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孝道对青年陈嘉庚的影响探微 (copy)

传统孝道对青年陈嘉庚的影响探微 (copy)


  
　　　　　　　　　　　　　　　　　　　　　　　　　　　　一
　　陈嘉庚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是被毛泽东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典范人物。但陈嘉庚的伟大不是天生的，其思想人格与许多志士仁人一样，是在时代潮流的影响下，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和升华的过程。借用古人的说法，就是经历了一个“由孝到忠”、“移孝做忠”的递嬗过程。本文拟对青年陈嘉庚的孝道观念及其历史文化渊源作些初步的考察，以期从一个侧面，探寻陈嘉庚思想人格形成和发展的轨迹。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孝”被视为诸德之首、百善之先和教化之始。“孝道”最基本的伦理意义就是“善事父母”，也即子辈对父母的一种伦理义务与行为规范。[1](P247—248)此外，“孝道”还可衍伸出敬宗、睦族、忠君、尊长等一系列政治和道德规范。传统孝道几千年来，对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性格产生了既深且远的影响。综观陈嘉庚的青少年时代，他是自觉按照儒家的孝道“修身齐家”的，他孝父母、睦兄弟，在家庭生活中奉行孝道，恪守人伦。陈嘉庚一生经商、兴学、参政，充满了传奇色彩，而孝子则是他最初的社会角色。从陈嘉庚青少年时期对父母的种种孝心孝行，我们不难看到这一点。
　　1．爱亲敬亲，顺从父母。儒家认为，孝不是单纯的“养亲”，更重要的是“敬亲”，《论语·为政》载：“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孟子也说：“孝子之至，莫大于尊亲”(《孟子·万章上》)正因为敬亲尊亲比养亲为重，所以孔子强调孝子要顺从父母的意志，即“无违”(《论语·为政》)。孟子也说：“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孟子·离娄上》)意思是说，不能得到父母的欢心，就不可以做人；不能顺从父母的旨意，就不能做一个好儿子。年青时期的陈嘉庚，对父母双亲既是充满爱心，也是敬顺无违的。
　　1890年夏，17岁的陈嘉庚因塾师去世而辍学在家，同年秋，父亲陈杞柏函召陈嘉庚去新加坡佐理商业。一直与儿子相依为命的陈母，临别时深感痛苦，陈嘉庚也是依依难舍。据史载，陈嘉庚在买好船票登船之后，“居舟中二日未发。闻太夫人(陈母)到，子甚苦状，即奔回，居数月，视太夫人意稍可，乃行舟越重洋。”[2]由此可以看出陈嘉庚与母亲的深厚感情。1893年，20岁的陈嘉庚又奉母亲之命回乡完婚，新娘张宝果是母亲事先为他选定的。母子还按当地俗例，“用大红灯笼簇拥着四乘轿迎张氏进门”。[3](P4)这次回国，陈嘉庚在家乡住了不少时日，一方面是为了谋求国内发展，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陪伴母亲。直到1895年再次出洋时，他又“把妻子和胞妹、胞弟留在集美，以侍奉母亲。”[4](P14)这些都体现了陈嘉庚的孝心，说明他在母亲生前是奉行孝道的。
　　1890年首次出洋后，陈嘉庚在父亲开设的顺安米号里，协助族叔管理银钱货账，兼任书记。两年后，因族叔回国，陈嘉庚接任顺安米号经理和财务。在顺安号经商的三年里，陈嘉庚为了家族的利益，“公忠守职”，勤俭持家。父亲对他信任有加，他对父亲也是孝顺无违。正如他后来回忆所说：“自来洋及回梓三年，守职勤俭，未尝妄费一文钱，亦无私带一文回梓。执权两年，家君未尝查问，在膝下三年，终日仆仆于事业，亦未尝撄其怒也。”[5](P394)对家庭经营理财诸事，陈嘉庚都一一咨禀于父亲，他自觉维护父亲在家庭中的权威，从不越权或违逆父亲。据陈嘉庚自己回忆，他对苏氏(即陈杞柏侧室)嗜赌成癖，挥金如土的行为心存忧虑，但父亲却让苏氏养子分管着部分财款，“余默思此人得志，则其母赌资可任意支取，为害非少”，但这是父亲的决定，所以他“不便向家君谏阻。”[5](P394)陈嘉庚对父亲的尊敬顺从于此可见一斑。
　　2．行孝守礼，养老送终。儒家强调子女的行为必须符合礼，礼的本质就是敬，“礼者，敬而已矣。”(《孝经·广要道章》)如何才能做到敬父母呢?儒家认为要“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就是说，无论父母生前死后，子女都应该依礼行孝，把礼贯穿于孝子对待父母生死葬祭的全过程。如在“事生”的个人婚姻方面，已如上述，陈嘉庚在集美娶张宝果为发妻，是依“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后来在新加坡又娶吴惜娘为侧室，也是遵照父亲和苏氏的安排。[3](P6)在家庭财产方面，汉代儒家要求子女维护家长的财产所有权和支配权。“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财”(《礼记·坊记》)。“子妇无私货，无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与”(《礼记·内则》)。陈嘉庚年轻时在代父经商期间，抱着公忠尽职之心，“无论在洋回梓，均不私蓄一文钱，家内亦不许有金饰”[5](395)。在婚姻和财产方面的这种态度，表明当年陈嘉庚对儒家的“事生”礼法，是谨遵恪守的。
　　在“事死”方面，陈嘉庚也是躬行孝道。1897年冬，集美流行瘟疫，陈嘉庚的母亲不幸染病。当陈嘉庚接到母亲病逝的噩耗时，他“狂奔上楼，号泣于如松公(陈父)之前……”[2]他一再要求回乡奔丧，但父亲担心他回乡被瘟疫传染，且营业乏人照顾，没有同意。一向恪守传统孝道的陈嘉庚，只好强忍悲痛，继续留在新加坡。而其胞弟陈敬贤在家守孝，常于中夜卧母棺下饮泣，“逾半载，哀毁逾恒，乡里咸叹异之”，[3](P6)兄弟俩的孝心实在感人。1898年秋，陈嘉庚在族叔南来接替业务后，回集美择地葬母。但因风水先生说所开的墓穴方向不合，须待两年后方可入葬，所以只将灵柩暂时埋在幕穴之旁，“并从俗为之延僧作佛事”。[5](P394)1900年冬，“因慈柩余正葬之年”，陈嘉庚又携眷回乡，在悲痛的气氛中安葬了母亲的灵柩。这一次回国，陈嘉庚在家乡为母亲守丧3年，直到1903年夏天才回到新加坡。为了母亲的丧事，陈嘉庚不远千里，两次来回奔波，操劳丧事，并按儒家礼俗，对母亲“死事哀戚”(《孝经·丧亲章》)。这次回国，陈嘉庚还征得父亲同意，以苏氏养子的名义，在厦门购买了一块海口新填地，拟建店屋几十间出租。[5](P394)父亲陈杞柏携眷还乡，落叶归根以后，就是靠厦门的这些店屋安度晚年的。[3](P8)可以说，陈嘉庚对父母尽了人子应尽的本分和义务。
　　3．继志述事，恢复家声。《论语·学而》载：“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中庸》也说：“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就是说，儿子要继承父志，牢记父母的教诲，重视家风的传承，使父祖遗留的事业不断发扬光大。相反，那些使家道衰落，家风败坏的人，就是典型的不孝子。陈嘉庚出洋之前，其父陈杞柏经过多年努力，已奠定了基业，跻身于华侨社会的中上层。陈嘉庚出洋以后，是抱着“继志述事、光宗耀祖”的决心，对父亲和家族恪尽人子、晚辈之孝的。所以他“公忠守职”，竭尽全力经营家业，为父亲增殖财富。他也精明能干，“掌业年余，增值财产数万金”[2]到1900年他第三次回国前，父亲的实有资产已达三十六万元。但1903年陈嘉庚第四次出国到新加坡时，见家里衰退、凌乱的状况，惊惶万状，夜不能寐。原来在他回国葬母期间，父亲的企业由于族叔染病，苏氏母子舞弊及经营不善等原因，亏损严重，债台高筑，已濒于衰败境地。父亲年事已高，久不管营业了，染病的族叔也不可能继续负责，家道中落已成定数。族叔要将事权、财权卸交给他，父亲也要他续任经理，以收拾残局。起先，陈嘉庚踌躇不愿接受，而后转念“不能脱离家君而他去，况在此艰危之际，逐月再被苏氏母子支取数千或万元，则无须三四个月决不能维持。”儒家的孝道意识促使他下决心把家庭责任担当起来。他沉着镇定，对企业作了清理、抵押、收缩等一番处置，努力减少损失，仍有20余万元债款，无力清还，依法以父亲的名义承担了债责。[5](P398)
　　父亲企业的破败，给“而立之年”的陈嘉庚以沉重打击。他虽感无奈，但却抱定了替父还债、重振家业的念头。本来，按照英国法律和当地习惯，父亲死亡或破产，儿子不必承担债务。但是陈嘉庚却认为“家君一生数十年艰难辛苦，而结果竟遭此不幸，余是以报恨无穷，立志不计久暂，力能作到者，决代还清，以免遗憾也。”[5](P398)他在随后空手起家，奋力拼搏，使营业不断进步，并在三四年后与债主议清了全部债务。(陈嘉庚准备代父还债的消息一传出，在新加坡和南洋的亲友纷纷前来劝阻，“或谓先生曰，洋律父子债不相及，实由若辈所致。……君何必汲汲于清偿耶。”陈嘉庚谢曰：“诚然，但余必终以父债未还为耻。善继者不待富而后行，度力所至则为之耳。”陈嘉庚不为亲友的苦劝所动，最终与债主议清了全部债务。见集美校委会1921年编：《陈嘉庚先生年谱》(手抄本)；参阅陈共存，洪永宏编：《陈嘉庚新传》第25页。)陈嘉庚“替父还债”的义举，不仅维护了父亲的声誉，是他“子承父志，恢复家声”的行动注脚。而且展露了一个青年商人的诚信品格和过人胆识，在华侨社会赢得了崇高信誉。陈嘉庚不愧为一个“善继善述”的孝子。
　　4．立身行道，光宗耀祖。儒家认为，孝道的最终要求就是：“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经·开宗明义章第一》)就是说，子女不仅要对父母尽义务，而且自身要立德、立功、立言，以达到“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裕于后”(《三字经》)的目的，这是孝道在家庭伦理范围内的最高要求。陈嘉庚20岁回乡完婚期间，曾出资二千元在家乡创办惕斋学塾，供本族贫穷小孩入学就读。同年，他又自费印制医书《验方新编》数千本，在闽南一带散发，希望能对缺医少药、瘟疫流行的闽南乡村有所裨益。这两件小事，已开始显露出他那热心公益，服务社会的良好品质，是他开始把对父母之爱纵向扩充到对同宗族人，横向扩充到对同胞人民的具体表现。
　　陈嘉庚几十年后回忆说：他“生平志趣，自廿岁时，对乡党祠堂私塾及社会义务诸事，颇具热心，出乎生性之自然，决非被动勉强者。”[5](弁言P1)。在这里，陈嘉庚把个人“志趣”说成是“生性之自然”，显然是受到了儒家性善论的影响。实际上，被陈嘉庚视为”生性之自然”的这些乐施善行，都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习得和社会教化的产物。从家庭影响说，陈嘉庚的父母亲都是乐善好施的人。如他母亲陈氏曾尽出自己省吃俭用的积蓄数百金，抚恤死伤家属，代赔双方损失，从而调解了一次集美同宗族人的械斗，深得族人的敬重。[2]对于母亲的仁义之举，少年陈嘉庚不会不留下深刻印象。从文化渊源说，正是儒家仁爱及孝道教化对他潜移默化的影响。儒家的理想就是要把仁爱的精神，由亲爱亲人推广到所有的人，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上述可见，陈嘉庚从20岁起，其立身人格发生了一次阶段性的变化，即开始超越“小我”，走向“大我”。陈嘉庚的这些乐施行为，是他想通过为家族及社会尽义务，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体现，从其思想动机说，也未尝不是受“立身扬名、以显父母”的孝道意识的驱使。但是，陈嘉庚这时候正致力于“以孝齐家、恢复家声”的阶段，限于认识水平和财力，他基于孝而扩充的仁心，主要惠及家族和乡党。只是在加入同盟会，特别是辛亥革命之后，陈嘉庚在时代潮流的感召下，“爱国意识猛醒勃发”，他“热诚内向，思欲尽国民一份子之天职”，从此，陈嘉庚跳出了个人发家致富的小圈子，走上了一条为社会尽责、为国家尽忠的人生道路。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陈嘉庚在青少年时代，是一个“善事父母”，躬行孝道的孝子。传统孝道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对他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可以理解，生活在一个传统文化还有深刻影响的社会环境及三世同堂的大家庭里，为了维护家庭和睦及家族利益，青年陈嘉庚在对父母恪尽孝道的同时，不可能完全做到自由和独立。他承袭传统的因素不少，也难免表现出一定的保守性，但是总的说来，他年青时期恪守孝道，主要是基于子女对父母的血缘亲情和晚辈对家族的责任义务，这是陈嘉庚的思想人格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必经的阶段。
　　　　　　　　　　　　　　　　　　　　　　　　　　　　二
　　陈嘉庚的孝道观念又是如何形成的呢?这需要从历史文化背景、家庭环境和个人所受教育等方面作综合的考察。
　　陈嘉庚(1874-1961)出生于近代中国内忧外患，风起云涌的多事之秋。在陈嘉庚的青少年时代，延续两千多年的儒家正统思想，虽然已遭到来自西方新的文化思潮的冲击，但在中国社会仍然占居着主导地位。陈嘉庚的故乡集美，旧属泉州府同安县，这是南宋旷世大儒朱熹的“过化?敝亍Ｖ祆湎群蟮Ｈ喂仓鞑竞驼闹葜诿瞿弦淮惭Т馈⑿巳迨谕剑瞿嫌纱肆粝略丛读鞒さ闹熳永硌Т场Ｖ敝撩髑迨贝瞿先巳砸云涮亓⒍佬械男愿瘢钚兄煅Р蛔骸！熬褪窃谛梁ジ锩螅熳友匀挥泻艽蟮挠跋臁薄6](P15)朱熹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占主导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对福建的思想意识和风俗习俗有深远的影响”，[6](P576)而“朱熹过化闽南，以泉州收获最丰”。[7](P83)这是我们在考察闽南文化的形成和特色时，不能忽略的一个因素。
　　朱熹在主簿同安期间(南宋绍兴二十三至二十六年，即公元1153—1156年)，为了用封建伦理来教化百姓，扭转社风，他莅任之后，马上在大成殿后建教思堂，向县民士子灌输封建纲常伦理，务使“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各尽其道”(王增亭《嘉庆三年高以彰倡修明伦堂记》)对于这套以忠孝为核心的封建纲常伦理，朱熹不但从理论上加以阐述，还使之深入民间，渗透到民众的各种岁时习俗之中，使得同安“礼义风行，习俗淳厚。去数百年，邑人犹知敬信朱子之学，……祭奠俱用朱文公家礼”。(隆庆版《同安县志》)故地方志书称同安是“正简(苏颂)流风，紫阳过化，海滨邹鲁，文教昌明”的声名文物之邦，这种古文明是与朱熹的耕耘分不开的。[8](P181)朱熹宣扬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封建伦理道德，对人民群众的精神和肉体有很大束缚作用。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维护和谐的人际关系，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安宁，客观上也起到了一定作用。考察陈嘉庚孝道观念的形成，我们不能忽视了这种闽南历史文化背景的影响。
　　集美本是同一个开基祖传下来的陈氏单姓聚居村落，陈氏祖先原籍河南光州固始县(秦代颍川郡辖内，故陈氏宗人自称为颍川衍派)，宋末因战乱始迁于此，传至陈嘉庚这一辈，已是第19世了。陈嘉庚次子陈厥祥于1963年编著了《集美志》一书，其中包括他重修的“集美陈氏族谱”。而冠于该族谱卷首的，就是朱熹的再传(私淑)弟子真德秀于南宋庆元年间为陈氏祖先题写的一篇“陈氏世谱序”。据国内学者的研究，宋明的理学家“常为福建的宗族族谱写序言、赞词、跋语、诗句等，将儒家的?诜桌砉勰钌赣谄渲小！狈粗岸系母＝易逶谛拮迤资保踩戎杂诮硌Ъ一蚱渌忻看蠓虻奈淖止谟诰硎滓允究湟薄9](P33)陈氏先祖的举动正好印证了这一点。真德秀在南宋理宗时曾任泉州知府，其学说祖述朱熹，是继朱熹之后声望很高的一代大儒。请真德秀为家谱作序，这正是朱熹理学对陈氏先祖具有直接影响的一个表征。
从“集美陈氏族谱”可以看到，陈嘉庚的历代祖先，由于受孔孟儒学及宋明理学关于孝道教化的影响，都是重人伦、尚礼仪的，并形成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听、长惠幼顺”的家族传统。如族谱记载，陈嘉庚的十四世祖“父母克谐以孝”“问寝视膳备其仪，冬温夏清尽其职”，“夫妇相敬如宾”，“治家有度，教子义方”：十五世祖(高祖)“孝父母”，“睦兄弟”，“夫妇偕老”、“教子有方”：十六世祖(曾祖)“为人孝顺，友于通族，无间昆弟之言”，是一个“耕渔自乐，忠信勤谨之人”；十七世祖(祖辈)对宗族“尽心竭力”，兄弟“相亲相爱”，“事父母至孝，昏定晨省，奉侍甘旨，终身未有少缺”，“有君子之遗风”；十八世祖(父辈)也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且都“志向远大，往于外夷经商为业，各能衣锦荣归，振作家风，以耀门闾”。[10](P25-28)总之，集美陈氏家族在数百年的繁衍发展中，世世遵循着“亲亲、尊尊、长长”的孝道，代代承传着“善事父母、尊祖敬宗、慎终追远”的传统。由此可见，陈嘉庚孝道观的形成不是没有其精神源头的，他青年时代的孝道实践，是与这种世代相传的“孝悌”家风，有着一脉相承、不可分割的联系。
　　值得注意的是，陈厥祥编著《集美志》，重修“集美陈氏族谱”，遵照的正是其先父陈嘉庚“饮水思源，不可忘本”的遗教，这一遗教，充分体现了儒家“尊祖敬宗、慎终追远”的文化理念。据“集美陈氏族谱”记载，始祖陈煜自定居集美以后，就实行春秋二祭，“庶激励忠孝节义之风”，“见为人子孙尊祖敬宗之意”。到二世祖陈基时，始建集美社陈氏大祖祠，约经200多年后，明代的后裔们又重修了祖祠，并在大门两旁镌刻“尊祖敬宗二百年堂构相承族开集美，亲仁爱众数十传箕裘克绍派衍同安”的对联，彰显了儒家“孝”的伦理精神。为了家族的兴旺发达，陈氏先祖不仅建祠祭祖，还创办家塾族塾，以供本族子弟接受教育。这种祠堂祭祖和家塾教育一直沿续到陈嘉庚的青年时代。可以想见，作为出生长大在集美社的陈氏19世裔孙，陈嘉庚幼年在祠堂祭拜祖先，在私塾接受教育时，就已经形成了朴素的家族观念和孝道意识。他在晚年给子孙后代留下了遗教20则，其中第6条是“饮水思源，不可忘本”；第7条是“家庭之间，大妇和好，互谅互爱，治家之道，仁慈孝义，克勤克俭”。[10](P117)其中蕴涵的孝道观念，也应是青少年时期就已经培育形成了。尽管在辛亥革命以后，陈嘉庚的思想已超越了狭隘的宗族观念，升华为“服务社会”，奉献国家的崇高理念，但透过这些遗教，我们仍不难看到传统孝道对陈嘉庚一生的深刻影响。陈厥祥遵照先父遗教编著《集美志》的“善继善述”行为，还说明以孝悌为内核的“尊祖敬宗、慎终追远”的传统一直影响至陈嘉庚的子孙后代。集美社陈氏大祖祠至今仍保存完好，陈嘉庚的子孙后代和同宗族人也源源不断地回乡寻根祭祖。总之，追本溯源，青年陈嘉庚的孝道观念，是在闽南文化背景的影响和陈氏家族遗风的熏陶下形成的。
从直接的因素来说，青年陈嘉庚的孝道观念，则是与他幼时所受儒家教育和家庭影响分不开的。陈嘉庚的孝道观念首先是来源于儒家的正统教育。陈嘉庚9岁入私塾，“所读三字经及四书等”，14岁时读过朱熹的《四书集注》，直到17岁时因塾师去世而辍学。[5](P393)这9年的儒家思想启蒙，既初步奠定了陈嘉庚的文化知识基础，也使得传统孝道观念浸润在他幼小的心田。除了学塾的功课外，陈嘉庚在少年时期还熟读了《三国演义》和一些通俗史书，渗透在这些通俗读物中的儒家伦理及孝道观念也不能不对他产生一定的影响。
　　陈嘉庚的孝道观念还来自于父母家教的影响。陈嘉庚的父亲陈杞柏少年时就由家乡渡洋到新加坡经商，陈嘉庚的少年时代是在父亲远离家乡的情况下，由母亲一手抚育长大的。“母孙氏，有贤德，敬奉尊长，慈爱孺幼，不随夫渡洋，终身家居。”[3](P1)作为深受传统纲常伦理影响的旧式妇女，陈嘉庚的母亲一生重孝道、听夫命、守妇德，备受乡人的敬重。陈嘉庚从小与母亲相依为命，对母亲感情也极深，母亲的仁爱孝慈品德自然会对他产生潜移默化的重要影响。陈嘉庚的父辈也都是遵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仁义之人，其父陈杞柏在陈嘉庚出生后的十六年间，虽然“仅回乡三次，每次半年左右”。[4](P5)但对陈嘉庚这嫡长子是寄予厚望的。据记载，在陈嘉庚“十四岁那一年，他的父亲回乡，曾摘出经书的句子来考问他，他偶有遗忘，竟惶恐到感觉无以自容，从此求学更加努力。”[11](P77)由此可见，陈杞柏关心儿子课业，未尝没有“望子成龙”的愿望，陈嘉庚少时勤奋读书，也未尝没有“光宗耀祖”的理想，只是因后来社会和家庭形势的变化，陈嘉庚终究没有走上科考仕进之路，而是子承父业，出洋经商，希望将来有一天能发家致富，“衣锦荣归”，“以耀门闾”。
　　集美毕竟因地处海滨，风气早开，故从陈嘉庚祖辈起，出洋谋生者不少。17岁出洋以后，陈嘉庚生活在新加坡这一英国殖民地，受西方文化和近代文明的熏陶、影响，观念日渐开放，视野也更加开阔，这是陈嘉庚以后在思想上能够不断陶旧铸新的重要因素。但出洋初期，尚未奠定基业的青年陈嘉庚，毕竟生活在以中华传统文化为纽带的华侨社会，生活在以父亲为权威、三代同堂，同居共财的大家庭。如同许多侨居海外的华侨，为了与家庭亲人和睦相处，共振家业；为了与同乡族人和衷共济，共谋发展，必然“重亲情，笃宗谊”一样，青年陈嘉庚在家庭生活中恪守孝道，是他安身立命的一种精神寄托和内在精神动力。而他从20岁起，开始热心“乡党祠堂私塾和社会义务”的情怀，则“既是对故园故土的眷顾认同，还是对文化本根上血脉传延的追思溯源”，[7](P83)是海外华侨继承和弘扬传统孝道在青年陈嘉庚身上的初步体现。
1927年1月，陈嘉庚的胞弟陈敬贤在写给其兄的信中说：“窃弟弱冠逢家道中落之后，见吾兄之奋志恢复家声；时值国运革新，吾兄扩大志愿为国效力。”[12](P501)陈敬贤的这段话，不仅十分明白地道出了青年陈嘉庚的孝子情怀，而且概括说明了陈嘉庚在历史的转折时期，其思想“由孝到忠”的嬗变过程。本文只是初略考察了青年陈嘉庚的孝道实践及其文化渊源，至于陈嘉庚在辛亥革命之后，如何在时代潮流的感召下，实现“由孝到忠”、“移孝做忠”的转变，成长为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有机会，笔者拟另文探讨。（张培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