彻底改变封建制度的基础上，达到资产阶级参与政权和发展资本主义的目的。他反对顽固守旧的儒家思想，但又从儒家经典中借用某些东西，制造变法的根据。他的目的，显然是要利用孔子的权威来抵制封建顽固势力对变法维新的阻挠和压力。

    康有为的维新变法思想，受到了当时统治阶级内部顽固守旧派的攻击，他们运用手中的权力，对康有力进行迫害、阻挠，并宣布康有为的著作为禁书，严禁流传。

    康有为在著书立说、寻求变法维新的理论根据的同时，在广东创办万木草堂，通过大规模地聚徒讲学活动，来宣传他的维新变法的改良主义理论，并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进行变法维新活动的改良主义人才，如梁启超、陈千秋等。在他的领导下，一场变法维新的改良主义运动，开始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

    1895年4月，康有为、梁启超到北京会试。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回国内，民怨沸腾。康有为愤慨异常，发动参加会试的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清政府，痛陈对日割地、赔款，必将引起民心丧失、列强接踵而至的严重后果，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康有为亲写万言书呈送朝廷。这就是震动朝野的“公车上书”。都察院以《马关条约》已经签字、无法挽回为借口，拒绝代呈皇帝。

    “公车上书”虽然没能阻止《马关条约》的签订，但这次爱国知识分子的上书请愿，标志着酝酿多年的资产阶级维新变法思潮已经发展为爱国救亡的政治活动，影响极大。“公车上书”的内容被传抄印刷，流传很广。康有为也从此取得了维新运动领袖的地位。

    “公车上书”后不久，康有为考中进士，授工部主事。同年五月和六月．他连续两次上书光绪帝，痛陈变法的迫切性，提出“设议院以通下情”的主张。光绪帝感到康有为的变法主张，有利于挽救清朝的统治危机，因此非常重视，命令将康有为的上书抄送慈禧、军机处和各省督抚。从此，维新派开始取得皇帝的支持。

    与此同时，康有为为了打开维新运动困难重重的不利局面，决定从制造舆论和组织团体上下手。1895年7月，他创办维新派宣传变法理论的刊物《中外纪闻》，由梁启超等人组织撰稿，宣传西学，鼓吹变法。《中外纪闻》遭禁后。同年八月，康有为推动组织“强学会”。户部侍郎陈炽任会长，梁启超任书记。

    强学会组成不久，就被强行解散。北京的维新运动转入低潮。康有为来到上海，创办《时务报》，继续宣传维新变法的主张。

    为了抵制变法运动，张之洞于1898年3月写成《劝学篇》，重弹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老调，成为此时对抗变法运动的代表作。《劝学篇》的刊行，激起了维新派的强烈愤怒。他们通过学会、学堂、报刊，就要不要变法，要不要改变封建专制制度；要不要兴民权、设议院，实现君主立宪；要不要废除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要不要提倡新文学等问题，同顽固派和洋务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激烈论战。通过论战，开阔了知识分子的眼界，有力地推动了变法维新运动的高涨。

    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康有为自上海赶赴北京，连续六次上书光绪帝，指出民族危机的严重性和变法维新的紧迫性。同时上呈自己所著《日本变政考》、《俄罗斯彼得大帝变政记》等书，引起了光绪帝的重视。1898年1月，康有为上《应诏统筹全局析》(第六次上书)，请求光绪帝厉行变法，提出“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为参与，将一切政事制度重商定”；“设待诏所许天下人上书”三条建议。同时创建保国会。1898年春夏之交，变法与反变法，以及与此有密切联系的“帝党”和“后党”争夺统治权的斗争日趋激烈。光绪帝决定利用不断高涨的维新运动来推行新政。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的诏书，宣布变法。

    6月16日，光绪帝召见康有为，听取他的变法主张，特许康有为专折奏事，同时任命他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康有为利用专折奏事的特殊待遇，不断上奏折，提出了一系列的新改建议：(一)大誓群臣以定国是；(二)设上书所广开言路；(三)开制度局拟定新制；(四)各道设民政局举办地方自治。

    光绪帝根据康有为的建议，从6月11日至7月下旬，颁布新政，主要涉及经济、军事、文教方面的改革。经济上，保护农工商业，设立农工商局；提倡开办实业，奖励新发明、新创造；设立铁路、矿产总局，修筑铁路，开采矿产；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等。文教方面，改革科举制度，废八股，改式策论；开办京师大学堂；设立译书局等。军事上，训练海、陆军、力行保甲等。7月下旬至9月下旬，新政扩至政治方面：删改则例，裁决冗员，取消闲散重迭机构；准许百姓上书等。至于维新派和康有为在过去多次提出的设议院、开国会、定宪法等主张，此时康有为并没有提出。

    光绪帝推行的新政，触及了后党的切身利益，必将招至后党的抵制和反对。从新政开始推行时起，慈禧就令荣禄等部署兵力，准备政变。面对后党咄咄逼人的攻势，维新派却把希望寄托在掌握新军的衰世凯身上，并幻想得到英、日帝国主义的支持。由于袁世凯的告密，9月21日，慈禧囚禁的了光绪帝，重新“训政”，下令搜捕和屠杀维新派。康有为已于20日离京赴沪，在英国保护下逃往香港。维新运动宣告失败。

    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既不想推翻清朝的封建政权，又不敢触动帝国主义，幻想用和平、合法的手段，依靠一个无实权的皇帝，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结果招至失败。此后，资产阶级维新派发生了分化，一些人从变法失败中吸取了教训，走上了革命道路，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仍然顽固地坚持改良的道路，成为民主革命的绊脚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