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戍变法
佚名
戊戍变法
保国保种变法图强
百日维新昙花一现
甲午战败，帝国主义各国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大声疾呼，要变法图存，实行君主立宪。一时间，宣传变法的报刊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志士仁人组织学会，向国人介绍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近代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由此开始。
1895年4月，清政府因甲午战败，被迫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巨额赔款和大片领土的割让，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慨，为挽救民族危亡，许多有识之士纷纷著书立说，要求变法图强，保国保种保教，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维新运动，其中，朝廷内的代表人物是户部尚书、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和，朝廷外的则是康有为。
康有为多次给光绪皇帝上书，警告他，必须立下决心，“发愤维新”，否则就有亡国灭种的危险。1898年初(农历戊戌年)，光绪帝看了康有为的第五封上书后，深有感触，想召见他。然而，朝廷内还有势力强大的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守旧派(称为后党)，极力反对变法。后党与支持变法的光绪皇帝为首的“帝党”矛盾重重，他们竭力拦阻光绪帝与维新变法的领袖康有为见面，奕傈说：“本朝成例，非四品以上官不得召见，皇上有所询问，可命大臣传语。”光绪帝只好下令，要王大臣传康有为“问话”。
1898年1月24日，康有为被召到设在西花厅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由李鸿章、翁同和、荣禄(兵部尚书)“问话”。荣禄首先发难．说：“祖宗之法不能变”。康有为立即驳道：“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有于祖宗之法!即如此地为外交署，也非祖宗之法所固有。因时制宜，诚非得已!”李鸿章问：“那么，六部可以尽撤，则例可以尽弃吗?”康有为答道：“就是一时不能全改，也当斟酌情形逐步地改，这样，新政才能推行。”至于政治、经济措施方面的问题，康有为更是答得头头是道，直谈到天黑以后才结束。
翁同和再次向光绪帝推荐康有为说：“有为之才，比我强百倍。”而康有为不久又第六次上书《应诏统筹全局折》，请皇帝率大臣宣誓变法，设上书所揽才考政，设制度局议政实行，还建议改革科举，设立学堂，翻译西书。不久，又第七次上书，鼓吹学习日本明治维新的精神。夏天，御史杨深秀等人也上书请求“明定国是”。于是，光绪皇帝便在6月11日下诏，宣布变法。从这天开始到9月21日西太后发动政变，共103天，所以史称“百日维新”。
6月16日，光绪皇帝破例召见了康有为，商讨和确定变法的步骤和措施。考虑到光绪皇帝受到慈禧太后的多方挟制，为了减少压力和阻力，康有为建议：“皇上可以就权力所能及的先做”，“只要用京卿、御史两官分别担任内外各种差事，事情就可以办起来，而不必裁撤旧官员”；“下谕旨很重要，请皇上多下谕旨，守旧大臣们就不敢反对了。”光绪皇帝听了很高兴，特许康有为专管奏折之事，并任命他做总理衙门章京行走。从此，康有为接连向光绪皇帝上奏折、递条陈，提出了一系列的变法主张，大部分都被光绪皇帝采纳．并以上谕形式发布全国。
从6月11日到7月下旬，光绪皇帝颁布的新政主要是经济、军事和文教方面的改革。经济方面有：保护农工商业、设立农工商局、垦荒办实业、修铁路、开矿山、办邮局、撤驿站等等。文教方面有：改革科举制度、废八股、改试策论；设立学校，开办京师大学堂；设立译局，翻译外国新书；允许自由创立报馆、学会；派人出国留学、游历，等等。军事方面有：训练海陆军、陆军改练洋操、裁减旧军等等。
从7月下旬到9月下旬，新政扩展到政治方面，主要改革有：删改则例、裁汰冗员，取消闭散重叠的机构；准许“旗人”自谋生计；准许百姓向朝廷上书，等等。
这段时间，光绪皇帝每天从早到晚批阅奏章。有个举人在奏章上骂他“变乱祖宗之法，自称开创，置祖宗于何地?”有人看了，主张法办，光绪皇帝则说：“我正在广开言路，如果把他办了，还有人敢上书言事吗?”可见光绪皇帝变法的决心不小。
然而，这些新政措施不但触犯了墨守成规的“后党”的利益，而且遭到了一切守旧势力的反对。湖南有个举人叫曾廉，上书请求处死康有为和他的弟子梁启超；内务府大臣立三也领着满族官员，来到慈禧太后居住的颐和园告状；庆亲王奕匡还和太监李莲英一道，同时跪在太后脚下请她重新“训政”。
而慈禧太后更是厉害，早在诏书颁布后的第4天，她就迫使光绪皇帝下了三道命令：免去翁同和的军机大臣和一切职务，驱逐回乡，理由是“揽权狂悖”；新授两品以上官员，必须到太后面前谢恩(即得到她的批准)；任命她的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同时，慈僖太后又广布心腹，把北京城内外和颐和园的警卫权抓在自己手里。
就这样，慈僖为扑灭新政、发动政变作好了准备。
9月初，光绪皇帝罢免了阻挠别人上书的“后党”分子、礼部尚书怀塔布等6人。9月6日，光绪皇帝又特别给维新派人士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四人以四品卿衔，担任军机处章京，加紧推行新法。
光绪皇帝的这些措施，使慈禧太后更加恼恨，下决心要扑灭新政。她不断派人去天津，与荣禄密谋。荣禄突然调动一支军队移驻天津，调动另—支军队移驻北京南面的长辛店。这样的举动，显示政局即将发生变化。
光绪帝和维新派面对危机却惊慌失措。光绪皇帝既无实权，又无军队，维新派谈起变法头头是道，而一遇武力威胁，就一筹莫展。在走投无路之下，便想冒险拉拢掌握新建陆军的袁世凯来对付“后党”的武力威胁。袁世凯以在天津小站练兵发迹，这时掌握着7，000多人的新式陆军。1895年，他加入过维新派组织的强学会，因而使维新派认为他是同路人。其实他早已为荣禄所赏识，而且是个奸雄。
9月16日，光绪皇帝召见袁世凯，赏以侍郎衔，专办练兵事宜，可见他把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
9月18日深夜，谭嗣同只身前往袁世凯住所，劝说袁拥护光绪皇帝，诛杀荣禄。谭问袁：“皇上是何等样人?”袁说：“旷代圣主”。谭于是说：“现在可以救我圣主的，只有你了。如果你不愿意而向太后告密，杀了我的头，你也可以得大官。”袁世凯立即说：“你把我袁某看成什么人！皇上是我们共同的圣主，我也有救护的责任”。随后又说：“阅兵时，如果皇上到了我的营里，那么杀荣禄就象杀条狗一样。”谈话一直到三更。
第二天，袁世凯向光绪皇帝再次信誓旦旦地表示忠心。当晚他急忙赶回天津，到总督衙门向荣禄告密，同时策划镇压维新派。
21日凌晨，慈禧太后经过周密部置，先将光绪皇帝囚禁在中南海的瀛台，重新“训政”，执掌大权，随后便指挥大肆搜捕维新人士。康有为已于政变前一天在光绪帝的安排下离京赴沪，后在英国人的保护下逃往香港。梁启超则在日本人的掩护下化装出京，由天津逃往日本。而谭嗣同则拒绝了出逃的劝告，他说：“各国变法都是流血牺牲后才成功的，中国还没有人为变法流过血，所以不成功。现在就从我开始吧!”他把自己所做的诗文和书稿交给准备出逃的梁启超，决心为变法而死。
9月28日，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康有为之弟)等6人被杀于北京菜市口，时称“戊戌六君子”。其它维新派人土和参与新政及倾向变法的官员，不是被囚禁，就是被罢官或放逐。政变之后，除京师大学堂被保留下来之外，其余各种新政措施全被取消，“戊戌变法”宣告失败。
但是，作为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政治改革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它将永远载入史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