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敦煌莫高窟的一些资料

关于敦煌莫高窟的一些资料
莫高窟简介
莫高窟俗称千佛洞.在甘肃敦煌县城东南二十五公里.洞窟凿于鸣沙山东麓断崖上,上下五层,高低错落,鳞次栉比,南北长一千六百多米,建造年代据武周圣历元年(公元698年)"李怀让重修莫高窟佛龛碑"记载,莫高窟建于前秦建元二年(366年),至唐代武则天时,已有窟室千余龛.
现尚保存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各代壁画和塑像的洞窟四百九二十个,壁画四万五千多平方米,彩塑二千四百十五身,唐,宋木构建筑五座,莲花柱石和铺地花砖数千块.是一处由建筑,绘画,雕塑组成的综合艺术.形式有禅窟与中心柱式,方形佛殿式和覆斗式.窟外原有殿宇,并有木构走廊与栈道相连.画面如按两米高排列,可构成长二十五公里的画廊,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石窟艺术宝库.
藏经洞的发现与敦煌学的兴起
十九世纪末,道士王圆箓来到莫高窟.此时莫高窟十分荒凉,崖间上的行廊多已不存,一些洞口已经崩塌,底层洞窟则已积起厚沙.这里只有一些粗通汉语的藏传佛教宁玛派喇嘛居住.王道士在莫高窟定居后,香火渐盛,他把信徒们施舍的钱财节省下来,开始按照自己对道教的理解来重修和改造莫高窟.他所做的第一步工作就是清除底层洞窟中的积沙.光绪二十六年(1900,一说二十五年)农历五月二十六日,王道士所雇的人在清除第16窟甬道的积沙时,偶然发现了藏经洞(今编号为第17窟).但敦煌当地的富绅无人认识洞内这批文物的价值,腐败的清政府也未能对其进行应有的保护.致使藏经洞中的大批敦煌遗书和文物先后被外国"探险队"捆载而去,分散于世界各地.劫余部分被清政府运至北京入藏京师图书馆.莫高窟的壁画和塑像也遭到劫夺与破坏.1914年至1915年,俄国奥登堡率考察队到敦煌和莫高窟,不仅收集到大批敦煌写本,还掠走了第263窟的多块壁画.1921年,在苏俄国内战争中失败的数百名白匪军逃窜到莫高窟,他们在壁画上任意涂抹,刻画,并在洞窟内烧炕做饭,致使大批壁画被火燎烟熏.1924年,美国华尔纳曾到莫高窟盗剥了大面积的壁画,并掠走彩塑.敦煌遗书和文物的散失对中国文化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但在客观上却推动了东西方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它们进行整理和研究,并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敦煌学.敦煌学的兴起引起了学术界对敦煌莫高窟的重视.自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起,中国的历史学,考古学和美术工作者到敦煌进行考察的人逐渐增多.经过他们的研究和宣传,敦煌莫高窟在文化界的知名度逐渐提高.1944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担负起了保护洞窟临摹,研究敦煌壁画的职责.1951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义物研究所.1984年8月,在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基础上,扩大建立了敦煌研究院.1986年12月,敦煌被国家列为历史文化名城.1987年8月,敦煌县改为县级市.同年12月,敦煌莫高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敦煌壁画简介之"福田经变"
经变画,即经变,亦称变或变相,广言之,凡依据佛经绘制之画,皆可称为"变".敦煌经变画则通常指将某一部甚至某几部有关佛经之主要内容组织成首尾完整,主次分明的大画.经变在南朝时即已出现,据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南朝宋袁倩画有"维摩诘变",梁时儒童画有"宝积经变".莫高窟有经变三十三种,持续时间长的有西方净土变,东方药师变,弥勒经变,法华经变,维摩诘经变,数量最多的是东方药师变.敦煌经变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除了佛经内容外,大量的社会生活内容在经变画中得到生动的体现.许多经变画技巧高超,堪称艺术珍品.
福田经变在现存敦煌壁画中只有两幅,但其形式,技巧和内容在艺术史上却具有重要意义.同时,福田经变的产生与消亡,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佛教发展的轨迹.
敦煌大盗小传
斯坦因(MarcAurelStein1862—1943)英国人.原籍匈牙利.早年在维也纳,莱比锡等大学学习,后游学牛津大学和伦敦大学.1887年至英属印度,任拉合尔东方学院校长,加尔各答大学校长等职.在英国和印度政府的支持下,先后进行三次中亚探险.第一次中亚探险(1900-1901)主要发掘和田地区和尼雅的古代遗址,其旅行记为《沙埋和田废址记》(Sand-buriedRu-insofKhotan,London,1903),正式考古报告是《古代和田》(AncientKhotan,全二卷,1907).第二次探险(1900—1908)除重访和田和尼雅遗址外,还发掘古楼兰遗址,并深入河西走廊,在敦煌附近长城沿线掘得大量汉简,又走访莫高窟,拍摄洞窟壁画,并利用王道士的无知,廉价骗购藏经洞出土敦煌写本二十四箱,绢画和丝织品等五箱.其旅行记为《沙漠契丹度址记》(1912),其中有敦煌骗宝经过的详细记录;其正式考古报告为《西域考古记》(1921),至五卷.第三次探险(1913-1915)又重访和田,尼雅,楼兰遗址,并再次到敦煌,从王道士手中获得五百七十余件敦煌写本,还发掘黑城子和吐鲁番等地遗址,其正式考古报告为《亚洲腹地考古记》(1928),全四卷.还著有《在中亚的古道上》(1933),对二次探险做了简要的记述.1930年,拟进行第四次中亚探险,被南京政府拒绝,其所获少量文物,下落不明.三次中亚探险所获敦煌等地出土文物和文献,主要入藏伦敦的英国博物馆,英国图书馆和印度事务部图书馆,以及印度德里中亚古物博物馆(今在新德里的印度国立博物馆).藏品由各科专家编目,研究,发表大量的研究成果.斯坦因本人除上述考古报告和旅行记外,还编著有《千佛洞:中国西部边境敦煌石窟寺所获之古代佛教绘画》(1921)一书.其论著全目见《东洋学报》第33卷第1号.其生平事迹详见米尔斯基(JeannetteMirsky)著《考古探险家斯坦因爵士传》(1977).
蒋孝琬( —1922)湖南(一说湖南湘阴)人.斯坦因记其字"yin-ma",汉字不明,或称"蒋资生",俗称"蒋师爷".清光绪年间去新疆,在县,州行任师爷.光绪十五年(1889)后,一直在新疆莎车衙门任职.三十二年,斯坦国第二次中亚探险进入新疆,由英国政府驻疏勒(今新疆喀什)代表马继业(GeorgeMacartney)介绍,蒋氏以助手身份与斯坦因同赴敦煌,同时教斯坦因中文.他协助斯坦因处理庶务,疏通关系.帮助斯坦因诈骗到王道士保管的藏经洞经卷及佛画,记录和整理一路考古所得的资料,这些资料成为英国翟林奈及法国沙畹整理和研究斯坦因收集品中汉文材料的基础.光绪三十四年,受聘为英国政府驻疏勒总领事馆中文译员.1913年,斯坦因第二次中亚探险进入新疆,蒋氏因病未能陪同,推荐一李姓师爷与斯坦因同行.1915年斯坦因携窃取的五百七十余卷敦煌写本带回疏勒,蒋氏为之整理,后来马伯乐的编目考释工作多得益于他的初步整理.卒于任所.
伯希和(PaulPelliot1878-1945)法国人.早年在法国政治科学学院,东方语言学院等处学习,后往越南河内,学习并供职于印度支那考古学调查会,即法国远东学院,曾数次奉命往中国,为该学院购买中国古籍.1904年回法国.翌年,由"中亚与远东历史,考古,语言及人种学考察国际协会"法国分会会长塞纳(EmileSenart)委任为法国中亚探险队队长,与测量师瓦扬(LouisVaillant)和摄影师努瓦特(CharlesNouette)一起,于1906年至1908年间进入新疆丝绸之路北道,发掘巴楚,库车等地的佛教遗址,并深入敦煌莫高窟,对全部洞窟编号,并抄录题记,摄制大量壁画照片.因伯希和能操汉语,并熟悉中国古典文献,在取得王道土的同意后,将藏经洞中的遗物全部翻阅一遍,重点在于选取佛教大藏经未收的文献,带有题记的文献和非汉语文献,廉价骗购走大量的藏经洞文献中的精品和为斯坦因所遗的绢画,丝织品.这些收集品运到巴黎,写本部分入藏法国国立图书馆东方写本部,绢画,丝织品等入藏集美博物馆.探险结束后,伯希和经中国内地回河内.1909年,为采购汉籍,携带部分敦煌写本精品,经南京,天津到北京,出示给在京的中国学者罗振玉,蒋斧,王仁俊,董康等人和日本文求堂书店主人田中庆太郎.伯希和在敦煌时,将重要的发现用书信的形式报告给塞纳,后编为《甘肃发现中世纪的文库》(UnebibliothequemedievaleretrouveeauKan-su)一文,发表在《法国远东学院院刊》(BEFEO)第8卷3,4期(1908),陆翔的汉译文题《敦煌石室访书记》(载《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9卷5期,1935).伯希和回法国后,曾编制所获部分敦煌汉文写本的目录(CataloguedelacollectiondePelliotmanuscritsdeTouen-houang,罗福苌译载《国学季刊》第1卷4期,第3卷4期;陆翔译载《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7卷6期,第8卷1期),将所摄敦煌壁画照片,编为《敦煌石窟图录》全六册(1920—1924);并和高梯奥(R.Gauthiot)合作,刊布粟特文《佛说善恶因果经》(1920—1928);与羽田亨合作,刊布汉文《敦煌遗书》(1926).并且在其所主编的《通报》杂志等书刊中发表大量的研究论文.此外各科专家研究他带回来的敦煌文献的成果,形成《伯希和中亚探险队从刊》.伯希和去世后,法国学者编辑《国立图书馆藏伯希和探险队所获文献资料丛刊》和《伯希和探险队考古资料丛刊》,整理伯希和带回的敦煌和中亚资料,其中包括《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伯希和的遗稿由其弟子编辑为《伯希和遗稿丛刊》(OeuvresPosthumesdePaulPelliot),已出版的有《元朝秘史》,《金帐汗国历史注记》,《马可波罗游记诠释》,《卡尔木克史批注》,《西藏古代史》,《中亚及远东基督教徒研究》等.但仍有许多未发表,其目录见日本《史学杂志》第89编10号(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