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知识(文学戏曲1)

佚名   
         第五章文学、戏曲



“文学”初义非今义

    西汉时期，学校的负责人不称校长或教官，而叫“文学”，如称张文学、李文学等等。唐代的州县设有博士，后期也改称“文学”。汉武帝时，为了选拔人才，设有“贤良文学”科目，由各郡国每年举荐人才上京考试，被举者便叫作“贤良文学”。“贤良”是指品行端正、道德高尚的人；“文学” 是指精通儒学经典的人。

    大概在魏晋后期，“文学”才成了语言艺术的专用名词。史书上记载的曹丕“好文学，以著述为务”中的“文学”，就似今天所说的“文学”的含义了。



孔子与汉民族文学传统



    从文学的起源上讲，恐怕任何民族最早出现的都是和音乐舞蹈三位一体的抒情诗，而不会是别的什么形式，然则为何各民族文学史多以描述英雄业绩之史诗（叙事诗）发端，而汉民族文学史却以抒情诗发端？究其缘故，和孔夫子是大有关系的。

    各民族现存最早的文学作品，在见于文字之前都经过一个相当长的口头流传阶段。荷马史诗经过300 年口头流传才写成文字（若从荷马之前的神话和英雄传说算起，时间更长），又过了三四百年才最后编定。我国少数民族有许多史诗，经过数百上千年口头流传，近年才开始做文字的记录和整理。而抒情诗因为没有故事情节，很难在口头长期流传，即便写成文字亦不易长期保存。古希腊在荷马之后二三百年出现过一个抒情诗的繁荣时期，保留至今的作品却少得可怜。例如当时著名女诗人萨福，柏拉图称之为“第十位文艺女神”，据载写过九卷诗，传下来的却只有两首和一些残句。至于荷马之前的抒情诗，自然更无法见到了。

    中国的《诗经》，基本上是一部抒情诗集，2500 年前，经编订就被完整地保存下来，流传至今，在世界文学史上实属绝无仅有的现象。这不能不归功于孔子以及后世儒家对它的高度重视。孔子对他儿子说：“不学《诗》， 无以言”，又说“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不学《诗》就不会讲话，以至寸步难行，干脆就没法做人！然而，这种重视乃是建立在对它的曲解基础之上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实则，按照孔子的正邪标准，《诗三百》决非“无邪”。但既然老祖宗已经做了鉴定，后世儒家遂推尊之为“经”，视之为“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 美教化”的教条，以至认为“关关睢鸠”一声鸟叫就关系“风化天下”云云； 固然都是为适应统治阶段的政教需要。这种实用主义态度必然导致对文学作品的歪曲自不待言，但这部产生于两三千年前的抒情诗集因而得以长期保存和流传，却是个积极的结果。

    然则，为何汉民族文学史上基本没有史诗？此亦与孔夫子有关。史诗主要反映古代人对自然界和对自身历史的认识，限于当时的知识水平，这种认识要不是建立在神话基础上，亦必羼杂神话的成分，即一方面将自然力人格化，另一方面又将人神化，人神不分；而中国儒家从孔子开始便重人世而忌言神怪，这就使得与神话有关的文学作品很难以其本来面目流传。儒家学说， 可用孔子一句话概括：“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有次子路问“事鬼神”， 便碰了钉子，回答是“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子路壮起胆子再问一句：“敢问死？”回答仍旧是：“未知生，焉知死！”这种面对现实人生的态度，是很令人感动的。“子不语怪、力、乱、神”，可是，这位老先生又“信而好古”，凡古时传下来的东西都不好断然否认，于是便加以“合理”解释。例如，将“黄帝四面”释为“取舍已者四人，使治四方”，不是说黄帝有四张脸；“黄帝三百年”释为“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不是说黄帝活了300 年；“夔一足”释为“夔一而足”，不是说他只长了一只脚。后世儒家仿此，于是长着人首蛇身的伏羲、鱼或是熊变的鲸和禹等等，都是成了历史人物。司马迁在写完《五帝本纪》之后感慨地说：“百家言黄帝，共言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余并为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本纪书首。”这就透露出神话被历史化的消息。这样做不是毫无道理，因为神话产生原有一定史实作依据、但反过来又把神话历史化， 其结果必然是对神话传说本身的肢解和破坏。我们现在还能见到的神话记载，范围广泛，均语焉不详，有的几乎只留下个名字，事迹殊少，当初在口头流传时的盛况已无从得知了。别的民族在神话基础上产生了史诗和别的文初在口头流传时的盛况已无从得知了。别的民族在神话基础上产生了史诗和别的文学作品，而我们除了关于三皇五帝的记载外，剩下的就只有散见于各书的神话残骸了。这和儒家“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是有直接关系的。用我们今天的观点看问题，可以说孔夫子出于坏的动机却办了件好事， 出于好的动机又办了件坏事。好事坏事加在一起，便决定了汉民族文学史由抒情诗发端的独特传统。这个发端十分重要，实际上决定了整个封建时代汉民族文学的面貌。《诗经》的传统也就是抒情诗的传统，它不但贯穿整个文学史，始终处于主流地位，并且深刻影响着其他体裁的产生和发展；再者， 我们在文学观念上有别于西方的民族特征，也正是由抒情诗传统所决定的。



世界第一本中国文学史

    世界最早撰写中国文学史的是著名的俄国汉学家瓦西里耶夫（1818－1900）。他著的《中国文学史》于1880 年在彼得堡出版。此书虽已绝版，但前苏联的一些大型图书馆都有珍藏。今天前苏联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还在参考它。前苏联出版的《世界通史》（有中译本）所列的参考书目上就有这本书，并已载入前苏联大百科全书。瓦西里耶夫是俄国科学院院士，对促进19 世纪俄罗斯与中国的文化交流有过出色的贡献。他除了写出世界上第一部中国文学史之外，还编撰了一部《汉语词典》。瓦西里耶夫对我国佛教和孔子的研究成效卓著，曾评注《论语》。在他著的《中国文学史》中就用了较多的篇幅，阐述孔子与文学的关系，以及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另外，日本学者藤田丰八著有《中国文学史》， 1895 年出版，古成贞吉著有《中国文学史》，1897 年出版；英国学者赫伯特·贾尔斯著有《中国文学史》，1901 年出版。

    至于中国人己的中国文学史，最早的一部当推林传甲所著《中国文学史》，出版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比上述四部稍晚。



中国文学的爱国主义主题确立于何时

    中国文学史上的爱国主义主题，并非确立于古代，而是确立于近代鸦片战争之后。因为在此之前，中华民族从未真正到了最危险的时刻，由此决定： 对于全部古代文学来说，爱国主义文学只不过是整个文学乐章中的几个零星音符。只有在鸦片战争之后，爱国主义才真正成为中国文学交响曲的主旋律， 中国文学也才牢固树立了爱国主义的主题。在与坚船利炮一起到来的西方文化的猛烈冲击下，中华民族开始了缓慢而痛苦的文化觉醒与历史抉择。这一切，有力而深远地规定和制约着近代文学的爱国主义方向。当时，龚自珍、林则徐、魏源、张际亮、张维屏、朱琦、何绍基、林昌彝和贝青乔等极少数开明士大夫，以他们充满爱国主义情绪的诗文，掀起了中国近代爱国主义文学的第一次浪潮。19 世纪80 年代到90 年代，在日益急迫的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形势下，发生了“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的文学改良运动，近代爱国主义文学创作终于在20 世纪初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潮。诗文、小说和戏曲中，普遍充溢着爱国主义的言词，小说一跃而为文学家族的骄子。一代宗师梁启超成了“小说界革命”的开山祖，带着艺术批判锋芒的谴责小说达到了近代文学的最高艺术成就。



唐代文苑风尚

    中国是诗歌的国家，尤其唐代的诗歌创作更是灿烂辉煌。以李白、杜甫、白居易为代表的诗人，云集朝野、辈出不穷。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繁荣的鼎盛时期，整个国家、民族处于欣欣向荣的上升阶段的氛围中，因此，“好语王霸大略”，已成为唐代文人旋展宏图的共同风尚。李白“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理想，杜甫“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远大抱负，说出了文人们真实的心声。在唐王朝开疆拓土的征战中，他们又激情高呼：“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哲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表现了为国立功的荣誉感和英雄主义。

    “学而优则仕”。唐代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给文人面前展现出一条实现政治的光明的广阔道路。为此，多少人学史穷经，寻章摘句，夜以继日， 孜孜不倦，呕心沥血，为创作佳作、金榜题名而奋斗不息。杜甫“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孟郊“有时吐向床，枕席不解听”，李贺背着锦囊觅句，贾岛骑驴推敲，历代文坛传为佳话。在这种风尚的影响下，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庶民百姓，人人爱诗，人人习诗，诗歌园地百花争妍，蔚为壮观。

    唐代文人在或怀才不遇，或仕途失意，大都从“入世”转向了“出世” 的消极情绪。有的感叹壮志难酬：“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有的厌倦官场生活而向往萧散优游。王维《终南别业》：“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就是这种优闲生活的生动写照。于是，隐居、郊游、赏花、歌舞、书法、绘画、交友，交织成了文人丰富的生活情趣。从而孕育出多少脍炙人口的诗篇和为人称道的书法、绘画，成为我国文学艺术宝库中的瑰宝，至今仍放射着灿烂的光芒。

    唐代社会的安定，经济的繁荣，也给文人们提供了优闲生活的物质条件， 他们纵情酒色，放浪不羁，“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饮三百杯。”白居易蓄婢：“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李白“美酒樽中置千斛，载妓随波任去留”，杜牧扬州押妓：“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就连道貌岸然的韩愈，也好资财，耽声色。这样，“时代精神已不在大漠风尘，而在花前月下；已不在马上拼杀，而在闺房画眉；已不在世间进取，而在心境解脱”，形成这种景况，是令人深思的，“都云文士狂，谁解其中味？”



元散曲家为何嘲笑屈原

    读元散曲，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在历代文人心目中几如楷模屈原，在这里却成了揶揄、嘲笑的对象。田守真就这一现象著文作解释。在元散曲家的心目中，屈原代表着两种传统：一是文学传统；一是伦理——文化传统，后一种正是他们所嘲笑、否定的。当他们揶揄屈原的时候， 屈原只不过是他们所要抨击的儒家传统的一个象征和代表符号而已，而并没有歪曲原形象。他们对屈原及整个儒家传统的否定、嘲笑是由他们自身所取的虚无、冷漠、自以为超越一切现实矛盾纷争的达观态度所决定的。他们除持庄子的否定、批判态度之外，更多了一层市井习气、浪子习气，以至推到了一种极端的“玩世”态度。此外在市民阶级那种萌芽状态的新价值观、人生观的影响下，也使元曲家们的作品表现出重视现实人生、重视自我、重视行乐、否定服从愚忠等思想倾向。还应值得注意的是，散曲是配合流行曲调清唱的歌词这种形式的特殊性。这一特殊性使它从产生起便成为离国家大事，离儒家道统最远的一种形式，也成为上下文人泄怨叹世的专利品。



民间故事的文化精神

    学术上民间故事的概念，与神话、传说有区别。通常民间故事泛指在民间口头流传的各种体裁的散文作品。



学术上民间故事的概念，与神话、传说有区别。通常民间故事泛指在民

间口头流传的各种体裁的散文作品。

    人民永远需要表现高尚情操，反映人民风趣和机智的作品；民间故事为文学的民族化提供了借鉴，说明民族性是我国文化的基本属性之一。除此之外，民间故事本身内在的文化精神，使一般读者和学者对它的作用有了新的思考和评价。它所蕴藏的民族文化精神之丰富，是任何作家文学所不能取代的。

    大量幻想性故事中，充分表现了人类初级形态的思维的整一性。神话、童话中的人兽共体、人兽变形等表现了那种超时间、超空间的宇宙观。在原始思维中，把世界的空间，人类的历史，都视为无界限的存在，人们相信有某种神秘的力量，将人、动物、植物以及广阔无垠的自然界，连续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并把人、动物、植物、无机物都放置在同一个层次上。于是，过去的事物和眼前的事物可以发生关系，进间的顺序可以颠倒。由于人的自我意识不强，万物和人本身可以互交。于是，人与万物的活动，既可以扩展到空间的全部领域，时间上也可以上伸至荒古之际，下延至文明时期。所有的空间，全部的历史流程，都可以成为幻想故事的历史背景和空间舞台。因此，一些有因果联系的和没有因果联系的事物，常常混同起来。在神话和童话世界里，从天上到地下，从神界、人间到动植物界，便出现了这种奇特的现象，或各种半动物半人的形象，或两种以上动物的合体，或人兽交配， 或兽形人语；忽而天上神界，忽而人间。这几乎都可以追溯至原始思维的超时空观念。尽管这种超时空观在我们看来荒诞离奇，但却提供了可贵的文化资料。从中可以知道，人类各种文化形成的确立，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幻想性故事中所存在的集体无意识因素，证明人类文化确曾经历过一个混沌一体的阶段，后来将其区分为宗教的、艺术的、道德的等等不同的文化形式，乃是人们经过了漫长而艰苦的劳动实践和社会实践的结果。由此可知，人类从无知通向科学，其间有着多么迂回曲折的历程。幻想性故事中的原始的超时空观所体现的整一性和思维方式，显然是属于最低层次的统一性。它们在本质上是未经科学分析的综合，所以才把世界万物看作是等同的、有联系的整体。

    不管原始的整一性思想披着一件多么荒诞神秘的外衣，也不能忽视幻想故事想象的创造力，不能忽视其中合理的，把世界看作一个整体的宇宙观， 这是人类文化史上最早的、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当人类一旦进入理性思维阶段，对世界的整体认识便越来越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一哲学信念，无论对自然科学的发展，还是对社会科学的形成，都有难以估量的影响。但是，神话和童话中所体现出来的思想的整一性，却长期被冷落。民间故事中这一集体无意识的思维成果，在科学史上，如果加以有意识的、自觉地运用，便能化为精神力量和物质财富。

    尽管如此，民间故事的世俗文化仍是主要的。有的故事表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改造自然的结果与文化形成的关系。不过，大量的故事表现的还是人与人的关系。因此民间故事有着鲜明的伦理道德观。任何时候，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永远处于矛盾之中。因而人和现实世界必将不断地发生冲突。人们在矛盾中所产生的喜怒哀乐都在民间故事里有充分的表现。人们对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的态度鲜明，爱憎强烈。民间故事的形象很少有多种矛盾或多重性的性格，通常对正面形象总是加以理想伦，对反面形象极力夸张，使其好的更好，坏的更坏，对比鲜明。人民的感情是纯朴的，他



们往往按照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去反映、评价生活，也按自己的理想和愿望去美化生活。

    故事里的正、反两种势力的斗争，有的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有的象征新旧观念，有的表现家庭之间、邻里之间的矛盾。不管题材、情节怎样，人物的类型都很明确，不正即反。甚至有些历史人物的传说，同一个人物，在这个故事中是正面的，在另一些故事中又是反面的。如秦始皇，他在孟姜女故事里是个暴君，而另有一些传说又歌颂他是一位修长城抗番，同情人民苦难的明君。这都不完全是历史事实，可能是产生在不同历史背景下不同地区的作用，表明了人民不同的心态。如果把所有秦始皇的故事合在一起。就可以了解人民在每一则故事中所表现出来的明确的伦理道德观，人民对秦始皇的总评价及所进行的褒贬无比公正。即使是精灵的变形，基本上也属于神物或妖魔正、反两种类型。

    可见，在民间故事中，主要因素和客观因素始终相结合，不是客观地再现生活，但基本上不违背现实生活的因果律，因此这种主观倾向包含着明显的道德教诲。这些，都不能用当代的审美观去评判，因为传统民间故事反映的是自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这一历史时期人们的道德观，审美观，对提高人类的道德水平和审美能力，曾有过巨大的功绩。不理解这些，就不可能理解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的特点。

    尽管民间故事是民间文化的一个子系统，它的基本属性仍然应该是民间传承文化中的文学现象。它不同于民间音乐、舞蹈、美术、建筑等等，更不能等同于民情风俗、宗教、语言、历史，它只是和它们有密切的关系。它的多功能性，指的是它同时具有多种科学价值。

    各种人文科学经常运用民间故事资料，形成对民间故事的多角度研究， 英国学者李约瑟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多处引用中国的古代神话传说来解释某些天文现象。如日中有鸟的神话，他认为这便是中国古代对太阳黑子的记载。

    民间故事流传的时间久远，必然积淀了历史上不同发展阶段的各种社会现象，以及文化心理形成的过程。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这样漫长过程的文化沉积层，在作家文学里是找不到的，而在民间故事里，既有原始的多神崇拜，又有发展了的一神崇拜；既有血缘婚，又有低级类型的一夫一妻制。有时，透过同一篇故事的流传演变，还能剖析出不同社会形态的文化沉积层。如《白蛇传》的白娘子的原型，便可追溯到原始的动物崇拜。无论从艺术价值还是学术价值衡量，我国民间故事无疑是各民族十分宝贵的文化遗产，其中蕴藏着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精神。这一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为建设我国社会主义新文化，为文艺家的创作，为社会科学研究，都能提供有益的借鉴和真实可信的资料。



古代笑话文学

    谈到中国的笑话文学，算起来已有2000 余年的历史；远在周秦时代，庄子和韩非子便利用笑话作为说服对方的工具。到了后汉邯郸淳著有“笑林” 一书，算是笑话专书之祖。至隋代，侯白撰了《启颜录》，那是一本记隋朝人物的笑话，有一则如下： “隋朝有一个敏慧，然而口吃，杨素每闲必召与谈。尝岁暮，因戏之云： ‘有大坑深一丈，方圆亦一丈，遣公入其中，何法得出？’其人低头良久， 问云：‘白白白白日，抑夜夜夜夜晚？’素云：‘何须云白日夜晚，若为得出？’乃答云：‘若不是夜夜晚，眼睛不瞎，为何入入入到那里？’素大笑。” 宋代诗文大家苏东坡，笔调谐趣，一时无两，他写了一册《艾子杂说》， 有一段说： “艾子好饮，很少醒目，学生大家计议道，此不可以谏止，唯有以险事吓他才可戒。一日，大饮而吐，学生密取猪脾置吐物中，持以告他道：‘凡人要具五脏方能活，今老师因饮而吐出一胜，止剩四脏了，怎能生呢？’艾子熟视而笑道：‘唐三藏（脏）犹可活，况有四脏？” 后来他又写了一册《艾子后说》，也是很富幽默意味的。

    在笑话方面，元代又出现了两部名著：一是《笑海艺林》；一是《笑苑千金》，都是很浅白的笑话著作。后者载有一则说： “一信民往万灵庙求神，若保佑明日天晴，必以羊肉供奉。另一信民亦来祈祷，若保佑明日天雨，必以猪肉供奉。神公公自喜曰：“唔，若是天晴， 我便食羊；若是天雨，我便食猪。反正都有得食，何忧之有！’”这则讽刺木偶的笑话，可说入木三分。

    以“三言”闻名的明末大文学家冯梦龙有《古今笑》一书（又名《古今谈概》、《古今笑史》），这是一部笔记文学，取材史籍，故而开创了笑话文学的另一途径。此前还撰有《笑府》、《广笑府》。



文学史上的佚名作品

    中国文学历史悠久，留下了数以万计的传世佳作。也有不少脍炙人口、独揭妙谛的名篇，未见著作家姓名根植，无从说及时代、籍贯和大背景了。虽经考证，仍难究明细，察其源由，当有诸因：

    1.年代久远，不知所本，如《山海经》（传为夏禹、伯益所作）、《卜居》、《淦父》和《神女》、《登徒》（分别传为屈原和宋玉所作），实误， “其世远，其作者之名不传”（崔述：《考古续说》）。

    2.由民歌演变的几代人集体创作，时有修改，则很难用一两姓名表示， 如《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孔雀东南飞》）、《木兰辞》等。

    3.作者从实不从名，为使己作留彰后世，借托名家手笔，如李陵、苏武的五言诗，“携手上河梁，问子何所之”，因为世人传诵，搜入《文选》。

    4.因为政治需要，文为时而作，而攀援古人，以激励世人，如所谓岳飞“手书摹刻汤阴庙中”的《赠吴将军南行》、《送紫岩张先生北伐》，多系明人伪托，而隐去真名；李秀成《壮志》两首，亦系辛亥时革命党人赝品。

    5.文人好古，惯于借古人姓名，发现己作以抒情怀。如《古诗十九首》几首借枚乘之名，“是知假托成文，乃词人之常事”（崔述：《考古续说》）。

    6.敬慕古人，而憾其作品有所不足，遂借其姓氏而作，故作品不见于同时代，或相关文集里；却见于隔代的著作，如见于晋张俨《默记》的所谓诸葛亮《后出师表》。

    7.含有隐晦深意，且也忌讳时尚，为免众矢之的，故埋去本名者，如《金瓶梅》。

    8.署名主官，实出自幕僚代笔，由此作者之真姓名被隐去，以致后人追溯，难寻本源，如《史可法报多尔衮书》，作者分别见有侯方域、王纲等8 人，众说不一。莫衷一是。



文学家的青春火花

    许多文学家在年轻的时候就写出了成名之作，那熊熊燃烧的青春之火，



使他们在人类文明史上赢得了应有的地位。

    诗人屈原，21 岁时，就写出了表现自己坚贞而高尚的情操的《橘颂》， 写成不朽诗篇《离骚》时，只有23 岁。

    文学家陆机，20 岁写成我国古代重要的文学论文《文赋》。

    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30 岁写出了文学理论巨著《文心雕龙》。

    唐代诗人白居易，写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样流传千古的名句时，只有16 岁，35 岁时，写成名篇《长恨歌》。



    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相传7 岁就写了《咏鹅》这首诗：“鹅，鹅，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形象鲜明，诗意清新。

    唐代诗人王维，9 岁即能写诗作画，16 岁时写了《洛阳女儿行》，17 岁写了“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有名诗句。

    晚唐诗人李贺，一生只活了27 岁，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位多才而短命、有特殊成就的诗人。据《新唐书》云：“贺年七岁，以长短之哥名动京师。” 有《昌谷集》四卷，《外集》一卷。

    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8 岁即能写诗，10 岁已享有盛名。他一生写了几万首诗歌，有《剑南诗稿》共收集诗9000 多首，是我国文学史上作品特别丰富的一位诗人。

    南宋词人辛弃疾，少时即文思敏捷，才气过人，15 岁就作诗填词。26 岁写成力主抗金、光复河山的论文10 篇，名为《美芹十论》，文章议论精辟， 激昂慷慨，极有见地。

    明代诗人夏完淳，5 岁知《五经》，9 岁善词赋古文。13 岁作评论时政的《大哀赋》。14 岁从军，后受牵连被捕下狱。作乐府诗数十首。17 岁殉国。临死前写《狱中上母书》。现存《夏节愍公全集》10 卷，补遗2 卷。

    新文化革命的行驱者鲁迅，23 岁写出《自题小像》等著名诗篇，27 岁发表著名论文《摩罗力诗说》，发表《狂人日记》时，只有38 岁，接着连接出诗人郭沫若，30 岁出版了震动当时的文艺界的诗集《女神》，32 岁，又版了《呐喊》、《彷徨》两个小说集。写出了收入《星空》、《瓶》、《前茅》等诗集中的大部分诗。

    作家茅盾，32 岁写出第一部小说《蚀》，不久，又写了《虹》，38 岁出版了名著《子夜》。

    剧作家曹禺，24 岁完成了处女作多幕剧《雷雨》，26 岁，写成《日出》， 这是在中国话剧史上大放异彩的作品。

    作家老舍，23 岁发表短篇小说《小玲儿》，25 岁在英国任教。在英教书5 年间，创作了《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三部长篇小说。

    作家丁玲，23 岁开始写作，26 岁主编左联的机关杂志《北斗》月刊。作家冯至，18 岁开始发表诗和散文，22 岁出版第一部诗集《昨日之歌》。艾青，22 岁开始发表诗歌，33 岁正式用“艾青”的笔名写了《大堰河— —我的保姆》；36 岁出版第一本诗集《大堰河》。



以佳句得名的文学家

    1.唐代韦庄继我国第一首古典长诗《孔雀东南飞》后，以黄巢起义为题材，写下又一首长诗《秦妇吟》。中有“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 之名句，传颂千古。人们因而称他为“秦妇吟秀才”。

    2.唐代赵嘏描述边塞凌晨景色时，有“残星数点雁横塞，长笛一声人倚楼”的妙句。博得大诗人杜牧吟叹，因而称之为“赵倚楼”。

    3.宋代饶节有“间携经卷倚松立，试问客从何处来”之句，人们称他做“倚松老人”。

    4.宋代贺铸《青玉案》中句云：“试问闲愁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 梅子黄时雨。”用江岸如烟的青草，随风飘荡的柳花，江南梅熟时的连绵阴雨来比喻闲愁纷繁，成为绝唱。被称为“贺梅子”。

    5.明代崔华有“黄叶声多酒不辞”之句。清代王苹有“乱泉声里才通屐， 黄叶林间自著书”和“黄叶下时牛背晚，青山缺处有人行”之句。他们分别被称为“崔黄叶”和“王黄叶”。

6.清代张锦麟以“碧天如水雁初飞”句出名，时人称他为“张碧天”。



文人“梦笔”

    人类如果没有梦这种生理现象，单就文学宝库而言，所受影响将会是怎样的呢？起码，作品的数量既不会像现有的这么丰富，文学的色彩也不会如现有的这么绚丽多姿。因为没有了梦，以梦为素材的作品便不会出现，梦中赋诗填词之类的事，如《东坡志林》的“梦寐”部分，几乎全是这方面的内容，也都将化为乌有，至于借“梦”反映现实生活，诸如关汉卿的《蝴蝶梦》、《绯衣梦》，汤显祖的《玉茗堂四梦》，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曹雪芹的《红楼梦》等文学巨著，咱们恐怕也就无福拜读了。

    在中国，流传的一些文学大家“梦”中增长才干的故事，似乎更能显示出“梦”与文学之间的不解之缘，“梦笔”，便是这类故事中的“一束”。

    梦笔如椽：东晋王珣，文章本已写得不错，跟殷仲堪、徐邈等人齐名， 并且“以才学文章见昵于帝”，很得孝武帝的赏识。一次，梦见有人把如屋椽似的巨笔送给他，醒后，他顿感文才倍增。跟别人说：“此当有大手笔事（意即：最近将有重要文章要我去写。——笔者）。”不久，孝武帝死，一切哀册谥议，都是他所起草。由于这则故事的流传，故尔至今人们还用“如椽之笔”、“大手笔”来赞扬一些有成就的文学家笔力的雄健。

    梦五色笔：这是南朝江淹的故事。江淹曾在宋、齐、梁三朝当过官，是南朝的重要文学家。他所写的抒情小赋如《恨赋》、《别赋》等，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传诵。《南史》曾载这位文学家的颇为神奇而曲折的遭遇：他小的时候，颇好文学。一次作梦，梦一神人授给他五色笔。从此，他“文藻日新”，每写一篇，便广为传播。晚年，一次在冶亭住宿，又做一梦，梦见一人，自称郭璞（东晋道家人物，文学家、训诂学家），向他讨还五色笔。江淹从怀中掏出，还给了他（另一说是：在梦中，江淹怀中的一匹锦，被自称张景阳的讨还回去）。自此之后，江淹再作诗文，就“绝无美句。”当时的人们都说他“江郎才尽”了。“江郎才尽”，至今还流传在人们的口语或书面语中。

    梦青镂管笔：纪少瑜曾在南朝梁朝做官。小时候，他文章写得很好。一次，梦见陆倕（较早于他的文学家）把一束青镂管笔（笔管有青色雕饰之笔） 给了他，并告诉他说：“这些笔还可以用，你选择其中好点的用吧。”从此， 他的文章“因此遒进”，他本人也颇得简文帝的重用。

    梦双笔：唐代文学家李峤，小时候曾梦见人家给他一双笔。之后，再写文章就变得“有文辞”起来。文学造诣，与当时的骆宾王、刘光业等齐名， 并且后来还当上了宰相。

    梦笔生花：李白，是唐代文学家，我国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新唐书》载，他的出生就很神奇：生他之前，母亲曾梦见长庚星（又名“太白星”） 入怀；生下之后，故给他起了“太白”的名字，《开元天宝遗事》，还载有他“梦笔头生花”的故事，李白小时，梦见自己所使的笔，笔头生花，于是乎后来便“天才瞻远，名闻天下”，成为出类拔萃的大作家。

    以上种种“梦笔”故事，初看好似无稽之谈，但若联系故事主人公的生平、经历、文学素养，作番认真的思考和分析，就会发现，这些故事原是些美妙而瑰丽的传说，是与迷信的东西不可相提并论的。慢慢寻绎，还可从中找出些发人深思的道理来。如，故事主人公之所以会作“梦笔”之梦，这是由于他们对文学和写作的特别爱好而引起的。古语云：“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饥者梦食，寒者梦衣，自然之理。现实中没有或根本没有思念过的事情，几乎不会出现于梦境。人们中有谁“梦乘车入鼠穴，捣捣铁杵”（《世说新语》）呢？以上5 人的“正史”本传中，即可见到关于他们原先就“留情于文章”、“能属文”的记载。热爱文学，喜欢写作，梦中梦见所熟悉的写作工具——笔，是属当然之理，有何可怪之处？

    再者，以上5 人，多数家境贫寒、困窘。江淹“少孤贫”，李峤“早孤”、纪少瑜的遭遇更为坎：他本姓吴，因“少孤”而被纪氏收养，故改姓纪。他们共同的特点还有：“少勤学”。李白虽出身富商，并曾逃学。但后来在一位用“铁杵”磨针的老婆婆的启发教育下（尽管是传说），也发愤读起书来。由此可见，超凡的才能，并非得之于“神授”之笔，而实由苦学而成。再次，我们也似可从“梦笔”故事中的“传承”关系（如郭璞之于江淹， 陆倕之于纪少瑜），去考察一下诸如前者对后者的影响，二者文章风格的异同，成就的高下，等等。

    由上可见，“梦笔”之类的故事，不过是人们出于对李白等文学家的非凡才能的景仰和赞赏，而作出的带有传奇性的解释而已。



历代文人的怪癖

    癖，即嗜好也。不少文人都有独特的癖好。

    近代著名者闻一多先生有“书癖”的雅号。他读书时专心得连蜈蚣爬进了鞋子都不知晓。癖书如疾，正是闻无生成为著名学者的重要原因之一。近代著名书画家张善孖（张大千之兄），以绘虎蜚声艺坛。他癖虎养虎， 人誉之为“虎痴”。解放前，有人走访他于苏州网师园住处，见他所饲之虎， 令之坐则坐，令之卧则卧，简直像个驯虎大师。宋代司马光是个“墨癖”。他爱收藏墨锭，一生蓄墨几百两，他蓄墨是为了教育后代，“欲子孙知吾所用此物何为也？”这种癖好，自有其良苦的用心。

    清代文学巨子袁枚是个“食癖”。他的名作《随园诗知》，几乎无人不知，而他另一本洋洋万言的烹饪专著《随园食单》却很少为人注意。其中收录的“食谱”几百种，大都亲自尝过做过，并从营养学、食品卫生、美学、心理学等角度上去研讨总结，颇多发明。一次，袁枚在友人家吃到一盘可口的豆腐，他即席讨教豆腐的烧法，主人和他打趣，要他三折腰方肯传授，袁枚真的下席三次鞠躬。当时有人见他为了一盘豆腐而打躬作揖，就写了一首诗取笑他。诗云：“珍味群推郇令庖，黎析尤似易牙调，谁知解组陶元亮， 为此曾经三折腰。”（郇令，指唐代韦陟，此人十分讲究饮食，陶元亮陶渊明；黎析，是豆腐的别称。）

    在古人的心目中，常把梅、兰、竹、菊视为清高、廉洁的象征，为之倾倒成癖的就更多了。陶渊明癖菊，周敦颐喜莲，林和靖爱？都是人们熟知的事。嗜竹者也不乏其人，苏东坡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有句名言：“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清代扬州八怪之一李方膺是另一个“梅癖”。他在安徽为滁县令时，见到醉翁亭旁的古梅，伏池便拜， 还口呼“梅兄”不止。这些癖好的形成，通常是由于骚人墨客郁郁不得志，借以寓情托志。

    宋代大书画家米芾更是一身兼数癖。既是“石癖”，又是“书画癖”。他看到奇峰异石要口呼“石兄”，袍笏以拜。见到书画珍品更是以命相搏。一次，蔡攸在船上邀米芾相见，将自己收藏的《王略帖》给米芾观赏。米芾一见，爱不释手，提出要用书画与蔡攸换这帖。蔡攸不肯，米芾即口称：“如不见允，唯有一死。”说毕，马上据舷欲坠，蔡攸见一大惊，见他如此癖书画，只得应允。



《三国演义》的主题

    有文章介绍，40 年来，在《三国演义》的主题研究上，除了认为该书“无主题”、“主题模糊”之外，又大致分为以下几种观点：

1.“拥刘反曹”说，又称“正统”说。认为《三国》以蜀汉为正统。

2.“忠义说”。认为《三国》以忠孝节义为道德水准，并由此评判其它。

    近年又出现了“忠义变异”说，认为《三国》反复强调“贤臣择主而事”，



宣扬“忠”的相对性和可移性，不同于“愚忠”；“义”的地位在“忠”之上，是贯穿全书的灵魂。

3.“总结争夺政权经验”说。认为作者探索了在群雄逐鹿的乱世，什么样的人才能图霸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取得胜利。

4.“总体说”。认为通过对三国时期斗争的描写，鞭挞了昏君奸臣，歌颂了明主贤臣，从而揭示出兴亡盛衰的历史教训。

5.“人才说”。认为功业成败关键在于能否得天下英俊之才，用济世安邦之士。

6.“分合说”。认为《三国》表现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历史辩证法及“天下归一”的历史发展必然趋势。

7.“悲剧”说，认为对封建政治起支配作用的力量，是邪恶、权诈。蜀汉集团的悲剧，是悲剧时代所诞生的我们民族的一部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