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鸦”的责任—我为什么要写《被黎鸣冤杀的国学》

作者： 于今 | 2006年06月01日17时51分 |    【内容提要】写《被黎鸣冤杀的国学》，我并无意抹煞黎鸣先生的努力和成绩，更不是要“PK”黎鸣先生，只是学术的论争和观点的交锋，并顺便提醒一下黎老先生：作为表述、传播知识、思想、感情等精神内容的传播者，要时刻牢记一个思想传播者的责任。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乌鸦可不是什么好鸟，乌鸦一叫，好象就是不祥之兆，人们还常用“乌鸦嘴”形容那些乱说话的人，黎鸣先生自称“哲学乌鸦”，可能暗寓自己“乱说话”、“讨人嫌”之意，但实际上黎鸣先生不但话说得头头是道，还挺受人欢迎。

　　我是满族人，乌鸦是满族崇拜的神祗；我又爱哲学，求智慧是我不变的追求，所以我对自称“哲学乌鸦”的黎鸣先生有着天然的好感．

　　黎鸣先生是我最尊敬的当代哲学家之一，以启蒙者自任，勇气可嘉，其文章火药味虽浓了一点，且常失之于偏颇和不严谨，但其中的许多观点却发人之所未发，直指国民性之痼疾，“于我心有戚戚焉”，我常不揣固陋，引以为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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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同道，但我更爱真理。黎鸣先生《不要国学，要人学》一文，大大触动了我的神经，其中的观点我是万万不敢认同。黎鸣的这篇文章从一个错误的“国学”概念出发，得出了一连串的错误结论：国学就是儒学；国学就是国家哲学；国学与人学是对立的；不要国学，要人学。这不是要我们彻底抛弃传统吗？我震惊了，再想到黎鸣先生文章的受欢迎程度，我更是陷入了深深的恐惧。

　　我们常说“言者无罪”，倡导言论自由，但“言者”需有度，特别是当“言者”有较大社会影响力或是一个专门的思想传播者时，则应承担更大的责任，这在我的《辟邪、无所谓与言论自由》一文里有较充分的论述。

    无论黎鸣先生如何自谦，“乌鸦”也好，“狂徒”也好，他都可算是一个“新哲学、新思想”的传播者，而且他的传播通过他的著作、他的文章、他的演讲和他的博客已经造成了不小的影响，他的博客点击率居高不下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加以黎鸣先生多以长者或“导师”出现，他谆谆教导的“目标对象”正是青年和少年，青年和少年是国家的未来，但思想多未定型，最容易陷入“幼稚的狂热”，如引导不当而误入歧途，于个人、于国家危害有多大，可想而知。作为思想传播者的黎鸣先生肩上的担子有多重，责任有多大，也是可想而知。

　　但黎鸣先生显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责任，轻率的抛出了“不要国学，要人学”的奇谈怪论，与我心目中的“神鸟”——乌鸦形象实在是大大的不符，作为曾引其为“同道”的我怎忍心其自毁形象长城？又怎忍心见“谬种”流传，荼毒生灵？所以我要尽我所能，澄清什么是国学，什么是国家哲学，怎样对待国学和国家哲学。

　　写《被黎鸣冤杀的国学》，我并无意抹煞黎鸣先生的努力和成绩，更不是要“PK”黎鸣先生，只是学术的论争和观点的交锋，并顺便提醒一下黎老先生：作为表述、传播知识、思想、感情等精神内容的传播者，要时刻牢记一个思想传播者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