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读的历史，误解的人

误读的历史，误解的人

李鸿章，中国近代以来最具有争议的人物。自其有生时即是争论不休之人。其功，其过，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赞者称其忠君为国，殚精竭虑，游旋于列国之间，充分运用其外交手腕，在列国争雄的时代避免了中国彻底的沦丧。以其为中坚的“洋务运动”，更是开中国风气之先，开始了中国近代化之历程。恶其者谓其误国误君，签订诸多丧权辱国条约，对外献媚于洋人，对内疯狂镇压太平天国、义和团等运动，是个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卖国贼。有人在《马关条约》签订后作一幅对联以示讽刺：“杨三已死无苏丑；李二先生是汉奸。”对其评价，真可谓“誉之者千万，而毁之者亦千万；誉之者达其极点，毁之者亦达其极点。”

近几十年来，由于政治的需要，赞其者声音逐渐消失，对其的功劳不断抹杀。然历史终究为胜利者之历史，而为政治所用之历史更为编纂之历史。真正的历史只能从当时之时代所得，今有幸读到梁启超先生的《李鸿章传》，敬佩之意尤然而起，敬其眼光学识，佩其超然于政治之学者风范。梁与李何关系也，新党与旧官僚之水火不容之势也，但梁公却作出了“夫李鸿章果足称为中国第一人与否，吾不敢知，而要之观今五十岁以上之人，三四品以上之官，无一可以望李之肩背者，则吾所能断言也。李之死，于中国全局有关系与否，吾不敢知，而要之现在政府失一李鸿章，如虎之丧其伥，鼓之扶其相，前岌岌愈益多事，此又吾之所敢断言也。”天下最难之赞誉莫如出自敌人之口。梁公此论真乃高论！实论！

李鸿章一生所做能“立于当代，留于所世”者为二事。一为办洋务，二为外交。而争议最大者也乃此二事。有人以洋务运动未能改变中国之体制，中日甲午战争北洋海军全军覆没为由认为洋务运动彻底破产。窃却不以为然，洋务运动立足于自强、求富。以办工厂、开学校、购军备为主，引导了当时之民风，使官场、民间莫不“开口便言洋务”，如果说魏源、林则徐之流是放眼望世界之第一人的话，那么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们则是积极的实践者。在他们的努力下，中国的高层不再是坚持闭关锁国，对外隔绝，而是积极的加入世界的潮流之中。创办民族工业更是对抵制西方商品的入侵，防止中国整个经济的崩溃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洋务运动开风气之先，办学校、对外派遣留学生，对当时之中国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我认为，共和的观念不是起源于辛亥革命，而应追溯于洋务运动。如果没有洋务运动，辛亥革命也许不会那么早发生。洋务运动在当时实际上已经在民众心中播下了民主的种子，辛亥革命只是其发芽之结果而已。洋务运动未能使中国走上富强的原因，一是因为时代所限，二是因为李本人只是清政府一员，不可能要求其反对自己的政府。近代学者将之作为批评李之一大理由，是极其荒谬的。《李鸿章传》给予了公允的评价“（李）殊不知今日世界之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李）则以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最终“坐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以洋人之所务者，仅于如彼云也。”

至于外交，将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归结于李鸿章更是不公允的，李不外是清廷之大臣，条约的签订必须得到清廷最高统治者（实为慈禧）的首肯。李决不可能在没得到清廷的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作主。这在当时是绝对的“大不敬”，罢官、下狱不是不可能的，以李之聪明，不至于连这都不明白。事实上是，李游走于列国之间，充分利用各国矛盾，对维护中国的完整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如无李鸿章，中国可以早就被蚕食，岂会中有台湾、香港的割让。中国近二百年来，论外交手腕、尽心为国，能出其左右其唯有周恩来一人而已。

对于李鸿章，还是回到梁启超先生所言“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举天下人面恶之，斯可谓非常之奸雄矣乎。举天下而誉之，斯可谓非常之豪杰矣乎。有人于此，誉之者千万，而毁之者亦千万，誉之者达其极点，毁之者亦达其极点；今之所毁，适足与前之所誉相消，他之所誉，亦足与此之所毁相偿，若此者何如人乎？曰是可谓非常之人矣。”————此乃定论。