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两次大屠杀的对象，都是他初起兵时亲如手足的患难朋友。他们为朱元璋出生入死，当他们以为可以分享富贵时，却被朱元璋施以惨无人道的酷刑并株连九族。这两次大屠杀不过是成批地死亡，事实上朱元璋每天都在屠杀。像皇太子的教师宋濂，是元末明初文才最为出众的人物，朱元璋尊称他是“圣人”，来往宫中如同一家，因他孙儿牵扯到胡惟庸案中，朱元璋翻脸不认人，昔日的上宾一眨眼就成了阶下囚。宋濂被贬到穷困的蛮荒，没几年就死在那里。朱元璋最信任的智囊刘基，他对明王朝的功绩和诸葛亮对蜀汉帝国的功绩不相上下，但他的结局和诸葛亮不能相比，他的高度智慧使朱元璋浑身不自在，朱元璋将其毒死后再嫁祸到胡惟庸身上。

　　平定云南的大将傅友德，父子同时绑赴刑场腰斩。平定广东的大将朱亮祖，父子同时惨死在钢鞭之下。大臣李仕鲁在金銮殿上表示辞职，朱元璋认为是看不起他这个皇帝，当即命武士将李仕鲁摔下殿堂，脑浆崩裂而死。在所有共患难的朋友中，只有三个人保全性命，没有被扣上谋反的帽子。一是常遇春，一是徐达，一是汤和。常遇春运气最好，天下还没太平就早早地死掉。徐达的死和处决没啥分别，他患一种疽疮，最忌鹅肉。朱元璋偏偏送一碗鹅肉给他，并命送鹅肉的宦官在旁监视他吃掉，徐达一面吃一面流泪，当晚毒发身死。只有汤和一人寿终正寝，因为他看上去傻乎乎的，不具备承载野心的智商。在朱元璋统治时期，朝中人人自危，每时每刻都担心飞来横祸，官员们每天早上入朝，即跟妻子诀别，到晚上平安归来，合家才有笑容。结果官员害怕白天，夜晚不上朝，皇帝也不处理公务，生存概率要大一些。

　　李善长是朱元璋的第二大谋臣和功臣，和朱元璋是儿女亲家。但朱元璋对他仍不放心，必欲去之而后快。恰好其弟李存义和胡惟庸联姻，朱元璋便借此大做文章，指使坐罪胡惟庸案的丁斌（李善长的私亲）告发李存义曾串通胡惟庸谋反。狱吏对李存义父子施以重刑，二人熬刑不过，只好按狱吏的主意（实则是朱元璋的主意）“承认”是奉了李善长的指使，那时一班朝臣，希承意旨，联章交劾善长，统说是大逆应诛，一桩“谋反案”就此制造出来。此时朱元璋还要故作姿态，说李善长是大功臣，应法外施恩。偏偏太史又奏言星变，只说此次占星，应在大臣身上，须加罚殛，于是太祖遂下了严旨，赐善长自尽。此时李善长已七十七岁，所有家属七十余人，尽行处斩。只有一子李琪，曾尚临安公主，得蒙免死，流徙江浦。既说占星应在大臣，则善长一死足矣，何必殃及家属多至七十余人，可见都是事先安排好做戏给人看的。外如吉安侯陆仲亨、延安侯唐胜宗、平凉侯费聚、南雄侯赵庸、江南侯陆聚、宜春侯黄彬、豫章侯胡美即胡定瑞、荥阳侯郑遇春等，一并押赴刑场处斩。

　　关于朱元璋疯狂屠杀功臣元勋的心理动因，后世历史学家有不同的解释，最有代表性的解释是朱元璋看到皇太子懦弱，担心他死后强臣压主，所以事先消除隐患。这种解释有一则宫廷秩闻可为佐证：有一天皇太子劝说父亲不要杀人太多，朱元璋把一根长满了刺的棍子丢在地上，命皇太子用手拾起来。皇太子一把抓住刺棍，结果给扎破了手掌并连声呼痛。朱元璋说：我事先为你拔除棍上的毒刺，你难道不明白我的苦心吗！

就算上面的解释是真实的，也说明被杀的功臣全蒙受不白之冤，“谋反”根本是莫须有的罪名。部分文臣武将和草民百姓也许还相信“谋反”确有其事，只有朱元璋心里最明白事情的真相。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会发现“胡惟庸勾结东方大海中的日本谋杀朱元璋”纯属无稽之谈，问题是九五至尊有意识这样宣传，臣民也就不敢不相信。这些“诬以谋反”的冤案，在屠杀功臣的同时也助长了司法制度的黑暗，要想那些赤胆忠心的臣子“承认”阴谋杀害皇帝，只有发明和动用连钢筋铁骨的汉子也承受不了的酷刑，给他们的肉体和精神施以难以想象的迫害。那些无辜的功臣连灭三族的谋反罪名都供认不讳，可以想象动用的刑罚野蛮残酷到什么程度。朱元璋的功臣在临死前还要承受这样的刑罚，进一步说明他们的悲剧是何等的深重。

　　朱元璋无止境地屠杀，皇太子懦弱而皇太孙年幼也许是原因之一，但恐怕不是主要的原因，因为仅此现象不一定非进行无止境的屠杀不可。刘邦和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个平民出身的帝王，朱元璋面临的形势和前2世纪西汉王朝开国皇帝刘邦的情形相同，皇太子刘盈也是一个懦弱好心肠的男人，但刘邦只对拥有广大土地和强大私家军队的少数将领动刀，像萧何张良之类的文官则安全得很。朱元璋的宰相胡惟庸也是文官，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显赫地位，手中又没有直接指挥的军队，不知道他何以要“谋反”，他拿什么去“谋反”，“谋反”成功后他又向何处去？也就是说胡惟庸根本没有“谋反”的内在动力。可朱元璋振振有词地说他“谋反”，并因此诛杀了两万多人。7世纪“大周”王朝的缔造者武则天的处境比朱元璋要严重百倍，因为唐王朝的元老旧臣没有一个赞成一个女人断送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打下的江山，儒家学派的士大夫也无不拒绝一个改姓乱统的女皇帝，但武则天也只对唐朝旧臣给予个别打击。退一步讲，就算胡惟庸日后有可能成为对皇太子不利的强臣，朱元璋也没有必要一下子屠杀两万多人，因为不可能有这么多的人会附和胡惟庸的“狼子野心”。朱元璋在和平时期前后屠杀了四万多文臣武将，对他的朋友和他的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灾害，之所以如此，主要是朱元璋的自卑心理在作祟。

　　朱元璋出生于一个极度贫苦的家庭，父母双双死于瘟疫，很小就成了孤儿，放过牛，当过干粗活的小和尚，天下大乱时又被迫落草为寇，在底层社会受尽欺凌。因为出身过于卑贱的缘故，朱元璋对上流社会既羡慕又仇恨，既想拼命挤进去又恨不得把上层人士踩在脚下报复蹂躏。他没有机会接受系统的教育，缺少做人的崇高理想和高贵情操，因此不可能把苦难身世演变为改造社会普济天下苍生的动力，相反因为自己没有学问，便对有学问有才能的人嫉妒得发狂。像胡惟庸、李善长、刘基等人，都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智囊策士，朱元璋的江山是他们三人智慧的结晶。在本质上，自卑感过重的领袖跟有才干的部属不能并存，因此他们三人在朱元璋的力量不够强大时还可被委以重任，一旦朱元璋意识到自己没有他们也有足够的安全保障时，他们的生命也就完结了。宋濂也是出身贫寒，身世和朱元璋相近，按理会同病相怜，朱元璋早期也确实如此，但宋濂太有学问，朱元璋最终还是容忍不了。

如果仅仅是出身低贱和没有文化，朱元璋大可不必有如此浓厚的自卑心理。出身高贵的人也有曾经贫寒的历史，靠自己的努力取得的成就比从祖先那里继承来的果实更能得到社会的认同；人的才能是多方面的，没有文化的人不见得就没有能力；中国历代的开国皇帝除了李世民出身高贵且受过良好的教育外，其余的不是市井流氓就是草莽英雄，文盲绝不是个别现象。上面提到过的刘邦既是市井流氓又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文盲，和朱元璋的身世大同小异，可刘邦没有那么浓烈的自卑心理，对出身和文化比他高的人兼容并蓄，依其才能和特长分别委以重任。刘邦的智囊张良、陈平、萧何和胡惟庸、李善长、刘基是同一类型的人物，但命运有天壤之别；前者一直得到刘邦的礼敬并寿终正寝，后者则被朱元璋处以极刑且屠灭三族。刘邦是一个胸襟开阔的人物，不会因为自己出身贫民和没有文化感到困扰；可朱元璋一直深以自己的贫民身份为耻，深怕别人还记得他曾经是个孤儿和小和尚，妄图利用上流社会的鲜血来强迫人们忘掉那段不光彩的历史。无止境的屠杀对朱元璋的形象和明王朝的江山无任何补益，相反只能说明朱元璋是一个心胸极度狭隘的人物。胸怀狭小和自卑心理相结合，就构成一种绝对自私和愚昧顽劣的可怕性格——表现在行为上的短视、冷血，喜欢看别人流血、看别人痛苦、看别人跪下来向他哀求。要满足这些嗜好只有不停地屠杀，尤其是屠杀体面人物来制造无休止的人间惨剧。

　　勾践和朱元璋屠杀功臣，不仅对当世的社会和国家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而且把人们的历史观导入了一个非常危险的误区：即皇帝屠杀功臣是逼不得已的，是为了国家的千秋大计和王朝的长治久安，不杀掉那些打天下的患难兄弟他们就会造反作乱。这是一个荒谬透顶的逻辑，但这个逻辑在社会意识领域里有很大的市场，在和平年代逐渐演变为领导干部应该排挤和压制那些有能力的下属，否则有才能的下属就会干出不利于领导干部的事，而那些碌碌无为的庸才反而是最安全对领导最忠诚应该被委以重任的……

　　诚然，那些位高权重的功臣在和平时期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有一定的负面作用，他们多半是乱世英雄，在逆境时能够不顾生死、吃苦耐劳，为开邦立国冲锋陷阵；在顺境时则缺乏自制力和远见卓识，容易居功自傲、仗势欺人，或在别有用心之人的蛊惑下野心膨胀，拥兵自重或举兵造反。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是功臣的正面影响：他们不但是创立国家的谋臣勇将，也是和平时期稳定国家的磐石，是新建王朝的宝贵财富，关键在于皇帝怎么运用和驾驭他们。历史上有少数胸襟开阔才能超人的帝王，不但没有屠杀功臣，相反在天下大定之后继续发挥功臣的优势，利用他们的勇力为国家开疆拓土，大力扩充帝国的疆域，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唐王朝的开国皇帝李世民（李渊只是名义上的开国皇帝）。

　　唐帝国是在隋末农民起义的硝烟中建立起来的。奠定唐帝国江山的功臣既有尉迟敬德、秦叔宝、程咬金、李靖等草莽英雄，也有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等谋臣策士，还有魏征等效忠于李建成集团，企图置李世民于死地的智囊武夫。李世民不但没有屠杀他们，相反在战争平息之后继续委以重任，利用他们的才智来建设满目疮痍的国家。这些功臣并没有像人们担心的那样作威作福，而是竭力尽忠鞠躬尽瘁，把唐王朝建设成为中国历史上贡献最巨、国力最强、影响最为深远，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伟大王朝。有人可能认为唐王朝的功臣天性较为纯良或更为通情达理，是否确实如此没有确切的根据，他们和朱元璋的功臣在能力和德操上没有太大的区别，关键是李世民对功臣驾驭有方。例如尉迟敬德在李世民即位初期，自仗曾经舍身救主的功劳，在朝中专横跋扈，动不动就殴打别的大臣，有一次竟然在金銮殿上当着文武大臣的面把李世民的叔父打伤了。驾驭功臣是一种相当高明的政治技巧，李世民采用的方法不是简单几句话概括得了的，总的来说是扬长避短，防微杜渐，一方面防止他们身上的消极因素无限的膨胀，在初露苗头时就予以制止；

　　另一方面为他们的智力和勇力寻求合理的用场。具体来说就是为武将寻找新的战场，使他们的过剩精力得以合理宣泄，满足他们建立更大功业的雄心壮志。如李靖在李世民登基后的第三年，以大将军的头衔率军北征，一举击溃了给唐帝国带来巨大威胁的“东突厥汗国”，俘虏了他们的首领颉利大可汗，为唐帝国开拓疆土两百万平方公里，消除了来自北方的边患，也为李世民大帝赢得了“天可汗”的尊称。对于胸怀韬略的谋臣策士，李世民则运用他们的高度智慧来治理国家。魏征是李建成集团的一号智囊，曾多次劝李建成发动先发制人的袭击杀掉李世民，可李世民并不记恨这些，而是像齐桓公对待管仲一样委魏征以重任，对他几乎言听计从，还和他结成儿女亲家。对于那些桀骜不驯、居功自傲的勇武之臣，李世民不是简单地屠杀他们，而是巧妙地加以驯服，旁敲侧击令其自省，既不撕破面皮又使其有所戒惧。

如上面谈到的尉迟敬德，李世民看到他在大殿行凶后，当即长叹一声，随侍的大臣问皇上何以叹气，李世民深有感触地说：“我先前总不理解汉高祖何以要屠杀功臣，心想天下是功臣打下来的，为什么不能和他们一道共富贵共享乐呢？我当了皇帝后，暗下决心不走刘邦的路，要和功臣荣辱与共、肝胆相照，君臣之间两不猜疑、上下相安，现在看来这只是一厢情愿，刘邦当初那样做也许有不得已的原因。”这篇充满杀机的话很快反馈到尉迟敬德的耳中，令尉迟敬德和那些忘了自己是谁的臣僚出了一身冷汗，自此行迹大为收敛，不再仗势欺人，尉迟敬德更是足不出户，在家养些歌儿舞女以娱晚年。李世民简单的一席话，既唤醒了尉迟敬德的自知之明，使其不至危害国家和社会，又保全了他的名节，不愧是一位高明的政治大师。设想当初李世民如果不发那番感叹，尉迟敬德很可能愈演愈烈，在得意忘形之余犯下不赦之罪，那时李世民就只好挥泪斩马谡了；如果李世民当时简单地把尉迟敬德杀掉，他就沦为和刘邦一样的人物，也就不可能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英明的帝王。

　　并不是每个帝王都具备李世民那样的超人智慧，能够充分利用功臣的积极作用而使消极作用消弭于无形；事实上有不少帝王的综合能力还赶不上他的臣下。当帝王感到自己的才能不足以驾驭他的臣下时，帝王心理上的不安全感是可以理解的，但并非一定要通过屠杀功臣的手段才能解决问题。聪明的帝王往往通过权臣之间的互相牵制来防止某一个权臣积聚到可以威胁帝王的无限权力，或干脆像10世纪宋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那样使用“杯酒释兵权”的方法做出反应，既保全功臣的富贵又消除肘腋之患。既然有那么多的方法可以消除功臣的负面影响，屠杀功臣实在是一种极端自私而又愚蠢至极的办法，不但不能解决问题，相反还留下无穷的后患。下面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勾践和朱元璋屠杀功臣的恶果：

　　越王国灭掉吴王国后，一度成为诸侯中最为强大的国家，拥有问鼎中原统一中原的潜力。勾践杀掉文仲后，越王国便加速度地衰落，终于在公元前333年亡于楚王国，是诸侯国中最先灭亡的一个强国，比公元前230年第二个灭亡的韩王国要早一百多年。而灭掉越国的楚国，一百年前曾被匐匍在越王国脚下的吴王国击败，前后相比反差竟如此强大，这都是勾践屠杀功臣的恶果。

　　朱元璋对功臣实行灭种式的屠杀后，以为自此国泰民安，没想到他刚刚进入坟墓，他的第四个儿子，分封在北平的燕王朱棣便举兵反叛，开始了宗族血亲间复仇式的自相残杀。因为功臣被屠杀罄尽，中央军没有杰出的统帅，叛军轻而易举地取得了胜利，皇帝朱允炆在首都陷落之时永远失踪了，野史传说他远逃海外做了和尚。

　　综上所述：屠杀功臣的现象多半发生在有自卑感的领袖建立的王朝，自卑感的产生则源于领袖自信心不足和胸怀不够宽阔，而那些才能不够卓越的领袖又往往是最缺乏自信的。对草莽英雄或革命群众而言，一旦判断错误，或被命运之神作弄，选择或拥护这类人物作为领袖，那是一种真正的悲哀。屠杀功臣是中国历史文化最丑陋的一页，其危害不仅仅限于当世，对后世甚至今天也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那些靠不尊严手段达到尊严地位的官僚政客，因为自己才能平庸，也就格外嫉恨那些有能力的下属，虽然没有生杀大权不能像朱元璋那样从肉体上消灭他们，但能够不择手段使他们不舒服。“你有才能我偏不用你，看你把我怎么办！”在官场绝非个别现象，但凡是有这种心理的官僚肯定是不称职的。“任人惟贤，惟才是举”是国家强大和政治修明的前提，要做到这点，首先必须让那些富有能力的人走上领导岗位，有能力的领导才会惺惺惜惺惺，才会知人善用，不担心有才能的下属会有朝一日超越自己；而那些武大郎式的领导则只会妒贤嫉能和压制人才

宰相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宰相是辅佐专制君主处理政务的最高官职，汉代名相陈平说宰相“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抚万民、明庶物；外镇四夷诸侯，内使卿大夫各尽职务”。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几乎上下内外的事都归宰相管辖，可见其权势是非常大的。由于宰相直接管理朝中百官，非常容易率领百官与皇帝对抗、架空君主甚至出现谋权篡位的严重后果。所以自从宰相制度设立以来，皇帝和宰相的斗争就从来没有间断过。随着中国古代政治日益走向高度专制集权，宰相也日益成为皇帝直接统命百官、掌控天下的绊脚石。明朝建立以后，太祖朱元璋为了加强个人专制统治，防止大权旁落，无论政事大小，都亲自处理。即使是这样，他仍然担心宰相始终在威胁着他和他的子孙后代的统治，经过多年的考虑和谋划，他终于下决心废除宰相制度。
<P>　　大明天子之宝印朱元璋即位后立了两个丞相，就是左丞相李善长和右丞相徐达。由于当时徐达经常在外面领兵作战，所以实权掌握在李善长之手。史称李善长“少读书，有智计，习法家言，策事多中”。朱元璋与李善长关系很好，彼此意气相投。朱元璋把李善长看做是萧何、张良式的人物，从指挥作战到军资供应，李善长经常参与。明朝建立后，许多政策、法规、制度、礼节和仪制等，也都是由李亲自制定，或者由他牵头完成。所以，在最初得以封公的六人中他居于最先的地位(其他五人是徐达、常遇春的儿子常茂、李文忠、冯胜和邓愈)。然而，明朝建国以后，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集团权力过分膨胀，从而导致皇权与相权的矛盾逐渐激化，朱元璋也对李越来越不满意。洪武四年(1371年)，李善长因为长期患病在家休息，很多天没有能够前往中书省处理政事，他心里感到不安，于是上疏恳请致仕(退休)。他这样做的目的一是表示未能尽职而有愧于朱元璋的信任；二是想借此试探一下朱元璋对他的态度，这是历代大臣惯用的一招。然而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朱元璋并没有像他设想的那样挽留他，而是马上批准了他的请求，让他回家去了。李善长退休后，由于徐达仍然在进行北伐，中书省的工作不能没有人主持，朱元璋于是提拔了追随自己多年的汪广洋为丞相。汪广洋为人小心谨慎，廉明持重，所以朱元璋对他放心。但是汪广洋能力一般，办事乏力，事事请示，又令朱元璋十分失望。李善长趁机将自己的亲信胡惟庸推荐进入了中书省。胡惟庸精明强干，又得到李的指点和他的旧部支持，加上胡惟庸善于逢迎，很得朱元璋的欢心，洪武十年(1377年)，朱元璋升胡惟庸为左相，而汪广洋被降为右相。不久，汪广洋被朱元璋以“无所建白”贬到了广东，不久找了个借口把他杀了。于是胡惟庸大权独掌，飞扬跋扈，专擅朝政，独断专行，趾高气扬，权倾一时。官员向皇帝上疏奏事，必先经他审阅，只要是对自己不利的他便扣留下来，同时他还大肆收受贿赂、卖官鬻爵。大将军徐达深恶其奸，将他的不法之事上告朱元璋，胡惟庸得知后，企图陷害徐达。后来朱元璋的重臣刘基(伯温)暴病而死，于是朝中出现了一些不利于胡惟庸的传言，这更加坚定了朱元璋除掉胡惟庸的决心，不久，有人上告胡结党谋反，朱元璋立即下令严格追查。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以“擅权植党”罪处死胡惟庸，十年后，又以“善长元勋国戚，知逆谋不发”、“大逆不道”为名，杀死李善长及其家人70余口，并下令肃清逆党，前后受到牵连被杀的人多达三万，至此，淮西集团被一网打尽。洪武二十六年，又大兴蓝玉党案，再次屠杀一万五千多人。胡蓝之狱使开国功臣几乎被杀得一干二净。</P>
<P>　　另外一个丞相徐达也没有能够善终。洪武十八年，徐达生背疽，忌吃蒸鹅，病重的时候，朱元璋故意赐以蒸鹅派人送去，徐达含泪吃下，不久死去。至此，明朝初年所任命的几个丞相全部被杀。</P>
<P>　　胡惟庸、蓝玉被杀固然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但受到牵连的人很多是无辜的。究其原因，就是朱元璋为了消除潜在威胁，强化皇权。朱元璋杀胡惟庸之后下了一道诏书，说：“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不闻设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中多有小人，专权乱政。今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事皆朝廷总之。以后嗣君，勿得议置丞相，臣下此请者，置之重典。”明代官吏常服这显然是在为废除中书省和左右丞相寻找借口，他废除丞相的真正原因并不是由于设置丞相就会“不旋踵而亡”，而是在于丞相权力过大，容易造成皇权的削弱。为了加强皇权，朱元璋废除中书省和丞相，“事皆朝廷总之”，就是为了使皇权兼并相权，以便大权独揽，威临天下。</P>
<P>　　著名明史专家吴晗早在1934年曾经撰文《胡惟庸党案考》，指出朱元璋兴胡蓝之狱的原因：“胡惟庸的本身品格，据明人诸书所记是一个枭猾阴险专权树党的人。以明太祖这样一个十足地自私惨刻的怪杰自然是不能相处在一起。一方面深虑身后子孙懦弱，生怕和他自己并肩起事的一般功臣宿将不受制驭，因示意廷臣，有主张的施行一系列的大屠杀，胡案先起，继以李案，晚年太子死复继以蓝案。胡惟庸的被诛，不过是这一大屠杀的开端。”</P>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使相沿一千余年的宰相制度至此销声匿迹，君权、相权合二为一，使封建君主集权专制制度发展到了最顶峰。从唐代中期以后君主集权和分割相权的总的趋势来看，明代最终废除宰相制度，也是宰相制度的必然归宿。而权力的高度集中也使朱元璋成为历史上空前忙碌的皇帝，后人据史书记载统计，仅在洪武十九年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朱元璋就处理诸司奏章1660件，平均日处理200多件。这使他感到十分劳累，所以他对身边的侍从说：“朕自即位以来，尝以勤励自勉，未旦即临朝，晡时而后还宫，夜卧不能安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