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
佚名
《四库全书》
经史子集包罗万象
文化世典空前绝后
人们常用“浩如烟海”、“汗牛充栋”来形容我国古代典籍宝库的傅大。人称“千古巨制，文化渊薮”、“千册万帙，汇为一集”的巨书，就是清乾隆年间修成的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书《四库全书》。这是我国学术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为我国古代文化遗产的整理与保存，作出了重要贡献。
公元1644年，清军入关，建立清朝。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苦心经营，统一中国，建立了牢固的全国统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至乾隆年间，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鼎盛时期。这就为从事大规模的封建文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清朝统治者是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在汉族人的心目中，始终把清政府当成“满夷”来看待。清朝统治者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为了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也就不可避免地在思想文化领域进行高压政策，以此来使百姓臣服。到康熙中叶，清王朝的统治趋于稳定，这个少数民族政权的合法性已经得到普遍的承认。新一代的知识分子，一方面受到清初进步思想家的影响，治学求实，反对空谈，另一方面又迫于清王朝的文化高压政策，逐渐放弃经世致用的宗旨，使学术与现实政治的距离越来越远。他们在学术上潜心于古籍的考订和辩正，做出了很大贡献。这就为封建文化建设提供了大量的人才基础。
清朝统治者在思想文化领域实行高压政策，利用文字狱的残酷手段，严厉打击汉族知识分子的民族思想和反清意识。同时，也十分注意利用传统儒学来笼络广大汉族知识分子，充分发挥“刽子手”和“牧师”的两种职能。康雍两朝都大力阐扬孔孟之道，推崇程朱理学，使它再次居于官方哲学的正统地位。继顺治年间开始组织学者注释经书之后，康雍两朝也都注重文治，以官修的方式，不仅对《易》、《诗》、《书》、《春秋》等儒家经典重加疏解，而且还荟萃群书，编成《古今图书集成》等一大批类书。这对学术界的整理、研究古代典籍风气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清统治者在尊崇理学的同时，也提倡汉学，使这两个学派都为自己的统治服务。这就为《四库全书》的开馆提供了必要的学术条件和广阔的文化背景，也为乾隆时期更大规模的编书提供了经验和借鉴。
从先秦至明清，历代王朝对书籍的重视，一方面说明我国有良好的聚书编书的传统，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古代典籍散失亡佚的严重程度。古代典籍的忽聚忽散，使许多学者和藏书家痛心疾首，如何保存书籍，使之流传久远，成了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但是，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学术的发展，社会的需求，都迫切需要有超越个人之上的力量，来担负起这一艰巨的任务。这样，到乾隆中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都具备了一定的条件之后，由官方出面组织全国的著名学者来共同完成古代典籍的编纂，全面系统地整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智慧结晶，便被提了出来，最终促成了《四库全书》的编纂。
《四库全书》的开馆，是由《永乐大典》的辑佚所引起的。清朝初年，随着汉学的兴起，学术界普遍崇尚汉人经注经说。然而，由于年代久远，这些经注经说大多散佚，搜辑典籍便成了当务之急。保存了丰富典籍的《永乐大典》，自然引起了学者们的浓厚兴趣。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十一月，安徽学政朱筠借乾隆下诏访求书籍之机，提出了搜访校录书籍的四条建议。这不仅适应了乾隆原计划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搜访书籍的要求，而且迎合了乾隆标榜“文治”的需要和好大喜功的虚荣心。继康熙、雍正登上皇位的乾隆，熟悉中国的传统儒学，深知“礼乐之兴，必籍崇儒重道，以会其条贯。儒与道，匪文莫阐”，访书校书都是弘扬文治的最有效的手段。作为盛世之君的乾隆，也要在文治武功上超过乃祖乃父，凌驾于前代帝王之上。因此，乾隆对按书校书的有关事宜十分重视，对辑校《永乐大典》之事极为关心，下诏设总裁官，负责对《永乐大典》的辑校工作。而辑佚工作本身也随之成为《四库全书》编纂的一项重要内容。
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73年)二月，《四库全书》正式开馆。从辑校《永乐大典》伊始到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底第一部《四库全书》告竣，在长达十年的纂修过程中，四库馆中不仅吸收了很多学有所长的学者，同时还招集了大量的办事人员，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专门机构。可见乾隆帝的用心良苦。
四库全书馆的最高职务是总裁、副总裁，多由皇亲国戚、大学士及六部尚书兼任，负责指挥馆内的一切事务。总裁的下属根据工作性质的不同，大致分为纂修、缮书、监造三大处。纂修处专门负责校正勘定全部书籍，并兼司缮书处缮写书籍的分校工作。缮书处则主要负责全书的缮写及校勘事宜。而监造处，主要负责刊刻印刷装订整理书籍事宜。
乾隆帝任命自己和第六子、第八子、第十一子等16人为总裁，纪昀为总纂修，下设360人，连同抄写，装订人员共3826人。经过近十年的工作，到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2年)，全书第一部完成。全书共抄七部，其余相继在1787年最后完成。这是我国古代规模最大的丛书。这部包罗万象的大丛书，被乾隆帝亲自定名为《四库全书》。这是因为自唐开元以来的官家藏书，都按四部分类，分别藏于四个库内，名曰“四库书”。这部书也是按四部分类整理的，于是沿用“四库书”之名，又因为它辑录的图书较全，乾隆皇帝在“四库”的后面加上了一个“全”字，所以叫《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四类，各类又分许多子目，检阅比较方便。这套大型丛书，共收书3457种，79070卷，装订成36275册；存目6766种，93556卷。书的来源可分为两大部分，一是清廷的内府藏书，一是收集各省的民间私藏本。
《四库全书》一共抄录了七份；分别藏于七个地方：北京的文渊阁(皇宫)、文源阁(圆明园)、沈阳的文溯阁、热河的文津阁、扬州的文汇阁、镇江的文宗阁、杭州的文澜阁。哪一部分放在哪一阁，就在书前冠以哪一阁的头衔。例如藏在文渊阁的叫“文渊阁《四库全书》”并盖有“文渊阁宝”大印，以示区别。全书都是手抄本，按一定的格式编写，字迹工整，图画清晰，装订整齐，工艺精良。经、史、子、集各部均用不同的色绢作书皮。如文溯阁的经部书皮用绝色绢，史部用红色，子部用兰色，集部用灰色。其它各阁均有不同颜色。每若干册书用一个精致的樟木盒子贮藏。这七部书，由于不是同一时期完成的，编辑的官员对辑书标准尺度掌握的也不完全一致，后来抽补的情况也不一致，致使各部辑书的种类、卷数和册数并不完全一致。
到乾隆末年，仍有极少数计划收入《四库全书》的书籍未能完全收入。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由于时间的问题。到嘉庆八年，清政府在镇压了白莲教起义之后，统治者才顾及到《四库全书》的续补工作。
总之，《四库全书》收书范围之广、种类之多、时间跨度之长、所含资料之丰富、动用人力之多、消耗物力之巨、抄写装帧之精良、存藏之稳妥，均居我国历代古籍之首，堪称空前绝后的文化巨典。
《四库全书》是我国最大的—部丛书，集我国古代图书之大成，保存了许多珍贵的资料，对整理和总结我国的文化遗产贡献是非常大的，并在世界上也享有一定的地位、引起外国学者的重视。但是，它也存在着许多缺点和错误。因为本书是奉皇帝旨意编纂，有“寓禁于征”的用意。所以选录的书籍必须符合满清统治者的口味，凡是有关汉族抵抗外族的行动，反对君主专政的先进思想和统治者认为不能登大雅之堂的章回、传记、小说以及水平不高的书籍，全不许收入。特别是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清廷大行禁书和文字狱，严重地箝制了编纂者的思想。大量地销毁和删改旧书，远远地超过了秦始皇焚书，对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进行了野蛮破坏。其中有2400多种被毁掉，有6700多种不准收入，而只存目录，而这两部分为收录书籍的二到三倍。也就是说本书所录用的书籍，还不能完全包括当时所有的重要作品，有许多学术思想和艺术水平很高，有的现在依旧被视为高水平的书籍，被排斥在《全书》之外。如明代的《国榷》、清代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及古典名著《水浒》、《西游记》、《聊斋志异》、《三国演义》等。《四库全书》在内容上的另一重大缺陷，是忽视了有关生产技艺的著作。书中除农学、医学、天文、算法外，其它方面的科技书籍收入甚少。明末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总结了当时劳动人民在农业和手工业工艺上的种种成就，还配有大量插图解说，在科学史上有很高价值，而《四库全书》竟然没有收录。这些，都反映出《四库全书》所受的阶级和时代的局限。
《四库全书》收录的内容包罗万象，称得上是古代图书的大结集。全书虽分经、史、子、集四部，部下分类，但全书内容太多。为便于查阅，《全书》编成后，纪昀等又写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200卷，把每本书的渊源、版本、内容都作提纲性的介绍，是一部重要的目录学著作。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200卷，收提要10250种。其中除被全书著录的图书提要3461种外，还有列为存目书籍的提要6793种。这部大型目录书的主要特点之一，是目录分类精细严密，集中而充分地体现了《四库全书》的知识体系。一方面继承了前人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的传统，同时吸取各家目录之长，仔细推敲，力求分类更加合理实用。确实代表了当时中国封建社会知识分类的最高水平。《总目》的另一个特点，是具有完备的书目提要和总序、小序：总序着重阐述学术的主旨和源流派别。小序则进一步陈述流派演变、本类收书范围和取舍及设立子目的原由。《总目》在编制过程中，还产生了一部20卷的缩写本。这就是《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它突出了简明扼要的特点，不列存目提要，精简了总序和小序。它先于《总目》而写成，在社会上流传很广。
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还产生出一系列与之相关的著作。除《四库全书总目》和《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外，比较重要的还有《四库全书荟要》、《四库全书考证》、《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几种，在我国学术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四库全书荟要》是乾隆帝想提前看到样本，供自己阅览，派于敏中和王际华，从全书中精心选录了经、史、子、集各部书共472种，用五年左右的时间抄成两部。一部藏于御花园东侧的离藻堂，供皇帝业余时间浏览。一部放在圆明园内的味腴书屋。直到清帝退位，这两本书才为外人所知。不幸的是，味腴书屋的《四库全书荟要》于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与文渊阁的《四库全书》同时被焚。仅存离藻堂的一部解放前被运往台湾。
《四库全书考证》，是一部与《四库全书》有直接关系的书。由四库馆臣在校订、编纂过程中，对讹误之处进行登记，等皇帝审批后，再正式抄写，附入各书每一卷的末尾。这些登记，不乏精僻见解，对正确地理解原文原意很有意义。为此，乾隆帝决定将分散的校订签条汇聚起来，编为《四库全书考证》100卷，供民间流传。
《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是清政府将最好的一类著作——应刻书籍．汇编而成的。它收书138种，2300多卷。按经、史、子、集编排，书前附印提要。这些书中，除一部分是清代皇帝的著作和敕修书外，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内容占绝大多数。本书印成后，被抢购一空。
经过装帧，入藏七阁的《四库全书》是精美的。但是，由于清朝统治很快由盛入衰，《四库全书》也就开始了它的多灾多难的时代。大部分藏书先后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文渊阁贮藏的是最先编出的第一部《四库全书》，因文渊阁地处宫禁，清帝乾隆时期就对全书的保管特别重视。设文渊阁领阁事，负责全书的保管工作，后经人仔细检查，对缺少的部分进行补抄。1924年，清帝退位后，文渊阁《四库全书》归故宫博物馆管理。1933年，《四库全书》被运往上海。其后十余年中，辗转于重庆、南京等地，解放前夕被运往台湾，现藏于台湾的故宫博物馆。是《四库全书》七部中，保存较为完整的一部。
文溯阁贮藏第二部《四库全书》。光结年间，沙俄侵占东北三省，文溯阁《四库全书》逐渐出现丢失现象。1914年，被运往北京，存放于保和殿。1925年，仍运回文溯阁。其间丢失的书卷，于1926年由东北地方政府组织人员补抄，基本恢复原貌。东北沦陷后，由伪满洲国立图书馆接管。解放后，辽宁省图书馆对文溯阁《四库全书》进行了全面检查。1966年，文化部决定将文溯阁《四库全书》移交甘肃省图书馆代管。现保存于甘肃省图书馆，完好无损。
文源阁位于圆明园。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焚烧圆明国，文源阁《四库全书》也在这场大火中化为灰烬。
文津阁地处承德避暑山庄，保管很好。民国时期，教育部将文津阁《四库全书》运到北京，由京师图书馆收藏。经该馆整理修缮后，按架排列，向社会开放。现存于北京图书馆，是内廷四阁中全书保存最为完整的一部。
文宗、汇文阁：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文宗阁的《四库全书》就遭到英国侵略者的严重破坏。咸丰三年(1853午)，太平军攻入镇江、扬州，文宗、汇文两阁均毁于战火。
文澜阁地处杭州，全书存放于此后，利用率很高，许多学者纷纷翻阅。咸丰十一年(1881年)太平军二次攻克杭州，文澜阁毁于战火，全书散于民间。当地绅士丁丙、丁申兄弟二人、竭尽全力，寻找散失文本，并找人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劫后余生，尚存八千多册。1861年，文澜阁重修，全书重新回到阁中。1911年，浙江省立图书馆建成，全书移置该馆保存。后又一次对全书进行清点、补抄，使之更加趋于完美，基本恢复了原貌，现保存于浙江省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