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知识(土朝与官制)
佚名
第一章土朝与官制
帝王文学世家
我国历史上天子门第，擅长文学的，举世“三曹”、“七萧”。曹操、曹丕、曹植为建安文学的创始人。曹孟德是罕见的政治家兼文学家，诗风沉雄古朴，时露霸气而有新意。曹植则“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故有“天下才共有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之誉。魏文帝曹丕才情不弱，他的《燕歌行》是现在最早的、完整的七言诗，《典论·论文》又开文学评论之先。曹丕异母弟曹彪、其子曹睿、子曹髦也都有诗名。这样算来，曹民文学相袭有四代。
南梁武帝萧衍从小爱好文学，为“竟陵八友”之一。他登上帝位后，俨然以诗坛首领自居，他的八个儿子中，竟有萧统、萧综、萧纲、萧纶“七岁有诗癖”，他当太子时与庾肩吾、庾信父子等文人雅士唱和，开创了“宫体诗”。后来萧纲被俘囚禁，临死前还写出了《被幽述志诗》，可见他对文学的专注。另外萧统编的《文选》（世称《昭明文选》），对后世影响甚大。萧绎曾为名负一时的神童，五岁能背《礼记》篇章。后来萧绎瞎了一只眼， 依旧博览群书不倦，他还擅长写回文诗。
南唐李氏父子都不是称职的天子，但却是历史上罕见的文学帝王。李璟其父李升，创立南唐国，治政有方，但也不乏才气，李升9 岁时写出了《咏灯》诗，李璟的文学修养多少受到家庭的熏陶。李璟长得眉清目秀，举止雍容儒雅，陆游赞他“多才多艺，好读书”，他10 岁就作《咏新竹》诗行世。李璟的文学成就主要在于小令，如“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 王安石认为其意境在“一江春水向东流”之上。李璟的七子李从善、九子李从谦均能诗文，第六子李煜则是中国词坛上第一流名家，堪称词国皇帝。李煜相貌俊秀，风采飘逸，相传宋神宗赵顼观其画像，赞叹倍加。李煜词分两个阶段，前期的词文采洋溢，但情调不兔柔靡；亡国后才知愁滋味，其词情真意切，不加粉饰，更兼他洞晓音律，擅长白描，将抽象化的感情形象化， 以明净、优美的语言，摆脱了花间词人镂金刻翠的作风。李煜的次子李仲宣， 4 岁能填词，是个早慧的神童。可见李氏四代，均与文学有缘。明人张溥曾说：“帝王之家，文章瑰玮，前有曹魏，后有萧梁。”似乎还应该加上“南唐二主”。曹、萧、李三家的文学相袭，大概也是一个奇迹。
帝王中的戏迷
我国古代戏剧的盛行与发展，与皇帝的喜爱有着密切关系，他们中曾出现过不少“戏迷”。
皇帝中的第一位戏迷，当推秦二世胡亥。他登位后沉湎于声色，尤喜歌舞。命人在“傩”（古代戏曲前身）的基础上将曲谱配管弦，填上词，发展成有情节的戏曲，这就是今天陕西“秦腔”的前身。秦朝还设有戏曲音乐机构“乐府”，专为宫廷服务。
汉武帝对戏曲也非常重视。他曾将乐府进行一次扩充改组，使这个机构变得十分庞大，仅乐工就有上千人。
盛唐时代的唐明皇李隆基是一位著名的“戏迷”，他不但有歌舞癖，还将梨园辟为训练戏曲人才的教场。从此，“梨园”便成为戏曲界的代称。明太祖朱元璋积极倡导戏曲活动，并命人设立专门培养伶人、歌伎的机构“教坊司”。他还常亲自根据元代杂剧的曲子写词，如他有首词曰：“诸臣未起朕先起，诸臣已睡朕未睡，何以江南富足翁，日高三丈犹披被。”就是根据元代一杂剧的楔子“君起早，臣起早，来到朝门天未晓，长安多少富豪家，不识明星直到老”改写的。
明熹宗朱由校嫌看戏不过瘾，索性客串做票友。有一次，与高永寿同演《雪访赵普》，他在戏中扮演宋太祖。时值初夏，他竟冒暑穿上冬装戏服， 可见其用心之诚，戏瘾之大。
清代康熙帝曾下令将洪升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在宫中排演，并常莅广和楼戏园，还颂赐戏联曰：“日月灯红海油风雷鼓板天地间一番戏场，尧舜旦文武末莽操丑净古今来许多脚色。”此事传颂一时，广和楼之名亦因此大振。
乾隆皇帝三次南巡，皆喜观赏戏剧。北归后遂召苏、皖名伶入都，供奉南府，为清代四大徽班（三应、四喜、春台、和春）入京之始。此时湖北的二簧、西皮渐传北方，高腔、昆曲衰微，皮黄日盛。乾隆帝还耗巨资在圆明园建造了一座大舞台。所以过去有人认为，乾隆帝是京剧的开山鼻祖。慈禧太后更是古今第一大戏迷，几乎天天看戏，对京剧很精通。她嫌观戏不过瘾，有时还着戏衣与李莲英联袂歌舞。
秦皇、汉武与海市蜃楼
秦始皇、汉武帝欲长生不死，辄遣人入海求仙，原因何在？清代钱泳《履园丛话》载：“王仲瞿常言：‘始皇使徐福入海求神仙，终无有验。而汉武亦蹈前辙，真不可解。此二群者，皆聪明绝世之人，胡乃为此捕风捉影、疑鬼疑神之事耶？后游山东莱州，见海市，始恍然曰：秦皇、汉武俱为所惑者， 乃此耳！’其言甚确。”
海市蜃楼，今日已知是一种大气光学现象，但古人却不这样认为。唐代李肇《唐国史补》载：“海上居人，时见飞楼如缔构之状。”海上届人，可说是唐代人对海市蜃楼的认识。秦汉时，神仙方术盛行，此类奇特现象难免披上神秘的宗教色彩，把“海上居人”说成“海上居仙”，未必无人相信。因此秦皇汉武为之所感，也是不难理解的。
爱读书的皇帝
南北朝的北魏教文帝元宏好读书，手不释卷，骑马坐桥都不忘讲道。他还有个很大特点，是爱亲自拟写文书，好多是在马背上口占而成，成文后不用更改一字。自太和十年以后，朝廷的诏策都出自他手。
梁元帝萧绎，是梁武帝的第七个儿子，自小酷爱读书。一次，他患了疥疮，怕苍蝇叮发臭的伤口，就躲到蚊帐里读书。后来，他一只眼睛失明，另一只眼视力也很差，就叫侍者读书。读归读，用归用，最后被西魏战败，亡了国。他下令焚烧古今图书14 万卷，说什么：“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
梁朝的文宗皇帝，手不释卷，天天挤时间博览群书。有人劝他不要因读书把身体搞垮了，误了国家大事。他据理反驳：“若不甲夜视事，乙夜观书，即何以为君？”在他的带动下，整个朝廷一时读书空气浓厚。
在众多刻苦读书的皇帝中，康熙算是佼佼者。他不但读中国书，而且读外国书。他学习欧洲文字、几何学、数学、哲学、音乐。学几何学时，他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攻下了欧几里得全部定律。之后，又学起巴蒂氏的《实用理论几何学》。他开博学鸿词科、明史馆，编纂《全唐诗》、《康熙字典》等，为我国科学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
明太祖的书法
明太祖朱元璋非常偏爱书法，时常提笔练字，可练来练去没有多大长进。周围的人反倒奉承他的字压倒王羲之，气煞米南宫。
某年腊月的一天，朱元璋携带文房四宝，扮成个落魄文人，挨门挨户给店主书写对联。由于他的字写得很糟，没能受到店主们的欢迎。可他写字不收酬金，店主就随便让他写几幅应付了事。这一天下来，朱元璋共给人写了61 幅对联。
春节之日，朱元璋派人暗地走访，察看对联，结果是61 幅对联中只有一幅被一店主贴出来，而这幅对联还倒着贴，其余60 幅都被店主们撕掉烧毁了。
朱元璋大怒，立即传旨，把那些店主统统抓来“问罪”。当朱元璋问及为何不贴那落魄文人的对联时，店主们几乎异口同声地申辩说，由于那酸秀才写的字实在糟透了，根本没法贴出来亮相。而那唯一倒贴出对联的人却又是一位不识字的主儿。
朱元璋羞愧难当，当即把店主们放走了。
十岁皇帝的课程表
明穆宗时内阁大学士张居正，在穆宗死后，辅佐10 岁的小皇帝神宗当政，还是神宗的老师。他曾为小皇帝规定了如下一张课程表：
——每日接续讲读《大学》、《尚书》，先读《大学》十遍，次读《尚书》十遍。
——进读毕，皇上进暖阁少憩，司礼临将各衙门奏章，进上御览，臣等退在西厢房伺候。皇上若有所问，即召臣等至御前，将本中事情，一一明白敷奏。
——览本后，臣等率领正字官恭侍皇上，进字毕，若皇上不欲再进，暖阁少憩，臣等仍退至西厢房候。若皇上不进暖阁，臣等即率讲官再进午讲。
——进午初时，进讲《通鉴节要》，讲官务将前代兴亡事实，直解明白， 讲毕各退，皇上还宫。
——每日各官讲读毕，或圣人于书义有疑，乞即下问，臣等再用俗说讲解，务求明白。
——每月三、六、九视朝之日，暂免讲读。仍望皇上于宫中有暇，将讲读过经书，从容温习。或看字体法帖，随意写字一幅，不拘多少，工夫不致间断。
——查得先朝事便，非遇大寒大暑，不辍讲读。本日若遇风雨，传旨暂免。
康熙公开“小报告”
康熙末年，有个江南总督叫噶礼，贪婪而骄横，尤其喜欢整人。当时， 苏州知府陈鹏年，官声清廉，刚正不阿，常与噶礼意见相左。噶礼忌恨在心， 便寻机参劾，要将他充军黑龙江。康熙没有同意，觉得陈鹏年很有才学，就调他到京城编修图书。噶礼还不罢休，又密奏陈鹏年写过一首“游虎丘”的诗，说诗中有怨恨不满情绪，应予治罪，并将原诗密封附上。
康熙年事虽高，却仍然很清醒。他细读了陈鹏年的诗，并不觉得有什么“怨恨悖谬之心”；再看噶礼的密奏，深以为噶礼完全是挟嫌整人。于是， 他召集群臣，当众宣布：噶礼总喜欢惹事生非，陈鹏年稍有声誉，噶礼就想坑害他。并将噶礼的密奏和陈鹏年的虎丘诗公之于众。噶礼自讨没趣，窘困之极。
“官吏”小考
所谓官，最早寓有管理的意思，是负责维持秩序、督促生产、征收赋税和处理诉讼事件的人员。“官者，管也，以管领为名”。“朝廷治事处，曰官”。官的数量，随着政务的复杂而逐渐增多；官的职任，随着体制的发展而分工愈细，因此，“设官分职，体统相维，品式具备”。
吏，古代百官的通称。《书·胤征》：“天吏逸德，烈于猛火。”《左传》成公二年：“王使委于三吏。”“三吏，三公也”。汉朝以后，始称位职低微的官员为吏。秩四百石至二百石为长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为少吏（见《汉书·百官公卿表》）。至明清则称各衙署之房吏书办无俸禄而供事于官的人为吏。“吏”进身为“官”称“吏道”。这一仕途，起始甚早。在唐代称“流外入流”，宋代称“流外补选”，金、元叫“吏员出职”，明代则简称“吏员”。在元代，通过科举入仕的人数极其有限，时人认为“止是万分之一耳”，大多数官员都来自吏员出职。曾有人指出，元代官员十分之九出自刀笔吏。
师生回避
从唐开始有此规定，如在科举中，与主考官故旧关系的考生也要像主考官亲戚一样进行“别头试”。清朝师生故朋回避最严厉，规定科举考试中形成的师生关系，在以后任职中都要回避。
我国古代不但对官吏任用实行回避制度，而且对违背回避制度的官吏有相应的制裁措施。如宋朝政府规定，官员到任30 日内，要自报有无回避之处， 未上任前自报亦可。如果应回避又不自报而直接去任职的，“杖一百”，还不计算他的做官年资。
帝王选才看脸相
古时考生在进士及第以后，为了进一步筛选人才，帝王还要当面殿试复审。殿试是考策问，要求考生对当前国策用笔试形式陈述自己的见解。此外，王者可以亲自看一看考生的仪表、脸相。视脸相之重要甚至不亚于其人的学问识见。如果甲进士有一张田字脸，而乙进士有一张国字脸，那么帝王会优先选择哪一种人呢？
据史书记载，汉时文帝曾下诏诸侯王公卿郡守，要他们推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武帝也曾下诏天下求“茂材异等”。很明显，汉文、汉武要求的是包含有不同思维形式的优异人才。
我国传统说法，谓“相之大概，不外人格”。所说八格，就是包括四字脸、国字脸等的八种不同脸型。古人是把不同脸型作为窥视人们外在品貌与内在思维的直觉窗口。
八种脸型中，B 型思维宽广开阔，有一张四方形的脸形；A 型思维深沉严谨，有一张长方形的脸形。如果选用前者，这种人有开创性，善于协调阁僚之间的关系，但稍欠深度。选用后者，这种人有深度，但欠缺开创精神，也不善协调人群关系。国字脸者介于两者之间，包括有A 型、B 型的性状，既有深度又有广度，也就是既贤良方正，又善于真言极谏，这正是帝王所优先选用的人才。
古代廉官美称拾趣
“一钱”太守后汉刘宠，任会稽太守，操守廉政，深得民心，离任时， 当地老人拿了一百钱为他送行，刘宠不肯收，后因盛情难却，只好收下一钱做为纪念。于是，“一钱太守”的美称就传开了。
“二不”公明范景文，历任兵部侍郎、工部尚书等职。当时许多亲朋好友登门相求，范均一一谢绝，并在府门上书六个大字：“不受嘱，不受馈。” 从此，他被人称为“二不”公。
“三汤”道台清汤斌，曾任岭北道台，三年为政，每日三餐以豆腐汤作肴，百姓因此送他“三汤道台”美称。
“四知”先生后汉杨震，任东莱太守时路经昌邑，县令王密曾是杨震举荐的门生。到了晚上，王密以十两金赠杨震，说：“天黑，没人知道。” 杨震严厉回答：“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何谓无知？”王密惭愧携金而还。此事传开后，大家称杨震为“四知先生”。
“五代”清郎袁津修经历了北魏、东魏、北齐、北周、隋五个朝代， 为官50 年，始终以清贫为本，连一升酒的薄礼也不受，于是人们皆呼袁津修是“五代”清郎。
成语典故中的“宰相”
山中宰相南朝陶弘景隐居山中后，朝廷每有大事，必定遣人询问他， 时人称之为“山中宰相”。今泛指那些不在其位而谋其政的人。
伴食宰相唐朝卢怀慎与姚崇同为宰相。卢自以为才能不及姚崇，遇事推诿，不敢负责，时人称之为“伴食宰相”。后指那些吃饭不干事的高官达人。
弄獐宰相世人皆知唐朝宰相李林甫“口蜜腹剑”，却不晓他还是个别字“专揭”。一次，李在写信庆贺亲戚生了孩子时，将“弄璋”（古称生男曰“弄璋”，璋为玉器）写成了“弄獐”（獐为野兽）。后遂以“弄獐宰相”来戏称没有文化的权贵了。
模棱宰相唐代小有名气的文学家苏味道，曾对人说：“处事不欲决断明白，若有错误，必贻咎谴，常模棱以持两端可矣。”故世号“苏模棱”。武则天圣历初年，苏味道官居相位，处事更加圆滑，人称“模棱宰相。” 青词宰相明世宗信奉道教，好长生术，宫中每有斋醮，就命词臣起草祭祀文章。这些文章用朱笔写在青藤纸上，谓之“青词”。而李春芳、严讷、郭朴、袁炜等词臣均以进献“青词”邀宠，卒至拜相。因此，时人称他们为“青词宰相”。后讽刺那些升官阶梯并非正路的人。
棉花宰相明朝大学士（宰相）刘吉，精于营私，不知理国，尸位素餐， 无所建树，因此屡遭谏官弹劾，但他凭借逢迎皇帝、勾结宦官、粉饰自己等手段，把弹劾他的谏官一个个都排挤打击下去，竟使他在内阁呆了整整18 年，因此被人称作“棉花宰相”——所谓“棉花”，是取其“耐弹”之意。后泛喻那种巧于仕宦的官僚形象。
丹青宰相唐朝画家阎立本，工于写真，朝野驰名，大受高宗赏识，于公元669 年拜为右相。但他终是个艺术家，“无宰相器”，缺乏政治才干。当时，大臣姜恪因作战有功被升为左相，时人评论说：“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驰誉丹青。”于是，阎立本被称为“丹青宰相。”
驱驴宰相唐武则天时，才能平庸的王及善，官居右相，后又改为文昌左相，时人说他是“鸠集凤池”。他在位期间，无所作为，只作出一条规定： 各部官员不准骑驴上班。为了实施这条规定，他派人终日驱逐，有时还要亲自参加，于是得了一个“驱驴宰相”的外号。
三不开宰相五代后唐末帝李从珂时，马胤孙为相。此公的为政之道是：“入朝印不开（不理政务），见客口不开（不谈国事），归宅门不开（不接见士大夫及下属官员）。”因此，时人称他为“三不开宰相”。
三旨宰相北宋神宗时，王珪居相位16 年，无所建树，只起了个上传下达的作用：他每次把部门的奏章呈送给皇帝时跪请：“取圣旨”；奏章阅批后跪接道：“领圣旨”；出宫时向有关部门答复说：“已得圣旨矣。”总之，他事事依旨而行，离开圣旨办不了任何事情，时人称之为“三旨宰相”。
浪子宰相宋徽宗时，宰相李邦彦，“游纵无检”，行为放荡，好作淫词艳曲，自号李流子。他位居宰辅，不理政事，只知享乐，自称“赏尽天下花，踢尽天下球，做尽天下官”。于是，都人亦呼邦彦为“浪子宰相”。
蟋蟀宰相南宋末年，贾似道以其姐受宠于理宗而爬上相位。至度宗时，因拥立功而独揽朝政，权倾朝野。他为相10 多年，祸国殃民，荒淫无度， 常与姬妾伏地斗蟋蟀，还根据自己养、斗蟋蟀的经验，写成一部《促织经》行世。后人称之为“蟋蟀宰相”。
古代的秘书
历代统治者都很清楚地懂得关系到“万人之政”的秘书工作的重要性， 因此，他们都很重视秘书人才的选择，并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只是不同朝代的选择标准不尽相同。
周代至秦汉，史官兼任秘书工作延续不断；秦汉时期，对于从事秘书工作的史官的要求较高。《说文·叙》云：“学僮十七岁以上，始试，讽籍书九千字乃得为史。”意思是说：学僮17 岁以上才能参加考试；能够背诵籍书（古文字，即篆书）9000 字以上的才能当史官。人们都知道，东汉成书的《说文解字》是我国最早的大字典，全书收字不过9300 多个。而史官要识字9000， 这在当时是不易做到的。
汉末时，曹操置秘书令，典尚书奏事。曹丕继位后，改秘书令为中书令。他们除了要求秘书人才有较强的识字能力外，还要妙选通识文学之士为之。唐代设立翰林院，许多翰林学士都是文学方面才华出众的人才，他们当中有不少人担任过皇帝诏书的选制工作。著名诗人李白，就曾在金銮殿上代草王言。初唐文坛“四杰”之一的骆宾王，也曾做过秘书工作，他写的《讨武文檄》，妙笔生辉，连武则天读后也发出如此慨叹；“宰相安得失此人！” 唐代对于秘书人才的要求更高，既重视其文学才华，也重视其政治上的才干。唐太宗提出“耀才而居”，反对让那些唯唯诺诺、阿旨顺情、苟合取容的人担任秘书工作。他认为秘书工作应由那些有才干，敢于谏议，能起助手、参谋作用的人担任。
元代提出“首论行止，次取吏能，又次计月日多者为优”（《元典章》）， 即根据节吏的品德、业务能力以及资历情况，择优选用秘书人才。除了这三条，还要有保结，经过监察审查以后才能任用。可见到了元代，在选择秘书人才方面不但有考选制度，而且有审查制度。
“三只手”与范仲淹
“三只手”，人人皆知，小偷小摸之代名词、同义词也。此称呼有个来历：北宋天圣年间，东京黑道上有个赫赫有名的神偷。按照江湖规矩，不兴打听真实姓名，不准寻根问底，他的真名实姓至今也是个谜。当时的小偷， 都是把一枚铜钱，磨得锐利无比，用以割人腰包，俗称“跑明钱的”。此公独特，不用任何工具，只要擦身而过便手到擒来。有次他为同行献技，双手高举，一挨身就把银子掏出来了，好像身上还长着一只手。众人五体投地， 敬送绰号“三只手”。
然而，盗亦有道。“三只手”给自己的门徒规定了“三不偷”：一不偷忠臣义士；二不偷贫寒人家；三不偷良家妇女。偶尔偷钱，必定加倍奉还。门徒必遵“三不偷”的“祖训”，否则被视为不肖子孙，逐出“山门”。据说，一次“三只手”的门徒错偷了大忠臣范仲淹的银子，事后不仅加倍奉还，还在银子里夹上一张纸条：“不知是范忠臣的银子，今加倍奉还， 望乞恕罪。”落款：“三只手”。范仲淹想到朝廷昏庸，官场黑暗，达官贵人，明抢暗夺，竟还不如一个小偷！遂提笔在手，写一打油诗：“世人都恨盗，岂知盗亦道；若然都有义，怎会世颠倒！”写毕，掷笔于案，喟然长叹。
海瑞并非“完人”
海瑞（1514-1587）是明代大臣，以推行“一条鞭法”，为主严惩贪官污吏而闻名朝野，从《明史·海瑞传》、《海忠介公居官公案》、小说《海公大红袍》、戏剧《海瑞罢官》，到电视连续剧《海瑞传奇》，海瑞一直都是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历史人物，加以赞颂的。他那种敢于同权贵奸佞作斗争的刚直不阿、为民请命的传奇式事迹，一直被人们所称道。但海瑞并非“完人”，在清官海瑞的背后也有不少令人厌恶的劣迹。
一是“居家九娶而易其妻”。这在明人沈德符者《野获编·补遗》中就有记载。海瑞一生中，曾先后收王氏、潘氏、许氏、丘氏、韩氏为妻寻，史书说他年“已耋而妻方艾”，这真可谓是“白发”戏“红颜”。甚至在花甲老朽之年，仍兴致甚浓地迷恋女色，收纳了两个年轻美貌的少女为侍妾，以致引起家中妻妾争风吃醋愈演愈烈，致使其中两妻妾同日自缢身亡，两妻妾被休弃，逐出家门，成为谏官疏参，时人讥抨的话柄。
二是“以救补名节饿死幼女”。这则血淋淋的史实见于明人姚叔祥著《见只编》载：“海忠介（指海瑞）有五岁女，方啖饵。忠介问：饵从谁与？女答曰：僮某。忠介怒曰：女子岂容漫受僮饵，非吾女也，能即饿死，方称吾女。女即涕泣不饮啖。家人百计进食，卒拒之，七日而死。”其手段几近残忍。
唐太宗谈贪污受贿
唐太宗执政后，一方面用令格和式规范官吏的行为，用诏敕强调廉政规定，用律打击腐败行为，严格依法执法；另一方面又多次告诫官吏廉政，用生动的语言和比喻说明贪污受贿的害处，帮助他们提高认识，有据可查的不下四次。
第一次是在他执政初时（627）。唐太宗对侍臣们说，明珠是十分贵重的， 如用它弹雀，不是很可惜吗？人的性命比明珠还贵重，但“见金钱财帛不惧刑纲”而贪污受贿，岂不是“不惜性命”。一旦“赃贿既露”，那一切都完了。因此，千万不能通过贪污受贿“求荣”，妄受他人之财，为人所笑。
第二次是在他执政后的第二年（627）。唐太宗又对侍臣们说，贪污受贿实是“规小得而大失者也”。比如五品以上官吏，已是“禄秩优厚”，一年所得，“其数自多”，受人之财也不过数万。但一旦“彰露”，就会禄秩全夺，甚至“必亡其身”，贪财人反被财害。汉朝大司农田延年因贪污受贿“三千万”，而“事觉自死”，千万不可再蹈此“覆辙也”。
第三次是在他执政后的第四年（629）。唐太宗对公卿们说，我“终日孜孜”，不仅为百姓，也为你们。如果大家都“小心奉法”，不但百姓安宁， 他们也“自身常得欢乐”。相反，如果徇私贪污受贿，违公法，损百姓，即使“事未发闻”，心中也会惧怕，“恐惧既多，亦有因而致死”。大丈夫岂可贪财物，害身命，还使“子孙每怀愧耻耶”？望大家深思此言。
第四次是在他执政后的第十六年（643）。唐太宗再次对侍臣们说，古人说：“鸟栖于林，犹恐其不高。覆巢于本末；鱼藏于水，犹恐其不深，覆穴于窟下。然而为人所获者，皆由贪饵故也。”今天，你们身居高位，食禄丰厚，应当秉公办事，“长守富贵”。如果贪冒财利，不就和鱼、鸟一样吗？ 大家要以“此语为鉴试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