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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發表於 2007-1-30 01:29 AM 只看該作者
[沈阳日报]邵飘萍与汤修慧的传奇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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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飘萍
汤修慧
邵飘萍之子邵贵生
京报馆牌匾
京报馆
[color= 3333]沈阳日报记者 庞铁明文并摄
去年冬天，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史学博士生林溪声接到中华书局的一项任务，要她写写邵飘萍和《京报》。在微寒的车水马龙的北京，她四处探访邵飘萍的后人和老《京报》馆的旧踪。寻访过程中，她惊奇地发现，邵飘萍与东北存在着种种联系，而邵飘萍夫人汤修慧代夫办报的勇气与智慧，尤其令人惊叹。出于对前辈传奇报人的尊重，2007年新年前后，本报记者专程赴京，与林博士一起进行了采访。
邵贵生老人现与小女儿生活在北京方庄一处新颖的住宅区，偶尔还会去小时候呆过的《京报》馆看看。在“文革”的浩劫中，存放在报馆里的邵飘萍的遗物，包括藏书、文物、手稿、图片、资料等，都被查抄和焚毁。谈起这些事情，老人很平静。在谈到考取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外孙女时，老人的情绪才有些激动，并兴奋地把小外孙女的照片找来给我们。那是一个满脸阳光的女孩儿，也是邵家后人中又一位与先辈职业相关的准记者，只是不能当面问问有这样既是亲人又是同行的前辈，对她来说是不是一种动力？
邵贵生老人已86岁高龄，他是邵飘萍的长子，也是健在的子女中惟一在京的。父亲遇害后，年仅6岁的他和弟弟被家人藏在东交民巷，以防军阀斩草除根。为邵飘萍打幡起灵的是其侄子，邵飘萍的挚友京剧名角马连良冒着生命危险用相机把入殓的过程记录了下来。老人关于父亲的记忆已经模糊了，但提起时仍然是满脸的敬重，我们在温温的茶水浸润下，缓缓地走进回忆。
悲剧 张作霖枪杀邵飘萍
也许，许多今人已经不知道邵飘萍和《京报》的存在。然而，在80多年前的北方，《京报》被赞为是最进步的报纸，鼎鼎大名的《京报副刊》、《莽原》都在其属下，鲁迅、孙伏园、徐凌霄、潘公弼、沈从文、胡也频、石评梅等都曾与之结缘。社长邵飘萍是上至总统总理下至贩夫走卒都能谈得拢的名记者，更是从写文章、到报纸经营、新闻教育无所不精的“新闻全才”。
就是这样一位“以新闻为惟一嗜好”的著名报人，却死在了“东北王”张作霖的手里。两人结怨于1918年2月。其时，张作霖抢劫政府军械，邵飘萍为此撰写了一篇报道《张作霖自由行动》：“奉天督军张作霖，初以马贼身份投剑来归，遂升擢而为师长，更驱逐昔为奉天督军现为陆军总长之段芝贵，取而代之。‘张作霖’三个字乃渐成中外瞩目之一奇特名词。至于今所谓‘大东三省主义’，所谓‘奉天会议’，所谓‘未来之副总统’，所谓‘第二张勋’，时时见之于报纸，虽虚实参半，褒贬不同，委之马贼出身之张作霖亦足以自豪也矣。”从出身到做派，邵飘萍对张作霖都进行了辛辣的讽刺，也为自己的安全埋下了隐患。
1925年底，邵飘萍对起兵倒戈的奉系旧部郭松龄的支持，最让张作霖耿耿于怀。当邵飘萍知道郭松龄有倒戈反张之意时，他便抓紧在冯玉祥、郭松龄之间穿针引线，支持他们签立密约，联合起来反对张作霖。倒戈开始后，《京报》上发表了大量历数张作霖罪状，声援郭冯两位将军的新闻、评论，甚至还发过一大张两整版的《京报特刊》，以厚厚的铜版纸精印左右时局的人物照片，为倒戈造势，引得京城民论沸腾。
已被郭松龄搞得焦头烂额的张作霖汇款30万元，想堵住他的嘴。30万元，这个数字比袁世凯收买梁启超还多出10万，开创了军阀收买舆论界的新纪录。然而，邵飘萍却并不买账，他高调回应：“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于是，张作霖“乃有飘萍必死之心矣”。
1926年4月，张作霖的先头部队，张宗昌率领的直鲁联军开进北京。邵飘萍遭友出卖被捕，“严刑讯问，胫骨为断”，以“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的罪名枪杀于北京天桥，年仅40岁。8月，北京《社会日报》社长林白水同样因言获罪，被张宗昌下令枪杀，世人感叹地称之为“萍水相逢百日间”，“青萍”、“白水”也从此成为中国新闻史上并称的“人杰”与“鬼雄”。
传奇 汤修慧代夫复刊《京报》
邵飘萍共有子女5人，儿子贵生、祥生，女儿乃贤、乃思、乃奇，均系早逝的邵飘萍原配沈夫人所生。邵飘萍去世之后，几个孩子由他的另一位夫人汤修慧抚养。
1929年，在汤修慧主持下，《京报》复刊，并于他蒙难三周年之际出版了纪念特刊。“七七”事变后，汤修慧不愿为日寇张目，毅然停掉了《京报》，并抛弃了全部资产，只身脱出日军包围的故都，辗转奔波全国12个省。在这样的乱世里，邵贵生兄妹几人吃了许多苦头，终于也都长大成人，只是飘零在北京、上海、贵阳等地，纵是真真正正的亲人，却也难得一见。
汤修慧（1892—1986），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女报人。母亲早逝后，她与父亲相依为命，在浙江金华开了一家照相馆度日。汤修慧在那里经常遇见风度翩翩、一身儒雅的邵飘萍。汤修慧聪明灵秀，非常能干，但没有接受过太多正规教育，邵飘萍就出面劝说她的父亲，让她出去见见世面，并由他出资把汤修慧送到了杭州女子师范学校深造。读书期间，两人鸿雁传书，感情日增，终于在1912年结为连理。汤修慧后来成为邵飘萍事业上最得力的同伴和助手，在《京报》创立后，全力协助邵飘萍料理事务。
汤修慧与邵飘萍结合，对邵飘萍来说，是得到了亲密的助手，对汤修慧来说，则促使她冲破传统的藩篱，成为一位独立的女性。新婚期间，汤修慧就协助邵飘萍从事办报活动，并经常为《妇女时报》等报刊撰写评论稿件。1916年，邵飘萍在北京创办新闻编译社，1918年创办《京报》，这时汤修慧已经成为邵飘萍的得力助手，她所写的关于教育、卫生方面的评论辛辣有力，经常博得读者好评。
汤修慧不但全力协助飘萍料理馆务，还帮他搞好新闻学的教学，亲自带学生实习。女记者徐凌影曾回忆说：“平大（指北大）新闻系师生关系很融洽，当时，学生们常去邵先生家，我和汪竞英是江苏人，更受邵夫人汤修慧女士的亲切接待。1925年西山会议时，记者云集香山，邵师母以《京报》记者身份去碧云寺采访，带我同去。”
邵飘萍在遇害以前，经常外出避难，关心他的人曾问他：“你出走后，这个京报馆、通讯社怎么办呢？”飘萍说：“这个不用忧虑，修慧自能料理。”事实上汤修慧确实已经熟练地掌握起报馆的业务。1926年邵飘萍被反动军阀杀害，汤修慧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于1928年恢复出版了《京报》，继承了飘萍的遗志。
《京报》复活当天的报纸上，发表了汤修慧亲笔撰写的《京报二次复活宣言》：“飘萍先生未死也……自始至终，抱猛烈之革命新思想。以种种态度及手段，与帝国主义奋斗者也！与凶狠之军阀奋斗者也！与卑劣之旧官僚奋斗者也！与恶浊之旧社会奋斗者也！与如斯之恶劣环境，飘萍先生，只持一枝秃笔，转战数十年……飘萍先生毕生奋斗最大之武器，惟此《京报》。使京报之工作一日不终止，则飘萍先生之志愿亘古如新。此修慧今日所以不敢辞劳避难也。”
1929年4月24日，邵飘萍逝世三周年，在当天的《京报》上，汤修慧撰文《本报二次停刊之纪念》，其中说道：“凡读吾京报者，当能忆及民十二以后京报之鼎盛时代，议论之激烈，旗帜之鲜明，材料之丰满，复绝一时”，在谈到二次复刊后的《京报》时，认为“不克如前此之壮烈”，坦承《京报》已今不如昔。
主持《京报》的工作，当然会遭到当局的痛恨，他们继续迫害汤修慧主持的《京报》。1929年10月3日南京政府电令北平《京报》再度停刊，北平军政当局立刻将京报馆查封，并传讯了汤修慧。过了一段时间后，汤修慧四出奔走，《京报》才又复刊。这时期，汤修慧活跃在新闻战线上，足迹遍及太原、泰山等地。她注重第一手材料，亲自做采访工作，社务大多委托潘公弼办理。汤修慧也是个社会活动家，为了办好《京报》，她寻求过国民党上层孙科、胡汉民等人的支持。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她和于凤至、刘清扬等参加了北平市妇女界抗日救国会，主张抗日救国，要求宋庆龄、何香凝自海外归国主持妇女运动。
她是个蜚声国内外的女报刊活动家。作为独当一面的女报人，汤修慧有一般女子没有的胆识。包天笑著的《钏影楼回忆录续编》曾经记载了她随夫逛妓院的故事。为了交际应酬，也为了了解社会，和那个时代的男人一样，邵飘萍经常会去八大胡同，逛逛“红灯区”。汤修慧要求陪邵飘萍一起去，邵飘萍没办法只好带她一起去。到了妓院，汤修慧也学着男人的样子“叫条子”，应召的妓女不知道来者也是女人，不禁为之愕然。汤修慧就操着满口吴语和她们称姐道妹地攀谈起来，很快妓女们就解除了顾虑，各的门脸，从一个妓院带着妓女到另一个妓院玩耍叫“过班”。有一次，邵飘萍和朋友带着汤修慧从一个妓院到另一个妓院。“跑厅”过来引领，见汤修慧在其中，便大喊“过班”，把她当作了别院的妓女。汤修慧不干了，上去就是一耳光，一时传为笑谈。
勇敢 报道“九·一八”事变
虽然，在言论上，当年激进、进步的《京报》这时已经逐渐趋于保守，但绝不可否认，在汤修慧的主持和经营下，它是一份爱国的报纸。
在近现代中国，经营报纸是危险的职业，文字之祸又足以杀身。汤修慧以一女性，主持《京报》业绩显著。其言论不仅能言而且敢言，其经营艰苦支撑达十余年。汤修慧本人为事业不怕拘禁，不怕坐牢，其毅力与勇气，令人钦佩，成为我国新闻史上不多见的女性报业经营者。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京报》在9月20日报道了这一事件。同时《京报》在二版右下角打出了两行黑体大字：“各自诉诸良心 永久抵制日货广告”，并以双重花边围绕，十分醒目。同日，在“评坛”栏发表评论文章《如何应付这严重困难》，以忧国忧民之语言指出：“日本军队，突然……以武力占领沈阳，这种实践，实在是违背国际公法的举动，异常重大的。本年度，国家内部，既迭有军事，又加以空前大水灾，这次又遭逢外交空前的事变，国难临头，当然是一幕极严重的形势……”对于各界人士纷纷举行的抗日爱国活动，《京报》也做了一些报道。如9月21日三版，发表消息《对日宣战——冀商联通电主张》，“教育”栏则对北京各高校的反日宣传和爱国活动进行了详细的报道。
“七七事变”之后，汤修慧不愿向日寇屈服，毅然关闭《京报》，抛弃全部家财、产业，逃出北京。1937年7月28日，《京报》出版最后一期，随后即停刊，结束了它19年的历程。抗战胜利后，汤修慧回北京，短暂地续办过一段时间，但因负债累累，只好将报馆抵押出去，《京报》又一次停刊，并再也没有恢复过。
幸运 “文革”中受到毛主席保护
晚年的汤修慧独居在《京报》后院的北屋中，墙上挂着邵飘萍的遗像，对邵飘萍的怀念不时流露在她的言谈中。
“文革”中，汤修慧亦未能逃脱历史的噩运，年近古稀的她被红卫兵打成牛鬼蛇神，遣送回浙江金华老家。她不甘屈辱，向曾在北大旁听过邵飘萍新闻采访课的毛泽东秉笔申诉。毛泽东得知情况后，立即批示予以纠正，并指示将汤修慧接回北京平反，她才得以幸福地安度晚年。
汤修慧堪称一个奇女子，尤其她对待子女恋爱自由的支持，颇让人佩服。在当时的北平读中学时，邵飘萍长女邵乃贤认识了农村来的学生郭根。中学毕业后，邵乃贤升入师大读书，郭根却因参与进步活动受到校方的“处分”，只能离开北平，到青岛去读大学。不久，邵乃贤为情所系，千里迢迢地竟去做“伴读”，也就是到青岛大学做一个“旁听生”。当时青岛大学的女旁听生一共有三个人：邵飘萍的女儿邵乃贤、沈从文的妹妹沈岳萌，以及名叫李云鹤的一位山东女子。
邵乃贤也算是名门之后了，但是，汤修慧却放手了爱女的自由，让一位乡下小子喝了“甜酒”，成全了这一对情侣的挚爱。在这对新人结婚时，她在婚礼请柬和报纸上刊出了这样一条独具匠心的广告——在标明“黄金时代”的邵家后人的照片上，汤女士题写了如下的文字：“我家二十年来所积下的两万三千金，另一万金是利息。”这里说的就是邵飘萍的三位“千金”、二位“弄璋”（公子），以及这个乡下人带来“利息”的毛脚女婿。
汤修慧不仅成全了一对新人，后来还培养那位乡下女婿承传了邵飘萍的事业。在她的介绍下，这位“一万金”的女婿在抗战时加入了当时著名的民间报纸《大公报》，先后在其香港版、桂林版、重庆版任职，后又在抗战胜利后复刊的《文汇报》任总编辑。邵飘萍的《京报》，其报格后来在《大公报》、《文汇报》等报纸上都有所体现，他的未曾谋面的女婿也成为中国新闻史上一位资深的报人（后来转业到了教育界），但是，他的爱女却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滞居上海，在生了三个子女之后，因贫病交加，终沉疴难起而撒手人寰。
1986年3月，一代女报人汤修慧病逝于老《京报》馆内，享年96岁，与丈夫同葬于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
难忘 京报馆前的怀念
从邵贵生老人家出来，我们又辗转找到了老《京报》馆，这是一座两层高的日式灰砖洋楼，它是当时北京新闻界惟一一座自建馆社，位于宣武城南的魏染胡同，不远处就是梁启超曾经纵谈阔论的湖广会馆，当年梁公的文章曾经把江南才俊邵飘萍和湖南少年毛泽东都搅得激情荡漾。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斯诺的采访时，曾盛赞邵飘萍是一位“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并自认是邵飘萍的学生。
冬日的老《京报》馆异常的安静，完全不复当年的喧嚣和倥偬，门口的大树已掉光了叶子，枝枝桠桠没有想象中的冷峭，却透着诉之不尽的孤独，于是，即便是在午后的阳光里，看着邵飘萍手书的“京报馆”三字，我们的心也不由得走进深深的怀念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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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沈阳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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