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军入关
佚名
清军入关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看似一场游戏，但最后变成了现实。看似不该发生的事情，由于历史的推动，却的的确确发生了。从此，中国的历史又增加了一页全新的内容。当起义军全力搏杀，为皇权而争战，为中华民族再添一笔血泪史时，蓦然回首，已身无退路。而此时的义军，已非昔日可比，一战即溃，把到手的江山拱手送于他人。历史再次应验了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道理。
明朝后期，各种社会矛盾极端尖锐。官场黑暗，宦官专权，党争激烈。特别是明朝中后期的皇帝，大多非昏即愚。到神宗和熹宗两朝，政治达到腐败不堪地步。在经济上，统治者疯狂掠夺土地，对农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同时还把各种赋役负担转嫁到农民身上，尤其是“辽饷”、“剿饷”、“练饷”的征收，使广大的农民已到了无法生存下去的地步。各地官吏更是贪赃枉法，无所顾及。这些都直接地动摇了明朝的统治基础。
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劳苦大众，纷纷起来反抗；而在关外迅速兴起的满洲贵族，利用他们已有的优势，不断进攻关外的明军重镇，这样，明王朝的统治者们东讨西杀，疲于奔命，处于内外交因的危险境地。
崇祯年间，农民起义队伍主要分为二支。一支是闯王李自成领导的起义军，主要转战于中原地区。抗击明军：一支是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转战到四川。两支起义军遥相呼应，多次打败明军的围剿。1644年，李自成改西安为长安，称西京，建国号大顺，建元永昌。1644年11月，张献忠在成都称帝，国号大西，建元大顺，称成都为西京。
李自成建立了大顺农民政权后，率部渡黄河，克太原，以摧枯拉朽之势，连下大同、宣府，夺取居庸关、昌平，直逼北京城。 3月19日、李自成攻克北京，崇祯帝在煤山自缢。统治近300年的明王朝，被起义的农民推翻了。
大顺政权攻占了北京，但并没有在北京建都的长远打算。同时，李自成也没有策划推翻明王朝在各地的基层组织，更没有积极地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采取措施以建立和巩固政权，而是忙于搜抄明朝库存的金银和拷官追银，把搜抄和拷掠所得到的金银熔铸成饼，运回西安。李白成曾说：“陕西，父母之国，形胜之地，我将在那里建都。富贵归故乡，就是十个燕京，也比不上一个西安”。可见大顺将士的乡土观念之深。这正是农民小生产者分散、保守、狭隘等特性的具体反映。
形势的迅猛发展和起义军取得的巨大胜利冲昏了大顺将士的头脑；起义军在进军北京的路上，除了在宁武有一场较激烈的战斗外，其它如宣府、居庸关的明军都是望风投降，如此轻松的获胜、在大顺军中滋长了自大和轻敌麻痹思想。当时，明朝的中央政权虽被推翻，在江南却还有50万军队；山海关外的满洲贵族，更是虎视眈眈地盯着中原，就是投降的明朝官吏，也是形势所迫，为了保护自身利益，不得已而为之，一旦形势变化，这些人随时有叛变的可能，后来吴三桂和河南各地降官的叛变，就证明了这一点。对于这一切暗藏着的危机，大顺政权上下并没有加以足够重视，几十万大军屯驻在北京城内，把近在肘腋的关外大军置之脑后，对于那些公开的、潜伏的敌人，没有积极、有效的防范措施，只是一味贪图享乐，认为天下太平，斗志消沉，战斗力大不如前。
李自成对山海关方面的吴三桂缺乏足够的警惕性，对关外虎视眈眈的清军没有认真考虑，只是派明降将唐通带金银、锦帛去招降。可见李自成对取胜后的形势缺乏清醒的认识。
而此时身处关外的满族，已不是明初臣服的少数民族了。它们在努尔哈赤的领导下，迅速地统一起来，开始与明王朝分庭抗礼。萨尔浒之战，后金以少胜多大败明军，从而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特别是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即位后，实行改革，迅速地扩充了自己的军队，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同时注意重用汉人，学习汉人先进的文化知识，1635年，皇太极宣布废除“女真”的称号而定族名“满洲”。第二年5月13日，又改“大金”为“大清”，正式建立清朝。从这一天起，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正式成立，此时，清朝国势日昌，地广粮裕，腐败的明王朝，就更不是它的对手了。
明朝自萨尔浒战败后，虽在宁远挫败了八旗兵的进攻，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女真部族对自己的威胁，同时，由于明王朝内部互相倾轧，蓟辽经略几易其人，这样就不可避免地消耗了明军的战斗力。新任经略袁崇焕上任后，积极备战，整顿军纪，构筑宁锦防线，使清军在东北的攻势受到挫折，于是，皇太极改变策略，率兵绕道入关，进逼北京城。袁崇焕得知皇太极绕道入关，率宁远、锦州大军回师增援，与清军激战于广渠门，挫败了清军的嚣张气焰。皇太极见不能战胜袁崇焕于军前，乃施用反间计，借崇祯帝之手杀死了袁崇焕，这就是后人所说的明朝“自坏长城”。
袁崇焕的屈死，消弱了明军在关内、关外的战斗力。尽管大学土孙承宗镇守山海关，同时袁崇焕的旧部也收复了关内的重镇，但是，此时的明军已无力再与清军作战。大凌河之战，明守军全军覆灭，许多明将纷纷降清。这样，明军在关外驻守的重镇就越来越少。
尽管皇太极多次绕道入关攻明，占领了许多关内重镇，但是明朝军队的抗清主力，仍横亘在皇太极夺取关里、立足关里的要隘——山海关和锦州一带。1639年，洪承畴担任蓟辽总督，表明崇祯皇帝极力想加强锦州和山海关的防守。洪承畴，字亨九，福建南安人，在镇压农民起义中屡次击败李自成，声名显赫。此时的崇祯帝要他担任蓟辽总督，可见其用心良苦。1641年，清军围困锦州。洪承畴亲率吴三桂等13万人员驰援。新上台的兵部尚书陈新甲严令洪承畴火速前进。本来采取步步为营、稳攻稳救战略的洪承畴，只好率6万军马贸然前进。结果被困松山城中，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带来的军队也在沿途迎战和被困突围时伤亡大部，只剩残兵万余人。由于副将的叛逃，清军于1642年3月攻陷松山城，活捉了洪承畴，此时的洪承畴再无民族气节而言，投降了清朝。
松山之战，清军歼灭了明朝“边兵”主力，锦州城中的明军也最后投降，锦州的沦陷，使明朝经营了二十来年的宁锦防线全部崩溃，这不仅使山海关变成了一座孤城，而且也大大加深了北京的危机。
随着清军对关内进攻的加强，李自成领导的起义军推翻了明朝统治。此时山海这一军事要地，对清军和李自来说，显得特别重要。而在松山战败，只身逃回的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就逐渐成为当时的一个重要人物。吴三桂，辽东人，出身于官僚豪门。手中掌管明军五万，其中精兵五千。这支队伍是用于防御满洲贵族的，三月初，当大顺军以破竹之势向北京进发时，崇祯帝下诏封吴三桂为平西伯，今他撤兵入关，进京勤主。吴三桂率部到达永平府时，京城已陷落。吴三佳的财产、爱妾陈圆圆、父亲吴襄都在北京家中，因而，他不敢冒然行动，便和山海关总兵高第汇合，屯兵关下，密切注视形势的变化。当李自成派人招降时，他们二人移交山海关的防务，由唐通所部八千人接防。率部进京。吴三桂走到半路，遇到一个从北京家中逃出来的家人，得知父亲被严刑拷打，爱妾孙圆圆被抓。立即率兵奔回山海关，打败唐通，占领了山海关。这就是史学家常说的“冲冠一怒为红颜”之事。之后吴三桂标榜自己是明朝忠臣，打出了为崇祯帝报仇的旗号。同时，他自知兵力不足，就在“报君父之仇”的幌子下，采取部下建议，与满洲贵族勾结，请求清军出兵。这样，清军不废一兵一卒占有了山海关这一重要军事要地。
李自成听到吴三桂反叛的消息后，于4月13B，匆匆从北京出发，带六万部队，赶赴山海关。吴襄和明太子朱慈粮也随军前往，目的是想采取一些补救措施。吴三桂再次请求清军援助，待清军来到山海关，吴亲赴清营，与清军统帅多尔衮拜天明誓，并归顺，正式成为清军的马前卒。 4月22日，吴三桂与大顺军在山海关下展开激战。双方激战正酣之时，清军二万余骑兵突然杀出，大顺军战败。李自成无奈，退回北京。从此，满汉地主公然勾结起来对付农民军。
李白成在山海关战败后，吴三桂引清军进逼北京。京城内外，地主官僚趁机破坏，散布谣言，秘密策划应变。特别是农民军内部因思想麻痹，事先没有作战斗的精神准备和防卫京师的设施，战事失利，形势急转之下，思想极端混乱。李自成面对如此形势，感到无力挽回，决定撤离，准备以关中为基地，重振军威。 4月29日，李自成在武英殿匆忙登极称帝。4月30日，大顺军撤出北京。五月初二，多尔衮率清兵入京。明朝降吏出城跪迎。五月初三，清朝统治者为笼络人心，大肆为崇祯皇帝发丧，随后便决定清朝迁都北京。到11日，顺治皇帝(福临)来到北京。清朝皇帝，就这样在吴三桂的协助下，轻而易举地夺取了农民斗争的果实。
吴三桂之所以勾引清军入关、反叛降清，根本上说，固然是他本身的立场所决定的，但刘宗敏处理不当却是激起他反叛的直接原因。吴三桂投降大顺政权，本是为了保护家小和财产，并企图利用手中掌握的军队，在大顺朝能够跻身于新贵之列。然而，大顺政权却直接侵犯了他的切身利益，促使他另寻保护，投向满洲贵族。而大顺政权在对待吴三桂的问题上，一面对其招降，答应封他父子为侯，一面却拷打其父，掠其爱妾，这表明大顺政权内部领导之间的不协调性和缺乏远见的局限性。
当然，也不能否认，李自成在攻占北京城后不能正确地分析当时的形势，对关外日渐强大的清军了解甚少。这一点从其令唐通带八千人接防山海关这一重要战略要地就已经表现出来。同时，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不会也不可能采取一些得力措施，来巩固和确保大顺政权所取得的胜利果实。在失利时，不能组织有效的反击，把起义军的胜利果实，轻而易举地拱手让给了蓄谋已久的清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